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我随山西南下工作团到达平江县，先后在平江工作生活了16年。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却。现就工作中的几段经历，回忆整理如后。

在瓮江栗山筹粮支前

    1949年7月，中共平江县委成立，我任六区区委书记，接管建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筹粮支前。那时正值湖南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7月17日 进入平江县城，18日推进到长沙县的金井、高桥、福临铺一带，形成兵临城下，对长沙市包围的态势。但由于湖北通城县的九岭桥和平江县的公路桥全都被国民党军炸毁，后方的粮食无法运到前方去，部队的行动一度受阻。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保障部队的供给，已成为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县委书记齐寿良同志迅即部署筹粮支前工作。我和六区的 7名南下干部奉命去瓮江筹粮。21日清晨，我们由两名向导带路，背着武器行装，步行40多华里，赶到瓮江后，立即接管了旧乡公所，收缴了武器，组织筹集粮食。这时人民解放军第46军129师正驻扎在瓮江。为便于工作，我立即去师部，和师政委、师长、参谋长共商筹粮大事。当天下午，该师王建山参谋带领一个连和我们一道征西阳乡清潭村降基屋场，召开全乡的旧保甲长及开明人士大会，约200多人参加。我和王参谋在会上宣传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讲清筹粮支前的重大意义，并宣布筹粮的原则是：地租多的大户多借，中等户少借，贫苦困难户不借，限期在10天内，完成10万斤大米的借粮任务。会后，南下干部和部队的同志分片负责，下去催促落实。
    当天晚上，本区区长高俊同志又给我打来紧急电话，他在询问有关借粮情况后，传达县委指示，要我立即去栗山开展征借粮，完成40万斤任务，其中指令三个大户借粮20万斤。我当即表态，坚决执行县委的指示，保证完成任务。22日清早，我同师部派来的张华忠指导员，带领一个加强排，火速赶到40里外的平绥乡所在地栗山巷。这个地方是平江县的产粮区，又与长沙县交界，离部队驻地很近，而去长沙、湘阴的南下工作队尚未到达，因此筹粮支前工作更为紧迫。23日下午我们在栗山召开了保长会。这次会也开得很成功，在会上除宣传形势、政策外，着重布置了借粮任务，号召各开明人士、有识之士认清形势，为解放湖南作贡献。会后，由于广大群众的支持，很快形成了送粮高潮，群众肩挑担子，手推土车子，插上红绿旗子，写上“支前光荣”、“送粮光荣”、“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一队队，一行行，日夜兼程将粮食送往长沙的高桥、福临铺。在任务将近完成过半时，我们发现送粮的车子突然减少了。经调查了解，其原因是个别大户造谣惑众，威胁群众，抵制送粮。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及时召开第二次大会，揭露谣言，重点批判陈××等个别大户的顽固态度，并要求一个个保长表态作出保证，使送粮工作又很快形成热潮。在短短的12天时间里，就顺利完成了40万斤大米的支前任务。
    8月5日 我们回到瓮江以后不久，便传来湖南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的消患。大家欢欣鼓舞，都为筹粮支前、促进长沙解放做了一点贡献感到格外高兴。

 

在清潭土改

    1950年10月28日 ，我带领六区工作组，在清潭乡(现为瓮江乡清潭村)进行土地改革，直到。1951年元月24日止，历时80多天。
    清潭乡地处平江县西部，山多田少，交通不便。全乡有8个自然村，759户，2875人，共有田12250石，计2450亩，人平0．85亩。土改时划为地主成份的35户，有人口123人，田土496．4亩，占总户的4．6％，占总田亩的20％。富农8户，富裕中农和中农267户，贫农372户，纯雇农26 户，贫民35户，手工工人13户。这个乡有黄、彭、凌、陈四大姓，虽然大地主不多，但农民受压迫受剥削很深，所以农民要求土地改革的心情十分迫切，我们工作组未入乡之前，他们就自动组织了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并派代表多次到区里，要求去他们那里搞土改。
    我们工作组进驻该乡后，自始至终坚持党的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胜利完成了土改工作任务。在土改过程中，大体做了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深入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掀起土地改革热潮。土改既是一场群众运动，又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工作组入村后，主要采取扎根串连、访贫问苦的形式发动群众，培训积极分子，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起初大多数贫苦农民对土地改革的热情非常高，但也有少数群众存在一些顾虑，有的怕“变天”，反攻倒算。一些狡猾的地主利用少数群众还未觉悟，乘机破坏，耍尽花招：有的以写契约出卖和转移土地；有的采取小恩小惠收买佃户，隐瞒土地；有的在农会和民兵组织中安插亲信，互相订立攻守同盟；有的造谣惑众，散布对共产党的不满，转移土改斗争方向。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把放手发动群众并用党的政策去武装群众、引导群众组织起来，使农民在打倒地主阶级的斗争实践中提高觉悟程度，真正相信自己的力量，实现当家作主。于是我们又用大会、小会，书写标语口号，大造舆论，大讲土改的意义，大讲土改的政策，及时揭穿敌人的谣言和花招。群众发动起来后，进一步健全壮大了农协会、民兵组织和妇女组织，配合土改工作组积极开展工作。如三村佃农凌原清、凌谷义原来替地主瞒田，一个地主本来有27石田，只报12石，另一个地主本来有12石田，只报8石，他们觉悟后，都如实报出来了。又如该乡有13个地主分子在工作组入乡前外逃了，通过宣传发动，群众自动地把他们一个个都抓回来了。恶霸地主彭仲元，横行乡里，血债累累，有4条人命案，土改前他躲进深山老林。全乡组织200多群众，团团围住大山，将其抓获归案。
    二是划分阶级成份，广泛开展清算地主恶霸的罪行。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对土地的占有、雇工多少、剥削和劳动程度，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及时划分了农村阶级成份。明确阶级阵线后，接着以农协会为主，召开大会，组织贫苦农民回忆对比，忆苦思甜，面对面地与地主作斗争，通过大量事实，控诉地主政治上压迫农民，经济上剥削农民的罪行。清潭乡大革命时曾实行了土改，农民一度分得了土地，有48人参加了红军(至十改时绝大部分都已牺牲)。大革命失败后，黄、彭两姓地主反攻倒算，疯狂报复，仅在第三村就杀害革命群众20余人，夺回了农民分得的土地。恶霸地主黄琴普以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共有120石田出租，谁要欠他一石(担)陈租，第二年就得还两石，少一合也不行。贫农彭兮泉佃黄11石田，1944年日本鬼子入侵长沙时把田里禾苗践踏坏了，要求减免一点，经多方求情，也未说动恶霸心；另一个佃农贺苍泉，因欠他5石谷子还不起，黄便勾结旧乡公所把贺抓去坐了半个月牢。这些血与泪的控诉，激起了广大农民对恶霸地主的仇恨，认清了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本质和罪行，打心眼里拥护、感谢党和政府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同时，我们遵照党的土改政策，在土改工作取得初步胜利后，对罪大恶极的地主彭仲元交人民法庭处以极刑；对其他地主分子只要能低头认罪，在取得群众谅解后，都给予宽大处理和给予出路；对地主的子女坚持区别对待，不加歧视。在整个土改中没有发生刑讯逼供和乱捆打现象。
    三是分田分地，实现土地归老家。反封建，最根本的是要稍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即地主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我们在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控诉地主欺压农民罪行后，将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牛、农具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及缺少生产资料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回老家，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了。记得分田分地的时候，翻身农民欢欣鼓舞，那种高兴劲呀，真是不自言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一些农民在分到的田地里，走来走去，口里直念着：“这是分给我的，我也有田了!”四村贫农凌昆皆，父亲从小带他外出讨米要饭年，辛勤劳动33年才买下 4石田。土改时，一家7口分得20多石田，全家高兴得手舞足蹈，热泪盈眶，跪在毛主席像前，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穷人彻底翻身得解放。
    当得知我们土改工作组离开清潭多时，那天数百名父老乡亲、男女老少聚集在乡政府，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许多群众还提着鸡和蛋，含着满眶的热泪往我们手上塞，经再三劝阻才未收下。乡亲们一直将我们送到村外的公路上，目送到见不着人才离去，那种场面，真是感人至深。

 

在付家办点

    1964年春，根据县委分工，安排我带10名县直机关干部到长寿区付家大队办点，截至“文革”开始，整整两年多。在这期间，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我们各级干部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基苦，多为人民造福，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付家大队有11个生产队，人均一亩七分田土，论条件不算差，但生产落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除一个队稍好点外，其他10个队都很穷。记得工作组入队时，大队部连买几张纸写标语口号的钱都拿不出，还是工作组的同志自己凑20多元买的。大多数群众家里年年超支，吃不饱，穿不暖，个别户子是早晨不吃饭，中午瓜拌饭，晚餐喝稀饭。面对这个情况，当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不解决社员群众的温饱问题，决不回机关。在办点工作中，我们坚持做到：
    一、实行三同，与群众同甘共苦。当时，在干部队伍有一个好的传统作风就是“三同一片”，即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把它作为一条纪律，对工作队员作了许多具体规定，要求和群众甘苦同尝，冷暖与共，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的家，把群众当成自己的父母兄弟。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那时，每人包一个生产队，都自带行李住到困难户家里，我自己也不例外，吃的是轮流派饭，每餐交半斤粮票贰角钱，有时忘记未交，都要如数补上。生产劳动时，我们和农民一起劳动，农忙季节，工作队员和社员群众几乎是一身汗一身泥，泡在一起。这里的妇女过来很少下田或挑担子，尤其是挑大粪更视为奇事。我们工作组有两个女同志带头破了这个习俗，挑着大粪下田下地，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在群众中影响很好。不下半个月时间，工作队员个个都晒黑了，变瘦了，但从不叫苦叫累，毫无怨言地工作劳动。有的队员几个月都不回机关一次，一心扑在群众的身上。两年多中，我们的队员无一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社员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都把我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二、体察民情，为群众排忧解难。与群众实行“三同一片”后，群众有话都愿和我们说，有事都敢和我们讲。我们对群众在想什么，有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也都心中有数，有一本帐。做到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对群众反映的很多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分别轻重缓急，逐步解决；对暂时不能解决的，则做好思想工作。如群众无钱购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队和生产队普遍存在公私不分，历年的粮食预购款都被挪用了。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反响强烈。我们在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从清理财务入手，集中几个月时间抓大队和生产队班子的整顿，选举产生了群众信得过的当家人。之后，健全了大队、生产队民主理财制度，要求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自觉偿还超支欠款。群众满意了，生产积极性也高了。又如在群众生活上，我们发现大队绝大多数户子，冬天御寒的被子很薄，有的户子几十年冒弹过一床新棉絮，有的青年结婚都是用的旧棉絮。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将大队副业队生产的棉花，除上交国家外，在留成的棉花中为全大队每家每户弹了一床10斤重的新棉絮。一床棉絮牵动着众人的心，群众称赞我们是雪中送炭，为他们办了一件大好事。何家队喻爹还特意在新弹的棉絮上用红线织上“党给的幸福”五个大字，感谢工作组送来党的温暖和关怀。经过这些工作的开展，我们和群众的心贴的更近了，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三、扶贫帮困，为群众多办实事。我们在办点中深深感到，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必须把握发展生产这个中心，关键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否则都无从谈起。付家大队过来生产单一，基本上是“稻谷加稻草”，多种生产几乎是一片空白。就养猪来说，全大队230户人家，当时仅养了27头。我们决定从养猪上来个突破。开始群众不大赞成，主要是缺资金，烧柴困难，说人吃饭都是个问题，哪有粮食来养猪。为此，我们反复讲清“猪多、肥多、粮更多”的道理，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如联系贷款，组织自筹部分资金。然后和干部群众一起讨论，商定采取公有私养的办法，由生产队统一买来小猪，分到有条件的户喂养，每养一头猪给200斤稻谷，400分工，交125斤毛重。为节省烧柴，又派人到三阳大队学习生饲料养猪方法。这样一举两利，群众愿意接受，饲养生猪很快发展起来了，头一年发展到 270多头，第二年发展到450多头，第三年达到600多头，个别户子养到20多头。为了开展多种生产，我们又帮助大队从县里借了两干元钱，买了一台打米机、榨油机、弹花机，办起了副业加工厂，既方便了群众生活，叉增加了收入。我们还帮助大队办起了青年专业队，由一位有经验的老农带领，将付家河边一个被废弃了的约30亩的荒洲开垦后种上棉花，同时还另开辟了果园、茶园100多亩，生产面貌有了很大改观，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