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第三章为巩固人民政权而斗争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第三章为巩固人民政权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广大城乡尚存在着散股顽匪、反动会道门、封建把头等反革命势力的经常骚扰，因而征借粮草，支援解放军过境及清剿土匪成为各县最突出最紧迫的中心任务。1950年夏，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各县县委、县政府发动人民群众投入抗美援朝运动。筹粮支前、清剿土匪和抗美援朝的胜利，为巩固人民政权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筹粮支前
一、组建筹粮机构与队伍
自 1949年8月至1950年1月，在湖南先后过境的解放军部队约120万人，骡马近10万匹，而地处湘北的岳阳地区是解放军南下和西进的必经之路。在临湘县，有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第四纵队汇集整训；岳阳县有驻军第四七五团、铁道兵团护桥队、解放军第十四医院等16个单位7000余人；湘阴县有驻军约2.4 万人在高坊乡、新市乡一带休整，有先遣司令部900余人驻防城关执行清匪安民任务，此外，党领导下的第十一师和湘北人民自救军1500余人在等待整编；平江县有驻军1万余人，过境的有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的6个师，再加上炮兵队、后勤机关共好几万人；华容县有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从华东转战西南过境。各县除筹粮支援源源不断的过境大军及驻军外，还要保证南下各机关部门的正常运转和大批干部的正常工作，任务十分紧迫。
为迅速做好粮草筹集的组织工作，
为培训一支借粮骨干队伍，各县委举办干部短期培训班，学员学习结束后，组成若干个工作队，分赴各乡开展借粮支前工作。岳阳县组织发动近400名小学教员、 100多名建设学院的学生和县区干部共800多人深入区乡做工作。湘阴县参加借粮支前的有894人，其中南下干部89人，建设学院学员74人，五期短训班积极分子561人，工作实际中培养的干部170人。平江县共组织1300余人的队伍参加筹粮工作。华容县第一期短训班的260多名学员，全部投入征粮工作。各县还在农村请当地一些参加过革命斗争、有一定组织活动能力的老同志参加，另外，还利用一些表现较好的留用人员和旧乡保甲长开展征粮工作。通过大量的培训教育和组织发动，形成一支庞大的征粮队伍，活跃在境内各地。
二、全面铺开借（征）粮工作
1949年8月中旬开始，借粮工作陆续在各地铺开。各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采用先借后征，以借抵征的办法，即借粮收据由县政府盖印，日后抵交公粮。
（一） 宣传发动群众。借粮支前工作队到达各地后，运用办墙报、张贴标语、发宣传品、文艺表演、群众座谈等形式进行宣传发动，使广大群众明白借（征）粮支前的意义和党的具体政策。如湘阴县以原城关学联成员为骨干，吸收县干训班学员共21人，组成“火花工作队”开赴文家乡、道南乡开展筹粮工作。地委副书记罗其南，县农会主席李保荣等率13名干部组成借粮实验组，进驻道南乡九保开展借粮试点。平江籍知识分子陈资舫从南京返回家乡长寿时，通过主动和当地旧商会负责人联络，召集长寿街几个头面人物商议，利用保甲组织开展筹粮工作，2个月筹集5万余公斤粮食。
（二） 组织评议，落实任务。由于各县政权机构刚建立，对于各地的田亩面积、产量、人口等情况还来不及了解，加上有的地方连年遭受旱灾、水灾，多数老百姓缺少粮食，借粮对象主要地主是富农和有存粮的农户。按照“粮多的多出，粮少的少出，无粮的不出”的政策，普遍采用农民代表会形式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评议。为防止地主瞒田瞒产，各地组成评议会，召开保民大会，选出为人正派、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人员担任保评议员。各县委要求指挥部工作人员和县乡干部深入基层，到群众中调查摸底，掌握存粮大户的情况。评议会发动群众自报自议、民主评议、张榜公布，确定借粮数目。征粮标准执行中央规定：地主不得超过其全年粮食总收入的 50%；富农不超过35%，佃农不超过20%，中农不超过15%，贫农一般不借或不超过5%。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黑田”多，即有的田地未上册，有的涂改了田亩册，有的假立户头，将田分散，有的互相隐瞒，还有的地方将无益公产转化为有益公产。如湘阴县文家乡和道南乡有几个保的“黑田”竟达50%以上，锡安乡有一家将田土分成28个户头。这些问题如解决不好，势必影响任务的合理分配。在评议落实之前，通过设密报箱举报，抓重点来教育一般，利用矛盾互相揭发等方法，开展挤“黑田”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对个别乡保长在筹粮中徇私舞弊，压迫勒索群众的现象，工作组进行必要的处置。
（三） 严厉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借征办法触及了地主、富农的利益，各地对那些煽动群众闹事、殴打农民代表、威胁逼迫评议员辞职等现象，给予有力打击。如华容县刘克中煽动群众到三岔河抢粮，县政府立即将其逮捕并处以极刑。1949年冬至1950年春，湘阴县发生抢劫粮库案13起，劫走公粮61.5万公斤，匪首刘玉生、吴坤等被处决，被抢的大部分粮食被追回，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借粮支前的顺利进行。
（四） 严密组织调运。为确保粮草及时供给前线，各县在大军经过的县城和交通要道设置了支前供应站，准备茶水、大米、柴草、车船和向导。建立船运队、担架队、勤务队、人力车运输队等群众运输队组织。有时为防沿途土匪袭击，还派地方武装押送。在运送粮草支前工作中，长沙专区动员了194.3万个民工，修理码头动员了 14.6万个民工。岳阳县城陵矶港共组建16个船队，船队由班、排组成，每班10至15只小划子，遇到大风浪，小船不能开，就开风帆船，当时旧政府移交给新政府的8条风帆船承担此任务。城陵矶港按时完成运送至益阳、常德、长沙、荆州等地3万余人和1100余头骡马的转送任务。湘阴县组织2900多辆人力车，均按班、排、连编排好，在县内13个码头和4个粮草集中站组织搬运工人908人，肩负突击任务。华容县几条简易公路，残缺不全、无法通车，运输主要靠水路，县里设城关、北景港2个兵站，县委利用保甲长做通曾担任过水保长的孟良的思想工作，以孟良为主成立船业公会，很快把船只集中起来，将粮食及时运到前线。平江县大多是山路和崎岖小道，要将筹集的粮草运到支前点并不容易。如平江县岑川离支前点梅仙有好几十里路，中间要翻越两座大山，农民们大多是靠人力 “两头摸黑”一担担挑送。
在广大农村掀起群众性征粮支前热潮的同时，城市的工人群众也开展了增加生产、恢复交通、支援前线的运动。1949年10月，在配合铁道兵抢修汨罗江南渡铁路大桥时，湘阴县委发动1000余民工参加，5天后竣工通车，支援了粤汉铁路的通车。
借（征）粮工作，历时近半年，由于党政军各方面的努力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各县基本完成筹粮任务。岳阳县不到1个月，完成4300多万斤粮食的借（征）任务。临湘县于11月中旬共征借大米942万公斤，木柴1.85万公斤、马草314万公斤，全面完成任务。湘阴县于11月中旬完成征借大米435万公斤，木柴68.9公斤，稻草14.4万公斤。平江县1个月筹集粮食330万公斤，柴草150万公斤。华容县8、9两个月如期完成350万公斤的借粮任务，至 1950年春节前，全县完成征收公粮1319万公斤的任务。
1950年1月，各支前机构撤销，对驻境、过境野战部队的供应，由政府指定有关部门负责。
第二节 剿灭土匪
一、匪患的猖獗
解放前夕至解放初期，境内5县有大小股匪74支，约7000人。这些股匪有两大类：一类是公开打出反共旗号的政治股匪，其头子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他们以反共反人民、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另一类是经济匪特，其头目多为惯匪，主要抢劫财物，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岳阳县有股匪13支，1140人，较大者有控制洞庭湖区大小股匪的周烈的“滨湖挺进司令部”，有策划在岳阳、临湘县制造暴乱的胡春台、胡坤的“湘鄂赣剿共总司令部”，有活动在君山、鹿角一带的郭良生匪部。临湘有沈万选等股匪7支。平江县有股匪18支，2400余人枪，较大者有聚集幕阜山区的李高峰部、盘踞长庆、虹桥、天岳、浆市等一带的魏农清、吴勇等部。湘阴县有股匪18个，1500余人枪，较大者有万寿鼎的“湘鄂赣边区反共自救军第三纵队”、“东霸天”徐永昌部、“西霸天”陈熙珊部。华容县有股匪 4支，较大者有活动于华容、岳阳、南县的黄涤、徐上达的“湘鄂边区反共救国军洞庭挺进纵队”，共1400多人枪。
由于人民政府对起义部队的待遇比较优厚，对游杂武装处理比较温和，加之反革命特务组织被打乱，其新的指挥中心尚未建立起来，在一段时间里，多数地区表面显得较平静，但秋征后，由于初步贯彻合理负担，地主利益受到冲击，政治特权受到打击，引起地主等反动阶级的极端仇恨。他们纠合潜伏匪特，制造谣言，恐吓群众，抢劫钱粮，放火放毒，暗杀解放军官兵、国家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袭击剿匪部队和区政府，扰乱社会秩序，威胁人民群众安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据粗略统计，1949年7月至1950年底，境内共发生土匪抢劫大案400余起，被抢公粮115万公斤。1950年1月，临湘县以沈万选为首的“湘鄂赣反共救国军”匪帮，活埋县人民政府派去说服其投诚的干部杜延寿，打死长安乡板桥村农协会主席卢国爱，枪杀县大队战士李章保。至6月，共杀害干部4人，群众3 人。华容县共发生烧、杀、抢劫匪案42起。1950年1月，一伙匪特利用饥荒煽动数千群众在北景港暴乱，冲击区政府，抗粮抢粮。1951年4月，常德公安处土改工作队妇女干部左业谟在华容赤眼湖被一伙地主勒死抛尸白家湖。至1951年底，全县有12名农民被恶霸残害致死。湘阴县至1950年10月底，发生土匪抢劫财物案128起，抢劫粮库案13起，劫走公粮61.58万公斤，聚众暴动案3起，殴打革命干部案21起，谋杀革命干部案5起，围攻干警抢夺枪支案 3起。平江县至1950年夏，发生抢劫财粮案30余起，被土匪暗杀的解放军官兵和干部群众达40余人。
二、全面部署剿灭土匪
为保障新生人民政权和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49年7月底，各县委、县人民政府在驻境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开始清匪反霸工作。8月至次年1月，华容、岳阳、湘阴、平江、临湘5县先后成立清匪委员会，各区、乡建立相应组织机构，部署剿匪斗争。
在政治争取方面，各县贯彻“军事清剿、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组织青年、教师、干部、部队战士等深入各个角落，采取发布告、刷标语、写劝告信、散传单、召开各类人物会议等形式，广泛宣传党对土匪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政策，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匪众，并配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进剿。如1949年8月至年底，平江县委、县政府就组织1324人下乡进行宣传。1950年1至2月，湘阴、临湘剿匪的解放军和地方政府开展宣传活动200多次，出现“家家清匪，人人反特，知匪报信，见匪就抓”的风气。在党的政策感召下，1950年前境内自动缴械投降的土匪就有380多人。加之解放军进驻各县时，迅速收编国民党的一些游杂部队和地方武装，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在组织领导上，剿匪斗争实行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召开地方党委和部队党委联席会议，部署剿匪。1949年9月，长沙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对建设地方武装作全面部署，要求在2个月内将县、区武装建立起来，为全面开展清匪反霸作好准备。10月初，解放军第一五九师地方化，担负长沙专区剿匪任务；驻岳阳县的第四七五团改称长沙军分区独立一团，担负岳阳、临湘、湘阴、长沙4县和东洞庭湖区的剿匪任务；第一五九师第四七五、四七六团所属部分营连组编为岳阳、临湘、湘阴、平江县大队；第一六○师第四八○团第一营第一连改编为华容县大队。随后，各区中队相继建立，同时从部队抽调大批骨干和部分兵力加强区中队，把县、区武装组建起来。各地广大群众踊跃报名参加民兵组织、防匪自卫队、情报组等清匪组织。1950年初，平江县251个村有155个村建立防匪自卫队，队员达 3880人，步枪110支。临湘县1950年5月，全县5个区以10110名民兵为主，共建立群众性的防匪自卫队、情报组65个，拥有情报员7234人。全县投入清匪的共产党员65人，共青团员954人，农协会员1496人，乡公安员128人，村公安员584人。这些组织在清剿残匪、追捕逃匪和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剿匪过程上，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7月至10月，为重点进剿阶段。各县相继解放后，以国民党军残部和地方团防为主体的匪帮即窜至乡村，与乡保政权和惯匪勾结起来，负隅顽抗。这一阶段以正规军为主体，一举歼灭“湘鄂边人民反共救国军洞庭挺进纵队”等几股较大匪帮。
第二阶段，1949年10月至1950年底，为全面驻剿阶段。1949年10月，解放军第一五九师地方化后，各县、区陆续建立起地方武装，部队和地方武装紧密配合，在各地驻防剿匪，基本上剿灭成股土匪。1950年春，各县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部署清匪反霸，在军事进剿的[1]基础上，逮捕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和恶霸，进行公判和处决。
第三阶段，1951年以后，为深挖清剿阶段。在股匪基本消灭后，还有少数漏网脱逃散匪藏匿深山或流窜外地，企图逃避惩罚。对此，各县结合镇反、反霸、土改等工作，一经发现逃匪行迹，便组织部队、民兵和群众突击搜山，或派出追捕小队伍外出缉拿。
至 1951年底，在历时两年多的剿匪斗争中，境内剿匪部队和地方武装在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共发起百多次大小战斗，歼灭土匪57股5000人，收编、改造土匪4股，以后结合肃反、土改，又陆续将脱逃的残匪抓获归案，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这个胜利不仅给境内人民带来了安居乐业、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也为开展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还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全省的解放和第二野战军挺进西南作战的胜利，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第三节 平息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一、镇压反革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蒋介石国民党集团逃窜台湾前夕，在大陆上有计划地潜伏和残留着一大批反革命残余势力。据统计，1949年7～10月境内和平解放后，就留有国民党溃散武装4100余人、反动党团骨干和特务分子5960人，而且还有一批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首领、封建把头和流氓地痞等反动势力蛰伏在广大城乡。他们乘新生人民政权立足未稳之机，疯狂进行反革命颠覆活动。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地、县公安机关均成立镇压反革命工作机构，设置专审反革命案件的县人民法庭，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平江县成立镇反工作侦破战役指挥部，下设11个工作组、58个破案小组，共380余名干警，全县共7.8万人投入镇反运动。各县委还发出布告，晓喻一切反革命分子到县人民政府登记，并号召人民群众揭发拒不登记者。湘阴县有318人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前来登记，其中国民党员114人，三青团员171人，军政警宪特33 人。
这场运动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11月。重点打击对象是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目等五个方面敌人，严厉惩办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首恶分子。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检举揭发，使公开暴露和部分暗藏的敌人受到严厉打击。湘阴县1951年1月，处决27名犯有颠覆人民政权、杀人放火、破坏土改、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临湘县至1951年7月共破案33件，其中“人民自救军”犯案的105人中，逮捕64人，处以死刑29人。
华容县先后查破王安仁为首的“湘鄂赣绥靖区司令部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一支队”、万朝辉等为骨干的“中央和平反共救国军”、“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等8个重大反革命组织集团案，其中查处万朝辉的反革命组织成员有632人①，有18人处以死刑。
第二阶段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0月，重点配合土改，镇压破坏土改的恶霸地主。挖出一批隐藏很深和在第一阶段镇反中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接着，审查在押，清查在乡，缉捕在逃，彻底查清残敌。1952年3月，湘阴县为搞好第二阶段“镇反”，在全县再一次组织大规模的搜山运动，重点是边远地区、偏僻复杂地区和湖洲芦柴山。华容县1952年1月至8月，结合土改复查，深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投毒杀害四区清凉乡农会主席傅炳南的“汉流”①头子胡为栋等罪犯。这一阶段，境内五个方面敌人大部分受到打击。
第三阶段从1952年11月至1953年10月，重点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同时也清理农村反动组织及水上残存的反革命分子。境内公安机关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水上民主改革，开展水上镇反斗争，全面开展户口管理和码头管理，严厉镇压和捕判了一批长期盘踞水上作恶，或在前段镇反潜逃水上的五个方面敌人。
在镇反运动中，对解放前罪大恶极、解放后仍顽固反抗的予以镇压；对虽有大罪，但可以争取的判处劳动改造；对愿意悔改、重新做人的实行就地管制、监督改造。 1950年至1952年，境内先后判处反革命分子11143人，占刑事案件的74.3%。至1953年8月，境内匪特全部肃清。岳阳县对五方面敌人予以镇压692人，监禁58人，劳动管制405人。临湘县先后打击处理1292人。平江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2875人，镇压1120人。嘉义区辜家洞镇压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余台桂后，群众写信给县委说：“杀了洞王，我们不分田也翻了身。”团山乡群众反映说：“杀了恶霸一个头，我们千万人抬了头。”
镇压反革命运动，为巩固新生政权，强化社会治安奠定了基础。
二、取缔反动会道门
新中国成立前，境内城乡有一贯道、同善社、宗教哲学研究社、归根教、白莲教、三期普度等反动会道门组织20余种，道首3244名，道徒4.5万人。其道首多系一些地主、恶霸、流氓、汉奸、特务、反革命分子。临湘县解放前夕反动会道门组织设坛堂社所100多处，帮众、道徒上万人，以沈万选等为头目的土匪集团 “洪帮”组织，其帮众多时曾达1.3万余人；湘阴县有道首312人，道徒1.43万人，设94个坛堂社所。反动会道门组织是披着宗教外衣、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工具。其组织一般与外县、外省的同类组织相互呼应，与官僚、军阀、特务、土匪、地主、恶霸相互勾结，各组织之间既勾心斗角，又狼狈为奸，它宣扬虚伪的道德观念，以迷信神鬼笼络人心。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根据省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指示和地委统一部署，各县党委、政府组织专门力量，在人民群众紧密配合下，对帮派道会进行全面清理，本着 “入道无罪，退道自由，教育解散会众”的原则，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一项内容，是结束农村社会改革的最后一仗。政策是严厉打击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及隐藏在会道门中的特务分子，争取改造一般小道首，团结教育广大被欺骗的道徒会众；把反动会道门与一般宗教迷信团体严格区别开来，把一般道徒与道首严格区别开来。在道首中又必须将其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首恶分子与一般道首区别开来；对道徒会众着重启发其觉悟，达到争取团结多数的目的。
这一斗争在4月底结束。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各县取缔反动会道门取得显著成绩。岳阳县1951年取缔帮会山头27个，1953年取缔金丹门、一贯道、同善社、古佛堂等反动会道门，大部分道首和道徒作退道登记。1954年取缔紫霞教。1956年取缔南宫道。临湘县1951年2月彻底覆灭潜逃广州的沈万选洪帮组织，至1953年，县内反动帮会、会道门组织被取缔，但仍有少数道首在暗中进行活动，后被逐步取缔。平江县1953年3月至10月，共取缔同善社、紫霞教、金丹门、南宫道、一贯道、三期普度、宗教哲学研究社等7个反动会道门组织。湘阴县1950年至1952年，县公安局先后破获反动会道门头子勾结暗藏武装特务组织暴动，煽动道徒攻打革命干部、抢夺枪支等案11起。1951年至1953年，结合镇压反革命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有184名道首、2106 名各类道徒投案自首或当众声明退道。 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华容县取缔反动会道门11个，坛堂225处，登记道首571人，道徒6202人。对其中罪大恶极者，枪决5人，判刑 39人，管制36人。
至1953年，境内共有1702人、占53%的道首履行登记手续，27021名道徒声名退道。通过大规模的取缔，各县反动会道门基本清除，绝大多数道徒开始新的生活。
第四节 抗美援朝
一、宣传教育，全民动员
1950 年7月21至27日，在长沙和常德地委的部署下，各县普遍举行反对美帝侵略宣传周活动，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台湾的罪行。10月，入朝作战令下达后，各县由县委主要领导人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上级关于抗美援朝的指示精神。之后，在机关、学校、群众团体中传达。1951年3至4月，长沙和常德地委、专署成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长沙专区分会和常德专区分会。专区所属各县同时成立相应组织和领导机构。抗美援朝分会委员由党政军及群众团体和各部门负责人组成，党政主要负责人为主任委员。各县抗美援朝分会下设办公室、新兵审查股、供给股等机构，具体组织和实施抗美援朝工作，发动青年参军参战，增产节约，捐款捐物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抗美援朝分会印制了大批宣传资料，送发到群众手中。各县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普遍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及地委、专署的统一部署，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等一系列会议，培训宣传员，编为若干个宣传小组，运用黑板报、墙报、小戏曲、演讲会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内容的宣传活动。华容县培训140名宣传员编为 30个宣传小组。岳阳县组织1200名宣传员到城乡进行宣传工作。各县还通过控诉、回忆、对比等方式提高群众的爱国热忱，增强对美、日帝国主义的仇恨。平江县共召开对美帝侵略暴行的控诉会1250场，上台控诉者8000多人。华容县组织在旧社会曾惨遭日军侵害的50名受苦群众，召开大小控诉会300多场次，历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湘阴县共召开各种控诉会2000多场次，其中乡以上的控诉会576场次。通过这一阶段的宣传发动，人们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及发动朝鲜战争的罪恶目的；一些人克服了“崇美”、“恐美”思想，广大群众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坚定了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信念。
1951 年3月，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举行拥护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缔结的和平公约签名运动的号召，各县人民积极响应，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和平签名运动中。五一节，按地委的部署，各县分别以区乡为单位组织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示威游行。据1951年7月底统计，境内有100多万人在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上签名，要求和平。“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等口号响彻云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响遍城乡每个角落。大宣传、大发动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必胜信心。
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各县还派慰问团赴朝慰问，请志愿军归国代表、战斗英雄作报告。1951年冬，湘阴县妇联彭忆光和模范女教师任培定参加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1951年9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报告团代表宋训令、韩在春、窦少毅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代表金锡胄，专程访问了革命老根据地平江，并在老根据地代表座谈会上作专题报告。23日，代表团到达岳阳，向各界人士作专题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各界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二、增产捐献，支援前线
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各单位普遍订立和修订爱国公约，境内掀起空前热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农村掀起空前热烈的农业增产运动。农民们提出“劳动光荣，爱国增产”、“多打一份粮，多增加一份抗美援朝力量”的口号，劳动热情不断高涨。平江县开展开荒造林、兴修水利的大生产运动，全县68万亩水田，单产在1951年增产的基础上，1952年又增产一成半，总产比1951年增加30%。岳阳县冷水村贫农许上根1951年分到田后，生产特别起劲，听了增产捐献的宣传后，把新开的5分湖田作为“捐献本钱”，开田时打烂了两个犁头一张锄头，手上挖起了血泡，终于收获一石五斗谷，全部捐献给国家。他的这种精神带动全村捐出4.1万公斤稻谷。各村也向冷水村发起挑战竞赛。滨湖乡一天内就捐献粮食4.05万公斤。湘阴县义合乡村民王德皇一家，订立爱国公约，夫妻儿媳4人挑战，全家捐献稻谷5130公斤。
工业战线热火朝天地开展爱国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工人们响亮地提出“工厂是战场，机器是武器”的口号。岳阳县336工厂接受13万个手榴弹袋生产任务，城厢镇组织6个居民加工站，加班加点按时完成任务。平江县1952年新增工业企业4家，完成工业产值456万元（新币），比1949年增长1.3倍，年均递增 40%；
工商界以提前完成纳税任务作为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1951年冬，岳阳县城厢镇工商界人士，齐集营业税237亿元（旧币），举行集体入库游行，超额完成国家税费的上交任务。平江县发展私营商业1802户，比1949年增加1.1倍。
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志愿军将士，各县人民积极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发出捐款购买飞机的倡议。当时境内解放才半年多，物资生活贫乏，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但广大干部群众仍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踊跃捐款。中小学生捐出自己的零花钱，妇女们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许多干部职工省吃俭用，一些贫苦市民将摆小摊挣的钱捐献出来。岳阳县广兴乡5个读报小组的成员，在区、乡未动员前，主动捐献300万元（旧币）。城厢镇手工业工人曾海池，不顾家庭生活困难，把积蓄的6万元（旧币）全部作了捐献款。湘阴县妇女主任蔡国英带领17名妇女砍柴到火车站去卖，3天赚了17万元（旧币），全部作了捐献。各阶层人民纷纷表示：美帝一天不打败，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捐献，要人有人，要物有物，直到把美帝国主义赶到三八线。至1952年，境内各界群众共捐钱物折价人民币152.7 亿元（旧币），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购置飞机大炮。
1951 年，临湘县捐献“临湘号”飞机1架。岳阳县有39.41万人参加捐献活动，共捐款、粮、物计折合新人民币47.5万元，可以购买3架以上战斗机，超额两倍完成捐献任务。湘阴县捐款折合新人民币44万元支援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捐粮食870万公斤。1951年8月，平江县发动全县人民捐献“平江老苏区号”飞机大炮，共捐人民币折合新币25万元。
三、踊跃参军，优抚军属
随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宣传教育的不断普及、深入，境内人民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不仅积极发展生产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朝鲜前线，而且广大青年工人、农民、民兵、学生等都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1 年6月，地委发出“关于扩军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县认真落实党和政府征兵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挑选政治纯洁、身体健康、家庭负担不重的青年入伍。各县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征兵动员，出现了大批大批青年应征入伍的局面。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境内共进行4次扩招新兵，有3万多人报名参加志愿军，其中 1951年征兵最多，5县共征集新兵13988人。各县因为指标满员，体验合格而不能入伍的多达三四千人。岳阳县仅在1951年6月的10天内，就有 6462名青壮年报名参军，其中新湖南建设中学（今岳阳市一中）就有600名学生应征，而正式入伍的有2705人，其余人只得动员回家。临湘县有5743 名青年报名参军入伍，批准入伍者1501人，其中乡干部132人，党团员134人。湘阴县共有5914名青年入伍，赴朝作战，其中首批参加志愿军的青年 889人。平江县从1951年3月起，报名参军的有7983人，体验合格的有2024人。1952年平江扩军1411人，1953年扩军623人。华容县有2285人参加志愿军，其中有300多名县直机关干部和土改工作队员报名应征，出国作战。各地出现许多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场面。湘阴县清南乡乡长许佩璜报名参军，其母思想不通，许向母哭诉父亲被日军残杀的情形，打通其母思想，由于年老走不动，其母坐着轿子欢送儿子去参军。在许佩璜的带动下，全乡第一批参军的就有39人。平江五区冬塔乡70岁的农民龚福成有5个儿子、7个孙子，他主动送了5个孙子去参军。各县县大队、区中队还选调一批战斗骨干赴朝参战。
为练好杀敌本领，1951年5月至6月，湖南军区在全省各地组建20多个暂编团、补训团。暂编第九团、第八团分别在湘阴、岳阳两县成立（次年5月均撤销），各招收新兵4000多人。报名参军的青年在此接受训练后，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朝鲜前线。
各级党政领导在做好扩军工作的同时，狠抓拥军优属工作。各县成立优抚工作委员会，组织慰问小组到烈军属家慰问。农忙时期，组织为烈军属代耕，帮助生产。对一些家庭困难的烈军属，组织干部群众捐款捐物。此外，还兴办福利工厂，安置烈军属就业。不少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利用节假日或业余时间，主动帮助烈军属挑水、清洗、理发和打扫卫生。医务界免费或减费为烈军属治病等。华容县动员3万多名中小学生为烈军属挂光荣牌，送光荣灯，为前方将士写慰问信。岳阳县在抗美援朝的三年中，每年用于资助烈军属的稻谷1000多石，人民币上百万元，在城厢镇还组织“筹募烈军属生产工厂基金委员会”，为不少烈军属解决了生产生活困难。平江县1949年至1952年救济烈军家属的现金达4.47亿元（旧币），大米58万公斤，稻谷9万公斤。湘阴县委、县政府于1951年6月发出“做好代耕就是支援抗美援朝”的号召，要求各级切实做好优待烈军属和残疾军人的生产代耕工作，并规定固定帮工工票制、包工包户制、雇请长工制、临时派工制4种代耕办法。据1951年统计，湘阴县干群为烈军属捐款3350万元（旧币），慰问品8000余件，猪肉467公斤，全县三年共发放优抚费3.28亿元（旧币）。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时，各县对烈军属予以优先照顾。所有这些措施，对鼓励前方战士英勇杀敌和后方烈军属安心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抗美援朝运动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了境内各界人民，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热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