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两年徘徊和走向伟大历史转折时期

第十七章 揭批“四人帮”与初步拨乱反正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第十七章揭批“四人帮”与初步拨乱反正

1976 年12月以后,地委用一年多时间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在此基础上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同时,进行初步拨乱反正,从思想理论上澄清是非界限,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各项事业得到加强和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出现新的突破。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一、深入揭批“四人帮”

1976 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全区各条战线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反党夺权罪行的斗争。12月后,中央向各级党委相继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地委召开一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决定将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作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从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都行动起来,深入传达中央文件,大力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这场斗争经历了三个战役,在全区掀起了持久地大揭发、大批判“四人帮”的高潮。

第一个战役,结合宣讲罪证材料之一,集中揭批“四人帮”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行。1976年12月中旬,地委集中精力组织各级党组织、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传达材料之一,使之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四人帮”篡党夺权,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罪行,开展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批判活动。

第二个战役,结合宣讲罪证材料之二,主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历史,集中揭露其反革命面目,让广大干部群众看清了江青、张春桥等人掩盖自己的反革命面貌,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给党和人民造成的严重损失,使大家清醒地认识到“四人帮”的本来面目和篡党夺权的阴谋。

第三个战役,在党的十一大后,结合宣讲罪证材料之三,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和反革命理论,不仅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清算,而且从思想理论上进行批判,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渐认清“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实质和根源,认清“四人帮”这条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路线。

通过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初步肃清“四人帮”反动谬论的流毒和影响,振奋了精神,转变了思想、工作作风,改变了一些领导班子中存在的“软、懒、散”问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区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同时,遵照中央关于“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批示精神,1977年3月,地委召开县(市)委、农场和地属以上厂矿党委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县(市)、农场、厂矿要紧密结合揭批“四人帮”,对本地、本单位涉及与“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彻底清查。接着,地、县委都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首的清查专案组,召开所属基层单位负责人会议,清查工作在全区全面开展。清查中,以地、县直机关、单位为重点,排查“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到粉碎 “四人帮”期间出现的重大问题,清查是否与“四人帮” 及伸向湖南的黑手唐忠富等帮派骨干分子有牵连的人和事。通过充分发动群众,进行认真的揭发检举,各县(市)列出了一批清查对象。然后,由地、县委抽调干部,深入基层单位调查、核实,对这些“文化大革命”中做过错事的人进行逐个排查分析,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认真清查处理。到1978年,通过揭发批判,全区正式列为清查的对象进行认真、慎重的审查,问题都已全部查清。全区基本上没有查出与“四人帮”及湖南唐忠富帮派势力有牵连的人,个别地方、单位查出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与帮派分子有过联系,受过其影响,做过冲击党政机关等错事的人。当地党委对这些中“四人帮”毒害较深、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经过反复查证,多次严肃批评教育,促使他们检查认识了错误的严重性,对个别错误严重、引起民怨的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而属于一般性做错事说错话的人,都不予追究。经过清查和“一批两打”之后,对个别属现职领导靠造反起家的人,从地、县级领导班子中清洗出去,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伸张了正气,纯洁了党和干部队伍,人民渴望已久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呈现。

二、全面开展“一批两打”运动

1977 年11月,省委作出在全省开展“一批两打”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敢字当头,站在斗争的前列,坚定不移地把这场斗争开展起来。12月,地委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全区结合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全面开展“一批两打”(批判“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各种资本主义非法活动)运动。运动铺开前,地、县(市)、农场、厂矿都进行了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组织基层单位全面开展。

1977年12月,地委从地、县各单位抽调405名党员干部,组成地委驻岳阳县工作队,由地委书记张月桂、地委常委叶树松带领,于 12月10日 入队,分别进驻县直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区、社。随着运动的发展,1978年2月和5月下旬,又先后从地县机关干部和进驻县、区、社企事业单位的工作队员中,抽调94人进驻1个区和8个农村大队、12个区、社企事业单位。在半年时间里,地委在岳阳县办了73个点、工作队员增至415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揭露和打击刑事犯罪分子9人,批判教育有严重资本主义行为的812人,清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金额18.86万余元,粮食10.9万公斤,布票4800多尺,各种实物1100多件。还收回被占用的集体土地120多亩,公物5100多件。从而 “有效地打击了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巩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通过大总结、大整改,大抓清经济、清劳力、清物资的“三清”工作,收回36.8万余元超支欠款,保证了80%以上劳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在 “一批两打”运动全面铺开后,各县(市)、农场、厂矿都按照地委的部署和地委驻岳阳县工作队的试点经验,从机关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下到农村大队和机关单位,在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一批两打”。整个运动大体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传达宣讲“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深入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及其各方面表现;第二步,武装骨干,发动群众,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的高潮;第三步,总结整改,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实际工作中,每一步有机结合,穿插进行。到1978年“双抢”前,基本结束运动。通过检举揭发,对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等不法行为,组织进行清查处理。处理中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凡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经济上坚决退赔,不让这些人占便宜。同时,把超支挪用、拖欠集体钱财与贪污盗窃区别开来,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同时对违法犯罪的人员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刑事和行政党纪处理。在农村大队进入“总结整改”阶段时,按照省委农村经济政策“二十条”,狠抓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计划管理,制定规章制度,把被“四人帮”搞乱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作了初步纠正和完善,并按照省委农村经济政策“二十条”,狠抓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计划管理,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生产出现新局面。但是由于整个运动仍没有摆脱“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又制造出一些新的错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予以平反纠正。

第二节   初步拨乱反正

一、从思想理论上澄清是非界限

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革命”的旗号,制造和推行一套极左理论。为了把揭批斗争搞深搞透,在第三战役中,地委部署各级党组织在原原本本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宣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后,进一步发动群众,紧密联系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治好“内伤”,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1978年,地委在各种会议上都把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动谬论和极左路线作为头等工作来抓。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利用党校培训理论骨干,培训党员干部。下半年,地委组织举办4期党员训练班和业余理论骨干学习班,学习“三论”,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有关马列著作,揭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及其在各方面表现,剖析其反动路线的实质和根源,把颠倒了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秋收后,地委又集中全区区社书记在地委党校学习40天,紧密联系思想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认清“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严重危害,医治 “内伤”,澄清是非界限,端正思想。 12月9日 ,对全区县以上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进行考试。全区分14个考场,组织县委、农场党委常委、革委会主任、县委宣传部长,中央、省、地属厂矿正副书记、正副厂长(矿长)及地直各局正副局长和相当局级领导干部参加考试,检验全年学习理论的情况,推动理论学习运动深入。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干部群众,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大讲“四人帮”横行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农村受其害、个人受其害的情况,大批林彪、“四人帮”散布到各个方面的反动谬论,大查“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本地、本单位和个人身上的“内伤”,逐步分清是非界限,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制造和推行的一套极左理论,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毁灭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达到自己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他们建立反革命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致使派性在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中严重存在,凡事以派性代替党性,以派划线,任人唯亲,严重危害党的团结和统一,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他们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煽动“打、砸、抢”,制造大规模武斗,严重破坏社会政治安定,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助长各种歪风邪气,使革命传统和优良的社会风尚遭到极大的败坏。

通过肃流毒治内伤,摆出本单位在这场斗争中的大是大非,从大量活生生的事实中,进一步认清“四人帮”颠倒黑白,给人们思想所造成的极大混乱,给革命和生产造成的严重损失。从而端正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澄清了是非,分明了阶级阵线,推动了工作和生产。

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政策的严重恶果,提高了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增强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特别是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方面,地委连续抓了几个回合。1977年冬,地委从“三清”(清劳力、清物资、清资金)入手,搞好年终分配,解决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的问题。1978年春季,省革委颁发农村经济政策“二十条”后,全区开展学政策、讲政策、认真执行政策的宣传月活动,层层举办学习班,训练基层骨干5万多人。区、社、大队均召开党员会、队长会、社员大会,原原本本进行传达贯彻,狠抓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和计划管理,进一步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基本政策,改善经营管理。多数生产队推行“两个基本”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实行大队干部定额补贴,建立了必要的奖励制度和生产责任制。

1978年6月26日 ,中央以37号文件批转湘乡县委《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并下达十条政策措施。之后,中央又下发42号文件。地委在中央文件下达后,按照省委大力推广湘乡县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措施和要求,组织各县委认真学习领会,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多种形式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使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改进干部作风的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各县开始落实中央的指示。平江县委召开有区社书记、厂矿、公司以上负责人和经营管理干部等230多人参加的整风会议,对照湘乡经验及本县大口塅公社试点情况,搞清农民不合理负担过重的表现和原因,以搞好早中稻预分兑现的实际行动落实中央精神。县、区、社都建立清理班子,培训800多名财会人员,认真清理各种下拨款项和平调生产队的钱、粮、工、物。同时,分别情况,作出退赔规划,组织兑现。全县1340 多个社队企业也作出规划,积极筹措资金,及时付给调用生产队劳力的工资。到7月下旬,全县清退偿还生产队各项资金39.7万元,使90%以上生产队在早中稻预分中可以增产增收,分配兑现。7月,华容县开始全面调查,并在新河公社进行试点,然后在全县围绕占用土地问题,对所有机关部门、厂矿、社队企业的干部职工,广泛深入地进行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组织专门班子对占用生产队土地全面进行一次清理,凡是侵占生产队的土地,能退的坚决退,因用于基本建设不能退的,一律补办征收手续,按国家征收土地的规定,补足征收款。到月底,全县退回土地5660多亩,不能退的按政策作了处理。岳阳县各级领导带头还清超支欠款。到7月底,全县521万元新老超支款,收回335万元。其中226万元新超支,收回94%。全县6052个生产队,有3500个队全部收回超支欠款,使绝大部分生产队在夏收预分中实现多劳多得,分配兑现。

8月27日 ,地委召开工作会议,各县(市)委书记、副书记、地直和县直各部、办、委、局及地委工作队负责人318人参加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央文件,研究减轻农民负担,纠正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意见。县、区、社各级主要领导亲自办点,以点带面。8月下旬,全区共组织13664人的清理队伍,对全区6119个应清单位中存在的农民不合理负担进行清理。全区大队以上共清出应退金额3727.51万元,全部退赔农民,还清出粮食77.74万公斤,清退多占生产队的田土9300多亩、山林2700多亩。同时,对少数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进行严肃批评处理。10月,围绕搞好年终决算分配,从地县到社队层层训练骨干,依靠群众,清理账目,认真抓“两个基本”兑现,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努力增加社员收入。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使党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改变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脚”的局面,出现“催耕催种喊不灵,政策喊人一大群”,出勤人数多、劳动工效高、功夫质量好的新气象。

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在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得不到重用。粉碎“四人帮”后,地委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作为深入揭批“四人帮”、抓纲治国、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来抓,各级党委加强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领导。县、市委除分工一名副书记兼管落实政策工作外,书记经常过问并多次召开党委会专题讨论落实政策问题。全区7个县市组织专门班子,均抽出5至10名干部对科教文卫战线的出队人员进行复查、复审,基本澄清了底子。到1978年上半年, “文化大革命”以来7个县市公办教师出队的751人,已归队372人;国家医务人员出队的81人,归队53人;集体医务人员出队1073人,归队503 人;文化战线出队干部职工39人,归队13人。全区6个县原有7个自负盈亏的集体剧团,撤销时有演职员311人,一般都得到妥善安置,其中有250人已安排在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工作。1978年7月,地委召开全区文教、卫生系统落实知识分子座谈会,学习贯彻中央组织部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总结交流经验,明确任务和要求,加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步伐,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对应该归队安排的知识分子,都安排到适合的工作岗位,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四、重视科技事业发展

1977 年,邓小平恢复职务后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便从科教战线上首先打开拨乱反正的局面,使之开始走向正常。同年12月,岳阳地区科委成立。次年1至6月,地委组织部、地区科委对全区16430名科技人员的专业特长、使用情况进行普查,并建立中级以上科技人员卡片。1978年3月,地区科委主任等3人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华容县和长岭炼油厂的代表在大会发言,华容县被评为先进单位,印发了华容县创办四级农科网的典型材料。会后,科技部门组织认真传达学习,深刻领会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讲话精神,进一步澄清了是非,扫除了“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和尊重。同时为了摸清科技人员用非所学的情况,地委组织部、宣传部抽调干部进行典型调查后,成立普查办公室,会同各县进行全面调查,登记造册,发现有近千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根据个人要求,由组织部门进行调整,使绝大部分科技人员调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单位,发挥学有所用的优势,心情舒畅,热情高涨。同时,对在境内无专业对口的通过省有关部门给予安置,并在调整中做好家属子女的工作,尽可能解决这些科技人员的实际困难,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同时,全区各级科技管理机构和科学技术组织建立和恢复。是年底,全区有县以上科研机构29个,除省血防研究所外,皆为农业科研机构。通过科技部门和科技人员开展大规模杂交水稻栽培,大规模的技术培训,全区杂交种植面积发展到158.24万亩,进一步提高粮食亩产量,促进了农业生产连年丰收。为发展科技事业,地区科委编制《岳阳地区1978— 1985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召开科学大会,表彰先进科学工作者,奖励发明成果,进一步调动了全区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实验和科技普及中去,为实现新时期任务作出贡献。

五、恢复高考制度

    “文化大革命”中取消了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实行不考试的所谓“推荐”制,这种招生办法埋没优秀青年人才,也为那些利用职权“走后门”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1977年八九月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废除“推荐”制,实行“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10月,中央决定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高考制度,省里召开了全省高等学校和中专招生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市迅速组织班子,尽快开展高考工作。地委在听取全省招生工作会议精神汇报后,研究决定成立以地委副书记、地革委副主任李满全为主任的地区招生委员会,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程胜恩为副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在全区组织招生。不到半个月,全区就有73531人报名应考,其中除应届毕业生外,多数为工人、农民、下放知青、复员军人和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为做好考场准备工作,招生办和文教系统的负责人深入华容,调查考场准备的情况,发现和总结了插旗公社党委重视,考场准备充分的经验。在全省株洲考务会议召开后,李满全亲自主持召开全区考务工作紧急会议,传达省里的要求,推广华容插旗公社《精心安排,搞好统考》的经验。全区公社以上负责干部投入考场准备的达860多人,半个月的紧张操作,设立了261个考场、2186间教室。12月16 至18日报名考生一个不少的参加了考试。接着,招生委员会按照“地市初选”的要求,地区抽调近千名各学科最好的老师,集中到湖南师院岳阳分院,将285箱近60万份答卷封闭评卷半个月。其间,地委书记张月桂带领在家的地委领导和地委委员到评卷住地看望评卷老师,给老师每人发了四两白糖表示慰问,大大地调动了评卷老师的积极性。然后,坚持按政策办事,把好筛选关。按省分配的预录指标1︰25的比例规定了入围分数线,在此基础上确定政审、体检的考生名单。在排除多方干扰,进行政审、体检后,按照“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由地区招生办公室向省推荐了2867个考生档案,经省批准有1798个考生录取,全省排名第三。之后,每年都进行高考,有效改变了一代代莘莘学子的人生道路。

六、政法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

通过揭批“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罪行,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政法工作的成绩,调动了广大公安干警的革命积极性。1978年10月,恢复了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岳阳分院和各县、市人民检察院。公、检、法形成了各自依法履行职责,相互配合制约的国家机器体系。根据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决定》及《实施方案》,地委成立改正错划右派办公室,组织公安部门与有关单位抓紧落实。11月,全区完成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安置的工作。全区除60名因犯有其他错误的外,1014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正错划“右派分子”2434人(含外地迁入391人),错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76人,“右派”言行分子 133人,中右分子271人。政治上恢复名誉,有关档案材料全部销毁;有工作能力的重新安排工作,恢复工资级别待遇;失去工作能力的生活上给予照顾;死亡者给予抚恤,原划“右派”中作退休处理的144人,回到工作岗位的1134人;给1491人补发“文化大革命”中停发的工资225.6万元;给1270人清退“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财物;因错划“右派”造成两地分居的家属子女2233人,帮助调整工作而得到团聚;为387户、1146名受株连而下放农村的家属子女恢复城镇户口和国家商品粮,为因父母划为“右派”而失去工作的13人重新安排工作。

七、落实计划生育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各级党委、政府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力度。1977年,地区计划生育办公室编印《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指导计划生育的强大思想武器》一书,作为农村政治夜校课本,印5万册发往全区。还翻印毛泽东、周恩来及党中央计划生育的文件资料汇编1.5万册,发至基层单位。是年,岳阳市计生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评发“计划生育光荣卡”和“晚婚光荣登记表”通知》,号召广大青年和育龄夫妇实行计划生育。1978 年,岳阳县举办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图片展览和计划生育积极分子报告会,组织育龄夫妇听报告达1.5万余人;放映计划生育幻灯片,观众达2万人次。汨罗县举办《人口理论》学习班,有6500多人参加学习。是年,各级政府把人口发展计划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认真贯彻“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做到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同时,加强避孕药具的推广和已婚育龄夫妇落实节育措施的工作,1978年,全区已婚夫妇落实节育措施达404897对,节育率占79.37%,人口出生率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26%下降到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