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思想战线的群众运动与意识形态领域“左”的错误

1963年3月5日 ，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区掀起“学雷锋、树新风”热潮。接着，开展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的活动，加强了思想政治建设。全党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兴起，促进了人们的“思想革命”和干部作风转变，“一心为公”、“助人为乐”蔚成风气，对社会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全国过火的政治批判，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向”，尤其社教运动后，对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作了错误处理，在史志界进行错误批判，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第一节 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群众运动

1963年2月7日 ，《人民日报》刊登雷锋日记摘抄和评论员文章，报道雷锋的光辉事迹。 3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又发表中央其他领导人的相关题词。各县委积极响应，把学习雷锋活动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各级领导带头学，给干部群众作报告。各机关、学校、厂矿、农场、公社、大队纷纷组织党员、干部、职工、青少年和民兵听报告，看雷锋事迹的照片展览，举办专题讲座和座谈会，认真学习宣传雷锋的先进事迹、文章及《雷锋日记》。各级党委、团委、工会、人武部门的干部和基层干部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电影院和流动电影放映队，绘制放映雷锋先进事迹的幻灯。各县专业剧团组成轻骑队深入到厂矿、农村演出宣传雷锋的剧目。厂矿、区、社组织小型文艺宣传队，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雷锋事迹。各县有线广播站利用早、中、晚的广播节目，把学雷锋作为一段时间的重点宣传内容，反复播放。通过各种形式的广泛宣传和学习雷锋，使人们认识到，向雷锋学习，就要忠于革命、忠于党；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革命螺丝钉。学雷锋活动极大地教育和鼓励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城乡处处洋溢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氛围，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精神人人皆知，学雷锋做好事，在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广大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教师和学生以雷锋为榜样，努力生产，积极工作，好学上进，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无私奉献，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和各单位开展 “学雷锋、见行动”活动中，涌现许多新人新事。华容县转业干部、插旗商店经理陈雪生就是全省财贸系统学雷锋的先进典型。1963年3月，他来到商店后，以雷锋为榜样，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尽管他连学校门都没有进过，只在部队里学了一些文化，为了尽快适应工作需要，他勤学苦练，学习财经政策，钻研业务技术，不耻下问，对商店经营的800多种商品烂熟于心。他无论站柜台当营业员，还是下农村送货，收购农副产品，既热情周到，又经常向干部和社员群众了解购销要求，急农民之急，解农民之难。这年夏天，遇上严重干旱，他每天早晨就带领职工到各队巡回，把社员最需要的东西送到田间，还经常和社员一道踩水车抗旱，整天汗水湿透全身，双脚蹬得又胀又肿，终于中了暑。商店职工和社员都劝他休息，他却说“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是革命军人应有的态度”，仍然坚持在抗旱第一线。当他听到社员为缺少水车焦急时，便想方设法搞到水车，连夜送到了生产队，群众连声说：“你们真是及时雨。”陈雪生的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职工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64年5月23日 ，《新湖南报》以《他把解放军的好作风带到了插旗商店》为题，报导陈雪生的先进事迹，并配合刊发了《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作风》的文章。县供销社发出通知，要求全县供销部门学习陈雪生，当好农民好后勤。陈雪生牢记“两个务必”的教诲，心系农民，组织职工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用解放军的作风指导行动，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支援农业，为农服务做出了新成绩。 1965年3月5日 ，《湖南日报》又以《支援农业生产的闯将》为题，第二次长篇报导陈雪生的先进事迹。 3月17日 在全省财贸工作会议和财贸政治工作会议上，陈雪生被评为全省供销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他的先进事迹列入了省供销社举办的《学习先进事迹展览》。

在学雷锋、见行动、树新风的活动中，还涌现了许多热爱党、热爱祖国、关心集体、关心他人、奋不顾身、为人民生命和财产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在各地受到人们的赞扬。

1963 年7月，正值繁忙的“双抢”季节，久旱无雨。湘阴县车马公社共青团员、基干民兵李雪云为启闸放水，主动请缨，潜入水中启动闸门，不幸牺牲，为了宣传李雪云学雷锋，见行动，不顾个人安危，为集体为社员利益英勇献身的事迹，湘阴县委和湘阴县武装部在县城隆重举行李雪云烈士追悼会，号召全县党员、团员、干部、职工和广大民兵学习李雪云的爱国家、爱集体，为人民利益奋不顾身的英雄事迹，把全县学雷锋活动推向更加深入的阶段。

1964年3月26日 凌晨，寒气逼人。持续多日的大雨，使临湘县汤桥福子龙水库“鸡笼门”穿孔，漏水象脱疆的野马向堤坝下奔涌而去，一时泥沙俱下，漏口越来越大，库坝溃在旦夕。早上出门查看险情的基干民兵班长陈正华，听到异常的流水声，便疾步奔向水库，边喊人边跳入水中查找险情。在两米多水深的库坝边逐个检查管口的木塞，终于发现坝底下“鸡笼门”穿孔。他便要赶来的民兵群众递草皮和泥块，由他塞进漏孔，但水急孔大，堵上又被冲走了。在他第三次露出水面时，寒冷刺骨的水冻得他脸色苍白，岸上群众要他上来休息，他毅然拒绝了。陈正华在水里奋战一个多小时，终于堵住了穿孔。但由于受寒过重，陈正华的肉体已经冻僵，后经全力抢救无效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临湘县委根据他生前志愿和表现，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1964年11月2日 ，省军区追授陈正华为模范基干民兵班长，授予他所在的班为陈正华基干民兵班。岳阳地委、岳阳军分区为宣传学习陈正华先进事迹，在临湘县召开授予陈正华基干民兵班荣誉锦旗的奖励大会，在全区民兵中迅速掀起向陈正华学习的热潮。

1966年3月2日 ，一辆由岳阳开往长沙的1507次货车满载着建设物资，以每小时60公里速度飞驶在京广线上。列车进入麻塘车站时，司机发现铁路上有2个小孩在玩耍，便赶紧减速刹车，但列车随着惯性仍在奔驰向前。此时，正走上铁路的麻塘公社六塘大队付家生产队女社员曾秀英发现列车前面的小孩。千均一发之际，年过49岁的她登上路基，拉下了坐在西边铁轨上的一个小孩，又跨过枕木把坐在东边铁轨上的小孩推了出去。谁知西边的小孩见大人横过铁路也跟着重新回来，她正要返身抢救时，列车一闪而过，她和第一个小孩都卷入了巨轮之下不幸身亡。闻讯赶来的四周社员群众万分悲痛，人们纷纷赞颂这位普通妇女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精神的伟大赞歌。 4月13日 ，《湖南日报》以《生死关头不畏惧，舍己救人树新风》为题报导曾秀英的英雄事迹。

二、组织学习先进模范人物

在组织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活动中，地、县委还响应省委的号召，先后开展学习欧阳海、戴笃伯、戴碧蓉、王杰等英雄模范人物的活动，宣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的事迹，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为国家、为集体作奉献、立新功。同时还从本地实际出发，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向先进模范人物学习，促进人们的思想和社会风尚的变化。岳阳地委建立后，为推动全区工农业生产，注重发现和总结典型，先后表彰和推广焦伏春、李浪英等先进模范人物。

1964 年下半年，地委在湘阴县开展“四清”运动中，地委工作队发现了该县新泉公社荆苏大队党支部书记焦伏春事迹比较突出。这个旧社会讨过4年饭、给地主放过2年牛、做过13年长工的人，解放后翻身作了主人，他在工作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严守党的纪律，一贯大公无私，不仅没有被任何落后腐朽的东西所玷污，而且以鲜明的共产党员立场，及时地坚决地反对封建落后势力的猖狂进攻，坚持同落后现象和一切破坏活动作斗争。他曾被人称为“草包”、“最不懂情理”，有的人甚至扬言要杀掉他。然而金子总会闪光，经过社教运动的深入教育和洗礼，焦伏春最后被全体社员一致公认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表彰他的先进事迹， 1965年5月15日 ，岳阳地委批转《党的忠实儿子焦伏春》的材料，号召全区党员、干部向他学习。

李浪英，是平江县大桥公社石浆大队远近社员无不夸奖的贫下中农代表。1964年3月，她带着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的精神，怀着一颗要当硬骨头的决心，一心为集体，站在生产斗争的前列，迎难而进，敢闯敢干，做出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是年冬，区、社党委规划重点完成秋湖水库的配套，引水灌溉石浆田地。区、社党委把这付重担交给她。这位50多岁的工地总指挥，春节后第三天就和工程队员勘察绘图，带领300多民工，苦战7个月，搬运土石方12.69万立方米，打通穿越缠山的一条周围1米、长1300多米的地下隧洞，修建一条24华里长的明渠。把秋湖水引进石浆的每个生产队。使全大队1100多亩水田（占总面积70%）实现了自流灌溉、旱涝保收。从此，石浆人们高兴地唱起一首赞歌：“秋湖水，亮晶晶，引进石浆田，流入社员心，归功党和毛主席，英雄要数李浪英。”

地委印发焦伏春、李浪英的事迹材料到基层后，又在全区学习毛泽东思想展览中作宣传。各级党组织按照地委的要求，迅速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对照先进找差距，制定学赶先进的措施，并结合学习全省先进典型醴陵军山公社的经验，进行自觉革命，改进思想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一颗红心为集体，勤勤恳恳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掀起比学赶帮超的革命竞赛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全区各项工作的发展。

各县委为了学先进的活动深入开展，还注意调查发现本县的典型，表彰先进，使当地干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有榜样，赶有目标。1965年6月上旬，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到华容县东山公社先红大队视察。发现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守桂带领社员奋发图强，努力改变生产条件，粮食生产连年增产，办起了酒厂、草纸厂、大米加工厂、养猪场、养殖场、农具厂、林场和商店。为改善社员福利，办起了敬老院、托儿所、卫生院，深受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张平化给予充分肯定。当月《新湖南报》头版刊登长篇通讯《人民的好长工——李守桂》，并配发《向李守桂同志学习，做人民的好勤务员》社论。益阳地委、华容县委相继发出《向东山公社先红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守桂学习的通知》，在全县迅速开展了向李守桂学习的活动，促进了基层干部的作风转变，巩固和发展农村经济。1964年11月，临湘县委、县人武部为了宣传基干民兵班长陈正华的英雄事迹，组织全县人民开展了向陈正华学习的活动。 1966年7月6日 ，平江县官塘农村职工唐奉昌为抢救落水儿童而牺牲，平江县委作出开展学习唐奉昌的决定，号召全县人民学习他舍己救人的精神。11月，平江县委又为扑灭山林大火而牺牲的虹桥公社大林大队社员李托源等11人作出宣传扑火英雄事迹的决定，并报省人委追认11人为革命烈士。

三、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学习焦裕禄的活动

1966年2月8日 ，《人民日报》刊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报导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在身患肝癌的一年多时间里，跑遍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个搞调查研究，带领全县人民战胜内涝、风沙、盐碱的事迹。10日，省委发出《关于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通知》，地委迅速组织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认真学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 3月10日 ，地委宣传部下发《关于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通知》，要求在3至4月内，组织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地、县、区、社各级领导干部中掀起一个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热潮，像焦裕禄那样，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艰苦创业的精神；树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干好革命工作，当毛主席的好学生。一时间，向焦裕禄学习的歌声响遍了大街小巷、工厂农村。各级各部门运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都认真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焦裕禄的模范事迹；各级党委把向焦裕禄学习作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革命英雄事迹及有关文件。各级党、团组织把学习焦裕禄事迹列为党、团生活主要内容，以焦裕禄为榜样，对照思想、工作找差距，鞭策自己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为了重点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各县委集中县级、科局级干部和区、社书记重点学习《人民日报》刊登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文章和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要有更多这样的好干部》、《从焦裕禄同志起草的文件和讲话看他是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以及省、地委文件精神，组织干部听《人民日报》穆青采访焦裕禄事迹的传达报告录音。各级领导以焦裕禄为镜子，用整风的方法，谈认识，订措施，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评估自己的工作，检查固步自封、盲目骄傲的思想，自觉做到“在困难面前不想到我，在名利面前不计较我，在批评面前不回避我，在荣誉面前不突出我”。像焦裕禄那样，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忠心耿耿为革命，鞠躬尽瘁为人民。

2月28日 至 29日，刚刚组建的汨罗县委，在召开的县委第一次会议上，认真学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人民日报》社论及省委通知，对照焦裕禄找差距。提出县委领导要自觉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时时、处处、事事为人民着想，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二是坚持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位不变公仆心；掌权不贪民之利，办任何事情都不讲排场，摆“阔气”，不能只图自己舒适，不顾群众疾苦，而要积极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不折不扣地实现处理问题不脱离原则，领导机关不脱离群众，领导决策不脱离实际，抓任何工作不脱离生产建设；三是坚持爱岗敬业，尽心尽力尽责，执行任务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四是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蹲点创样板，以点带面，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会议讨论和印发了《学习焦裕禄、建设新汨罗》的纪要，决心苦战五年，闯过四关。争取一年、保证两年跨“纲要”，三年改变面貌，四年还清贷款，五年储备一年口粮（人平250公斤），建设新汨罗，创建五好县。随后，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对学习焦裕禄和贯彻县委纪要进行全年工作安排。会后， 6位县级领导，5天步行300多公里，深入到智峰、大荆、桃林等公社，跑遍几十个大队，调查民情、研究生产发展，实地勘察修建东方红水库及渠道工程的地形，使一些不愿到汨罗县工作的干部转变思想，决心扎根汨罗。接着，汨罗县级机关实行3个10天制（留机关工作10天，下基层蹲点10天，学习、劳动10 天），有效地改进了机关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岳阳县委学习焦裕禄的事迹后，深感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各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县委下去蹲点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区、社机关转得多，点上大队呆不住，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少。在办点的分布上，先进地区办得多，后进地区办得少，下的力量少，县委领导中存在着怕后进地区基础差，搞不出名堂。而且办点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不对头，下去带粮食、化肥、贷款，很少抓思想、抓人的因素，就事论事，催耕催种，因此，后进地区面貌改变不快，有些地方县委长期不了解真正的原因，不仅拖住了全县农业大面积平衡增产的后腿，而且还给工作带来很多被动。通过对比焦裕禄的办点思想、作风，县委得到很深刻的启发：对后进地区重视不够，到后进队去怕艰苦，怕做不出成绩，归根到底，是县委在思想感情和作风上与焦裕禄有很大差距。县委对后进地区群众缺乏像焦裕禄对待兰考县灾区群众那样深厚的阶级感情，那样强烈的革命责任心。县委在分析全县影响农业跨《纲要》的后进地区后，当即决定全县办9个基点大队，其中在后进地区的5个，还有2个是先进地区的薄弱环节。并从县级机关抽调250名干部下去办点。春节过后，岳阳县各级领导以焦裕禄为榜样边学边改，带着毛泽东著作、带着行李、带着生产工具深入后进地区，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和贫下中农一起改天换地，改变后进地区生产面貌。县委书记毛致用在华容社教地区工作深入，还经常过问县委办点情况。县委副书记李景川入队后，白天和干部群众爬山涉水查看田地，晚上走家串户访问座谈，寻找落后原因，在队上办共产主义夜校和民校，组织基层干部和群众学习“老三篇”，把为革命种田的空气搞得浓浓的，与队干部制定规划和措施，集中80%以上劳力积肥和加深土层，改善生产条件，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出现了战天斗地，改变落后面貌的新局面。县委副书记罗寅阶在南冲公社染坊大队蹲点，通过办夜校，组织干部和社员大学毛泽东著作，一改靠国家贷款生产的等靠思想，发动干部社员学大寨、学焦裕禄事迹，自力更生，自筹资金，大搞春耕。县委的行动，影响和带动了区、社抓后进的工作，全县出现“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的新局面。

地委在组织地委常委、专署正副专员和地直机关领导干部学习焦裕禄事迹后，用整风的方法谈认识、找差距、订措施，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评估自己的工作，以焦裕禄为镜子，检查固步自封、盲目骄傲的情绪，批评庸人懦夫的思想。决心加强世界观的改造，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像焦裕禄那样，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忠心耿耿为革命，鞠躬尽瘁为人民。地委领导从我做起，纷纷下到基层，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和社员一样参加评定劳动日，评记劳动工分。地委主要领导亲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当时，地委、专署机关只有4辆北京吉普车，地委领导没有专车，经常是用车送到县后，就骑着自行车或步行下乡办点，检查指导工作。分工在机关主持全面日常工作的领导，经常“沉下去”，到点上指导工作参加生产劳动，使点上这面生产红旗“先进更先进”。

地委常委和部门负责人也都以焦裕禄为榜样，改变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扎实严谨地调查研究，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干部作出表率，他们的身体力行，教育和影响机关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到各县、农场、厂矿调查研究，总结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和经验，特别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插红旗，树标兵，深入开展比学赶帮的革命竞赛群众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二节 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一、领导干部带头学

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是1958年夏开始的。是年7月1日，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学习导报》上发表《大家都来学理论》的文章后，按照省委宣传部的学习安排，各县委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为了帮助干部尤其是县以上领导干部深刻领会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县委增设理论骨干，举办报告会进行辅导。19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各县除举办干部轮训班和报告会外，还安排干部参加地委轮训班学习。主要组织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论述。同时，结合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我们的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学习中央领导的报告和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1962年重点学习中央编写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通过学习，各级干部比较牢固地树立起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思想，对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农、轻、重的次序及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作用有了初步的理解，为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63 年，省委作出关于组织全党干部学习经典著作决定后，各县委按照地委要求，组织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选，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刘少奇文选。各级干部通过自学、听课、讨论、解答问题，逐步提高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的认识水平。为了帮助党员干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党建理论，还组织干部参加地、县轮训班，重点学习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和关于群众路线的文章。如《整顿党的作风》、《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特别是在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干部轮训时，学习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著作，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存在的问题，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团结，密切了党群关系。

1964 年3月，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全党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决定》，各县委相继作出贯彻省委《决定》的决议文件，下发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通知、安排意见，县委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或学习中心组，以加强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宣传、研究和辅导。县委领导干部重点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章，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党性修养，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决领导班子中存在的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把个人临驾于党委班子之上等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党委集体领导，做到“五统一”。同时，各级干部系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4篇著作，又一次掀起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热潮。

1965年3月1日 ，省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肯定1964年是全省各级干部大学毛主席著作的一年，指出1965年县以上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骨干，必须继续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 3月2日 ，地委宣传部下发《关于1965年在职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安排意见》，要求按照省委决定，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4篇哲学著作。各县、农场党委加大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力度，建立学习委员会（学习领导小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做到“四带头”（带头学、带头写、带头遵守学习制度、带头用），下乡工作队和机关干部外出做到“三带”（带学习任务、带毛泽东著作、带笔记本）。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落实，使学习运动经常持久地开展起来，各级建立健全学习、考勤、考绩、检查、总结等制度，由各级宣传部门检查督促，专人负责。全区县级机关以上干部（包括区委、公社党委书记），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端正态度和学风，许多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都做到工作忙、学习不放松，一本一本、一章一章、逐段逐句、精读原著，作好笔记，联系实际写出心得，思想理论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1965年11月25日 ，地委为了检查全区领导干部学习的情况，由地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几点通知》，要求对县以上干部的学习进行一次认真、全面的考察总结，重点是县委书记、主管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地委常委、社教分团负责干部。通过检查总结，地、县领导回顾几年学习情况，分别总结了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学会处理工作与学习、学习毛泽东著作与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与改造思想、指导工作的认识能力，总结了自学与集体学，自己学习与辅导干部学习的作法和体会，进一步提高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1966年1月，中南局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后，地委进一步加强了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学习的领导。 1月25日 ，地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学习毛泽东著作群众运动深入开展的问题。要求各级党委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把毛主席著作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切实加强领导。从此，地、县委和机关都坚持每月集中学习2次，一次2天，雷打不动，一切工作和会议都服从学习，不受任何干扰。学习时，凡是应该参加学习的人员除外出、因病住院外，都不准请假缺席。同时，地、县领导干部还要参加机关的学习活动，带头谈体会作辅导，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推动机关干部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宣传部门在作好学习安排后，经常进行督促检查。为了带动全区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地委宣传部印发《学习简报》，交流领导干部学习体会。 1至4月，就印发了地委副书记张月桂、赵凤祥、地委副书记兼岳阳县委书记毛致用、军分区司令员魏凯江、地委组织部部长郑先存保、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陈秉芝、华容县委书记刘菊秋和平江县委副书记熊家镇等12位地、县领导干部结合思想、工作实际写的心得。他们从学习中体会到“不掌握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就不能正确对待所面临的工作和问题，思想理论水平提不高，也就不能够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平江县委副书记熊家镇在《我是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里，总结了自己坚持看书学习的五个结合：即读书与实践结合，学习与工作结合，学理论与学基本常识结合，多想与勤写结合，自学与互学结合。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事物，改造思想，指导工作。随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兴起，地、县直机关学习风气方兴未艾，机关干部思想革命化，工作秩序和工作作风发生变化，出现了领导改变作风，干部改变工作方法，工作生产改变面貌之后、学习“毛著”成风，参加劳动和搞科学实验成风，深入基层蹲点、调查研究成风，学习先进争上游成风，坚持阶级路线、关心贫下中农成风的新气象。

二、汨罗公社学哲学

  1958年4月，湘阴县汨罗公社汨罗乡开始学哲学理论。乡党委书记阳敬国在一次乡、社干部会上，针对当时工作中一些问题，运用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的哲学观点进行分析，给干部很大启发，深深感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处理问题意义重大，打破了干部“文化低不能学”的迷信和对哲学的神秘观点，决心向哲学进军。为了把学理论推开，他们做到自己学，自己教，从党委书记开始，既当先生又当学生，把学习和工作拧成一股绳，在研究工作、总结工作时谈理论，在学哲学、谈理论的时候经常分析问题和研究工作，就实论虚，以虚带实，虚实并举，从工作实践中，从群众中发现问题，研究道理，从实道理中对大道理领会更加深透，学会和改进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几个月里，他们联系工作、生产实际，学习《矛盾论》、《实践论》中关于什么叫矛盾、什么叫矛盾的统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转化、两点论等基本道理，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提高了政策水平和认识能力。在实际工作中一般都基本掌握了一些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工作方法。如在工作中抓主要矛盾，“牵牛要牵牛鼻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两条腿走路”、既抓生产又抓学习的方法，再也不是“头发胡子一把抓”、“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而是“抓工作分主次，有条有理了”。过去某些干部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生硬，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作风。通过学理论，增强了群众观点，学会和坚持群众路线，改变工作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

在组织干部学习的同时，党委实行分片包干，加强对全民学理论的领导。先后办起哲学研究所、哲学讲座、红专学校、夜党校，以这些固定学习地点，培训理论骨干。同时依靠群众，坚持走能者为师的群众路线，做到理论教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专职教员和兼职教员相结合，中小学教师与农民教师相结合；公社成立农民讲师团，大队成立教研小组；乡党委分批轮训，短期速成的办法，培养了一批理论教员队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发动和组织讲课，发动群众大忙少学，小忙多学，农闲自学，有空就学，用典型引路，现身教学，参加学理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多。汨罗乡百丈社以党支部为核心，成立哲学学习班，联系生产工作实际，根据干部群众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学习，就是田间生产也不放松，组织干部群众学哲学，促使干群思想、生产和工作都有显著转变，改善了干群关系。群众深有感受地说：“过去的干部（指少数人）盛气凌人，现在的干部满脸笑容。”同时，提高了社队干部工作能力，增强了工作的预见性，争取了工作的主动权，社队干部也不为工作多而发愁了。社员群众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生产劲头高涨，社员之间的和谐团结加强了，出现了团结互助，敬老尊贤的新风尚，家庭邻居之间的矛盾少了，多年不讲话的老意见户化解了。之后，该社成为全省学哲学红旗单位。

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哲学，批判唯条件论，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农业生产。过去这里水利条件比较差，有所谓“七坪六垸，三天麻雨遭渍，三个太阳遭干”的说法，在学习哲学关于矛盾转化的观点后，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适应）大自然，人定能胜天。人们的思想从“三分靠人，七分靠天”的宿命论的观点下解放出来，大修水利工程，改变了生产条件，1958年稻谷平均亩产比1957年增加 24.9%。过去这里的大部分社员有着比较浓厚的神鬼观念，比如相传在汨罗地区有所谓“四大爹爹”（四大神），只要去烧香朝拜敬奉，就能医百病。广大社员学习唯物论之后，结合1958年平整土地开展了一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大辩论，从理论上、事实上懂得世界是物质的，神鬼是不存在的道理，因而破除神鬼迷信，用自己的双手毁灭了“四大爹爹”和5000多个泥木菩萨，进一步打倒了神鬼权威。过去晚上怕出门，从不参加会议的妇女，解除了精神枷锁，有些还成为宣传无神论的积极分子。总之，通过发现和总结典型，全民性学哲学的活动在汨罗乡蓬勃展开。1959年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破迷信学哲学》一书，推介汨罗乡全党抓理论，全民学理论的经验，着重介绍乡干部和农民学哲学的一些经验。1958年11月中旬，省委宣传部在汨罗公社召开全省共产主义教育现场会，进一步推介他们组织全民学哲学、学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并被省委评为全省全民学理论红旗单位。

在汨罗公社建立后，为了把汨罗乡的全民学哲学经验推广到全公社，公社党委把“全党抓理论，全民学理论”工作列为党委重要的议事日程，做到密切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及时作出组织学习运动的决定、计划和具体安排，统一布置，统一检查。第一书记挂帅亲自抓，党委委员负责边学边教，自上而下，层层有专人管，保证学习运动健康发展。1959年，全公社参加理论学习的有1.7万多人，占全社总人口的40%，占成年人的70%。他们通过哲学研究所、党校、红专学校，以及结合各种大小会议等形式，采取由点带面，由干部到群众的步骤进行学习，特别是抓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总支书记、生产队支部书记的学习，在群众中重点是组织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推动全民学习理论。下半年，学习毛泽东思想报告会，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毛泽东著作讲座，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全社呈现出 “书本随身带，到处是课堂，逢会便讲课，遇事就论虚，人人学理论，大家写文章”的新气象。在汨罗镇的新华书店里，人们争相购买理论书籍，毛泽东著作的销量达3.8万多册。为了交流学习体会，公社还先后编印《汨罗人民学理论》、《哲学诗歌选》、《农民论文选集》、《工农谈哲学》等小册子，用生动精练的语言记录了汨罗公社全民学理论的成果，把群众学理论的气氛搞得越来越浓厚。 1959年12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汨罗公社干部社员齐攻理论》的文章，推介 “书记挂帅，加强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工作学习拧成一股绳，互相推动；理论联系实际，做什么学什么，大忙少学，小忙多学，保持经常；依靠群众组成理论队伍”的经验。1960年2月，湘潭地委宣传部工作组与汨罗公社党委合编《湘阴县汨罗人民公社坚持全民学理论的经验》，计20篇文章、6.7万字。书中既有公社党委到大队支部、青年学习小组、妇女学习小组、毛泽东思想讲座和小学生学习理论的经验，又有培养和提高理论队伍，写文章和举办公社图书馆的经验，还有干部社员个人学理论、学毛泽东著作的体会。

1960年，省委召开广播大会，号召全省掀起全党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湘潭地委于 1月18日 在汨罗公社举办全区理论教员训练班，有80人学习20天，现场参观取经。汨罗公社于4月作出《关于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高潮的决定》，党委成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讲师团等，健全了党委、干部的学习检查评比制度，制定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计划，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改造思想，指导工作，搞好生产。之后，全社干部、社员积极投入学习运动，掀起全党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高潮。参加学习的成年人由70%增至80%以上，学理论、学毛泽东著作进入了普及和提高阶段。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于学理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和群众，较好地解决了当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社干部群众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方针，节约度荒，努力生产。1963年遇到特大干旱，全社上下齐心协力，战胜了旱灾，获得农业丰收。群众深有体会的说：“理论是个宝，人人少不了，学了就开窍，生产呱呱叫”。

1963 年至1966年，在全党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中，汨罗公社一直走在前，学习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先进单位、先进人物不断涌现。省、地、县先后在该社召开各种现场会10多次，并挑选学哲学、用哲学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到省内各地讲课。1966年6月，省委组织省、地、县、区、社主要负责人和部分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到广东学习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后，汨罗公社即作出《把汨罗公社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关于深入组织全民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要求“全党全民、男、女、老、幼，都迅速动员起来，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1966年11月15日 ，公社党委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250个先进单位和个人参加。会上认真学习省、地委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交流了经验，评出44名出席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的代表。并向全社干部社员发出《倡议书》。公社党委还制订《举办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轮训班的计划》，决定以公社党校为基地，训练8期，每期轮训400人，到 1967年1月30日 结束，后因“文化大革命”内乱，轮训才被中断。

三、全民学习掀热潮

1960 年4月，省委作出《在全党全民中进一步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高潮的决定》，境内各县委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平江县委在第二次党代会上，作出《关于组织全党全民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决定》。国庆节前后，各县举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行大会，兴起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1963年，开展“学雷锋”的群众运动，雷锋的学习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教育和激励人们，进一步提高了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认识和自觉性。在一些工厂、学校、机关、单位成立学习毛泽东著作小组，不定期组织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简称“老三篇”）等文章。1964年3月，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全党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决定》后，各县委下发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通知，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制定措施，进行反复宣传发动。是年，全区5县参加学习的干部、职工有8.63万人。平江、湘阴、岳阳3县参加学习的工农群众有16.8万人。全区各级团组织成立学习小组4943个，开办各类民校7200多所，参加学习的有18.3万多人。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和《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版本发行后，全区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1964 年8月，地委建立后，为使学习运动经常化、制度化，派干部到平江县思村公社北山大队试点，通过办群众文化俱乐部，在各生产队成立夜校，组织基层干部和群众学习“老三篇”，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活动，编演群众喜闻乐见、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活跃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造就了团结友爱、助人为乐、敬老爱幼、遵纪守法、热爱共产党、关心国家大事，维护集体利益的好风气，极大地压制了封建迷信、打架斗殴、偷摸盗窃、赌博嫖娼等不良习俗。出现了原被当时称之为思想落后，游手好闲，打架斗殴和赌博偷扒的“八大金刚”，转变为好学上进、痛改恶习的“八大先进”的奇迹。这年冬，该大队出席省群众文化先代会。他们的经验在全区推广后，进一步推动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年底据5县和14个地属以上企业统计，参加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人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平江、岳阳、临湘等县达90%以上。

1965年4月12日 ，省委作出《关于继续坚持大学毛主席著作的决定》后，地委进一步加强领导，对全区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作出了具体安排。 4月26日 ，地委宣传部向全区发出《关于进一步组织干部和群众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意见》，各县、农场、地属以上厂矿组织党员、团员、民兵、青年通过共产主义夜校、民校、俱乐部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6月，地委总结和推介三五一七工厂和专区邮电局组织职工学习的经验。各县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座谈会经验交流会，推动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深入开展。 7月15日 ，地委宣传部印发平江电影三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实现我区电影放映队革命化》的先进事迹材料，要求在全区掀起一个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比、学、赶、帮运动，使全区电影队伍在思想上、技术上达到先进水平。

平江电影三队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张思德、白求恩为榜样，树立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吃大苦、耐大劳、不怕困难、不怕艰苦、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肩挑放映设备，爬山涉水把电影送到海拔1500多米的幕阜山区，放映场地由96处扩大到140处，并深入到24个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生产队，做到想方设法、千方百计让山区的广大群众看到电影。在放好电影的同时，他们还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作为座右铭，当好十员（放映员、宣传员、修理员、辅导员、图书发行员、投递员、售货员、保健员、理发员、社员），扩大了服务范围，受到山区干部社员的欢迎，被群众称为“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位住在高山上的老人，看到他们把电影送到家门口，感慨无比，拿起挑放映机的扁担，题诗一首：“三队青年放映郎，肩挑机器走山乡，银幕挂在家门口，为民服务情意长。”1965年6月，省委、省人委在全省农村幻灯与电影放映工作会议上，号召全省放映人员开展学赶平江三队的活动。7月中旬，该队又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先进单位，出席了全省首届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通过组织基层干部和群众大学毛泽东著作，人们的思想发生变化，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工作精益求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成为人们追求和行动的指南，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涌现许多先进典型。地委在组织各县、农场、厂矿去长沙参加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展览会后，各县、3517工厂、桃矿和君山、钱粮湖、屈原等农场组织筹办展览室，宣传本地、本厂矿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地区在此基础上，经过精心挑选、汇集了岳阳县毛田区、临湘县白羊田公社、湘阴县荷塘大队妇代会、平江电影三队、三五一七工厂和焦伏春、陈雪生、李浪英等30多个先进典型的图片和资料，制作成图文并茂的展版，全长200多米，抽调讲解员，于8月下旬，下到全区5县城关地区巡回展览40多天，组织干部、职工、居民、学生和部分农村干部社员观看，观众达10万多人次。

1966年1月，中南局通过《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 2月9日 ，省委向全省批转零陵地委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检查学习和应用毛主席著作的情况，真正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自始至终，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改善领导，不断提高学和用的效果。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大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全区各级党委贯彻中南局、省委的指示，按照地委的安排，开展以解决世界观问题为中心，着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论党》第二部分、《论共产党员修养》，促进思想革命化的学习运动，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掀起新高潮。

3月，岳阳地委、岳阳县委和共青团省、地、县委总结了岳阳县普兴公社光明大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经验。 4月10日 ，《湖南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长篇报导《读毛主席的书，用革命精神种田——光明大队团支队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发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共青团员和青年群众》的文章，号召全省人民，特别是全省青年学习。共青团湖南省委作出决定，要求学习、推广光明大队团支部的经验，把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前进，把共青团真正办成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

光明大队东靠长江，南临洞庭湖。在发展集体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中，团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党的助手作用，做到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根据生产特点和青年的实际情况，妥善安排学习时间，做到学习形式多样，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好学风，把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在“三大革命”中，发挥青年的模范突击作用。特别是通过学习“老三篇”等毛泽东著作，以愚公、白求恩、张思德为榜样，深入开展“种田为了什么”的大讨论，帮助青年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人生观，在与天斗、与地斗、与错误思想斗的过程中，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调动全大队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落后地方，粮食成倍增产，生猪、家禽、蛋品都有很大发展。1965年，光明大队团支部被团省委命名为“四好团支部”，1966年1月，又被评为岳阳地区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光明大队团支部先进事迹见报后，全区干部群众，特别是团员青年学习光明大队的经验，进一步提高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自觉性，把全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前，各级党委领导在组织干部群众通过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普及，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人们热爱祖国关心集体，推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风格，社会和谐、人民团结，社会秩序井然。但在学习运动深入开展时，受到突出政治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奉行毛泽东著作“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使学习出现了形式主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逐渐走入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歧途。

第三节 意识形态领域“左”的错误的发展

一、对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的错误处理

1958 年，省文化局、省文联号召各地收集革命历史资料，撰写革命回忆录和革命故事，放文艺“卫星”，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为此，平江县开始准备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这年冬，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组织一工作组，到平江收集革命历史资料,作为教材的参考资料和编写湖南革命历史的资料。平江县委即将县里抽调的几个编写革命斗争史的人员、平江一中的部分教师配合进行这一工作，大家在一起商议编写提纲的基础上，组成4个工作组去平江县东、南、西、北4个乡村收集资料。 1959年7月，编纂出《平江革命斗争史》（初稿）。全书分四个时期，共五章十七节，约8.5万字。这部书稿虽然史料不全，有些问题不太准确，但比较概要地记述了平江党组织领导全县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30年的斗争史实。其中，第四章集中反映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的史实，约1万字。还编纂了《平江革命斗争文献资料》及《平江革命回忆录》。

1959年7月2日 至 8月16日 ，中央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鉴于《平江革命斗争史》记述了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和以平江为中心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在中央于 8月7日 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全国反右倾运动业已开始的状况，平江县委当即停止平江革命斗争史的编写工作，并封存《平江革命斗争史》（初稿）等3本书稿。

1961 年7月，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平江籍人）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人员到平江拍摄电影《怒潮》（吴是该片编剧之一）外景（此片是以平江“二月扑城”为背景，反映平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故事）。吴自立在拍摄影片的数月里，重新提出编写革命斗争史的问题，并多次向县委主要领导和宣传部门建议。11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李六如回平江省亲，吴自立便向李六如提出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的问题，要求李六如担任编委会的主任委员。李赞成编写革命斗争史，但未答应担任主任委员。吴自立又让县委负责人以县委名义聘请李六如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李接受平江县委的聘请，担任修订《平江革命斗争史》编委会主任委员，并与有关方面协商，共同确定一个27人的编委会名单，随后离平回京。之后，在吴自立的主持下，研究编委会办公室的工作。编委会以平江县委和县人委名义，起草并报县人代会讨论通过《关于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的决议》、修订该书的《征求意见书》、编委《聘请书》和《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计划》等4个文件，又将编委会扩大到75人，这个名单包括全国范围内党政军平江籍老干部，绝大部分是军队少将以上干部，实际主持这一工作的只有吴自立几个人，编委会办公室干部也没有调配，机构有名无实。直到1962年7月，吴自立回平江避暑，平江县委才抽调6名干部进行编委会工作，先后召开老革命人员座谈会，派人到长沙收集资料，发出县里通过的决议、计划、聘请书，并铅印《平江革命斗争史参考资料》360本，分发给全县区委和部分公社党委、县委委员、县直科局及165名编委会委员和平江籍其他老同志。

由于彭德怀遭受政治迫害事件的影响，《平江革命斗争史》的重新编写工作，实际上并未大张旗鼓地展开。铅印本《参考资料》发出不到一个月，即有人向组织反映这个问题。根据省委指示，平江县委于1962年10月即停止编写工作，旋即多次发信收回已经发出的文件和书稿。

1962年11月，省委宣传部对平江县委和吴自立继续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的情况进行调查。平江县委也停止了编委会的工作，并将已收集的文件和资料交县人委民政科封存，再次向平江籍老干部发出信件，请他们将《参考资料》及他们的意见一并寄转平江。 1963年2月3日 ，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平江编写革命斗争史的调查报告》，省委在批示中认为，此事是为彭德怀“翻案”，“其中有关对彭德怀的态度……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不能马虎”。并严厉批评吴自立“出了许多坏主意，做了许多不应做的事情”。批评平江县委“对收集革命历史资料这项重要工作态度是很不严肃的，各级党委要引以为戒”。 2月24日 ，平江县委及主要负责人即向湘潭地委并省委写了“关于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工作的初步检查。不久，贺龙来湖南视察，省委负责人向贺龙元帅汇报了《平江革命斗争史》及吴自立的问题。

随着“彭德怀问题”的政治升温，而吴自立对省委批评不服又多次向上申诉，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问题进一步升级和扩大化。1964年1月，中央决定由总政治部、中南局和广州军区组成专案小组，前往湖南调查《平江革命斗争史》问题。 1964年6月22日 ，中央下达中发382号文件，向全党批转《关于吴自立反党问题的报告》。同时印发《平江革命斗争史》（参考资料）、《吴自立同志反党活动材料》等附件。中央在批示中说：“最近两年来，彭德怀、周小舟、吴自立又相继进行反党活动，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所有同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有过联系的同志，更应该通过这次事件，认真地吸取教训。” 8月30日 ，中央批转中南局《关于吴自立反党意见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吴自立反党活动问题的决定》，认为吴自立“利用编写革命史，为彭德怀翻案，是一个很嚣张的反党分子”。决定撤销吴自立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平江县委检讨接受教训。

1975年9月，停止8年党的组织生活的吴自立，被批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年，在一次驱车赴会的途中翻车受伤，后医治无效，在长沙逝世。1980年1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吴自立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中发382号文件及4个附件，撤销了湖南省军区 1979年6月18日 《关于吴自立问题的审查结论》报告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对结论报告的批复，中央军委对吴自立一生作出“吴自立同志是我党的老党员，是我军的优秀干部”的正确评价。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的错误定性得以彻底平反。1987年9月，一本近50万字的《平江人民革命史》出版。

二、文艺界的改革尝试与错误批判

1962年，在“稳步发展，提高质量”的方针指导下，文化事业逐步恢复和发展，戏曲表演艺术日益提高，各县电影管理站建立，农村电影放映队逐步增多，为农村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

1962 年11月，全省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后，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第一线，到广大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反映现实的文艺形式配合广大群众的生产和斗争。湘阴花鼓戏剧团组成轻骑队深入农村，既作宣传工作，又向农民演出，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曾受到省文化局通报表扬，自编花鼓戏《烘房飘香》，参加全省戏曲会演获得好评。平江县花鼓戏剧团组织演职员，长期活跃在平江山村，实行划片分线定点，送戏上门，被评为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先进单位。

1964 年6月，全省在长沙举行现代戏的会演后，为了加强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地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上，成立现代戏领导小组，要求全区各专业剧团大演现代戏。10月，地委宣传部下发《关于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力编演现代戏的意见》，要求“各地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壮大创作队伍，加强对他们的组织和领导。同时，要组织他们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提高技巧。”剧目创作必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广大人民的革命风貌，使戏剧艺术真正成为一种“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各专业和业余剧团，必须以革命气概坚定不移地把现代戏的锣鼓大敲起来，大力上演革命的现代戏，力改戏剧舞台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面貌。之后，各专业文化单位，把编演现代戏作为戏剧革命的任务。充分运用银幕报、墙报、黑板报、说唱等形式，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各县专业剧团在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扶持和推动下，努力创作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工农兵英模形象，而且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教育意义的作品，深入到农村、厂矿演出。华容县京剧团配合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下乡3个多月，就为农村干部群众演出67场。岳阳巴陵戏剧团团长周杨声，为了演好现代戏，经常带领青年演员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1966年为饰演焦裕禄，他随县委书记毛致用在华容农村生活40多天，亲身感受党的领导干部艰苦深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塑造焦裕禄等英模人物的形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戏剧改革尝试的同时，平江电影放映事业一枝独秀。他们在农村上山下乡、普及放映电影的时候，自制幻灯片，利用本地山歌、莲花闹、渔鼓等形式演唱短小节目，后来，又自制幻灯，搞特技放映，在放电影前，及时、准确地宣传党的政策和当地的新人新事，图文并茂，吹打拉唱齐全，被群众称为“土电影演活了”。幕阜山最受欢迎的平江电影三队，自编自制自映的幻灯宣传，社员群众赞扬说：“土电影，爱煞人，又打快板又拉琴，聋子看得懂，瞎子听得清，能知队里生产事，又知国家内外大事情”。1964年出席全省和中南区宣传工作会议，《南方日报》发表《充分发挥电影幻灯的战斗作用》专题评论。1965年5月，又应邀参加中南局在广州召开的农村电影普及放映经验交流会，他们作了幻灯宣传和映间解说表演，陶铸称赞“平江电影下乡普及放映的经验很好，具有普遍推广意义”。之后，平江幻灯宣传形式在中南地区城乡得到普遍推广。

1964 年8月后，全国各报刊普遍开始对《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不夜城》、《舞台姐妹》、《兵临城下》等影片批判，给这些影片扣上“鼓吹阶级斗争调和，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诬蔑社会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等罪名。各县文化部门、电影院在报刊发表各种批判文章后，也作了一些错误的批判宣传，甚至在这些影片海报旁配上了报刊对影片的批判词，以引导观众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识别这些“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的大毒草。

在毛泽东批评文艺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戏剧舞台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尽是牛鬼蛇神”。各县文化部门组织演职人员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对戏剧界的批评，进行思想整顿，许多演职员决心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决裂，纷纷组织轻骑队下乡演出现代戏和样板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剧团停止演出，随后剧团撤销参加斗批改，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和接受思想教育改造。直到1971年后，各县成立毛泽东文艺宣传队，一段时期主演八个“样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