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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平江工作的片断回忆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7-09 12:00

    1949年7月我随山西南下工作团到达平江县,先后在平江工作生活了16年。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却。现就工作中的几段经历,回忆整理如后。

在瓮江栗山筹粮支前


    1949年7月,中共平江县委成立,我任六区区委书记,接管建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筹粮支前。那时正值湖南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7月17日 进入平江县城,18日推进到长沙县的金井、高桥、福临铺一带,形成兵临城下,对长沙市包围的态势。但由于湖北通城县的九岭桥和平江县的公路桥全都被国民党军炸毁,后方的粮食无法运到前方去,部队的行动一度受阻。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保障部队的供给,已成为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县委书记齐寿良同志迅即部署筹粮支前工作。我和六区的 7名南下干部奉命去瓮江筹粮。21日清晨,我们由两名向导带路,背着武器行装,步行40多华里,赶到瓮江后,立即接管了旧乡公所,收缴了武器,组织筹集粮食。这时人民解放军第46军129师正驻扎在瓮江。为便于工作,我立即去师部,和师政委、师长、参谋长共商筹粮大事。当天下午,该师王建山参谋带领一个连和我们一道征西阳乡清潭村降基屋场,召开全乡的旧保甲长及开明人士大会,约200多人参加。我和王参谋在会上宣传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讲清筹粮支前的重大意义,并宣布筹粮的原则是:地租多的大户多借,中等户少借,贫苦困难户不借,限期在10天内,完成10万斤大米的借粮任务。会后,南下干部和部队的同志分片负责,下去催促落实。
    当天晚上,本区区长高俊同志又给我打来紧急电话,他在询问有关借粮情况后,传达县委指示,要我立即去栗山开展征借粮,完成40万斤任务,其中指令三个大户借粮20万斤。我当即表态,坚决执行县委的指示,保证完成任务。22日清早,我同师部派来的张华忠指导员,带领一个加强排,火速赶到40里外的平绥乡所在地栗山巷。这个地方是平江县的产粮区,又与长沙县交界,离部队驻地很近,而去长沙、湘阴的南下工作队尚未到达,因此筹粮支前工作更为紧迫。23日下午我们在栗山召开了保长会。这次会也开得很成功,在会上除宣传形势、政策外,着重布置了借粮任务,号召各开明人士、有识之士认清形势,为解放湖南作贡献。会后,由于广大群众的支持,很快形成了送粮高潮,群众肩挑担子,手推土车子,插上红绿旗子,写上“支前光荣”、“送粮光荣”、“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一队队,一行行,日夜兼程将粮食送往长沙的高桥、福临铺。在任务将近完成过半时,我们发现送粮的车子突然减少了。经调查了解,其原因是个别大户造谣惑众,威胁群众,抵制送粮。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及时召开第二次大会,揭露谣言,重点批判陈××等个别大户的顽固态度,并要求一个个保长表态作出保证,使送粮工作又很快形成热潮。在短短的12天时间里,就顺利完成了40万斤大米的支前任务。
    8月5日 我们回到瓮江以后不久,便传来湖南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的消患。大家欢欣鼓舞,都为筹粮支前、促进长沙解放做了一点贡献感到格外高兴。

 

在清潭土改


    1950年10月28日 ,我带领六区工作组,在清潭乡(现为瓮江乡清潭村)进行土地改革,直到。1951年元月24日止,历时80多天。
    清潭乡地处平江县西部,山多田少,交通不便。全乡有8个自然村,759户,2875人,共有田12250石,计2450亩,人平0.85亩。土改时划为地主成份的35户,有人口123人,田土496.4亩,占总户的4.6%,占总田亩的20%。富农8户,富裕中农和中农267户,贫农372户,纯雇农26 户,贫民35户,手工工人13户。这个乡有黄、彭、凌、陈四大姓,虽然大地主不多,但农民受压迫受剥削很深,所以农民要求土地改革的心情十分迫切,我们工作组未入乡之前,他们就自动组织了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并派代表多次到区里,要求去他们那里搞土改。
    我们工作组进驻该乡后,自始至终坚持党的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胜利完成了土改工作任务。在土改过程中,大体做了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深入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掀起土地改革热潮。土改既是一场群众运动,又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工作组入村后,主要采取扎根串连、访贫问苦的形式发动群众,培训积极分子,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起初大多数贫苦农民对土地改革的热情非常高,但也有少数群众存在一些顾虑,有的怕“变天”,反攻倒算。一些狡猾的地主利用少数群众还未觉悟,乘机破坏,耍尽花招:有的以写契约出卖和转移土地;有的采取小恩小惠收买佃户,隐瞒土地;有的在农会和民兵组织中安插亲信,互相订立攻守同盟;有的造谣惑众,散布对共产党的不满,转移土改斗争方向。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把放手发动群众并用党的政策去武装群众、引导群众组织起来,使农民在打倒地主阶级的斗争实践中提高觉悟程度,真正相信自己的力量,实现当家作主。于是我们又用大会、小会,书写标语口号,大造舆论,大讲土改的意义,大讲土改的政策,及时揭穿敌人的谣言和花招。群众发动起来后,进一步健全壮大了农协会、民兵组织和妇女组织,配合土改工作组积极开展工作。如三村佃农凌原清、凌谷义原来替地主瞒田,一个地主本来有27石田,只报12石,另一个地主本来有12石田,只报8石,他们觉悟后,都如实报出来了。又如该乡有13个地主分子在工作组入乡前外逃了,通过宣传发动,群众自动地把他们一个个都抓回来了。恶霸地主彭仲元,横行乡里,血债累累,有4条人命案,土改前他躲进深山老林。全乡组织200多群众,团团围住大山,将其抓获归案。
    二是划分阶级成份,广泛开展清算地主恶霸的罪行。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对土地的占有、雇工多少、剥削和劳动程度,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及时划分了农村阶级成份。明确阶级阵线后,接着以农协会为主,召开大会,组织贫苦农民回忆对比,忆苦思甜,面对面地与地主作斗争,通过大量事实,控诉地主政治上压迫农民,经济上剥削农民的罪行。清潭乡大革命时曾实行了土改,农民一度分得了土地,有48人参加了红军(至十改时绝大部分都已牺牲)。大革命失败后,黄、彭两姓地主反攻倒算,疯狂报复,仅在第三村就杀害革命群众20余人,夺回了农民分得的土地。恶霸地主黄琴普以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共有120石田出租,谁要欠他一石(担)陈租,第二年就得还两石,少一合也不行。贫农彭兮泉佃黄11石田,1944年日本鬼子入侵长沙时把田里禾苗践踏坏了,要求减免一点,经多方求情,也未说动恶霸心;另一个佃农贺苍泉,因欠他5石谷子还不起,黄便勾结旧乡公所把贺抓去坐了半个月牢。这些血与泪的控诉,激起了广大农民对恶霸地主的仇恨,认清了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本质和罪行,打心眼里拥护、感谢党和政府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同时,我们遵照党的土改政策,在土改工作取得初步胜利后,对罪大恶极的地主彭仲元交人民法庭处以极刑;对其他地主分子只要能低头认罪,在取得群众谅解后,都给予宽大处理和给予出路;对地主的子女坚持区别对待,不加歧视。在整个土改中没有发生刑讯逼供和乱捆打现象。
    三是分田分地,实现土地归老家。反封建,最根本的是要稍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即地主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我们在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控诉地主欺压农民罪行后,将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牛、农具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及缺少生产资料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回老家,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了。记得分田分地的时候,翻身农民欢欣鼓舞,那种高兴劲呀,真是不自言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一些农民在分到的田地里,走来走去,口里直念着:“这是分给我的,我也有田了!”四村贫农凌昆皆,父亲从小带他外出讨米要饭年,辛勤劳动33年才买下 4石田。土改时,一家7口分得20多石田,全家高兴得手舞足蹈,热泪盈眶,跪在毛主席像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穷人彻底翻身得解放。
    当得知我们土改工作组离开清潭多时,那天数百名父老乡亲、男女老少聚集在乡政府,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许多群众还提着鸡和蛋,含着满眶的热泪往我们手上塞,经再三劝阻才未收下。乡亲们一直将我们送到村外的公路上,目送到见不着人才离去,那种场面,真是感人至深。

 

在付家办点


    1964年春,根据县委分工,安排我带10名县直机关干部到长寿区付家大队办点,截至“文革”开始,整整两年多。在这期间,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我们各级干部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基苦,多为人民造福,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付家大队有11个生产队,人均一亩七分田土,论条件不算差,但生产落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除一个队稍好点外,其他10个队都很穷。记得工作组入队时,大队部连买几张纸写标语口号的钱都拿不出,还是工作组的同志自己凑20多元买的。大多数群众家里年年超支,吃不饱,穿不暖,个别户子是早晨不吃饭,中午瓜拌饭,晚餐喝稀饭。面对这个情况,当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不解决社员群众的温饱问题,决不回机关。在办点工作中,我们坚持做到:
    一、实行三同,与群众同甘共苦。当时,在干部队伍有一个好的传统作风就是“三同一片”,即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把它作为一条纪律,对工作队员作了许多具体规定,要求和群众甘苦同尝,冷暖与共,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的家,把群众当成自己的父母兄弟。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那时,每人包一个生产队,都自带行李住到困难户家里,我自己也不例外,吃的是轮流派饭,每餐交半斤粮票贰角钱,有时忘记未交,都要如数补上。生产劳动时,我们和农民一起劳动,农忙季节,工作队员和社员群众几乎是一身汗一身泥,泡在一起。这里的妇女过来很少下田或挑担子,尤其是挑大粪更视为奇事。我们工作组有两个女同志带头破了这个习俗,挑着大粪下田下地,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在群众中影响很好。不下半个月时间,工作队员个个都晒黑了,变瘦了,但从不叫苦叫累,毫无怨言地工作劳动。有的队员几个月都不回机关一次,一心扑在群众的身上。两年多中,我们的队员无一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社员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都把我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二、体察民情,为群众排忧解难。与群众实行“三同一片”后,群众有话都愿和我们说,有事都敢和我们讲。我们对群众在想什么,有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也都心中有数,有一本帐。做到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对群众反映的很多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分别轻重缓急,逐步解决;对暂时不能解决的,则做好思想工作。如群众无钱购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队和生产队普遍存在公私不分,历年的粮食预购款都被挪用了。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反响强烈。我们在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从清理财务入手,集中几个月时间抓大队和生产队班子的整顿,选举产生了群众信得过的当家人。之后,健全了大队、生产队民主理财制度,要求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自觉偿还超支欠款。群众满意了,生产积极性也高了。又如在群众生活上,我们发现大队绝大多数户子,冬天御寒的被子很薄,有的户子几十年冒弹过一床新棉絮,有的青年结婚都是用的旧棉絮。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将大队副业队生产的棉花,除上交国家外,在留成的棉花中为全大队每家每户弹了一床10斤重的新棉絮。一床棉絮牵动着众人的心,群众称赞我们是雪中送炭,为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何家队喻爹还特意在新弹的棉絮上用红线织上“党给的幸福”五个大字,感谢工作组送来党的温暖和关怀。经过这些工作的开展,我们和群众的心贴的更近了,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三、扶贫帮困,为群众多办实事。我们在办点中深深感到,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必须把握发展生产这个中心,关键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否则都无从谈起。付家大队过来生产单一,基本上是“稻谷加稻草”,多种生产几乎是一片空白。就养猪来说,全大队230户人家,当时仅养了27头。我们决定从养猪上来个突破。开始群众不大赞成,主要是缺资金,烧柴困难,说人吃饭都是个问题,哪有粮食来养猪。为此,我们反复讲清“猪多、肥多、粮更多”的道理,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如联系贷款,组织自筹部分资金。然后和干部群众一起讨论,商定采取公有私养的办法,由生产队统一买来小猪,分到有条件的户喂养,每养一头猪给200斤稻谷,400分工,交125斤毛重。为节省烧柴,又派人到三阳大队学习生饲料养猪方法。这样一举两利,群众愿意接受,饲养生猪很快发展起来了,头一年发展到 270多头,第二年发展到450多头,第三年达到600多头,个别户子养到20多头。为了开展多种生产,我们又帮助大队从县里借了两干元钱,买了一台打米机、榨油机、弹花机,办起了副业加工厂,既方便了群众生活,叉增加了收入。我们还帮助大队办起了青年专业队,由一位有经验的老农带领,将付家河边一个被废弃了的约30亩的荒洲开垦后种上棉花,同时还另开辟了果园、茶园100多亩,生产面貌有了很大改观,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