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平江惨案与各级党组织面临的严峻局面

五、各县党组织面临的严峻局面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平江惨案的发生,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使各县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在华容,正当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时,以徐上达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华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首先用各种卑劣手段对东山中学进行破坏,使东山中学被迫停办。其次,派出特务收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秘密杀害共产党人。 1939年7月16日 ,中共华容县委委员刘少逸召集地下党负责人在南山何家祠堂开会时被敌侦悉,刘少逸和南山区委书记何汉广、文化抗日会领导人何光德及共产党员陈次蕃、戴国钧、沈梅仙、许元吉、包友贵等8人被杀害。中共华容县委、南山区委遭破坏后,徐上达一伙又对民先队华容总队队员大肆搜捕和杀害,何光华等人被迫离开华容。同年 10月,东山乡民先队队员包炳煌、黄必发、沈东甲等被逮捕入狱,东山民先队遭到破坏。至此,全县只剩下2个党支部和50多名共产党员。
    岳阳县的形势也日益恶化。平江惨案后,国民党军驻湘鄂赣各部队的师政治部主任举行秘密联席会议,提出“如发现共产分子,即就地枪决或以汉奸罪名处死”。会后,驻黄岸市国民党军八十二师政治部即组织暗杀团,在特务连、锄奸队等名义掩护下进行暗杀活动。为保护党的干部,岳阳中心县委抓紧党员干部的撤退工作。 1939年底,安排何育群、彭桂芳、彭庆旨、周作楣(女)等人陆续去新四军工作,杨贞浓等4人由湘鄂赣特委以江西省委名义介绍去延安。1940年2月下旬,中心县委又决定将杨贞浓、许曙升、沈超、周湘溥调往延安,李继渊(临湘县党组织负责人)、姚钟隆、王国雄、李开桂(王国雄之妻,非党员)等前往新四军,同时决定由彭庆明接任中心县县委书记。4月初,就在中心县委加紧撤退工作时,李熙檀、王国雄、李开桂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秘密杀害。不久,杨其春叛变,供出在七十军中有共产党员,潜入七十军学生连的陈昂、刘美印、邓芬、杨大明、万仁杰、刘荣生和许益等7人被捕,除许益年龄小被保释外,其余6人均在 1940年底英勇就义。潜入该军军事连、儿童连和合作社的毛国苏、陈绍凡等9人迅速转移。此外,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在县境的不同地点遭敌杀害。彭援华、王养直、彭庆明等主要负责人侥幸脱险,被迫离开家乡。至此,中共岳阳中心县委遭严重破坏,各级组织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7年后,岳阳县境内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
    中共岳阳中心县委主要干部转赴延安后,负责临湘党组织工作的李继渊,接上级指示,即准备转到新四军工作,但几次转移均被敌特阻回。加之地下联络失密,国民党临湘县县长王翦波掌握了中共临湘地下党组织情况,便下令捕杀共产党员。1941年至1942年,先后捕杀了李继渊、易鹤鸣、梅重奇等县委负责人和梅继尧、李海燕等党员,其余党员皆强令其自首,临湘县委遭到破坏。
    惨案发生后,中共岳阳中心县委派彭武到湘阴县长乐街,通知中共湘阴县委转入地下斗争。湘阴县委立即组织党员以经商、教书、行医等职业为掩护,进行转移隐蔽。为加强联络,分别在长乐街湘益长粮油行、新市街民生酒坊、汨罗车站湘岳旅社、牌楼黎祠堂小酒店建立4个联络站,指定游德茂、张仁生、虞梅白、黎新成担任联络员。虽然县委、区委和支部基本上停止公开活动,但湘阴县的党组织得以保存下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湘阴县政府于 19 41年2月26日 出动县乡武装,在智峰、长乐、新市、黄谷市等处将县委成员余可嘉、符保林、金干堂、黎常春以及区委书记陈干卿、李永保逮捕监禁,使全县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从此,党组织完全停止活动。
    平江县党组织遭破坏的程度较其他县最为严重。面对国民党的密捕暗杀,省委决定湘鄂赣边区特委撤离平江。撤离人员大多是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们一部分撤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一部分撤到上饶新四军办事处。撤离后,平江留下一个工作团。这些同志白天藏在山上的棚屋子内,晚上坚持革命活动。1942年6月,因工作团负责人李旦生叛变,党组织才完全停止活动。至此,平江县18个区委、56个党支部几乎全遭破坏,610余名共产党员牺牲了130多人,大部分撤至外地,少数人叛变,隐蔽下来的有2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