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第十二章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第十二章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1 年10月，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从反对所谓的“五股黑风”到“对生产队长以上基层干部”进行“阶级教育”，为以后几年持续开展的“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做了准备。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后，中央确定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 “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后下发三份关于开展“社教”的文件，由清理经济问题的“小四清”到“高标准”大“四清”运动，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其间，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胡耀邦创造性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社教”中，对基层干部立足于帮，注意正面思想教育，教育和保护了一批基层干部，一些地、县领导干部至今记忆犹新，赞扬他的独特主张和爱护干部的做法。
第一节 胡耀邦到岳阳调研和指导“社教”
一、1960年视察岳阳市
1960 年1月，岳阳市设置（从岳阳县析出，并由岳阳县代管）。9月，时任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专程来岳阳视察，酷爱文史的他一下车，就让前来迎接的岳阳县、市领导找本县志给他。县、市领导即请胡耀邦到县委会查阅《巴陵县志》，了解岳阳民情。下午，由岳阳县委第一书记张月桂陪同，登上岳阳楼，仔细观赏，高度赞扬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一再嘱咐陪同的同志，要认真对待此珍贵文物的维修和保护（1982年5月时任中央主席对岳阳楼重修作出重要批示。岳阳楼落架重修工程于1984年5月竣工）。登上岳阳楼二楼，他久久伫立在清代大书法家张照所书写的《岳阳楼记》雕屏前，连声称赞张的手迹端庄凝重而又婉丽流畅，并且朗诵《岳阳楼记》全文，赞扬范仲淹在记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思想。第二天，在二一一（今三五一七）工厂俱乐部召开的岳阳县直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他精辟论述《岳阳楼记》主题思想，号召大家多读一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历史书籍，懂得中国的过去，更好地建设中国的未来。
二、1962年到岳阳调研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决定抽调一批领导干部加强地、县领导，胡耀邦主动请缨赴湘潭。10月，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
一向对文史胜迹有浓厚兴趣的胡耀邦，每到一县，就要找县志阅读，人文地理过目不忘。在岳阳，白天乘机帆船从洞庭湖到长江口，查看城陵矶这块兵家必争之地，看水势，提出防汛抢险的决策之见。傍晚，又上岳阳楼，忘情地同秘书一起背诵《岳阳楼记》。而且常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告诫各地干部。在湘阴谈起左宗棠，大赞左临危受命去新疆收复失地之功劳，历数湖南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说到屈原又情不自禁地吟起了《天问》，使在场的深受感染。在平江作报告时，发问“平江何以平江”？在座难以对答，他却以惊人的记忆力数说之源，讲平江起义、红色土地上走出了几十个将军，勉励干部不忘平江历史地位，热爱平江、建设平江。总之，每到一县，他都通过各种途径，来教育和鼓励干部鼓足干劲战胜困难。
胡耀邦这次到4县考察，虽然行色匆匆，但他还是敏锐地了解各县的重点、特色所在，注意发现典型，总结推广典型。在岳阳县听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月桂汇报毛田区治山治水、改变穷山恶水的情况汇报后，当机立断，便赶往毛田考察。当天下午，区委书记许志龙向胡耀邦等地委领导汇报了改变山区面貌的情况，并谈到1960年毗邻通城县北港公社青黄不接时，毛田公社党委借给19万公斤粮食，直到1962年他们才按国家粮价每百斤9.5元还给毛田。此事得到周总理高度赞扬，并在国务院简报上推介。胡耀邦听了十分高兴，连称“干得好！干得好！”汇报结束，已经夕阳西下，毛田水库电站发电了，电灯照得八斗冲山沟一片通明，胡耀邦等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干劲可贵，风景这边独好。”第二天上午，胡耀邦等实地查看毛田水库发电站，八斗大队养猪场、养鱼塘、机械厂和果园，他们称赞不已，一致认为，只要有一股子革命干劲，又有科学态度，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来到水圳大队新造林高山上，胡耀邦大声吟出“登高一望，心情舒畅”。接着，又看着云山和毛田水库即兴赋诗：“云山苍苍，溪水泱泱，毛田之风，山高水长。”随后又访问了一些农户。回到区委办公室，胡耀邦和华国锋、王治国、赵处琪等领导强调一定要把毛田的经验很好地总结，用毛田的典型来推动面上的工作。并随即向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派一名有名望的记者来毛田采访。没过几天，新华社派袁木来毛田进行实地考察，后以《毛田纪事》为题，在《人民日报》作了长篇报道。之后，地委召开现场会推广毛田经验，并树为全省先进典型。
三、1963年亲临岳阳指导“社教”
1963 年4月，湘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部署安排全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胡耀邦面对大抓阶级斗争、把矛头指向农村基层干部的“社教”运动，心有所思，于是向地委提出一些自己独特的看法和主张，多次在会上反复强调对基层干部要着重于教育，因为“农村基层干部是农民，他们不拿国家工资，工作十分辛苦，绝大多数是好的，所以对他们要爱护，这是前提。虽然有些人有多吃多占，有贪污盗窃行为，有的还养成老爷习气，欺负老百姓，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这都是错误的，必须批评”，但“方法要稳妥，立足于教育帮助”。为此，他提出 “社教”主要是搞好“四查四帮”：一查贫农、下中农发动情况，帮助大队、生产队把阶级队伍组织好；二查干部包袱情况，帮助基层干部密切同群众的关系；三查生活安排情况，帮助基层把困难队、困难户的粮食供销安排落实；四查生产情况，帮助下面搞规划，抓管理，解决当前生产上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做到“一手抓教育，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发动贫下中农，一手抓教育提高干部；一手抓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会后，湘阴、平江、岳阳、临湘4县按照胡耀邦在浏阳“四查四帮”的经验，派出工作组，深入到基层开展以清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 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为了及时贯彻中央文件精神，铺开全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胡耀邦到浏阳进行试点。6月中旬至7月上旬，到平江、临湘、岳阳、湘阴4县，亲自解剖麻雀，指导4县贯彻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6 月中旬，胡耀邦从浏阳来到平江，正碰上县委研究安排面上“社教”，在听汇报、看材料，与县委研究“社教”怎样在全县铺开时，他采取了两个引人瞩目的举措：一是提议各区把大队主要干部集中到区公所，开好“放包袱，早自清”大会，充分运用典型对比的方法，启发干部自我教育。全县各区于
6 月底，胡耀邦来到岳阳县指导“四清”时，正赶上县委召开区社书记会议，研究部署“四清”工作。会议进行中，有些人搞“四清”的决心产生了动摇。胡耀邦来后，在县、区、社干部大会上，讲解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说明“四清”的重要性的必要性，“四不清”的严重危害性；向大家介绍浏阳、平江、临湘等县的战果和决心。他说：“现在可以说是‘兵临城下’，务必要下决心，领导打好这一仗。决心下，百折不挠，这才像革命家的样子。”他还强调：“凡是下了决心的，要有五个不允许。一不许动摇，二不许碰到困难就抱怨，三不许依赖上级人力，四不许出乱子，五不许工作搞得半生不熟。”同时，对如何开展“四清”运动的政策、方法作了具体指示。他的一席话，更加坚定了县委全面开展“四清”运动的决心。县委表示，不管东南西北风，一心一意搞“四清”，“四清”不清，决不收兵。区社党委都保证不动摇、不叫苦、不求援、不出乱子、不草率收兵。到
7 月初，胡耀邦风尘仆仆赶到湘阴。一路上的见闻，使他在听取湘阴县委书记汇报时都情不自禁地说，群众生产热情“举不盛举”，鼓励湘阴搞“四清”，一鼓作气、一气呵成。第二天，他给县直机关干部作了一场“妙语连珠、紧扣实际、有叙有论、感染力很强”的形势报告。下午，胡耀邦在华国锋和陈秉芝的陪同下，深入基层考察各区“四清”情况。他先后到浩河、汨罗、长乐等区公所，给正在进行训练的区、社、大队干部作报告，促膝座谈对话。发现有一部分干部有怕在“四清”中挨整，怕说不清，群众不谅解的情绪，他在报告中大声疾呼：“大家七天革个命（意在自觉革命），有什么错误说清楚了，改好了，主动下楼，轻装上阵，不是更好吗！”情真意切地引导干部要奋勇上进，“不能忘恩负义，不能忘记人民”，希望大家主动放下思想包袱，积极投入“四清”运动。当他来到地委工作组所在的白水区时，顾不上休息，就给集训的大队干部宣讲“前十条”，还联系一名大队支书的经济问题，坦诚相劝，使这名干部声泪俱下，当众检查了自己的问题，在座者为之感动而受到教育。9月下旬，胡耀邦第三次来到湘阴，给县委及机关干部宣讲了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强调一定要注重教育和帮助干部，按中央规定的政策办事，在“四清”运动中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
胡耀邦从6月中旬至7月初，指导4县“四清”运动迅速而稳妥地开展起来，并发现和总结了一些值得推广和注意的情况和问题。为了及时指导全区运动顺利展开，他以“电话通讯”的形式，通告地委其他领导或有关县委主要领导，强调运动气氛要和缓、平稳，不要恐怖、紧张；注重教育、自觉，而不是惩罚、强制，使运动没有发生偏差。
第二节 前期“社教”运动
一、反对新的“五股黑风”
1962 年10月，省委向中央呈交《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将所谓单干与投机、偷盗、赌博、迷信一起列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时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对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应当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有批评有团结；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及时打击。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并批转全国。之后，省委根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在全国率先开展全省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各县在省委扩大会议以后，从11月开始，认真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了以形势、阶级、方向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总结工作，分析形势，辨明是非，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明确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基本上制止了“分田单干”等倾向，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冬季生产。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照中央、省委关于阶级斗争和社教运动的指示精神，各级党委认为当时对中央和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领会不深，对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特别是对秋收以后的阶级斗争尖锐化估计不足，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估计不足，因此，没有清醒地看到当时在农村阶级斗争仍然相当激烈，五股“黑风”在一些地方仍很嚣张，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也很严重。
1962年12月至1963年春节前，各县委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在全县范围内进一步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县委采取从上到下，由内到外，层层开展和层层办点，点面结合的方法，教育和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
首先是训练干部，纯洁组织。各县委根据会议人数多、时间短、要解决的问题复杂，越到基层干部水平越有限的特点，一般采取大讲阶级斗争，揭发敌人的破坏活动；领导带头，干部自觉“放包袱”，认真掌握政策，慎重处理干部的问题。临湘县从
在训练干部的同时，各县委组织各级、各单位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宣传活动，组织宣传员下到社、队、屋场，向群众大讲1962年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的形势，大讲农村阶级和阶级斗争，大讲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泛滥，封建残余势力企图复辟，并散发出一股歪风邪气，重点讲五股“黑风”在各地的具体表现。开展群众性的大讨论，在社员群众中出现了大讲弃农经商、迷信赌博的危害，大揭贪污盗窃的罪状、检查损人利己、占小便宜的行为，使广大社员群众提高了认识，做到坚持集体经济，反对分田单干；坚持共同富裕，反对“投机倒把”和剥削行为；开展正当的文娱活动，移风易俗，反对赌博和闹迷信；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反对偷盗行为；厉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用自己的实际活动抵制歪风邪气，维护社会秩序，维护集体经济，维护生产的发展。
在临湘县委召开的县、公社两级干部训练会议上，大家通过学习讨论，摆事实，谈危害，揭发1962年以来农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从归纳的15条表现中，就列举了五股“黑风”的各种表现：一是侵占土地，煽动单干。全县揭发煽动单干的187人，侵占集体土地和财产的35人。有个生产队共24亩旱土，被社员占去17亩，还占去25亩水田。二是“投机倒把，破坏市场”。全县揭发共有420个四类分子进行“投机倒把”贩卖活动，有个大队一地主分子从1962年以来先后到长沙、武汉等地做“投机生意”28次，牟取暴利3000多元。一次到湖北买8头猪，每公斤4元，回到湖南卖6.4元1公斤，从中获利几百元。三是宣扬迷信、诈骗钱财。全县有186个四类分子搞迷信活动，他们帮人行礼、做道场、算命、修庙敬神。有个富农分子带头在本姓屋场修土地庙，邻近3个大队共修土地庙29座。四是偷盗之风盛行，乱砍乱伐森林。全县有676个四类分子乱砍乱伐，破坏森林。五是聚众赌博、扰乱治安。该县揭发四类分子打牌赌博的有270 人。有个公社有15名四类分子参加赌博共83人次，有个地主1962年以来赌博15次，当了8次“宝官”，骗了600多元。通过揭发，使参加训练的干部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坚定了大反五股“黑风”的决心。
各县通过运动的检举揭发，大摆五股“黑风”在农村的泛滥。一是“闹单干”。1961年春至1962年春耕后，由暗流转入公开，到1962年“双抢”前后达到高峰。单干风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分田到户，水田包产到户；还有农业集体，副业单干；主粮集体，杂粮单干；农忙集体，农闲单干。有30%的生产队把应由集体经营的副业归私人经营。有的生产队看到分田到户批不准，便闹分队，甚至没有批准就擅自划小生产队，出现了不少父子队、兄弟队。有的生产队借划自留地，自留山为名，侵占集体田、土、山林，有的社员随便搬走农具，乱砍乱伐森林，到处乱开荒。据平江县不完全统计，私人占有耕地达1994亩，鱼塘627口，耕牛 29条，农具2.74万件，砍伐林木29万多根。湘潭地委办公室1963年初调查，岳阳、平江、湘阴、临湘4县生产队出现单干风的生产队就有1270个，其中分田到户的530个，包产到户的740个。调查组认为，凡是刮起单干风的地方，集体经济遭到破坏，群众思想混乱。
二是“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少数富裕中农宣扬“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发财靠投机”，他们采取各种办法拉拢干部搞“投机”活动；借为生产队搞“副业”之名，组成“投机倒把”团伙，以交钱买工分的办法，不出集体工，不完成国家统、派购任务，高价贩卖农副产品。湘阴县桃林区（现属汨罗市）有个公社出现了三坊、两店、一公司（磨坊、糟坊、[1]糕点坊、杂货店、寄卖店、木材公司）等，擅自招聘工人。平江县瓮江公社有个富裕中农到湘阴贩卖木材获利600元，在大队需要购牛资金动员他投资时，要1元钱奖0.5公斤粮，还要在接新（粮）前兑现半斤粮，投资500元，即把得到的现谷和接新奖励粮高价卖出。7个月时间，500元现金得利息500元，对本对利。
三是偷盗、赌博之风盛行，迷信活动有所抬头。有的人勾结国家干部，盗窃国家物资、票证；有的人偷盗他人的粮食、钱物；有的地方赌博之风盛行，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生产，造成家庭不和，生活困难，有的甚至堕落为贪污盗窃罪犯。不少地方修祠堂、建神庙，师公、道士、和尚、风水先生到处害人骗钱。“发马脚”①在部分地区很盛行，迷信职业者，以及封建的族长制也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
在春耕备耕时节，各县根据训练会议提出所谓的五股“黑风”的各种表现，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大摆五股“黑风”的表现，开展群众性的大讨论，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湘阴县有的社队通过大讨论，大诉歪风邪气有“八害”：一害党的组织，影响党群关系，腐蚀干部队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二害国家，影响社会秩序，不利于人民民主专政；三害社会主义，影响建设事业，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四害集体，影响党的政策贯彻，不利于巩固集体，发展生产；五害人民，败坏社会风气，助长封建迷信势力复辟；六害他人，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利于人民内部团结；七害家庭，影响和睦，不利于改善提高生活；八害自己，损害前途，不利于个人进步。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贫农、下中农树立了优势，有些有污点的人自动上门作检讨，侵占了集体财物、土地的社员自动退回，“单干风”基本刹住。湘阴县弼时区（现属汨罗）1137个生产队，通过大讨论，有752个生产队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制度。岳阳、湘阴、平江、临湘4县通过反“单干风”，原来“闹单干”的1270个生产队，到1963年2月就有1242个生产队“纠正”单干，只有21户分田，7户包产没有解决。曾经“投机倒把”的人自动找上门要求补税补罚。对错误严重的，按照党的政策，经群众评定，恰如其分地作出处理。对迷信职业人员、惯赌、惯偷等，采取个别教育和集中开会教育，动员自我坦白的办法，进行教育改造。对参与和煽动搞歪风邪气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采取了检举揭发，分化瓦解，重点打击的办法。1962年以来，湘阴县的“四类分子”表现十分猖狂、有明显破坏活动的有3572人，占32.3%，严重的地方占70%以上。“突出表现是造谣传谣，大闹迷信，聚众赌博，投机盗窃，破坏生产，煽动单干”，危害集体，少数甚至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基层领导权。经过运动，大都当众悔过，交心交罪；少数交心交罪后，勒令退赔财物，极少数退赔后交群众管制，对极个别罪大恶极的交司法部门审判处理。这样，不仅有效实现了重点打击、分化瓦解的目的，而且教育提高了干部，分清了是非，明确了方向，巩固了集体经济。临湘县通过几次训练干部会，各级干部的思想觉悟明显提高。参加过训练的8326名干部进行了自我检查，其中检查较彻底的占68.8%。在“放包袱”中，敌我不分的884人，主张与同情单干的526人，有投机倒把和经商行为的943人，打牌赌博的929人，参与迷信活动的237人。通过丢“包袱”，才知道自己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制止不住社会上五股“黑风”，原因就在于“己不正，焉能正人”。通过教育，该县原来不想干工作的1815名干部，有1481人重新挑起了担子，积极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和生产之中，带领群众掀起生产高潮。
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点
1963 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河北省委和湖南省委分别介绍保定地区从分配入手，进行小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工作和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在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会议确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根据上级部署，各县召开扩大会议或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由县委主要负责人带队，进行试点工作。5月下旬，湘阴组织1700名县、区、社、大队干部，层层由书记带队，在城南、洞庭围、躲风亭等公社的164个大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批试点工作。通过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层层进行思想发动，大讲党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指示，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大讲不进行阶级斗争的危害，大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目的、方针、政策。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全面发动，组织阶级队伍，树立贫下中农优势，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点上4.21万名贫下中农普遍发动起来，进行“四查四帮”，对大队、生产队的账目、仓库、财物、工分进行清理，有大小经济问题的人，大队干部占93％，生产队干部占60％，经过教育帮助，许多干部主动放了包袱，进行合理退赔，做到工、粮、钱、物、收、支、存、欠账实相符。并按照党的政策，认真处理各项问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促进经营管理，改善了干群关系。广大农村出现了维护集体光荣，争取丰收光荣，安分守己光荣，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光荣，完成国家各项任务光荣等新风尚。
临湘县委在湘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后，先后组织工作组到85个大队进行了“四查四帮”的社教试点，虽然揭发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但由于发动群众不充分，试点指导性不强。6月下旬，在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下到几个大队试点，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其中五里公社城乡大队生产连年丰收，是公社的红旗大队，进行“四查四帮”的“社教”试点时，只是“刮了一阵风”，搞得不深不透。
6 月初，岳阳县委召开区、社书记会议，安排开展“四查四帮”的“社教”试点。在县、区、公社三级126个重点大队，开始发动干部群众学文件、搞教育，但因当时旱情严重，怕影响生产，要求区、社试点大队在“双抢”前结束。湘潭地委在平江召开县委书记碰头会后，县委狠下决心，以点带面，指导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县委工作组先后总结了《公田大队深入发动群众搞四清的经验》、《请看光明大队的四清情况》、《洞庭渔业社是怎样搞四清的》等典型材料，7月上旬先后被湘潭地委转发全区。
平江县委在胡耀邦及地委工作组的指导下，深入到问题比较严重、区社党委三次进队都没揭开矛盾，群众意见很大的黄雀大队试点。由于工作组扎根群众，反复发动和依靠群众，用党的决定和政策教育干部。经过一系列工作，群众被发动了起来，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为全县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供了经验，得到胡耀邦充分肯定，并亲自为总结材料写了很长批语。
华容县委根据益阳地委的部署，于
三、贯彻双“十条”
6月中旬，各县开始进行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平江县在湘潭地委主要领导的具体指导下，于
6 月底，湘阴县委按照平江县委书记会议的要求，集中2000多名干部，组织近万人的宣传队伍，深入基层，以区为单位集中训练公社、大队干部，以公社或大队集中训练生产队以上干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有50万干部、群众参加，较好地解决了基层干部存在的“四不清”的问题，调动了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7月底结束 “双抢”后，又掀起了夏秋作物种植热潮。
1963 年9月，中央根据各地试点和训练干部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又制定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 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并规定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政策。但是，“后十条”的基本思想仍然是沿袭了“前十条”，也不适当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此后，运动的内容也逐渐由着重清理经济的小“四清”，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大“四清”。
根据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各县从1964年1月上旬开始，组织各级干部和群众学习讨论中央两个“十条”。县和公社先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到会的有国家干部，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贫下中农协会主任、小组长，以及未任职的党员。紧接着，在群众中开展了一次广泛深入的宣传，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在大规模宣传中央“双十条”的同时，各县按照省委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打好社会主义的基础，必须按照中央两个 “十条”，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展开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求，各县作出了由点到面，分期分批进行系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安排。
华容县委在召开县、社两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双十条”后，成立了华容社教分团，县委书记马书玉任团长，于2月底开始分期分批在全县开展“系统社教”。第一批在三封、鲇鱼须、终南、插旗、东山5个公社，工作队员1040人，其中省、地、县工作队干部590人，9月底结束；第二批在梅田、景港、潘家、砖桥、万庾、隆西6个公社，工作队员1161人，12月底结束；第三批在幸福、操军、新河、塔市、宋市、南山、胜峰7个公社和城关、注磁口镇进行，工作队员 1246人，1965年4月底结束。在进行社教运动中，县委把解决干部经济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四不清”作为运动的重点，分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从组织生产、安排群众生活入手，原原本本宣传“双十条”，进行阶级教育；第二步，组织专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对贪污、挪用、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进行经济退赔；第三步，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政策，处理公私关系，规划集体生产，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第四步，清理阶级队伍，组织对敌斗争；第五步，进行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结合处理遗留问题。在社教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有“四不清”问题的11580人，计金额70.32万元，粮食 13.81万公斤，工分36.6万工分。由于运动中始终贯彻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重新组织革命队伍的方针，斗争的锋芒对准基层干部，对一些犯有一般错误甚至没有错误的基层干部进行批判，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的不良后果。
在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于有些党委加强领导不够，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湘阴县委发现个别地方在生产与运动结合上指导思想不明确，有的只搞宣传、忽视生产和细致思想工作，甚至孤立宣传，放弃生产；个别地方、个别干部在对敌斗争上不够策略，有偏激情绪；个别地方不按政策办事，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在发展集体经济问题上“挖肉医疮”；不能正确对待中农等问题，便给各区委、公社党委发出《关于面上宣传中央两个“十条”中几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的材料，并上报湘潭地委，很快引起地委的重视，旋即转发了湘阴县委的材料，并电告各县“注意检查一下，如有发现，应立即纠正”。随后，省委又以湘发［1964］029号文件，批转湘潭地委转发的湘阴县委的通报材料，要求全省各地、市、县委“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领导，把运动抓好”，并“强调采取梅花点的办法展开运动”，“对于已经发生问题的地方，地、县委要迅速派出得力干部去帮助解决。要注意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入手，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妥善处理问题，把运动纳入正确的轨道”。湘阴县委提出的问题，对全省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的各县委很大启发，促使面上运动先开会，先入队，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开，保证运动的平衡发展。
四、在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五反”运动
各县在开展“五反”运动中，以中央“双十条”和关于五反运动的指示作为指导思想，在运动中抓住一个纲（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团结（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四个基本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基本建设）、五个要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到自始至终地坚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做艰苦深入的思想工作，放手发动群众；自始至终抓住社会主义教育，强调自觉革命，造成群众性的自觉革命的形势；自始至终反对官僚主义，用革命的精神把官僚主义反彻底；自始至终雷厉风行地进行整改，整顿和健全制度；自始至终抓好增产节约、抓紧生产的领导工作，使运动和生产紧密结合，做到运动、生产双丰收。
为了把“五反”运动搞扎实，达到上级的要求，各县委按照省、地委的统一部署，在“五反”运动中，大体分四段进行：第一段，整顿和改进干部思想作风，改善干群关系。通过学习，教育干部认真“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提高思想，改进作风，切实改善干群关系，着重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第二段，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整顿和提高工人阶级队伍。通过大搞回忆对比，集中对职工进行一次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划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界限。第三段，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两反”斗争，把反动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争取过来，逐步改造成新人，孤立和打击极少数顽抗分子，进一步教育干部和群众，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提高革命警惕性。第四段，总结运动，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不失时机地抓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全面进行建设工作，巩固和扩大运动成果，掀起生产高潮。
各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五反”时，为了让干部群众了解“五反”的意义、目的和方针、政策，在宣布开始“五反”后，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进行认真的思想动员，然后，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向全体干部、党员和职工群众原原本本、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宣读和讲解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双十条”），传达中央关于“五反”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加强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与此同时，各单位党委（支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对照文件精神，联系思想实际，检查自己工作和思想作风，“洗手洗澡”。开展得较早的平江、临湘等县委及“五反”单位，还按照省委“先搞一段评功摆好”的指示，在检查工作和思想作风之前，组织人人摆成绩、摆进步、摆经验，调动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生产面貌和职工的精神面貌出现了很多新气象，促进了生产，也启发群众自觉地开展自我批评，对推动“五反”运动的发展，造成一个良好的自觉革命形势。搞评摆的单位一般在20天左右，就转入“三反”（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领导都深入下去进行个别串连活动，把老工人和积极分子发动起来，召开三级干部会（或全体干部会），吸收全体党员和老工人积极分子代表参加，向领导干部提意见，帮助领导干部洗手洗澡。在领导干部认真整改，进行经济退赔的同时，又帮助中层干部、一般干部“洗手洗澡”，促进干部自觉革命，达到团结95%以上干部的目的。
通过“五反”，整顿领导干部的工作和思想作风，各单位认识到几年来官僚主义有所滋长，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铺张浪费比较严重。一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深入调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靠文件、报表、电话瞎指挥，给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和浪费；有的单位不顾国家整体利益，蒙骗上级，打埋伏，耍手段，多报支出，少报收入，下乡检查“跑马观花”，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有的单位党政正副职领导干部争功诿过，争权夺利，互不买账。这些问题揭露出来后，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深受教育，尤其是那些认为无问题可反的人，如梦初醒。同时，从开展“五反”运动的单位来看，大部分单位都有“小家当”、“小钱柜”、“小金库”，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的物资基础。通过清理，都按有关规定进行了妥善处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职工生活福利也得到合理解决，出现了增产节约、勤俭办企业的新气象。在开展“公物还家”活动中，由于坚持自觉自愿，自己放“包袱”，不追不逼，能退多少就退多少的原则，许多工人、家属在干部“洗手洗澡”的号召下，主动把平时占小便宜，随便拿公物回家的事也放了“包袱”，上交给单位，很快在单位造就了一种关心集体、热爱集体、不损公肥私的社会风尚。
在开展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两反”斗争中，各单位充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通过学习文件，武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让他们大胆站出来，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检举揭发机关、企业存在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中，使大家看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资产阶级不仅从经济上挖社会主义墙脚，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全面进行猖狂的进攻，散布思想毒素，宣扬堕落的生活方式，腐蚀干部。有些领导干部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丧失了革命警惕性，用人办事处理问题离开阶级斗争观点，甚至丧失立场，敌我不分。表现在思想上丧失了抵制“糖衣炮弹”的能力；在政治上对坏人坏事熟视无睹、姑息迁就。在组织上依靠谁的问题没有解决，甚至依靠某些坏人，提拔和重用某些坏人；在生活上与坏人吃喝玩乐，拉拉扯扯。有的人甚至与坏人同流合污，接受贿赂，坐地分赃。有的隐瞒成分，改头换面混进党团组织，窃居要职，个别企业组织严重不纯，坏人当道。根据揭发出的问题，对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犯有一般性错误的人，受到了教育，很快都提高了觉悟，主动进行洗手洗澡，经济退赔；对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进行了专案调查，按照中央指示的“三宽三严”（过去从宽、现在从严，坦白从宽、隐瞒从严，退赃从宽、不退从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方针，在查对核实清楚定案后，在适当时机，选择了一些从宽处理的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教育犯错误人员，促使他们坦白交代，分化瓦解敌人。对错误严重甚至触犯法律的人，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的基础上，根据外调内查的问题，采取领导、支部、群众、专案干部相结合，认真查证核实材料，划清界限，确定性质，研究处理意见，上报县委和有关部门，按党纪国法进行处理。华容县委在开展“五反”运动中，揭露出犯有各种错误的151人，计违纪金额41.95万元。该县工会结合运动对各级工会进行整顿，全县清洗开除工会会员638人。
这次五反运动，对于改进干部作风，特别是改进领导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密切干群关系，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整个运动贯彻的是“左”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双十条”为指导方针进行的，对一些干部群众造成了一定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