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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一切权力归农会
二、打击土豪劣绅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长期以来，土豪劣绅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各县农民协会建立后，把土豪劣绅控制的政权打个稀烂。农民群众运用取得的权力，以锐不可挡的气势向土豪劣绅开战。
一是在经济上打击地主豪绅。过去岳阳各地公产名目繁多，寺庙有庙产，区乡有积谷会、路会、桥会、堤会、育婴堂等等，多的收租几千石，少的也有几十石。土豪劣绅利用掌管的这些公产田租，从不公布账目，有的贪污鲸吞，有的如同己有，农民群众敢怒不敢言。如今农民有了权，便理直气壮向豪绅地主算账，他们的办法是：
清算公产。岳阳、平江、湘阴、华容、临湘农民协会成立后，成立清理公产公款委员会。挑选为人正派，能说会算，了解公产公款仓谷收支出入情况的人，担任“清理”委员，有组织、有领导地向土豪劣绅进行清算。先追缴账簿、封仓核查，逐笔逐项清算，然后量谷核数。凡属假账、缺额（少谷），追查到底，贪污鲸吞的一斤一两都要追回。岳阳县毛田南冲的刘氏祠堂，有水田50多亩，每年收的租谷均作祠堂公产。这笔公产名义上由刘姓中推选出10人经管，实际上大权控制在地主豪绅手里。农会组织对其清算后，追回了被地主贪污的赃款，其全部财产由农会接管。平江长寿街土豪方祝卿经管5个粮仓，囤谷400余石，放高利贷盘剥贫苦农民，农会对他进行了清算，裁决其退赔稻谷100石。华容劣绅罗襄，集族长、团长、垸首于一身，农会查出他犯有贪污剥削罪，责令其交出剥削农民的课谷80 石，令其退赔贪污款折谷100石。这样的清算斗争，各县极为普遍。
罚款济贫。临湘县五里牌大讼棍王德风、聂市土豪姚子嘉剥削农民不择手段，被农会查知后，区农协根据农民的强烈要求，分别给予罚款1500元银元、2000 元银元。岳阳县新墙区商会会长王奱卿是当地一霸，他在负责收取商民的商捐时，从中贪污作弊，1926年下半年，经农会查知后，罚银元2000元。荣家湾、毛田等地的农会，还普遍将地主的田充公，勒令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济贫。湘阴县显庆乡大义团邵福田有田460多亩，每年收租谷960石，农会令其派捐稻谷 150石，他违抗不从，农会便组织群众上门说理斗争，加罚银元400元，谷300石。该地大地主吴祖湘、吴祖庭、吴南庭三家，每年均可收租800石，农会裁决他们各捐银元100元，谷100石，将捐出的钱、谷救济贫苦农民。
减租减息。根据中共湖南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的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中的规定：平江、湘阴两县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减息办法。后来农会把二五减租改为对半分，佃租各半，最后10石租只给二三石谷。岳阳县的部分乡，佃户都不交租了，而由农会给地主发口粮。
放高利贷，是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手段之一。一切权力归农会后，普遍开展了减息斗争。如平江县原借100元银元年息要还20元至30元，农会限制到期只还 10%；湘阴县农民协会规定利息不超过2分；岳阳县由原来50%的年息减至15%或20%；对于那些残酷的“印子钱”、“尖子钱”等高利贷则一概取消。该县毛田、渭洞等地还普遍进行了退押，农会勒令地主交出农民借贷所立的押契，付之一炬，本息也一笔勾消。
二是在政治上打击豪绅地主。农民协会在政治斗争中逐步注意讲究策略，对于比较开明的土豪劣绅，只要他们接受农民协会的号召，如减租减息、平粜谷米，就不予追究。斗争锋芒主要针对那些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欺压人民的恶霸劣绅，并根据他们的罪行轻重、态度好坏采取不同的惩处方法。各地农会将那些族长、团总、垸首赶下台，摘掉头上的官帽，统统靠边站，把他们打入“另册”。对那些鲸吞公产，又不认罪或不缴烟（鸦片）枪，公开抵制农会命令的土豪劣绅，就强迫他们戴高帽游乡（又叫游团），让他们戴顶纸扎的帽子，写上其名或罪名，用绳子绑了押着窜村游乡示众，让他们颜面扫地，做不起人。一些讲体面的土豪劣绅，最害怕这种 “丢人现世”的处罚，有的宁愿出钱受罚认罪，也不愿戴高帽游乡。对少数称霸一方，欺压群众，横行霸道，罪行严重，拒不认罪的，送进县监狱。对极少数有血债、人命，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给以枪毙。岳阳县团防局长姜子林、劣绅周嘉淦，华容县劣绅傅道南、孙伯助，临湘县对抗农民运动的詹先甲，湘阴县大劣绅葛裕厚、蔡正明、钟纯生等先后由当地或长沙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处死刑，予以枪决。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威风扫地，人民群众则扬眉吐气，拍手称快。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到：“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是在经济上打击地主豪绅。过去岳阳各地公产名目繁多，寺庙有庙产，区乡有积谷会、路会、桥会、堤会、育婴堂等等，多的收租几千石，少的也有几十石。土豪劣绅利用掌管的这些公产田租，从不公布账目，有的贪污鲸吞，有的如同己有，农民群众敢怒不敢言。如今农民有了权，便理直气壮向豪绅地主算账，他们的办法是：
清算公产。岳阳、平江、湘阴、华容、临湘农民协会成立后，成立清理公产公款委员会。挑选为人正派，能说会算，了解公产公款仓谷收支出入情况的人，担任“清理”委员，有组织、有领导地向土豪劣绅进行清算。先追缴账簿、封仓核查，逐笔逐项清算，然后量谷核数。凡属假账、缺额（少谷），追查到底，贪污鲸吞的一斤一两都要追回。岳阳县毛田南冲的刘氏祠堂，有水田50多亩，每年收的租谷均作祠堂公产。这笔公产名义上由刘姓中推选出10人经管，实际上大权控制在地主豪绅手里。农会组织对其清算后，追回了被地主贪污的赃款，其全部财产由农会接管。平江长寿街土豪方祝卿经管5个粮仓，囤谷400余石，放高利贷盘剥贫苦农民，农会对他进行了清算，裁决其退赔稻谷100石。华容劣绅罗襄，集族长、团长、垸首于一身，农会查出他犯有贪污剥削罪，责令其交出剥削农民的课谷80 石，令其退赔贪污款折谷100石。这样的清算斗争，各县极为普遍。
罚款济贫。临湘县五里牌大讼棍王德风、聂市土豪姚子嘉剥削农民不择手段，被农会查知后，区农协根据农民的强烈要求，分别给予罚款1500元银元、2000 元银元。岳阳县新墙区商会会长王奱卿是当地一霸，他在负责收取商民的商捐时，从中贪污作弊，1926年下半年，经农会查知后，罚银元2000元。荣家湾、毛田等地的农会，还普遍将地主的田充公，勒令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济贫。湘阴县显庆乡大义团邵福田有田460多亩，每年收租谷960石，农会令其派捐稻谷 150石，他违抗不从，农会便组织群众上门说理斗争，加罚银元400元，谷300石。该地大地主吴祖湘、吴祖庭、吴南庭三家，每年均可收租800石，农会裁决他们各捐银元100元，谷100石，将捐出的钱、谷救济贫苦农民。
减租减息。根据中共湖南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的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中的规定：平江、湘阴两县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减息办法。后来农会把二五减租改为对半分，佃租各半，最后10石租只给二三石谷。岳阳县的部分乡，佃户都不交租了，而由农会给地主发口粮。
放高利贷，是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手段之一。一切权力归农会后，普遍开展了减息斗争。如平江县原借100元银元年息要还20元至30元，农会限制到期只还 10%；湘阴县农民协会规定利息不超过2分；岳阳县由原来50%的年息减至15%或20%；对于那些残酷的“印子钱”、“尖子钱”等高利贷则一概取消。该县毛田、渭洞等地还普遍进行了退押，农会勒令地主交出农民借贷所立的押契，付之一炬，本息也一笔勾消。
二是在政治上打击豪绅地主。农民协会在政治斗争中逐步注意讲究策略，对于比较开明的土豪劣绅，只要他们接受农民协会的号召，如减租减息、平粜谷米，就不予追究。斗争锋芒主要针对那些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欺压人民的恶霸劣绅，并根据他们的罪行轻重、态度好坏采取不同的惩处方法。各地农会将那些族长、团总、垸首赶下台，摘掉头上的官帽，统统靠边站，把他们打入“另册”。对那些鲸吞公产，又不认罪或不缴烟（鸦片）枪，公开抵制农会命令的土豪劣绅，就强迫他们戴高帽游乡（又叫游团），让他们戴顶纸扎的帽子，写上其名或罪名，用绳子绑了押着窜村游乡示众，让他们颜面扫地，做不起人。一些讲体面的土豪劣绅，最害怕这种 “丢人现世”的处罚，有的宁愿出钱受罚认罪，也不愿戴高帽游乡。对少数称霸一方，欺压群众，横行霸道，罪行严重，拒不认罪的，送进县监狱。对极少数有血债、人命，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给以枪毙。岳阳县团防局长姜子林、劣绅周嘉淦，华容县劣绅傅道南、孙伯助，临湘县对抗农民运动的詹先甲，湘阴县大劣绅葛裕厚、蔡正明、钟纯生等先后由当地或长沙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处死刑，予以枪决。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威风扫地，人民群众则扬眉吐气，拍手称快。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到：“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