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十六章 “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反复和终结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第十六章“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反复和终结

1974 年初,中央转发江青主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湖南的帮派分子“踢开党委”另搞一套,把矛头指向各级党委和军队干部,制造内乱,全区国民经济从有较大回升忽而发生跌落。1975年,邓小平复出进行全面整顿,无政府主义受到批判,派性有所收敛,全区经济又出现全面回升。但是,随着错误否定邓小平,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整顿以来出现的好势头又遭破坏。毛泽东逝世后,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告结束。

第一节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

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 1974年1月18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转发由江青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即中央1号文件,所谓“批林批孔”运动随即展开。

1月18日 ,省委在长沙召开9万多名干部群众参加的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对全省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部署。2月1至3日,地委召开全区党员干部会议,各县、农场、厂矿党政负责人和地直机关科局长共529人参加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号文件,部署全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各级党委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切实抓紧抓好,并结合解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 2月6日 ,地委又召开县委书记、农场和厂矿党委书记会议,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批林批孔”的文章和指示,学习中央1、2、3号文件及《人民日报》重要文章和社论,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要求各级领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反潮流的精神,把“批林批孔”运动搞深搞透。同时,地委主要领导在会上明确表态:搞“批林批孔”支持,闹派性不支持,把矛头指向群众和革命干部不支持,指向解放军不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各级领导都要有鲜明的态度,不能含糊。而且,开展“批林批孔”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会议对“批林批孔”的开展初步作了安排,强调按照中央2号文件提出的三个单元(三份材料)学习,对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八个方面逐条对照批判。

在地委召开两个会议之后,各级党委按照地委的安排和要求,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办法传达。各县先召开干部大会,有1万多人参加,然后由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召开党员、干部、骨干会议,层层培训骨干,很快把中央1号文件精神传达贯彻到基层各单位,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学习中央1、2、3号文件,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地委为把地直单位“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先后召开地委常委、军分区、各部办委、省、地属厂矿的负责人会议,地直机关科局长会议和地委机关干部、职工大会,由地委领导传达中央、省委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进行动员讲话和学习辅导。之后,地直机关单位采取“半日工作、半日学习”的办法,进行“边学边批”,以战线、部、办为单位召开批判大会,部、委领导带头发言。各县委组织在城关地区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县委、县革委领导参加会议,主要领导干部在会上发言,县属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都投入运动。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利用生产、学习业余时间也开展了学习批判,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抓住林彪与孔孟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共同点,狠批林彪路线的实质和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

3 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升温。为了放手发动群众,做到“凡是束缚群众手脚、妨碍斗争深入发展的清规戒律,统统都破除”,要“燃起‘批林批孔’的熊熊烈火”,“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在省委批准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召开12万人“批林批孔”大会的同时,地区总工会于 3月11日 召开有2000多名工人和群众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在家的地委常委都参加会议。7名代表在大会作批判发言,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住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联系湖南和岳阳地区的现实阶级斗争,狠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反击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最后,地委副书记张月桂代表地委常委在会上讲话,要求各级领导要站在斗争最前列,充分相信群众,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

在传达贯彻中央(1974)5号文件后,各县在“批林批孔”中,组织教育战线师生结合批克已复礼,对一些恢复教育秩序、提高教育质量的作法进行批判。如把一些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有不同认识的教师说他们是颂古非今,低估、怀疑甚至否定“教育”革命,把退地(学农基地)、脱勾(厂校、队校挂勾脱离)、统考等恢复教育秩序的做法,说成是“关门教学,走‘智力第一’、‘分数挂帅’的老路”;把制订各种校规制度,说是“大搞师道尊严”,“对学生实行管、卡、压”,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和复辟的现象”等等,结合“批林批孔”,组织教师对这些正确认识和作法开展大批判。

3月中旬,《人民日报》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发表后,全区以各种形式,组织工人、农民、干部、师生和文艺工作者进行批判。 3月15日 ,地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岳阳城关地区工农兵代表和地、县文艺工作者200多人的批判大会。17日,平江县委宣传部召开县城关地区文化战线、干部、职工1200 多人的批判大会。19日,岳阳县委宣传部召开有县属厂矿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和县级机关干部、文艺系统的干部职工参加的大会;湘阴、汨罗、临湘3县也以单位或几个单位联合起来,召开小型座谈会。当时,在这些批判《三上桃峰》的大、小会上,地、县委宣传部或县委领导都参加会议并发言,把这个戏说成是“为假四清,真复辟的‘桃园经验’招魂,疯狂对抗‘文化大革命’”。随后,由于江青及文化部副副部长于会泳等审看湖南湘剧现代戏《园丁之歌》后,又将其一棍子打死,不准发行,而且要对该剧进行批判。各县文教部门组织干部教师联系实际,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文艺回潮”的《园丁之歌》,直到毛泽东观看此戏并评价其 “是出好戏”后才停止批判活动。

二、贯彻中央《谈话记录要点》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升温,境内社会秩序出现再度混乱。“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分子唐忠富、胡勇把持总工会,撇开省委另搞一套,以工会为中心垂直领导运动。在省委错误地推广长沙汽车电器厂和长沙港务局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经验”后,在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的带动下,地、县总工会竞相仿效,一度出现造反派借机发难,把矛头指向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现象,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企业秩序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一些造反派四处传播王洪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稿和唐忠富等人造反文章,组织成立运动办、大批判组,大肆煽动派性,一些造反派分子和派性头头重新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一些人在手续不完善的情况下,被“突击入党”,造成党员队伍新的不纯问题。

1974 年8月上旬,中央领导在听取张平化等人关于湖南“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的汇报后,严厉批评唐忠富等人的错误。中央认为,湖南各级党组织基本上是好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增产和减产是检验“批林批孔”运动的标志之一,强调要团结、要稳定,并指出对杨大易和景林的批评要同卜占亚有所区别,并形成《中央领导同志同湖南省委张平化等同志谈话纪录要点》。 8月31日 ,省委下发《纪录要点》,要求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干部群众中去。9月初,又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军分区和省直战线主要负责人会议,传达讨论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地委根据省委会议精神,迅速组织各级党委进行传达贯彻。各县都召开区社镇、农林场和县直机关科局长以上负责干部会议,然后由各级党组织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中央领导人的指示要点和省委的“意见”,撤销了“大批判组”、“运动办”等组织,明确表示“批林批孔”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允许成立造反派、战斗队等组织,凡是已经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员都要回到原单位、原岗位上去,做好本职工作,搞好生产。同时,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关于落实党的政策的指示,对“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问题,遵照毛泽东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改”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复查证材料,澄清情况,凡是弄错的案件,按照上级规定,进行妥善处理。重申发展党员必须按新党章办事,纠正和刹住了3月以来“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之风,促使局势有所好转。

同时,地委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教育,认真落实毛泽东关于“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的指示,注意组织干部看书学习。全区48个县团级以上单位的中心学习小组,坚持学习制度,学习效果明显,坚守工作岗位,坚持深入基层。引导工农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地、县委以“五七”干校为基地,轮训干部,共办干部读书班39期,轮训干部750多人次。地区干校办半年制、县团领导干部、工农委员读书班6期,培训530多人。通过学习《帝国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引导干部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批林批孔中出现的问题,提高思想觉悟,增强理论认识能力。

但是,由于“批林批孔”的实质是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在“四人帮”煽动下,斗争锋芒主要指向重新工作、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致力于消除“文化大革命”严重后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因此,运动兴起后,帮派势力蜂起,无政府思潮泛滥,特别是工交企业,一些单位闹派性闹分裂,加上领导班子的软、懒、散,基本流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生产秩序混乱不堪,致使年总产量、产值、上交利润等指标都没有完成年度计划。1973年工业总产值为9.39亿元,比上年增长8.6%,而1974年,工业总产值仅8.76亿元,反比上年减少6.8%。主要产品产量中,发电量降至6.23亿千瓦小时,合成氨降至1.36万吨,铅金属含量只有2969吨,锌金属含量只有6710吨,化肥降至10.42万吨。境内铁路经常发生严重阻塞,几乎没有一个月完成过计划指标。城乡人民生活受到影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从1973年的上升9.7%,到1974年只增长4.8%,财政收入也由1973年增长 2.3%,到1974年下降12.8%,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由1973年增长12.9%,到1974年下降29.4%。

总之,全区国民经济从1971年以来年年回升的台阶上又跌落下来,给人民生活带来不良的影响。

第二节   1975年的全面整顿

一、贯彻中央9号文件

从1975年初开始,邓小平努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召开各方面的会议,领导全国开展以国民经济为中心的全面整顿。 3月5日 ,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并以中央9号文件下发各级党委贯彻执行。 3月26日 ,全省召开电话广播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全区工交系统的近10万职工参加收听。要求工交战线职工,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搞好企业整顿,坚决同反动派性斗争,开展大规模的大干快上的群众运动,实现1975年工业生产的新跃进。工业战线各部门和企业单位的党组织,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广大干部职工振作精神,用新的姿态抓革命促生产,在电力比上年减少60%,煤炭对口供应不足50%的情况下,3月完成工业总产值7314万元,比2月增长35.8%,比上年同期增长20%。其中,全区氮肥生产3月份总产量超过月计划的5.3%,地区氮肥厂和汨罗、湘阴、临湘3县氮肥厂平均日产量都在50吨以上,创建厂以来氮肥生产的最高纪录。

3 月下旬,中央9号文件下发到地、县。26日,省委召开了全省几十万工交系统职工参加的电话广播大会,地、县委和地属以上厂矿党委迅速行动起来,运用多种形式召开会议,层层发动,大张旗鼓地宣传,全区县以上137个厂矿有6万多名干部、职工和2万多名职工家属听了中央9号文件和省委电话广播大会精神。 4月7日 ,地委发出贯彻省电话广播大会,工交系统生产情况的通报,先后召开地区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会、全区工交系统企业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央9号文件,传达中央领导接见各省市工业书记的讲话和省委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并组织生产先进企业在会上介绍经验,对全区工交系统的生产提出明确任务和要求。企业各级党组织针对一些人学习上存在的“差不多”思想,以及部分单位贯彻中央9号文件不坚决、不广泛、不深入的情况,采取举办学习班,召开经验交流会,个别上门补课等多种形式进行大学习、大宣传、大发动。地属以上23个厂矿举办专题学习班482期,参加学习的有1.54万人次,通过整顿,广大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高涨起来,在地、县组织的大战红五月的活动中,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9242万元。1至5月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3.73亿元,占全年计划的 37.7%;比上年同期增长23.8%,6个县和22个有产值任务的地属以上企业,完成进度计划的有岳阳化工总厂、地区电机厂、地区机床厂、汨罗县、湘阴县、岳阳县等15个单位。95个县以上有产值任务的企业中,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上半年计划的有地区电机厂、岳阳县日用化工厂、湘阴县机械厂、平江县石煤厂、临湘县矿石公司、汨罗县棉织厂、华容县印刷厂等23个单位。在5月份上得快、超过本单位历史上最高水平或突破设计能力的有桃林铅锌矿、汨罗纺织厂、长岭炼油厂、地区柴油机厂、地区氮肥厂、湘阴纸板厂等6个单位。38种主要产品产量,除机制纸、饮料、酒、农机配件等有所下降外,其余都有大幅度上升。交通货运量完成143.5万吨。最突出的是地区电机厂,到 5月26日 ,该厂产品完成年计划的50.4%,产值完成年计划的51.9%,提前35天实现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

二、狠抓工业企业整顿

通过传达贯彻中央9号文件和省委电话广播大会精神,全区工交系统各级党组织行动起来,生产形势开始好转。随着中央一系列文件,中央领导讲话和省、地委多次召开的工业书记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工交战线的企业单位搞整顿,批派性,抓管理,促生产,产值逐月增加,大多数单位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生产计划。1975年通过整顿,全区工业一改颓势,实现总产值10.77亿元,由上年的-6.8%增长猛然增加了23%。

工业企业整顿首先是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为了促进工矿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地委先后召开全区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和全区工交系统党委书记会议,对整顿企业领导班子提出要求。全区工交战线各级党组织根据省委 5月7日 电话会议精神和铁道部长万里整顿田心机车厂的经验,抓两头带中间,进行企业整顿。地、县两级先后派出148名干部,由领导带队,下到44个单位帮助工作。从重点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消除隔阂,讲团结,讲党性,顾大局,统一思想认识,步调一致抓生产。同时,对少数问题较大的单位进行组织整顿,对下一级领导干部调出33人,调进36人,新提拔24人,免职4人。各基层单位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央9号文件,进行领导班子的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一班人”的团结,同时,狠抓车间班组的领导班子建设。通过整顿,干部、职工守纪律,出满勤,企业产值、产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各项指标都有提高。5月,桃林铅锌矿产值产量都大大突破原计划,达到设计能力,比上年同期翻了一番。洞庭苎麻纺织印染厂放手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麻纱日产平均比4月提高32.7%,最高日产115.29件,创建厂历史最高纪录。5月,全区工业总产值完成290万元,为全年计划的14.5%,相当于一季度的总和,比4月提高48%,为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赢得了主动。

工交战线的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要把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振奋精神,加强团结,改进领导作风。一些厂矿企业党委通过开门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加无产阶级党性,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加强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和统一,在企业里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长岭炼油厂党委在“学理论,抓路线,拼命学大庆,跑步赶两兰”的群众运动中当好带头人,制定《约法八章》,即不凭经验办事,不利用职权搞特殊化,不做有害于团结的事,不搞违反党的政策的事,不做官当老爷,不能光说不干,不能脱离生产劳动,不能骄傲自满,有力地加强了党委、领导干部的思想革命化建设,带领全厂职工全面完成1975年的八大指标。一些企业党委、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不坐办公室发号施令,深入基层、车间班组,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有的领导顶岗劳动,同工人一起倒班,自觉接受职工群众的批评监督,用实际行动带领单位职工搞好生产,使生产的产品质量、数量都不断增加,产值逐月上升。

8 月,地委在中央12、13号文件下达和省委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后,随即召开全区工业书记会议贯彻落实,组织全区工交系统各级党组织在基层企业进行大宣传、大学习、大发动,使文件和会议精神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各县、农场、地属以上厂矿和地区工交战线各单位都召开党委会、革委会进行认真学习讨论,对照株洲经验,回顾总结前段整顿领导班子,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地委在调查了解企业整顿情况中,发现县以上企业有30%领导思想明确、工作扎实,整顿班子见成效,企业生产形势好转。但有些企业喊得多、抓得松,认为单位没派性,整顿差不多了;有些企业矛盾没有揭开,派性没有消除,“一班人”没有形成核心;还有些企业怕字当头,对派性不敢批,对歪风邪气不敢斗,生产上不去。地委采取措施,组织工作组对一些重点单位进行整顿,使这些企业生产出现转机。

10月4日 ,省委召开地市工业书记会议后,地委要求各县各单位要把批派性、讲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抢时间争速度的空气搞得浓浓的。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办法,派出工作组,和单位党委一起层层进行发动。在地委召开各县、农场、地属以上厂矿和地直单位党委书记会议后,各县、农场、厂矿都召开党委会、革委会、工会委员会、干部、职工大会,并利用广播、板报进行宣传发动。先后有12万多名干部、职工家属收听株洲经验的录音。地属以上34个企业有32个举办党委委员学习班,大部分工厂举办革委会委员、工会委员、车间党支部书记学习班。岳阳、华容、汨罗、平江县委集中县属厂矿企业党支部委员举办学习班。学习中央一系列文件,对照株洲经验,联系单位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全区489个县直厂矿、公司以上单位,问题较多的有85个,各县、农场先后派出188人组成工作组,分批进行整顿。同时,地委抽调领导干部带领工作组,深入到一些企业单位办点,抓先进,促后进,推动面上工作,进一步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促进了安定团结。大面上厂矿企业的生产进度、产值、利润都明显增长,并涌现了一些“后进变先进”的单位。

其次是将重点放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上。在进行企业整顿中,各级党组织通过对中央文件和省、地会议精神的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干部和职工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对派性要“认真对待,严肃对待”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大摆派性在本单位的各种表现,划清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界限,充分揭露派性的危害性、顽固性,认清派性的反动性。有些企业由于派性问题没解决,田心经验推不开,干部职工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在贯彻8月工业书记会议后,地委派出工作组,深入“老大难” 单位,组织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对照田心经验,以毛泽东关于“三要三不要”的讲话为武器,紧密联系本单位实际,做到从领导做起,一把手主动亮思想,担责任,在单位召开的各种会议上“竹筒倒豆子”,检查派性在个人和单位的表现,狠斗个人主义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决心与资产阶级派性决裂。书记带头,“一班人”行动起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党性,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一班人”很快得到干部、职工的谅解。在党委带动下,层层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群众性自我教育,清除派性干扰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讲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对单位的关心和重视,讲党性,讲纪律,讲团结,为搞好生产共同努力。同时注重正确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对属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进行帮助教育,启发觉悟。即使是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着眼于扶,立足于帮,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了大多数。对少数闹派性严重的干部和派头头,采取撤职和调离的果断措施。通过整顿,领导干部振作了精神,职工提高了思想觉悟,积极投入到生产竞赛活动。

再次是从基础上加强企业管理。按照省委的部署,地委在狠抓企业领导班子,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同时,组织工作组办了3个企业管理点。通过点上工作和面上调查,发现有些企业生产无定额,质量无检查,操作无规程,成本无核算,安全无制度,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劳动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低,以至造成原材料成本高,企业亏损,生产事故多等问题。经过思想和组织整顿后,工作组帮助企业党委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劳动考勤制、质量检验制、设备维修管理制、经济核算制、安全生产制和技术操作规程。同时还推广长岭炼油厂实行的岗位责任制等规章制度,把企业管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领导挂帅,专人负责,一级抓一级。一些厂矿的领导干部深入车间蹲点,跟班劳动,和工人一道搞技术革新,猛攻生产难关。在“大战红五月”活动中,在电煤紧缺的情况下,领导带头,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科室人员下到车间班组参加劳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5月,企业生产创历史纪录,完成和超额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实现省、地委提出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在大战第三季度后,地委从地直工交系统抽调50多名干部,由领导带队,深入基层单位狠抓企业管理。10月中旬,地委召开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要求企业党组织狠抓生产任务和各项措施的落实,做到地区把任务安排到县到厂,各县和厂矿根据地区的要求,层层落实到车间、班组、机台和个人。同时,把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和困难交给群众讨论,发动群众制定具体措施。在落实计划的基础上,地区重点抓住对全局影响大的中央省属企业和计划内的产品,在计划内的产品中又重点抓好支农产品,做到对重点企业和主要产品天天抓紧,旬旬汇总,经常分析形势,及时总结情况,每月通报表扬完成任务的单位。对于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地委每旬集中一次有计划、物资、交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生产调度会,及时帮助基层解决问题。通过这样坚持不懈的工作,长岭炼油厂、岳阳化工总厂、岳阳造纸厂等中央、省属企业生产月月增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和提高。同时,干部工作作风也有很大转变。为了大战第四季度,地委分管工业的负责人分别下到了中央、省、地、县厂矿了解情况。各企业的领导干部和科室人员基本上做到扎根基层,顶班劳动,企业管理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三、全面整顿各级领导班子

省委推广田心机车厂的经验后,全区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以经济为中心的全面整顿进入高潮。根据省委关于整顿县机关、厂矿,重点整顿“老大难”单位,解决领导班子的指示精神,地委在重点抓好工业整顿的同时抓紧对各级领导班子的全面整顿及工作的指导。各县、农场按照省、地委的部署安排,采取层层举办学习班的方法,组织各级领导成员对照中央13号文件提出的“七个是不是”和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讲的“软、懒、散、奢、肿”五个字,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总结检查,揭露矛盾,开展“一学两批五大讲”,着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各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发动区、社和县直机关干部帮助整风,与会人员向县委常委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对县委成员震动大,整风效果显著。接着,各部、办、委、局按照县委的统一安排,层层举办学习班,培训骨干,武装思想自觉革命。然后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全面开展整风,解决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岳阳县委组织以战线为单位,举办一、二级机构领导骨干学习班,共500人参加,县直各单位都以单位举办全体党员干部学习班,1300多人参加。多数单位在学习班上揭盖子,进行交心通气,共同总结经验教训,105个单位中有84个单位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1975 年八九月,各县、农场党委常委在传达省、地工业书记会议精神时,进行交心通气。平江、汨罗、岳阳、临湘、汨罗江农场的区、社、分场党委普遍进行开门整风,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思想作风。平江县54个公社,有29个举办全体党员学习班,组织大家学习中央文件,揭露矛盾,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派性。各县、农场通过分类排队,还对30个问题较多的公社、镇、分场,派出由县委(总场)常委带领的工作组进行重点帮助。到10月中旬,已有 19个社、镇、分场基本解决问题。经过初步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有较大加强。全区244个社、镇、分场党委班子中,有135个团结战斗,坚强有力,敢字当头,革命、生产抓得主动的单位。但是,处于工作一般化,班子中存在一些软、懒、散问题的社、镇还有93个;领导核心不团结、不坚强,工作抓不上去的有16 个。

10 月,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配合中央一系列文件,全区进一步大造舆论,县、农场和区、社、镇、分场按照地委的部署安排,又组织进行思想整顿。至年底,全区出现了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批派性、促生产的新局面。各县、农场在传达贯彻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后,采用先试点,后铺开,实行重点帮助,以点带面的办法,对区、社、分场领导班子再次进行整顿。6个县先在29个公社、1个镇进行试点。在试点前,各县委对试点社、镇领导班子的现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基本掌握这些单位领导班子的主要问题,然后,组织工作组到各个党委成员蹲点办队的地方调查研究,逐社逐人摸清情况,抓准主要矛盾。然后,组织县委主要领导带队的试点工作组,通过个别谈心,做好“一把手”和“一班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好交心通气会,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一班人”的问题都得到较好的解决。12月,公社、镇、分场全面开展整顿,县、区、社(镇)三级以主要精力搞整顿。县委常委深入到社(镇)帮助指导工作。试点外的185个公社、镇,有10个去了地委工作组,69个去了县委领导干部,40个去了区委领导干部,只有66个较好的单位自己整顿。4个农场,都是总场把分场党委委员集中到总场进行整顿。一般都由农场党委常委带队到各分场对领导班子进行全面考察,在分场召开生产队正副支书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征求对整顿的意见,找一些问题较多的班子成员个别谈心后进行的。12月1至15日,各农场安排集中整顿,20日左右全部结束。1976年1月,各县对大队领导班子进行为期10天左右的整顿,一般采取半天整风,半天劳动,或白天劳动,晚上整风的办法,做到抓整顿,促生产两不误。通过县、区、社、大队领导班子整顿,改进了各级干部的领导作风,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落实。同时,纠正了部分地方出现的“一平二调”、强迫命令、瞎指挥和生搬硬套大寨经验的错误作法,调动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掀起了“全党动员,普及大寨县”的热潮,农业生产发展进一步升温,1975年,全区农业总产值环比增速由1974年的0.4%上升到11.2%,粮食总产量达到168.85亿吨,农业总产值实现8.18亿元。

地委在抓紧工交企业整顿和县、农场及社队领导班子整顿的同时,联系实际进行整风。10月上旬,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后,地委认真学习中央一系列文件,对照株洲经验,认真回顾总结前段整顿领导班子、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地委常委认为:前段整顿工作由于地委常委对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这场斗争的意义及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岳阳地区闹派性没有田心那么严重,片面理解田心经验,强调它的特殊性,满足岳阳地区表面上的平静,求稳怕乱,因而决心不大,抓得不狠。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后,决心敢字当头,不怕乱,不搞“雨过地没湿”。对一些问题多,派性干扰、整顿成效不大的厂矿、公司、社、队由地、县领导干部带队重点帮助,有效推动了全区整顿工作的开展。11月,地委集中县委常委到地委党校,进行“一学两批五大讲”,联系各地实际,揭露矛盾,交心通气,着重解决领导班子中存在的“软、懒、散、奢、肿”的问题。地委还部署地直机关单位进行整顿。由地委主要负责人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然后组织部、办、委、局的领导干部办学习班,学习毛泽东“三项指示”和中央文件,传达贯彻中央、省、地委召开的有关会议精神,开展“两批五大讲”活动,整顿机关的思想、工作作风,密切了上下级关系,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机关工作进入紧张有序的状态。

第三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与粉碎“四人帮”

一、错误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冬,当全面整顿初见成效时,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被否定。按照中央、省委的统一部署,地委先后进行了几次发动,组织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全面整顿后出现的好势头又遭到破坏。

1975 年12月,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传达毛泽东就清华大学刘冰“写信”所打的招呼和中央23、24号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狠抓路线斗争这个纲,坚持反击“右倾翻案风”,必须教育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进一步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成果。省委会议后,地委常委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和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23、24号文件精神,开始部署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2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抓阶级斗争,促春耕生产》社论,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动员和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3月上旬,省委在全省开始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地委召开县委、农场、厂矿党委书记会议后,各县委、农场、厂矿举办县直、农场、厂矿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或学习班,学习中央(1975)23、24号文件,《人民日报》 2月4日 社论,研究和安排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4 月上旬,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重点讨论如何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地委召开各县、农场、厂矿党委书记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按照省委的要求,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一定要“抓紧抓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造反派要正确对待,不要老是看不惯他们,要肯定他们中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时候犯错误,可以改、可以帮助;要多接近多了解他们,多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这要成为地、县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之后,地委又先后召开各县、农场、厂矿党委书记会议,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地直机关干部大会,由地委主要领导进行动员,要求各级党委,地、县直机关各单位领导干部要把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放在首位,不要以为工作忙,事情多,放松学习。

4月4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四人帮”混淆视听,歪曲事实,使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参加悼念活动的群众遭到镇压。在中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几个电话通知下达后,地、县在传达贯彻中把该“事件”与“批邓”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四人帮”对人民悼念周总理运动的镇压,并没有把基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真正发动起来。

4月7日 ,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4月10日 前后,地、县委都召开坚决拥护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隆重集会游行,进一步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致使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区迅速蔓延,形势急转直下,各地开始出现混乱。

6月11日 ,省委、省革委召开常委会,历时22天。张平化在会上作《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发言。 7月12日 ,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学习中央4、5、12号文件和中央办公厅3号文件,传达省委常委、省革委常委会议精神,分析全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在当时湖南帮派分子加紧向省委和各级党委进攻,企图乘机夺权,全省形势日趋紧张,岳阳亦开始出现混乱的情况下,仍按省委6月会议对形势的分析口径,认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部署,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

8 月,省委向全省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要求后,地、县委及时召开各种会议,在发动群众继续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同时,强调整个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内要进一步树立好风气,坚持党性,遵守纪律,不许结帮派、拉山头、搞宗派。再次重申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不停课、不停产,不准冲击铁路和破坏交通运输。各地通过狠抓基层,制止和抵制“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分子对各县的煽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建设热情,努力扭转开始恶化的形势,使混乱的局面有所好转,工作、生产秩序逐渐恢复正常。

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在看到运动中少数闹派性的人企图再度制造社会混乱时,纷纷对这场违背事理、不得人心的运动以及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愿望愈来愈强烈,大家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克服重重困难,坚守生产、工作岗位,用实际行动抵制“四人帮”及其湖南帮派分子到岳阳的干扰,努力把陷入停滞的经济建设恢复起来。

二、庆祝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与世长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但是,“四人帮”却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0月6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主席。17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通报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向地委常委和县委书记、中央、省属企业负责人传达打招呼的通报精神。

21 日晚,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通知同广大群众见面后,岳阳全境一片欢腾,从地区到各县、农场、镇、区、公社都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岳阳城区的各机关、部队、厂矿、商店、学校的干部、指战员、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由各级党政领导带队,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欢欣鼓舞地涌上街头,冒雨举行庆祝游行。

22 日,各级都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央的通知精神,展开热烈的讨论。许多干部职工以极大的义愤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人帮” 手里没有真理,没有群众,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极为虚弱,非常不得人心,不管他们怎样打扮,怎样狡猾,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这天从凌晨到深夜,人们进行了盛大的游行,全区城乡每个角落都沉浸在欢庆之中。

23 日凌晨,岳阳城区庆祝活动进入高潮,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东风广场。8时,广场上红旗招展,鞭炮轰鸣,锣鼓喧天,欢声雷动。岳阳地、县、镇6万军民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在大会上,地委书记董志文代表地委、地革委、军分区、全区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区400万军民发表旗帜鲜明的讲话。他说,“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搞修正主义、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罪行极其严重,我们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四人帮’批深批透”。并且号召全区共产党员和广大军民,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紧跟党中央的部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同日,全区各县城关、各农场和大中型企业都举行集会游行,城乡参加庆祝游行活动的达170多万人。之后,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全区掀起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高潮。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第四节   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

一、同“文化大革命”中 “左”的错误抗争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1966 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地委指示各县委派工作队进驻文化单位和中学,有组织地开展批判“三家村”等活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轮训党员、干部,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在红卫兵运动兴起,大破“四旧”,国家文物遭受洗劫时,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 9月5日 晚上,一伙造反派打着“破四旧”的旗号,集合3000多名受蒙蔽的群众,在岳阳县委机关大院逼着县委负责人表态,说什么“岳阳楼纯属封建社会‘四旧’的产物,是封资修最顽固的堡垒,一定要砸碎,这是走哪条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县委必须明确表态”。面对咄咄逼人的造反派,县委书记毛致用等据理坚持,明确表态:“岳阳楼是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我们只有保护的权利。”气急败坏的造反派头头无计可施,便以公开对抗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将高帽子戴到毛致用头上,进行围攻。一些明白事理的干部群众对造反派蛮横不讲理的举动深为不满,有人高喊:“坚决支持县委和毛致用的正确立场!”顿时呼声此起彼伏,大批群众退场抗议造反派的举动,一场挑动群众逼迫县委表态的闹剧,有惊无险地收场。岳阳楼免遭一劫,准备拆毁慈氏塔而搭好的脚手架也被撤去。

在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掀起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中,“文化大革命”初期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但随着运动的持续,人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致抵制反对的态度。造反派冲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时,许多干部和群众组织起来,同造反派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他们不怕戴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不怕被称为“保守派”,勇敢站出来反对揪斗领导干部,把领导干部保护起来。平江县委书记董志文重病住院治疗时,造反派到中医院要把他揪走,中医院的医师、住院群众纷纷站出来据理力保,几个造反派只好悻悻而去。一些群众看到满街的把矛头指向地、县委及领导干部的大字报,义愤填膺地书写和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遭到围攻和不同程度迫害也不低头妥协。

在省、地、县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出现半瘫痪状况、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时,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的人们行动起来,反对 “踢开党委闹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维护和坚信党的各级领导的权威。为了恢复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稳定局势,在平江县委、华容县委召开的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到会代表对造反派诬蔑省委、地委、县委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表示极大的愤慨,用铁的事实肯定“省委是革命的,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纷纷表示拥护省委、地委、县委的领导,“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时,对造反派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破坏工作、生产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有力地批判和反击。会后,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坚守农村阵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力求获得农业好收成。

在 “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及其在湖南的帮派分子派人到境内来煽风点火,妄图挑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事端,把派性重新挑起来。地、县委和基层党委旗帜鲜明,明确表示运动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不准成立各种战斗队等组织。1976年5月,“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分子唐忠富等人在密谋搞垮省委,进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时,跑到岳阳煽风点火,诬蔑岳阳地区是“漆黑一团”、“死水一潭”,各级党组织是“民主派”、“走资派”掌权,并派人窜到境内一些工厂收集省、地委和工厂党委的黑材料,干扰破坏各级党委工作时,地委采取层层举办学习班的办法,组织反复学习中央4号、5号文件,统一认识,始终按中央文件办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唐忠富等人妄图搞乱岳阳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并遭到全区各级党委和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7月初,唐忠富又派4辆宣传车窜到岳阳,散传单、开黑会、搞串联。地委发现后,公开表明态度,反对他们的这些错误行动。并连夜布置各单位学习中央12号文件,做好干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坚守工作、生产岗位。这伙人活动不到一天的时间,由于广大干部职工的坚决抵制,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他们以省总工会名义寄给地、县的传单,均被地委扣留,一份也没有散发出去。恼羞成怒的唐忠富等人又策动抢走地区总工会的公章,地委连夜通知各县和企业,凡盖有地区总工会印章的信件、公函从即日起一律无效,又一次粉碎了他们妄图搞乱岳阳的阴谋。

二、坚守生产工作岗位不动摇

“文化大革命”开始,随着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特别是造反派组织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使机关工作面临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入停顿,国家陷入空前混乱之时,引起各级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并在各自的工作和生产岗位上,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冲破各种阻力,克服重重困难,力求将损失减轻到最低限度。1966年上半年,全区出现经济建设热潮。农业大力推广良种,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029.05万亩,为粮食产量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工交、财贸等各条战线形势喜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生产虽然出现下降趋势,但因有上半年的基础,同时各级党政领导排除干扰,想方设法指挥生产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减少了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1966年,全区工农业总产值7.1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62亿元,农业总产值5.49亿元。同1965年比较,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0.9%,农业总产值增长6.3%,工业总产值增长29.5%。粮食总产量由1965年的107.64万吨增至122万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5.9%,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33.4%。

进入1967年,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黑色风暴席卷全地区,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全被打乱,整个经济工作陷入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许多领导干部在残酷的斗争中无论是曾被错误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他们忍受政治上的高压和肉体上的折磨,在1966年底到1967年最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一边接受批判斗争,一边抓生产建设。特别是在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将要受到严重损害的危急关头,许多领导干部不顾个人得失,组织和指挥人民群众和危难抗争。1968年6月,湘江、资水猛涨,湘阴湖区告急,正在接受“批判”的湘阴县委副书记程胜恩,临危受命去最偏远的南湖区防汛救灾。为了及时发现和处理险情隐患,他动员“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区长和“隔离审查”的水委会主任顾全大局,放下包袱,组成防汛指挥部,带领群众奋战8天8夜,排险筑堤。在朱家间堤的大山咀闸突发大险的生死攸关时刻,为保住大堤,他义无反顾地率先跳入水中,冒死探找险位,他这生死一搏,定住了人心,4000多干部群众连续奋战18小时,抢险成功。省委、省军区领导亲临间堤,表彰这次抢险“创造了奇迹”,向全省发出了关于南湖区保卫战取得重大胜利的嘉奖令。

一些担负重点工程基建任务的领导干部,不计较个人恩怨,不忘自己的职责,带领职工、民工抢时间,争速度,硬是按计划完成工程,使一批续建和兴建的中央、省、地属企业竣工投产。“文化大革命”前开始续建的岳阳造纸厂,在最混乱的1967年6月调来副厂长杨伯钧,他带领职工、技术人员顶逆流,担风险,不分昼夜奋战,终于使一台从芬兰引进的设计日产100吨、进厂沉睡近10年的先进设备,在年底试运抄纸成功投入生产。机器“活起来”了,造反派又把杨伯钧送进了“牛棚”。纸机经过一段时间运转不正常,生产的纸销不出去。这时,刚从“牛棚”解放出来的杨伯钧又一头栽进车间,和工人、技术人员找原因,对症下药,解决了纸机的故障,终于使纸机生产出“省优”产品。

在 “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企业,最突出的是长岭炼油厂。该厂干部职工坚定不移地走大庆之路,大干社会主义,坚持生产不动摇。建厂时期,林彪一伙反对他们用大庆会战的办法快速建设炼油装置,他们顶住压力,以铁人王进喜为榜样,以大庆“三老四严”作风为厂风,用严细的工作精神弥补设备和安装设计的先天不足,智吊再生器,巧安球形罐,确保了1971年“五?七”联运投产。但是,在4套炼油装置建成投产后,又遭受重重压力,百般刁难,厂领导班子不怕打成“右派”、“走资派”,仍然高举“鞍钢宪法”,坚定不移学大庆,按国家计划大干快上,总产值由1971年的1.68亿元,到1973年达到4.73亿元。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排除“四人帮”及其湖南帮派分子干扰,抵制社会上反对“管卡压”的造反之风,坚持开展岗位责任制大检查。在有人到厂贴大字报,把巡回检查牌扔进污水沟的情况下,厂领导严抓企业管理不放松,坚持制度照干不耽误,形成了长炼特色的企业管理经验。省长孙国治称赞该厂是“全省唯一没有停止一天生产的企业”。1975年,长炼被评为学大庆先进单位,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及其湖南帮派分子唐忠富一伙,又诬蔑长炼是“唯生产力论典型”,该厂党委坚持大干社会主义,与这伙人妄图搞乱工厂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干出了生产建设的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1976年,全厂提前54天完成原油加工计划,全年加工原油250.3万吨,实现厂党委提出的“一个提前、四个突破、六个实现、七个创新、八项经济指标”满堂红的奋斗目标。该厂从1971年建成投产,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不懈斗争中,工厂生产发展,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971年至1976年,6年累计完成原油加工量1126万吨,完成工业总产值26.49亿元,为国家积累资金8.2亿元,实现比较重大的革新项目468 项,其中10项达国内先进水平。该厂生产的产品品种由4种上升到25种,其中有钼镍磷催化剂、铁钼催化剂填补了国家石油化工的空白。

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内乱中,遭到过批斗、打击和折磨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及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九一三”事件后,全地区各级党委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一批干部获得解放,部分纠正和落实党的政策,全区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各方面工作出现转机,尽管因“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遭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使国民经济遭到很大损失,但经过全党和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斗争,使这种损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事业仍然有所发展。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一定成就,长炼、岳化等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建成投产。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逐年增长,从1970年的9.76亿元到1976年达到20.49亿元。农业总产值由1970年6.51亿元,到1976年上升到8.55亿元。工业总产值由1970年3.25亿元,到1976年增长到11.94亿元。

三、组织重大工程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地委和全区各级党委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扎扎实实抓生产,按照省委和上级的要求,组织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投入重大工程建设,用实际行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

1966 年,各级党委排除干扰,克服重重困难,在湖区新建电力排灌站114处144台、7300千瓦,当年完成土石方4237万立方米,其中湖区1608万立方米。1968年冬,地区革委会领受国家水电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下达的荆江分洪,长江上车湾裁弯改道工程任务,地、县革委会排除派性干扰,动员5县4万多民兵,由县领导带队,在荒洲安营扎寨,冒着零下4度的严寒雪雨,奋战50多天,挑走189万立方米土石,开辟了一条长3.5公里,宽100米,深9米的新江道,缩短长江航道29.8公里,缓解了泄洪不畅的问题,保障航运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972 年,为了“立足于打”的战备需要,国家加强三线建设。3月,省委决定从农村抽调民兵参加枝柳铁路工程施工,加快三线建设的进度。地委从地直机关和岳阳、临湘县的12个公社,抽调845名干部和民兵,组成岳阳民兵独立营,配属到第四铁路工程局第二处4个工程段,主要担负隧道和桥梁施工任务。他们没有工资,只在生产队记工分,国家只发给吃饭钱,但参战的民工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生活艰苦,以战备的姿态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艰苦创业,“一不等、二不靠”,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很快在工地安了家。在与工人专业队伍紧密配合的工作中,抢时间、争速度、争分夺秒地劳动。全营606人学会各种隧道机械的操作技术,不畏艰苦,日夜奋战,1973年3月,提前完成任务。据临湘县300民兵组成的2个连统计,在历时12个月的战斗中,架设桥梁1座(高64米,长 150.6米),打通隧道2个长1446米,修公路3条,计土石方13.5万立方米。他们还利用工余时间积极帮助山区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当地群众称赞会战民兵是一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1973年冬,华容、临湘、岳阳3县和君山农场较好地完成长江大堤崩塌护岸工程。

1975 年冬,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地委组织岳阳、汨罗两县兴建中洲磊石垸围垦工程。岳阳县动员10万民工投入兴建,至1976年春,大堤高31米,长万余米,计土方235.5万立方米。汨罗县于1975年11月下旬成立围垦指挥部,12月上旬,上民工10万多人,当年完成土石方186万立方米,大堤10109米全部修至32米高程。1976年2至4月,又上劳力4500人,完成大堤整形加固任务。围垦工程完成后,扩大耕地面积8万亩,灭螺面积8.25万亩。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县从实际出发,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为了消灭区域性渍涝灾害,提高农田排灌保证率,湖区陆续兴建一批大中型电力排灌站。平江县在 “文化大革命”前开展以汨罗江为中心的建设水轮泵歼灭战,1966年得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平江水电建设坚持冲破各种阻力,至 1969年,全县共建水电站123处,装机142台、3060千瓦,年发电量800万千瓦时。1970年初,又上马兴建白水、大江洞、综家洞3个骨干电站。之后开始兴建黄棠电站。平江县小水电建设进入全国先进行列,不断有国内外技术人员到平江参观考察。1974年冬,华容县兴建了花兰窖大型排灌站。 1970年代,境内还修建了一批中型水库,如临湘县龙源水库、汨罗县蓝家洞水库、岳阳县岳坊水库、湘阴县燎原水库等。

四、恢复岳阳市建置

1975年12月29日 ,经国务院国发[1975]200号文《国务院关于湖南省恢复岳阳市的批复》批准,恢复岳阳市(县级市),隶属岳阳地区领导。全市设南区、北区、东区、城陵矶区、冷水铺区等5个区,辖28个居民委员会;设五里、城郊、洞庭3个公社,下辖28个生产大队;直属单位有湖滨园艺场、五七渔场、君山茶场、君山芦苇场。1978年7月,又将五里公社的蔡家、奇家、光明、五里、茶山、望城、望岳等7个大队组成北港公社。全市总面积135.7平方公里,总人口 167654人。

由于岳阳县、市分设,岳阳县党政机关搬迁等原因,岳阳市至 1976年11月20日 才正式组建。中共岳阳地委批准成立中共岳阳市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任命王三明为市委书记(地委副书记兼),陆顺源、罗仲柏为副书记。 1977年12月4日 至 6日,中共岳阳市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岳阳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8名,候补委员7名,市委常委12名。1976年12月,成立岳阳市革命委员会,市革委会主任王三明,副主任陆顺源、罗仲柏、董玉科。市委、市革委会工作机构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计划委员会、农村办公室、财贸办公室、人防办公室、公安局、人民法院、民政局、物资局、工业交通局、轻工业局、城建局、商业局、粮食局、财税局、文教局、卫生局、体委、群众工作部门有总工会、团市委、妇联。1977年1月,市委、市革委会工作部门增设市委纪检检查委员会、市直属机关党委、市委工业交通办公室、市革委会农业局。另设双层领导单位有人民银行岳阳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岳阳市支行。1978年增设人民检察院;从商业局中分出服务局,工交局分设工业局、交通局;农业局改为农业水电局;增设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农机社队企业局。1978年末,市直机关一级机构32个,实有干部44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