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湘阴火花工作队纪实
    1949年7月25日 ，湘阴和平解放了。 8月2日 南下工作队来到湘阴县城，3日，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湘阴人民，在中共湘阴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立即投入了借粮支前工作。 3月5日 ，县委以“解放社”和城区“学联”成员为主，并吸收地下党组织从各方推荐来的人员，组成了湘阴县第一期干部训练班。
    在干部训练班，我们受到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明确了借粮支前的方针政策。熊石刚、陶厚敏等就产生了以过去城关学联的积极分子为主，组织一个工作队下乡搞宣传的想法。这一设想得到了县委的批准，并要求同时担任借粮支前的任务。在着手筹建时，县委指定熊石刚为指导员，毛湘藩为队长，并派南下干部李仲喜为副指导员。队员以陶厚敏、高济源、丰炎层、周勃、丰润纯、盛赋云、杨端、熊郁郁、蒋金波等原城关学联成员为骨干，同时吸收了县第一期干部训练班的搞文艺活动的学员和一些年青教师。他们是：毛林贤、陈新民、易颂颐、罗习之、吴伯轩、李子衍、陈俊昆、陈健昆。青年学生甘仲猷考取县干训班后，也于8月下旬赶来参加了火花工作队，队员总共2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极个别的来自社会的其他阶层。
    县委批准成立这支队伍后，我们就投入了出发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县委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布制的配戴在胸前的“湘阴县人民政府服务证”符号。我们开始由陶厚敏、蒋金波编印工作队“快报”，并赶印借粮支前的宣传品；毛湘藩则领着队员赶排下乡宣传的文艺节日。这时，县委组织的下乡借粮的一百余人，也组建成了各个工作队。因为我们这支队伍既是借粮支前的工作队，又是形势政策的宣传队。为了表明这种区别，由陶厚敏提议，学列宁办“火花报”的精神，取熊熊的革命烈火中的一朵火花之义，定名为“火花工作队”，并取得了县委的同意。还由陶厚敏作词，陈新民谱曲，谱写了队歌。队歌以“热情似火，意志坚强，年青的伙伴。一起工作，一起学习，奔向原野和着群众的声音，齐声歌唱”的词句，表达了大家走向革命征途的热情。
    8月15日 ，全县借粮工作开始。19日，我们终于整装出发了。8月，正值酷暑季节，骄阳似火。县委领导同志从南下干部手中要来了20多顶北方草帽，戴在我们头上。熊石刚、李仲喜都腰插手枪，我们队员也扛了两支“三八大盖”，以我们画的头带八角帽的毛主席像为前导，高唱队歌，意气风发地走上了征途。
    我们先后在道南乡的涝溪桥、熊家岭、桃李冲、雍睦堂，文家乡的文家铺、唐家坊、香山寺、界头h、狮子岭、管驿桥、龙潭寺等地开展宣传和借粮支前工作。每到一地，我们在沿途的墙上，都书写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支援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建设新中国、建设新湘阴”、“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我们还在沿途的墙上画了一些讽刺漫画。我们所到之处，都是通过文艺演出来接近群众，宣传政策。在道南乡的关帝庙、刘家祠堂等处，都是在演出前由李仲喜、熊石刚宣传解放形势，宣传湘阴人民要支援十万过境大军，进军大西南，宣传“多粮多借、步粮步借、无粮不借”的政策等。接着拉开帷幕，李子衍、陈健昆等操乐器，毛湘藩指挥，陶厚敏、高济源、盛赋云、熊郁郁、杨端、蒋金波、甘仲猷等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山那边哟好地方”、“一根竹子容易弯”等歌曲。熊石阿1、丰润纯还演出了“兄妹开荒”小歌剧。在街头和舞台宣传后，我们就三、四人一组分片包干，下到保、甲，动员群众，核实当地人口、田粮等情况，评议确定借粮数目。队员早去晚归，常常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回来后，我们进行汇报，每天都由陶厚敏、周勃、蒋金波将其主要内容编成“火花工作队简报”，印送给县委、县政府、长沙专区《建设报》等处，迅速及时地将我们的工作情况汇报给上级领导。
    当时，我们的生活虽然是艰苦的但也是欢乐的。每天得走二、三十里路。祠堂、庙宇、学校都是我们的宿舍，桌子、门板就是我们的床铺。天气炎热，天天是灰尘一身，汗流遍体，却无处沐浴。男队员随时都可以跳到池塘中冲洗一番，女队员却只能相约乘月色到池塘边洗一下。一经老乡知道，“红军婆”之名不胫而走，在封建意识还浓厚的当时，这也就成为奇闻怪事了。这段时间，我们常常在贫苦百姓家吃派饭，饭吃得苦些，话说得甜些，大家也就以苦为乐，习以为常了。记得只有中秋节那天，县委为了表扬、鼓励和照顾我们，增发了伙食费。我们便派队上的“军需人员”陈新民、毛林贤进喊买了鱼、肉、粉等食品，美美地打了次“牙祭”。
    解放初期，征借粮食是件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人民政府刚刚建立，国民党的势力还没有清除，特别是旧政权的影响还远远来不及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真正觉悟起来，而我们自己大都是学生出身，缺乏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虽初步意识到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也有这方面的要求，但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重重压力，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艰难困苦的征途，毕竟是不容易的。《新湖南报》就表扬了杨端冲破家庭的阻挡，毅然走到这支队伍里来的行动，在当时来说的确是件大事。但在初期，队里也出现过叫苦叫累的情绪，有人还在罗塘一姓张的地主家吃过丰盛的菜饭，这些都受到了批评教育。同时，并针对乡下还有国民党的残匪散兵，征借粮草的斗争又很复杂、尖锐的情况，我们遵照县委指示，聚集而居，李仲喜同志则夜夜头枕手枪临门而卧，时刻防止敌特、坏人的骚扰和谋害。全队21人，除易颂颐、吴伯轩、李子衍、罗习之、陈健昆随队走了五、六天后，因筹备学校开学，调离火花工作队外，其余都坚持了下来。
    火花工作队在全县征借粮草的工作队、组中，是工作得最好、进步最快的一个。我们遇到问题时，即通过 “简报”或写信请示的形式，及时向上级反映，求得支持和帮助。当时的县委书记华国锋、县长张国权，就联名写信答复了火花工作队队员丰炎层、杨端的请示报告。当我们还在乡下进行工作的时候，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就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火花工作队。《新湖南报》在9月19日的头版上，发表了遭南乡的工作队揭发该乡旧十一保保长非法向群众索取“开支米”，每甲八升，并摊派每甲“薪水米”九升，又造谣说政府禁养家畜的文章。《新湖南报》还在“湘阴县委初步总结借粮工作”的标题下，报道了全县借粮工作的情况，赞扬“完成得好的地区，首先是宣传工作深入，鼓励了群众的送粮热情。如城关道南、文家两乡，由二十多人的工作队挨保挨甲宣传政箫，该两乡任务就完成得最快”。在借粮工作中，在我们心中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的一次磨炼是“石板吴的战斗”。“石板吴”是道南乡二十一保多数吴姓居民的集居地。因吴氏宗祠就设在这里故名。这里有一个名叫吴海堂的大地主。他的兄弟吴泳堂，也是地主。一个住有四十多户的吴家大屋，吴海堂兄弟就占居三分之二的住房，由此可见其财势。火花工作队还没有到“石板吴”时，吴海堂兄弟就大造反动舆论，说什么“现在是青黄不接之时，灾情又重，有么子粮草可借” 又挑拨地说：“如果要借，就得按土地亩数均摊，不能集中到几家大户身上。”我们到后虽做了不少工作，而分配的征借任务，一直不能落实到户。一些贫苦的积极分子反驳吴海堂兄弟抗粮言论时，竟遭到他们的殴打。我们派去的一个组，也遭到了吴海堂兄弟暗中组织的一伙人的围攻。闻讯后全队人员从各个保集中到了“石板吴”。晚上全队开会研究吴海堂兄弟情况时，发现吴海堂派人偷听。于是，我们一面派人到县委会汇报、请示，一面派人找吴海堂来谈话。吴海堂竟逃走了。我们就找来吴泳堂，和他讲形势，讲政策，希望他们兄弟看清大局，不要执迷不悟。这时，到县委汇报的同志，也得到了县委的支持和指示，并由县委派县大队两个班，第二天一早赶到涝溪桥接应。然而，吴海堂继续躲着不见，吴泳堂则采取拖延手段，抗粮斗争由明转暗。我们则根据县委的指示，把这场斗争挑明了，和县委派来的两个班一起，把吴泳堂带封县治安组。这是一场打响了的抗粮和反抗粮的战斗，也是一次对抗粮者的“大展览”。吴泳堂所经之处，农民拍手称快，地主个个丧胆。县委从始至终领导和支持火花工作队进行了这场斗争，并公开表扬了我们。《新湖南报》还在“湘阴县委初步总结借粮工作”的报道中提到了对吴海堂的处理。
    经过这一系列的战斗，火花工作队完成了任务，于9月13日回到了县城。我们集中在“志大绸布庄”，学习了几天后，县委领导同志亲自到驻地肯定了火花工作队的工作成绩，并由当时的组织部长宣布了全体队员新的工作岗位：熊石刚调县立中学，毛湘藩去教育科，陶厚敏到政府秘书室，高济源、杨端、蒋金波、熊郁郁、盛赋云分到城关区政府，丰润纯分到县人民银行，毛林贤、甘仲猷安排在县政府财政科，陈新民在县运输站，陈俊昆被分配到县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