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次年1月，共产党员朱婴从上海来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委员董必武要他回华容办教育，一则以推动抗日，二则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朱婴回到家乡后即着手办学。当时正值春节，他借群众舞狮玩龙之机，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进步青年的爱国热忱。春节后，朱婴不辞辛苦，调查走访有关人士，察看东山地区地形，发现黄鹤岭一带山岭重迭，反动势力比较薄弱，且是老苏区，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理想的办学基地。于是，他积极联络当地大革命时期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包泽英、蒋子辉、廖凤声等人商谈办校事宜，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当时，益阳孙慕韩在黄鹤岭办了一所私塾，有学生10余人。朱婴与孙联系，决定合作办学。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成立“东山书院”，重建学制，提出“为抗日培养一批有志之士”的教育宗旨。消息传出，不到一月，学生骤然增至 50余人。
朱婴根据形势的发展，租黄志健家的瓦房两栋和刘家祠堂的房子一间作校舍，于1938年2月将“东山书院”正式定名为“东山中学”，聘请董必武、沈钧儒、钱俊瑞、邹韬奋、章乃器、黄松龄等县内外知名人士为校董，以董必武为名誉董事长，组成东山中学校董会，校长朱婴。此后，爱国青年蜂拥而至，秋季开学时，计有 5个教学班，学生增至200多人。学生来自华容、益阳、南县、安乡、石首、监利、岳阳、沅江等地。
东山学校的开办，受到中共党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注与支持。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副教育长何长工曾来信热烈祝贺，并特别指出，学校“无事则为弦歌之地，有事即为戎马之场”。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共产党员韩劲风、朱维泗分别担任训育主任和军事教官，并确定韩劲风负责建立党组织。许多人士纷纷资助，解决办学经费的困难。董必武在每月只有一元津贴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捐献光洋10元。热心家乡教育的国民党爱国军官韩梅村时任国民革命军某部旅长，1948年在东北率部起义。捐献光洋1500元。
学校除开设语文、数学、理化、地理、历史、英语、音乐等课外，还开设政治和军事课。政治课主要讲授《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十月革命》；军事课主要讲授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原则。学校校刊辟有“延安通讯”、“鲁迅艺术”等专栏，介绍“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情况，并就抗日问题展开讨论。
为使学生肩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学校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自编自演活报剧，教唱抗日歌曲，印发抗日传单，开展抗日宣传。农忙时节，学校还组织学生帮助农民插秧、收割。由于学校办学思想明确，训导有方，深受群众和开明人士的赞扬和拥护。
东山中学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遭致国民党顽固派造谣诬蔑，并不择手段捣乱破坏，经常派特务探听、搜查。县长王强毅和县警察局局长徐上达几次到学校进行恫吓，不许学生再来校听课，并向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密告：“韩梅村拿国民党的钱给共产党办学，应予严办。”不久，韩梅村被追查。此时，学校内部也有人借学校危难之际趁火打劫，骗取公款潜逃，使学校经费告罄。另外，抗日时局也越来越紧张。在内外夹击的险恶环境下，1938年11月初，东山中学被迫停办。朱婴身处逆境，斗志犹坚。他根据董必武输送革命青年去延安的指示，率领部分爱国学生，组织华容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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