当前位置： 首页 > 史志书廊 > 岳阳党史 > 中共岳阳市地方史 > 第一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第二编党在大革命时期（1923．6—1927．7） > 第四章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 > 第二节一切权力归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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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一切权力归农会
四、组织信贷，发展农村经济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为限制中间剥削和高利贷，活跃农村金融，方便农民借贷，农协组织平民储蓄，发展乡村经济。平江、湘阴等县的部分乡村还办起了农民自己的信贷、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采取向农村富裕者集资办储蓄，给困难者发放贷款，扶助农民发展生产。消费合作社也由农民群众集资兴办，给农民群众带来了许多方便。如食盐、石灰、布匹、纸张、百货之类的日常用品，平买平卖，有效地制止了奸商投机倒把和抬高市价，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各级农民协会还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修水塘、筑堤坝，开水渠、修道路、建桥梁等水利和路桥建设。农民在哪里做事，就在哪里的地主家吃饭，并由地主出工钱。农民劲头大，效率高，较好地改变了农村水利条件和道路状况。湘阴县武昌乡同乐团农会规定了修路的标准：通往岳阳、长沙和县城的大路宽8尺，村镇小路宽 5尺。文家农会组织群众修好了文家铺至樟树港、高华岭至五搭桥的大路。云静乡晁家团农会组织群众抢修了斋公岭至新塘湾这段狭窄的人行要道，群众高兴地说： “农会办起来，路也修好了。”
岳阳农民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巩固，是在中国共产党湘（湖南）区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士奇、余贲民、蔡协民、李中和、刘肱臣、傅光夏、陈次蕃等一大批农民领袖，以全部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使党的组织在广大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大革命时期，岳阳农村的党组织和党员人数规模，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异常突出的。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在全国57000多名党员中，平江、岳阳、华容、湘阴、临湘5县农村党员就有2465人。
正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运动是一切“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的“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所要做的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人民出版社，1991年。。轰轰烈烈的岳阳农村大革命，也是国共合作的伟大成果，它充分证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虽然这一成果后来被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蒋介石的叛变所葬送。然而，它播下的革命种子，积累的丰富经验，培养和锻炼的大批干部，为党后来领导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在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各地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倾向。一些地区农民斗争中的偏激现象较为突出，“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第9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这些过激行为的产生，既与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有关，也与几千年来的那种狭隘自私的小农思想有关，更直接受到千百年来农民起义“吃大户”的流寇作风左右。农民运动的过激倾向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争取本来可以争取的社会力量，给扩大和巩固革命联合战线增加了困难和阻力，实际上也为后来湖南的马日事变等反革命政变提供了口实。
各级农民协会还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修水塘、筑堤坝，开水渠、修道路、建桥梁等水利和路桥建设。农民在哪里做事，就在哪里的地主家吃饭，并由地主出工钱。农民劲头大，效率高，较好地改变了农村水利条件和道路状况。湘阴县武昌乡同乐团农会规定了修路的标准：通往岳阳、长沙和县城的大路宽8尺，村镇小路宽 5尺。文家农会组织群众修好了文家铺至樟树港、高华岭至五搭桥的大路。云静乡晁家团农会组织群众抢修了斋公岭至新塘湾这段狭窄的人行要道，群众高兴地说： “农会办起来，路也修好了。”
岳阳农民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巩固，是在中国共产党湘（湖南）区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士奇、余贲民、蔡协民、李中和、刘肱臣、傅光夏、陈次蕃等一大批农民领袖，以全部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使党的组织在广大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大革命时期，岳阳农村的党组织和党员人数规模，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异常突出的。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在全国57000多名党员中，平江、岳阳、华容、湘阴、临湘5县农村党员就有2465人。
正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运动是一切“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的“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所要做的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人民出版社，1991年。。轰轰烈烈的岳阳农村大革命，也是国共合作的伟大成果，它充分证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虽然这一成果后来被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蒋介石的叛变所葬送。然而，它播下的革命种子，积累的丰富经验，培养和锻炼的大批干部，为党后来领导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在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各地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倾向。一些地区农民斗争中的偏激现象较为突出，“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上）第9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这些过激行为的产生，既与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有关，也与几千年来的那种狭隘自私的小农思想有关，更直接受到千百年来农民起义“吃大户”的流寇作风左右。农民运动的过激倾向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争取本来可以争取的社会力量，给扩大和巩固革命联合战线增加了困难和阻力，实际上也为后来湖南的马日事变等反革命政变提供了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