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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桃花山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
七、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离湘北撤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1945年8月中旬，江南中心县委获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即派开明绅士蒋子辉、许长城、蔡泽、郑拜庭等到华容县城，敦促日军缴械，但遭到拒绝。
19日，江南中心县委副书记李秉范带两个警卫排由桃花山九佛岗至砖桥，同江南中心县县委书记梁诚一道，召开江南指挥部成员和第五、第六联乡办事处主任会议，研究攻占华容、石首县城，消灭两县日伪事宜。会议正在召开时，收到襄南军分区急电，告之国民党军队已抵安乡县官垱，为保存实力，要求江南军政人员立即撤退至江北待命。命令下达后，江南指挥部5个主力连和地方干部共1000多人，分3批在南河口北渡长江，转移到江北横沟市。当天下午，接襄南军分区指令，梁诚速率江南挺进支队3个主力连赶赴熊口军分区司令部待命。为此，江南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梁诚率部星夜赶赴熊口，整个撤退任务及善后工作由李秉范、郑怀远负责处理。
根据襄南地委的指示，除留下坚持地下斗争的基本连和部分地方工作人员外，其余部队和地方干部、机关工作人员一律撤至熊口待命。石公华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及江南指挥部抵达熊口后，江南挺进支队随三军分区和五军分区的部队编入江汉军区独立旅，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彭桂泉、冀学华、何家栋等一批部队干部暂回公安县。留下的部分武装，组成江防大队，坚持斗争，迎接解放战争的到来。
桃花山根据地的开辟，使鄂豫边区根据地同湘鄂赣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对敌占华中重镇武汉的包围，为鄂豫边区的巩固、扩大，为新四军第五师坚持敌后抗日斗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上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使新四军在洞庭湖滨牢牢地站住了脚跟。党员人数由200多人发展到 400多人，部队由100人枪发展到近千人枪，各区中队的武装人数也发展到两个连以上。为发展和壮大新四军五师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不仅满足了石公华地区党政军本身的需要，而且为鄂豫边区党政领导机关和新四军第五师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1944年1月，随着嘉（鱼）蒲（圻）临（湘）根据地的开辟，襄南与鄂南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3月，襄南地委决定创建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新四军开辟襄南，恢复襄西，进军鄂南，又跃马长江，进军洞庭湖畔，这就不仅完成了对武汉的四面包围，而且可东控平汉、粤汉铁路，西扼长江，缚住了敌人的手脚，有力牵制了日军南犯的兵力，为后来的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桃花山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9月创建到1945年9月结束，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它在鄂豫边区抗战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19日，江南中心县委副书记李秉范带两个警卫排由桃花山九佛岗至砖桥，同江南中心县县委书记梁诚一道，召开江南指挥部成员和第五、第六联乡办事处主任会议，研究攻占华容、石首县城，消灭两县日伪事宜。会议正在召开时，收到襄南军分区急电，告之国民党军队已抵安乡县官垱，为保存实力，要求江南军政人员立即撤退至江北待命。命令下达后，江南指挥部5个主力连和地方干部共1000多人，分3批在南河口北渡长江，转移到江北横沟市。当天下午，接襄南军分区指令，梁诚速率江南挺进支队3个主力连赶赴熊口军分区司令部待命。为此，江南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梁诚率部星夜赶赴熊口，整个撤退任务及善后工作由李秉范、郑怀远负责处理。
根据襄南地委的指示，除留下坚持地下斗争的基本连和部分地方工作人员外，其余部队和地方干部、机关工作人员一律撤至熊口待命。石公华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及江南指挥部抵达熊口后，江南挺进支队随三军分区和五军分区的部队编入江汉军区独立旅，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彭桂泉、冀学华、何家栋等一批部队干部暂回公安县。留下的部分武装，组成江防大队，坚持斗争，迎接解放战争的到来。
桃花山根据地的开辟，使鄂豫边区根据地同湘鄂赣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对敌占华中重镇武汉的包围，为鄂豫边区的巩固、扩大，为新四军第五师坚持敌后抗日斗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上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使新四军在洞庭湖滨牢牢地站住了脚跟。党员人数由200多人发展到 400多人，部队由100人枪发展到近千人枪，各区中队的武装人数也发展到两个连以上。为发展和壮大新四军五师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不仅满足了石公华地区党政军本身的需要，而且为鄂豫边区党政领导机关和新四军第五师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1944年1月，随着嘉（鱼）蒲（圻）临（湘）根据地的开辟，襄南与鄂南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3月，襄南地委决定创建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新四军开辟襄南，恢复襄西，进军鄂南，又跃马长江，进军洞庭湖畔，这就不仅完成了对武汉的四面包围，而且可东控平汉、粤汉铁路，西扼长江，缚住了敌人的手脚，有力牵制了日军南犯的兵力，为后来的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桃花山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9月创建到1945年9月结束，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它在鄂豫边区抗战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