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在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后，各县委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相关条例规定，调整国民经济和各方面的关系，切实改进领导方法和干部作风，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努力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区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

第一节 三年经济困难和生产自救

一、经济困难的三年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及苏联政府撕毁援助中国经济合同的影响，致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这三年，自然灾害频发。1959年，岳阳、湘阴、临湘县发生大旱。岳阳县自 6月18日 至 8月11日 连旱58天， 8月15日 到 10月29日 ，连旱76天，雨量仅83.8毫米，粮食生产和秋冬作物损失严重。 6月2日 ，平江山洪暴发，淹没耕地14.46万亩。是年，全境粮食总产量由1958年的105.90万吨，降到90.72万吨，由前5年总增长12.4％变为一年陡然减产14.4％。1960年至1961年，全境受旱减产，水稻种植523.09万亩、单产124公斤、总产量64.86万吨；1961年分别减少到 457.79万亩、119公斤、54.48万吨。

1959 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肯定 “左”的错误观点和做法，使“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又得以盛行，各县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1959年，境内农村劳动力99.64万人，从事种植业的不足一半，且多为年老体弱者或妇女。有的地方把上半年发还给农民的自留地又收回去，社员家养的猪、鸡、鸭，也都收归生产队公有，又一次挫伤了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同时，把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坚决反对 “左”的错误做法的党员干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打击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致使“五风”愈演愈烈。湘阴县湘江、大众两个公社22 个大队，平调社员房屋、家具、牲畜等共折金额192万元，每户平均117元。大众公社搞的 “七集中”，前后刮去社员自留田土614亩，耕牛56头，生猪2298头，房屋4800间，家具、农具3万余件，共折金额102万元，每人平均33.5 元。天灾人误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这种局面严重影响了粮食供应。1960年至1962年，城镇居民口粮定量，由原来的30个等级调整为112个等级（工种）；口粮定量标准每人月均降低1公斤；供应非农业人口口粮6.18万吨降到4.09万吨、社员集体分配的口粮锐减。一些地方出现了粮荒、油荒、肉荒，副食品以及日用品供应紧张，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商品凭票限量供应的达200余种，几乎所有食品一律实行限量供应或高价供应，排长队抢购食品的现象随处可见。城乡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营养缺乏而引起的水肿病、妇科儿科疾病流行，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现象。1959年至1961年湘阴县人口比常年少生5.58万人，多死3.66万人（高出常年 1.484倍），不正常减少9.23万人，占全县人口10.8％。平江县1960年患病6.8万人，其中水肿病最多，1959年至1961年，全县非正常死亡2.25万人；临湘县患水肿病、妇科病，小儿病的达4万多人，其中水肿病就有5553人；岳阳县患水肿病的有1.68万人，非正常死亡仅1960年就有619人。农村人口年人均口粮仅50多公斤，大量人口外出度荒，仅岳阳、临湘、平江3县就有2万多人流入江西等地。平江县缺粮人口达22万人，到 1962年初，仍有39户、1042人乞讨，断粮的1.1万户、3.61万人。

二、生产自救、节约度荒

在粮食严重减产的情况下，各县加强粮食工作的领导，注意安排好城乡人口粮食，让居民、社员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在公共食堂推广“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忙闲调剂，分月安排，集中保管，凭票开餐，主杂搭配，加以蔬菜，分户编席，节余归己”的办法，落实湘潭地委关于开展五好食堂运动的指示，组织积极开荒和广泛利用空坪隙地种菜，提倡轮种、点种、间种、套种，迟早品种错开，大力生产蔬菜。贯彻“六十条”后社员有了自留地，种植杂粮和蔬菜，弥补了口粮的不足。在经济政策扶持方面，湘潭地委给穷队发放了国家支援穷队的投资指标，分配给岳阳县110万元，平江县90万元，湘阴县135万元，临湘县70万元，主要使用在基本建设和投资少、收效快的农副业生产方面。临湘县五里公社峡山大队将用粮水平由每人每月14公斤降到11公斤，紧紧抓住大种蔬菜，大找野菜，以菜代粮，粮菜混吃，组织全部劳力赶雨后晴天抢种蔬菜480亩，种热水罗卜130亩，利用空坪隙地栽种瓜菜，收获4.75万公斤。发动群众采回野菜2600公斤，保证每人每天吃到3公斤菜，生产劳动热情有了提高，原来外流的35人自动回队，全大队出工人数增加，有76%的社员超过劳动定额，有力推动了春耕生产。临湘县委及时总结他们的经验，湘潭地委批转了临湘县委关于峡山大队解决蔬菜问题的报告，并加批语。之后，临湘县委进一步加强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领导，县委书记下到救灾重点的定湖公社，派出3名县委委员兼任3个受灾严重的公社书记，从县、社抽调319个脱产干部，以科局长带队下到85个重灾大队，带动全县1008 名干部专抓生产自救工作。全县很快掀起了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热潮。同时，县委组织机关在松阳湖办农场，抽出一部分机关干部分批轮流去参加生产劳动，种春粮、油菜和棉花，既减轻财政负担，又改善机关生活福利。留在机关工作的干部，在机关院内边工作边生产，利用空隙种菜，完成机关生产收入上交。1961年3 月，湘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时，地委领导让临湘县委第一书记李满全介绍该县生产自救，粮食自给有余的经验。 10月27日 ，湘潭专署以《继承延安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临湘县积极开展机关生产》为题，向全区通报临湘县开展机关生产的事迹，并明确指出：“临湘县的这一作法，对于生产度荒（即过苦日子）起了积极作用。”

1960 年10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并发出《关于进一步压缩城乡消费，全面安排用粮的指示》，号召全省“党政军民学都必须暂时过一段苦日子”，“增产节约，战胜灾荒，克服暂时困难”。各县委按照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部署和安排，确定书记专抓度荒，成立度荒委员会和办公室。平江县委决定在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开展机关“五自给”（菜、肉、油、柴、粮）运动，在农村的非脱产干部中开展和社员吃住一个样，劳动一个样，评工记分一个样，按劳分配一个样，家属待遇一个样的“五个一样”运动，在广大社员中开展爱国、爱社、爱干部、爱农村、爱勤俭的“五爱”运动。湘潭地委转发平江县委“五自给”开展“五个一样”运动的通知。到 10月10日 ，平江县543个机关单位，13457名干部、职工、师生，建立生产基地8100亩，猪舍510间、养鱼塘213个，柴山190块，种蔬菜4399亩，种饲料810亩，种杂粮922亩，养猪2600头，养鱼18万尾，实现蔬菜自给的单位241个，肉食自给的单位61个，蔬菜、肉食、食油三自给的单位84个。

在组织干部群众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同时，各级领导带头深入基层，和群众同甘共苦，恢复和发展生产。岳阳县委书记和委员，绝大部分时间深入基层，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1960年和1961年，县委第一书记张月桂和2名县委书记都在贫下中农家过春节。1961年，张月桂带工作组到困难大、工作后进的梅溪公社上板杉大队，住在贫农易德成家，晚上没被子盖就与易一起盖蓑衣，一住就是20多天。他到郭镇大队办点，就睡在一个贫农的破仓房里，有时睡在板凳上。该县整风整社时，对群众的生产生活一直抓得紧，县委有一位书记、两位委员专抓生活，重点抓口粮安排、种菜和治病，组织扩种一部分接脚菜和春收作物，治好了799人的病。

三、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1960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8月20日 ，中央又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 1961年1月20日 ，省委常委会议根据中央精神，审查修改《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十大政策》草案，并颁发施行。

在中央、省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文件下达后，各县都认真组织学习讨论。县、社党委都以第一书记挂帅、派出干部，层层试点，以点带面，从上到下，由内到外，先骨干后一般，先干部后群众，逐条宣读讲解，逐条组织讨论，边宣传、边贯彻、边解决问题、边将政策兑现。岳阳县新墙公社10天内出工增加881人，全社投入农业的劳力占总数的96.5％。扩种蚕豆1.4万亩，菜1.35万亩，小麦1.2万亩，油菜7500亩。湘阴县南湖公社学习十大政策，有377名干部、社员，自动从田间、路边、野外找回遗弃的扮桶73张，小船63只，从荒洲上找回耕牛17头。平江县虹桥公社外流到江西的农户，听到中央、省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纷纷返回家园，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1960 年上半年，临湘县江南公社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并从湖北兑换20万斤种子，部分遭受干旱，早、中稻没有完成“三包”任务的大队，开展以秋收为中心的“超三包”活动，贯彻政策，坚决兑现，充分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同时，公社党委从江南田多劳少、男女劳力每人负担12亩土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领导农业生产，做到以粮食为中心，统筹安排作物和品种，适当多种花工少、又保收的作物。1961年农业生产获得丰收，粮食总产量1040万斤，加上社员自留地收获的 100万斤粮食，超过年成最好的1957年，还收获棉花25万担，生猪（年末存栏）3200多头，农副业总收入13.7万多元，家禽3万余只。在完成粮食征购后，又出售余粮40万斤。社员欢欣鼓舞地说：“今年是‘五有年’：有贡献、有饭吃、有衣穿、有肉吃、有钱用”，外流人口回来90%。

岳阳县由县委书记带领工作组到困难大、工作后进的郭镇公社郭镇大队蹲点树样板，一直坚持3年。郭镇大队大干一年大翻身，粮、棉、猪、油成倍增长。湘潭地委还发文及时总结推广了郭镇大队的经验。岳阳县在学郭镇赶郭镇的热潮中，为了推广双季稻，又总结了郭镇1960年种双季稻的经验教训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种植双季稻的问题，不怕挫折，保持清醒和坚定，决定根据各地客观条件，把种植双季稻的工作稳步地向前推进。1961年，在解决干部和群众的认识问题，分析客观条件后，对双季稻的种植面积和分布状况都作了适当调整。这一年虽然遭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种植的23万亩双季稻的收成比前一年好，获得了较好收成。1962年，全县扩种28万亩双季稻，又获得丰收。双季稻的平均产量，每亩比单季稻多150多斤，双季稻的声誉树立起来了。1963年春天，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讨论生产规划，调整双季稻的种植面积，采取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种种措施，争取双季稻能够更大幅度地增产。 5月4日 ，《人民日报》刊登《在曲折的道路上》的文章，报导岳阳县委种植双季稻的认识和经验。是年，岳阳县虽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全县粮食仍获丰收总产量达3.79亿斤，全县集体储备粮食986万斤，积累资金750万元。 1964年3月23日 ，省委以湘发（64）090号文件批转“岳阳县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的报告，县委副书记毛致用还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

第二节 新“三反”与整风整社运动

一、开展新“三反”运动

1960年3月20日 ，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4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全省“三反”运动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普遍号召和重点试验，第二步集中搞群众运动。

4 月下旬，湘潭地委根据上述指示，召开县委第一书记会议，安排部署 “三反”运动。各县委由第一书记挂帅，成立“三反”办公室，作为运动的领导核心。在县直机关和部分县属厂矿开展群众性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和试点工作，为全面开展“三反”运动，从材料上、经验上作好准备。

6 月初，各县根据省、地委的安排，先后召开五级（县、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大会。会前，各县普遍召开常委扩大会或县委扩大会，部署好扩干会期间的生产，研究五级扩干会的内容和作法，集中力量解决县委“三反”问题。五级扩干会一般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听报告、学文件，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开展大鸣大放，揭露矛盾。第二步，在鸣放充分的基础上，开展辩论批判，针对坏人坏事发动群众找原因、挖根子、析危害，分清是非界限，识别问题本质。第三步，总结教育，插红旗，树标兵，进行组织、思想建设，建立健全制度。第四步，在系统提高的基础上，安排生产，研究公社扩干会的内容和作法。会议期间，各县还采取中心组或干部代表会的办法，领导带头检查，集中解决县、社两级主要骨干和大队一级骨干的问题，盖子揭开之后，对极少数问题特别严重的，也进行批判斗争。

湘阴县委从会议开始就坚持领导带头下楼，引火烧身，把矛头引向县委和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陈秉芝，先后代表县委在大会上4次检查和启发动员，号召全体干部帮助领导整顿；20个县委委员和县委候补委员都在小组会上自我检查，并在大会上重点批判帮助有严重问题和错误的领导干部。平江县委由第一书记张凝祥和县委书记张维国代表县委分别在会上进行检查，交代政策，表明决心，启发鸣放；接着又分片开大会，由县委常委、公社党委再次进行交代，表明态度，消除顾虑；会议中，召开干部代表会，县委作出系统检查，发动到会代表，专对县委领导进行严肃的批评；最后分公社开大会，集中向领导提意见。公社四级干部扩大会后，有的县还召开了大队三级（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干部会，着重解决大队和生产队的问题。同时，各县还分期分批组织县级机关、县属厂矿企业、工业交通和财贸系统、中小学开展“三反”运动。整个运动历时8个月，到1961年1月全部结束。

在 “三反”运动中，各县委按省、地委要求做到集中精力、集中时间、集中人员，不误生产，进展比较顺利。据岳阳、华容、湘阴3县统计，共有5.76万人参加，鸣放大字报共150万张（条）。揭露了官僚主义、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并进行认真的组织处理。华容县在运动中揭露出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2073名，经分类排队，免于处分1433名，定案640件，并于年底分别处理。其中，清洗漏网、蜕化变质分子83人，受到双开除（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处分55人，开除党藉72人，开除工作93人，判刑26人，劳教6人。湘阴县“三反”运动在10月中旬结束，揭露贪污行为的干部233名，贪污金额 28.4万元，浪费方面折合金额184万元，犯有严重官僚主义行为的72名，违法乱纪的216名，其他错误的69名，经过组织定案处理，分别给予党纪国法和行政处分。

各县在运动后期，进行思想、组织整顿。通过大插红旗，大树标兵，抓住典型，开展好坏对比教育，进行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种结果的对比讨论。各级领导还针对问题认真研究整改措施和方案，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总之，干部精神面貌发生较大改观，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关心群众生活，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得到发扬。

二、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1960年秋冬，省委部署在全省开展整风整社运动。10月，湘潭地委批转《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农村基层进行整风整党整社的意见向地委的报告》，要求各县在冬春两季进行大队以下“三整”运动，必须认真抓好试点，作好全面开展的经验准备。 11月3日 ，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15日，中央又下达《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再次下决心纠正“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各县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从县委到公社、大队成立整风整社领导小组，县委成立整风整社办公室。

11 月，地、县抽调一批县、区、社干部到试点公社工作，湘阴、岳阳、平江、华容4县合计派出干部3458人。试点公社有一名县委书记、试点大队有一名县委委员或公社书记带队，统揽大权，主持整风整社工作。工作队大规模进入大队，一开始就深入到最困难、最后进的食堂，把背包搬到三部分人家里，用“四同一通”的土改做法，访贫问贤，扎根串连，组织生产生活，并召开各种人的会议，广泛宣传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和省委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十大政策（草案）。然后，按照省委的要求，采用湖北通海口的经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先抓情况严重的社队，再抓问题较多的社队。为了把运动搞深搞透，采用了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区的做法，对干部问题比较严重的三类社队，则撇开原有班子，由工作队成立新班子，将原有干部集中整风训练，向他们交代政策，促其主动检查自己，如实揭露错误，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经过审查并经群众确认比较好的干部，再结合进来作为三部分人的核心小组成员。通过扎根串连，迅速组成了三部人占绝对优势的群众队伍。然后，对群众揭发、经过审查又确实罪恶严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开展群众性的斗争。在初步打倒“坏人”之后，就发动所有犯错误的干部，面向群众，检查错误，得到群众谅解，有经济问题的还进行经济退赔，使干部放下包袱，重新振作精神干工作。经过两三个月时间，这批试点整风整社初步反掉了“五风”，稳定了群众的生活，改变了生产面貌，贯彻落实了党的政策，密切了干群关系。

岳阳县委于1960年底至1961年初，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县委扩大会，以及3次县委生活会，对县委中的问题，进行自我检查，书记带头下水（带头自我批评），引火烧身（引人对我批评），委员全面检查，启发鸣放。两次会议向县委提出批评和意见2089条，属于县委委员的536条。其中，属“共产风”的 527条，属“瞎指挥”的345条。县委对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召开县委生活会，进行“全面回顾，自我检查，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对个别违法乱纪的进行了重点帮助。同时，做到边整边改，兑现政策，破产退赔。县委在新墙公社召开全县退赔兑现大会，当场退赔82万元，实物折款38.4万元，在退赔兑现中，县委应退赔的494万元，除从县财政拿出现金34.5万元外，还将县委会和招待所的文柜、收音机、被盖等拿出来，卖掉一部分进行退赔。接着，县、区、社、大队、生产队都行动起来，层层都搞退赔，共退赔现金972.1万元，实物38.56万多件。在整风整社中，全县2100多个经济不清的干部，经过自我检查，“三过关”（检查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占用群众财物并都得到群众的谅解），“三登门”（登门拜访、算账、道歉）都作了经济退赔。

整风整社运动在1961年秋基本结束。这个运动使生产管理得到改善，有利于农村工作和农业发展的制度得到加强，调整公社和大队规模，强调按劳分配原则，清算和纠正了“五风”，对改变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整了大批基层干部。华容县就有488名所谓“篡夺”五权（党、政、财、兵、吃）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集中到县集训或特训，全县有 1000多名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还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被错整。总之，这次运动因开展敌对性的斗争方式，进行所谓民主革命补课，也挫伤了一部分干部的积极性。

三、中央“三整”工作队到湘阴纠“五风”

1961 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深入农村开展以贯彻《紧急指示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整党运动。1961年春末，中央、省委“三整”工作队来到湘阴。中央工作队由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卫生部副部长伍云甫等带队，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政法办公室等部门10余名司、局级干部及其他干部，共82人。省委工作队由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带队，有团省委书记张德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崔强等一行102人。中央、省委工作队两级领导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县委为了紧密配合工作，开始由县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武印楼参加。后来，县委第一书记陈秉芝和书记处书记樊川廷也参加领导小组活动。工作队在听取县委有关贯彻《紧急指示信》及湘阴县基本情况的汇报后，到县的第三天，就组织工作队分别下到6个区的部分社、队。其中国务院政法办主任刘拭一行下到南湖区，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管理处处长陈野萍一行下到浩河区，最高人民检察院厅长江文一行下到汨罗区，卫生部药检所所长李志中一行下到洞庭围区，公安部三局副局长耿增泽一行下到桃林区等。中央工作队的点设长崙区石塘公社高岭大队，省委工作队的点设在石塘公社兴隆大队。中央、省委工作队两个副部长和工作队办公室主任及几个工作队员留住县委机关，其他工作队员都下到生产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调查研究，开展“三整”工作。

宣传、发动群众。工作队干部到队后，即进行访苦问贤，以自己的一举一动，体现党的政策，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中央《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发动群众大诉 “五风”之苦，大算“五风”之账，背靠背地揭露批判干部中的“五风”错误。同时，注意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和干群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经济退赔、改善经营管理，解散公共食堂，安排社员食住和自留地，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

教育干部“洗手洗澡”。工作队经过一段深入调查，既亲眼看到“五风”的严重问题，又客观冷静剖析“五风”的主客观原因，认为当时的困难与“五风”有关，但自然灾害也是不可抗拒的。在“三整”运动中，他们采取自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的方法，宣布干部在运动中应该遵守的纪律，开展自我检查和相互批评，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对有问题的基层干部，采取召开党的民主生活会，进行检查整顿，在自我检查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开展批评帮助，有的则进行批判斗争，其公开提法就是 “洗手洗澡”、“主动下楼”，这样，不仅没有伤害干部元气，反而使干部能认真纠正“五风”错误，促进干群 “鱼水关系”。

   “破产”退赔。工作队在“三整”中取信于民，彻底清退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平调社员的工、钱、物和“一平二调”的欠款。工作队帮助县委分别在浩河区鹤龙公社鹤龙大队和长崙区石塘公社兴隆大队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搞退赔，县委书记处书记武印楼代表县委向群众作了检讨。县委带头退赔，区社到生产队都行动起来，在工作队的指导和组织下，按照党的政策，挤出钱、物，把集体房屋、办公用具、桌、椅、炊具、被子、衣服等等，统统进行清理、拿出来还账。召开群众性退赔兑现大会，层层破产还债，还不清的打欠条，发放退赔期票，使干部、群众受到教育。

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工作队在宣传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时，中心是完善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层层给生产队放权。在中央和省委工作队办的高岭、兴隆点上，重点研究探讨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的生产经营管理、劳动管理以及财务管理。其中又重点研究劳动管理，推行 “长活长包、短活短包、临时突击性农活临时排工”的“小段包工”办法，由县委办公室作为典型材料转发区社落实。之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全面推行 “三个基本”（即社员的基本投工、基本投肥、基本口粮）和“小段包工”的办法，调动社员群众投工投肥恢复生产的积极性，形成促进生产的合力，为恢复农村经济起到重要作用。

1961年9月，中央、省委“三整”工作队全部撤离湘阴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第三节  调整国民经济和各方面关系

一、贯彻“六十条”，全面调整农业

1961 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重点是调整”的方针。3月，中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过多过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都有系统规定。“六十条”下达后，各级均组织认真学习贯彻。 3月29日 ，岳阳县委第一书记张月桂带领60多人的工作组到郭镇公社进行试点，制定《郭镇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结合整风整社，在全县宣传贯彻“六十条”，推广郭镇试点经验，围绕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十大问题，放手发动群众，狠抓落实。同时各县也全面铺开调整农业的各项工作。

调整农村公社体制。 1961年1月12日 ，省委发出《关于改变我省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规模问题的通知》，确定生产队或规模较小的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湘潭地委农村办据此精神，对平江三阳、湘阴湘江等12个公社和125个大队的体制调整进行调查。 2月11日 ，湘潭地委批转了农村办《关于十二个公社调整体制的情况向地委的报告》，要求 “各地抓紧在春节（ 2月15日 ）前调整好体制，迅速以新基本核算单位组织新的生产运动”。 2月8日 ，省委转发湘潭地委批语和《报告》，要求各县“调整公社体制工作要力争在春节前做好”，并向省委、地委上报了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报告。3月，各县进行公社体制调整。境内5县将原73个公社调整为195个公社，其中岳阳县由15个调为44个，平江由15个调为54个，湘阴县由24个调为55个，临湘县由11个调为21个，华容由8个调为21个。同时，生产大队、生产队规模也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基本上是一乡一社，一个公社约10至20个大队，一个大队约5至8 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约10至20户，100多人。在“六十条”下达后，根据地委指示精神，九十月间，岳阳、平江、湘阴的体制又作适当调整。岳阳县新建制 12个区，人民公社由44个调整为55个（后增至58个），平江县新建制12个区，2个县属镇54个公社和嘉义垦殖场。湘阴县新建制16个区、69个公社，城关公社改为城关镇，樟树、白马、长乐、汨罗、新市6镇为区属公社级。1962年11月，撤销岳阳市，改建岳阳县城关镇，城关镇辖洞庭、城郊两个公社，后增设五里牌公社。

改善经营管理。 1961年7月14日 ，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办《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的意见》，强调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必须体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要把“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四固定）和“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工作扎扎实实做好。各地对此都很重视，高级社时期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部分得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大队对生产队普遍推行 “四固定”和“三包一奖”。劳动管理，定额评工计分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一般采取四种办法：一是长活月评，专活段评；二是简活天评，零活到人；三是看活记工，活完验收记工；四是段落性的农活和短期排工等结合起来，分段承包检查，段终验收记工。特别是实行基本劳动日、基本投肥和基本口粮“三结合”，集体生产责任制大大加强，这种“三结合”占全境大队总数的96%，其中实行好的占60%，一般的占35%。有少数大队以后只搞了基本劳动日和基本口粮相结合。这些办法和制度改进了劳动管理，提高了劳动效率。

给社员分配足够的自留地。各县委按照“六十条”等上级精神，给社员划足自留地，以提供发展小自由经济的物资基础。划分的自留地每人平均七厘九，随后允许社员利用空坪隙地，开荒种植，实际也成为社员长期经营的自留地。同时，明确所划自留地长期归社员家庭使用，其产品和收入全归社员所有，归社员支配，不算集体分配的产量和口粮之内，国家也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算统购任务。而且，为使社员种好自留地，在时间和肥料上都给予照顾，使自留地的作物一般都生长良好。有些地方还借冬闲地给社员种冬菜和春收作物，掀起种菜高潮，供给社员吃菜和辅助口粮。同时，鼓励社员饲养猪、鸡、鸭、兔，发展家庭副业生产，活跃市场，增加社员收入。

停办公共食堂。华容隆庆垸社员贺晓秋是毛泽东姑妈的儿子，解放后与毛泽东取得联系。 1961年1月20日 ，毛泽东在京接见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听其汇报家乡情况。贺凤生说了干部作风和办食堂的情况，并拿出带来的食堂餐票很激动地告诉毛泽东，“现在，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只允许一个中队开一个食堂。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还没得饱饭吃，餐餐罗卜菜红烧（没油炒菜），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毛泽东沉重地说：“三面红旗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出在下面，责任在中央，我们愧对人民”。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华容的贺凤生向他反映的许多基层问题。

1961年3月后，在宣传“六十条”，群众讨论公共食堂问题时，大家意见很多，绝大多数主张解散。6月，中央发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群众自己决定的指示。境内各县迅速行动，不到一月时间，境内城乡公共食堂即全部停办。

贯彻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通过贯彻执行“六十条”，民主办社加强了，约有70%的地方推行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制度，凡重大事项都由两个大会讨论决定，如干部的产生、“三包”方案的确定、各种作物种植的安排、技术措施的采用，粮食安排、管理、预分和年终决算等。同时，各地对1958年以来的平调账目进行清理，组织县、社、大队经济退赔，彻底纠正“一平二调”错误。还在大队清理好工分、账目，订好分配方案的基础上，认真进行1961年分配决算工作。据湘潭地委工作组对7个试点大队的分配情况调查分析，湘阴县李家大队公益金、公积金留得最多，社员分配部分也是最多的。生产费最少的，平均收入最多的是岳阳县郭镇大队。税金占总收入的比例最少的是临湘县伏西大队。而生产费最多的是平江县枚潭大队，占了总收入的33.3％。管理费最多的是湘阴万子大队，占到 2.65％。在做好分配决算工作的同时，还按照省委的指示，降低农业税，调整征购任务，兴修水利，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

二、调整工业、手工业，压缩基本建设

压缩工业战线。停办、合并、转业、下放一批重工业、基建行业以及少数原材料特别困难、设备严重不配套、产品滞销而无法维持生产的轻化工业，境内（除华容）4 县共关闭企业16家，停产4家，转产10家。华容县停办盲目上马、产品粗劣的染织厂等5个工厂，收缩3个工厂规模，保留了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电厂、米厂、机械厂、油厂、食品厂、造纸厂。9月，中央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湘潭地委根据停、并、缩、减精神，停办原材料特别缺乏，产品销路不好的临湘铁厂；缩小原材料缺乏、生产任务不饱满、产品销路不好的湘阴机械厂；适当充实原材料不缺乏、生产任务增加，但上年劳动力压缩过多，又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和市场服务、产品社会需求大的平江石灰厂、岳阳拖拉机修配厂、制药厂、水泥厂、临湘纸厂。增加和维持的产品主要有木材、日用陶瓷、铁锅、禾镰刀、土纸、机制纸等。压缩和减少的主要是生铁、水泥、红砖、平瓦等重工业和建材业产品。通过调整，压缩工业企业，精减大量劳力，有力地支援了农业。

调整手工业管理。1961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三十五条”），明确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要求调整目前手工业的体制。各县委大力宣传贯彻“三十五条”，成立县手工业管理局和手工业联社，区一级设立联社办事处，公社成立联社或手工业管理委员会。手工业队伍迅速组织起来。全境19种产品有15种产品增加。其中铁锅、沙瓦陶瓷器、菜刀、草席、竹席、皮鞋等6种产品，已经恢复和超过最高水平的1957年。平江县对185种可比产品摸底，转社后提高质量的有76种。岳阳市11个社组170余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平均较转社前降低4%。岳阳市手工业联社先后派出17个采购人员到湖北、广州等地联系，开辟了汉口、广州、沈阳、上海等10个供销渠道，组织钢材、白口铁、胶底、木材等23种、价值20多万元的原材料，使全市27个社组有20个保证正常生产外，并基本解决了来年上半年的原材料供应。同时，全市27个社组在没有改变所有制以前，大部分都亏损，恢复建社以后，除芦席、靴鞋修配、缝纫一社等3个单位外，都扭转了赔本现象。并在五个月时间积累资金24万余元，平均每人积累188元，1725个社组员月均工资比恢复前增长30%。同时，手工业部门引导社组设法减少原料供应环节，加强生产管理，改进操作技术，减少成品损耗，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在 1962年生产的155种产品中，有85种产品的出厂价格比上年均降低30％，五金、靴鞋、缝纫、修理服务行业的240多种修理项目的价格，平均降低 15％。《人民日报》于 1962年3月15日 以《减少原料中转环节，改进技术减少损耗，岳阳手工业部门努力降低生产成本》的文章进行专题报导。

交通运输的调整。 1961年11月21日 ，湘潭地委下发《关于调整交通体制问题的通知》，将各县养路段队改为养路工区，下设道班，由国家补助开支；各县迅速恢复航管所，与帆船运输合作社合署办公，在岳阳设立港务局；县运输指挥部与交通局合署办公；有的实行帆船与搬运分管，恢复帆船运输合作社。

压缩基本建设。除已经建成投产或分期投产的外，需续建工程都按省、专署计委安排，停建开工或在建项目，计划外项目停建。1961年实际完成投资总额比 1960年减少四分之三。平江县基本建设投资由1960年的369.23万元，至1962年减少到39.12万元，仅为1960年的10.5％。对工程停工项目，各县作好工程维护和设备保管工作，坚决贯彻集中统一，缩短基建战线和“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没有发生违反国家计划规定的现象。

经过一系列调整，不仅抽出大批劳力加强了农业战线，而且也使工业生产领导精力相对集中，原材料利用更加合理，城镇工矿区供应趋于平衡，企业经营管理得到改善，地方工业生产逐步趋向好的方向发展。

三、调整商业，活跃城乡经济

1961 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根据这个精神，境内5县迅速铺开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城乡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工作。不到两个月，各县均恢复县供销合作联社，设立区办事处和公社供销社。县还设立生资、日杂、贸易、肉食、水产、百货、煤建、副食、盐业等公司，克服了机构大管理过粗的问题。平江县将原商业局各经理部，改组为百货、文化用品、纺织品、副食品、盐业、日用杂品、工业器材、石油煤建等公司，设零售网点927个，从业人员1663人。为方便和丰富人民生活需要，充分调动小商小贩积极性，各县把原来合并的小商小贩按行业组织起来，恢复城乡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经营小组、代销点，经营广大群众所需的小商品。恢复农村的豆腐、面粉、酒坊等小作坊。很快形成国营、集体、集市贸易三种流通渠道并存的格局。

各县在商业体制调整后，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集市贸易，印发省人委《关于加强农村集市的领导积极开展物资交流的布告》。各县在农村一定地域积极组织定期和不定期的集市贸易。为了发展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物资交流，还设立各种贸易货栈、农民服务部、信托公司等，组织举办大小商品交流会。穿针引线、调剂余缺，克服过去统得多、管得死的现象，活跃了市场、促进了生产。

商业部门在收购农副产品中深入农村，宣传贯彻党的政策，让农民理解出售农副产品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家关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在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中，按照各种产品不同成熟的季节，及时组织和增加收购网点，增加收购力量，改进收购办法，便利生产、便利运售，保证了全年收购外调任务的完成。

为鼓励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1961年后，国家对收购主要农副产品实行奖售工业品的政策。1961年，对交售农副产品实行化肥奖售。1961年后，分别按交售的品种、数量，奖给一定的布票（1962年至1963年对出口农副产品曾实行奖励针棉织品和服装票）。1961年冬季，岳阳县农民踊跃送售农副产品，猪、蛋、鱼、家禽、棉花等主要产品的收购上调任务都提前超额完成。之后，省委又进一步调整购销政策，农副产品收购执行“先留后购”政策，在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产品可以自行出售，非统购、派购产品允许进入集市贸易，促进了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三年困难时期，各县商业部门大力改进分配方法，采取以人定量、民主评议、凭票供应，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的供应采取计划分配和自由选购，国家安排和自力更生的办法，促进生产的发展。同时，坚决稳定中央规定的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以回笼货币。管理好农贸市场，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通过商业体制调整，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城乡经济，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步好转。

四、甄别平反，调整政治关系

1957年至1960年的反右整风到整风整社等运动，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批干部和党员受到批判斗争和错误处理，严重伤害了干部和党员的积极性，给生产和建设带来重大损失。1961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对近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 6月15日 ，中央发出相关指示。接着，省委作出《关于当前甄别和定案的几个问题的意见》。随后，湘潭地委召开甄别、监察工作会议，强调迅速组织力量，抓紧抓好甄别平反工作。各县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力量，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建立机构，加强领导。甄别工作一开始，从县委到公社层层建立领导机构，配齐班子，县直各战线，各单位和区、社都成立领导小组，由党群书记（党委副书记）任部长，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任组长，组监委员和部室主办干事、专干具体抓落实。做到块块管，条条抓，贯彻到底。有的县还将抽调的专干集中到县进行训练，或到试点公社现场练兵，学习政策，武装思想，明确范围，接受任务，边学边做边提高。有的县还办了试点。

明确范围，摸清底子。甄别平反的重点是县级以下农村基层干部和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的一般党员干部。各县委在整个甄别过程中，组织专干分成若干工作组，深入基层，找区社领导干部、知情人和当事人逐案核对事实，开展背靠背调查研究，教育干部正确对待成绩和错误。同时，通过各种干部会、社员代表会、群众座谈会等形式，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和责任界线，摸清底子，为下步工作创造条件。

执行政策，认真甄别。在甄别过程中，本着“严肃慎重、区别对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凡被戴上“反党分子”、“反党错误”、“反社会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错误”、“中右分子”、“中游分子”、“下游分子”、“保守分子”、“资本主义分子”等八种政治帽子的党员、干部、群众，一律宣布取消。确实犯有违法乱纪、贪污盗窃、打击报复、作风腐败等错误的党员、干部，按错误大小和情节轻重，经过群众座谈，支部讨论，基层党委提出处理意见，县委甄别工作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县委集体审批后，给予必要的处分。岳阳县24863个生产队以上干部，曾划为4、5、6类的2326个，经过甄别复查，当时认为处理完全错误的374个。

简化程序，迅速平反。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各县委对几年来受到批判、处分的农村党员和基层干部，由所在党支部讨论作出甄别结论（上一级党委派负责人参加）。需要平反的案件，原没有文字结论的，均不必写文字结论，只予造册登记上报备查；原有文字结论，并作处分的，写一份简单结论报上级党委批准（按干部管理范围办理），必要时，也可以先平反补报；对错误案件，除检查材料和有关政治历史问题、海外关系方面的材料外，其他均予退还本人处理，或当面烧毁，遗失的材料，单位尽量找到退还；对于一时弄不清的重大、复杂的案件，则放后一步，查对事实后再作处理；对新“三反”、整风整社的案件，组织力量进行检查，凡是应平反而没平反的，处分过重的，敌我界限不清的，不宜留尾巴而留下尾巴的，都一律彻底平反。

组织兑现，妥善安排。各县委在平反安置问题上，对批判处分错误、或问题不大在群众中又有威信的干部，都及时安排恢复原职或其它适当工作。同时，根据省、地委的精神，还具体帮助甄别对象解决有关实际问题，酌情补发工资，补助生活困难者，对被打伤致残者补发医药费。

认真复查，善始善终。在甄别工作基本结束时，各县委组织县、区、社和县直战线、部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复查验收，并完成了全部材料清理工作。岳阳县在复查中，采取上下结合，左右穿插，分片划组，包干负责办法，共组织县、区、社干部102人，采取“一问”（问被复查单位甄别情况）、“二访”（访群众对甄别工作的看法）、“三找”（找甄别对象座谈）、“四教育”（进行形势政策纪律教育）的方法，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该县经过20多天复查验收，将应甄别而未甄别遗漏的 110人，区别情况逐项逐件进行重新处理，使工作进一步得到落实。

五、实行精简压缩，搞好相关方面调整

1958 年至1960年，各非农行业脱离农业基础盲目发展，导致城镇人口迅速增加，而粮食逐渐减产，农业与其他各项事业不相适应的矛盾更为尖锐。1961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各县实行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进行文教、卫生和体育事业方面的调整，使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同经济建设的发展保持适当比例关系。

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1961年五六月间，各县委按照中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销量的九条办法》等上级指示，成立以一名县委书记处书记为组长的精简（下放）领导小组，各部门均成立精简办公室。根据“坚决压缩、实事求是、妥善安排”的原则，在摸清全民所有制人员的底子后，确定精简压缩对象。同时，号召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自愿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在精简工作中，中心环节是把人压到农村去，地委要求各县委坚决完成精简任务，只许超过不许减少。平江、湘阴、临湘、岳阳4县共精简工业企业职工4970人。华容县委按上级安排全民所有制职工需精简2438人，实际精简3000人，占计划的123%。需压缩城镇和非农业人口12047人，实际压缩12047人。其他4县都按照湘潭地委分配的指标，完成和超额完成压缩任务，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比1960年减少将近50%。1962年中央根据国民经济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决定继续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各县按照地委分配的“精简”任务，经过党内外层层动员，开展深入细致思想工作，造成一种服从需要、回乡生产、充实基层的浓厚政治氛围。

按照关、停、并、转的原则，进行机构调整。各县已确定关、停、并、转的单位，原则上未作变动。保留企业亏损的，除国家计划亏损的外，也实行关、停、并、转。国家行政机构，党群系统和区社编制也都进行“精简”压缩。岳阳、平江、湘阴3个设区的县，县级编制207至248人，占县总编制的22%至27%；每区8 至13人，占县总编制的8%至9%；公社编制每社10至12.5人，占总编制62%至64%；临湘县未设区，县级编制193至234人，占县级总编制的 33%至40%；每个公社定编15至16人，占总编制53%至65%；各县城镇9至13人，占总编制2%至3%。同时，将财贸系统的一些专业公司进行合并，将一些手工业企业转为集体或停办。充实了一批领导骨干和财会、统计、税收等业务人员，县、区、社供销社主任配备同级党委委员担任，已离开财贸战线和文教战线的干部尽可能归队，企业以工代干人员也动员返岗当工人。

做好文教卫生体育等方面的调整。1958年以后的几年，由于错误理解党的教育方针，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多、劳动多，忽视基础知识教育，教师怕戴“白旗”、“白专”、“只专不红”帽子，不敢钻业务，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961年1月，全省文教工作会议后，开始裁减学校数量，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教育战线规模。到1962年，小学学生由1960年的364180人减少到277222人。中学由1959年的77所调整为56所，学生由1960年的16830人减少到12360人。除保留岳阳师范外，停办各县师范学校和师范班。是年下学期，贯彻中央《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执行十年和十二年两种学制，停止原八年制和九年制的试验，各校采取有力措施，促使教学质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1962年5月，贯彻省、地委“精简”工作会议精神，文教系统压缩规模，平江、岳阳卫校被确定撤销。在暑假假期关掉了一些戴帽子的中学（附中班），一部分小学由公办转为民办。应届师范毕业生凡农村学生一律回家生产，只分配城市学生。

1961 年，明确农村联合诊所医疗机构属集体所有制性质，将公社卫生院、所改名为联合诊所，其人事权、财权、管理权由医务人员集体掌握。并且调整了乡村的医疗网点，精简了部分人员。境内（除华容）4县精简中医药人员902人。1962年，4县卫生机构由1960年的1520个，减到948个，床位由4821张减为2897张，人员由5998人减到5434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由5466人减到4887人。

1960 年10月，各县（不含华容）根据湘潭地委批转专署文教局党组《关于整顿专、市、县专业艺术团体意见的报告》，对专业戏剧团进行压缩、合并，保留了岳阳县巴陵剧团（70人）、花古戏团（40人），湘阴花古剧团（45人），平江花古剧团（45人），临湘花古剧团（40人），并将宁乡花古剧团并入湘阴花古剧团，称“湘宁花古剧团”，由湘阴县委领导；湘阴湘剧团并入宁乡湘剧团，称“湘宁湘剧团”，由宁乡县委领导。1962年，各县专业剧团全部由全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各县体育运动委员会也曾被撤销，只留下一名专干参与文教科（局）办公。县专业体育队均撤销，人员回原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