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县第九区，现名虹桥区，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下。东与江西修水沙湾乡接壤，西靠幕阜，北与湖北通城黄龙乡毗邻，卸天岳雄关之险，南抵木瓜、三墩，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土地改革期问有8260户、3．05万人生息在这块方圆40公里的土地上。
    1950年7月至1951年4月，我们在九区搞土改。虽然时间短，但任务重，要求高。其间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那百折不挠的斗争，不时又浮现在我们的脑际……

险恶的土改环境

    九区四面环山，森林茂密，加之地形偏僻复杂。交通又不便利，解放前夕是国民党反动武装势力最大，活动最为猖獗的地方。有“喋血会”、“应变会”、“大刀会”、“迎鲜会”、“姊妹会”、“十人团”等13支反动武装势力，有420余条枪。平江解放时这些反动武装势力组织几乎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击溃，但匪首魏农清尚未落网。在拉开土改序幕时他与他所统领的部分喽啰，仍然在伺机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不断进行骚扰。还有地方上的地主恶霸及其走狗又暗中与之勾结，或在地方拉帮结派，妄图阻止我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是时，或明或暗的流血与不流血的斗争场面不日可见.
    1950年4月，工作组的同志在洞口乡的京马村联系了一个名叫伍呈样的贫农根子，还在他家住了一晚。然而，就在另天晚上，伍呈祥就被魏农清匪部所害，抛尸汤源村的石碑上，并在上面丢了一封恐吓信：“谁要接近工作组，准敢起来闹土改，伍呈样的下场，就是他全家的下场!”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害得农民不敢与我们接近。
    土匪、地方恶霸，不但对土改根子实行枪杀，对群众实行威胁、恐吓，而且对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怀恨在心，伺机报复。长庆乡咀头屋大恶霸地主李则愚，在劈柴时借题发泄，说：“等国民党回来，我要把你们这帮穷小子，一斧一个，斩尽杀绝了”地方上的土匪渣子则采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手段负隅顽抗。当地地主恶霸妄图勾结残匪，摧毁我红色政权，将新诞生的人民政府扼杀在摇篮里。当年五月中旬的一天，浆市乡新的政府成员及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正在集合开会。魏农清匪部得到这一消息便纠集30余支枪(其中轻机枪一挺)，前来偷袭，沿途在浆市、扩大等地杀害了黄栋江等三位农民。民兵队长黄石卿闻讯，随即兵分两路，一路前往阻击，让乡政府领导人疏散，一路向区公所武装部送信。但他不会写字，当区武装部长与黄忠毅接到这份情报时，只见一张毛边纸上写有“浆市”二字，字的两侧又写有很多的“土”字，正中盖有黄石卿的私章。老黄接到这份情报知道浆市有残匪活动，便立即组织武装力量前往围歼，在浆市孚石一仗，打死土匪三名，其余击散，我方一死一伤。
    此后，土匪变小股活动为分散隐藏的单独行动，伺机搞垮我们的工作班子。1950年8月的一天，中迟稻尚未收割，工作组的黄忠毅偕同徐斯文、李良珠带3支步枪到长庆乡调查土匪及地主恶霸的活动情况。因为当地群众觉悟低，不敢接近工作组的同志，是夜他们三人未能人户住宿，就栖身在太源村(现为民建村)瑶丘排太平庙里。庙已破烂不堪，连一把稻草、茅茜都找不到。他们只好用一条高凳顶住破门，自己便卷缩在神台的案桌前，和衣抱枪而卧，不久便昏昏入睡。半夜过后，一条黑影窜到了太平庙屋前，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准备入庙行刺。好在庙里李良珠跌跌撞撞外出小便，坏人不敢进宿。约摸过了一个时辰，躲在禾田里的坏人估计庙里的人已经熟睡，便又蹑手蹑脚摸到了庙前的窗下，探昕里边的动静。碰巧，徐斯文在睡梦中大喊“捉住他!捉住他！”坏人闻声大骇，连忙逃跑。当他们三人听到响声出来追赶时，只见。条黑影在茫茫的夜雾中消失。后来知道黑影就是土匪头子魏农清手下的分队长、长期隐蔽在该乡沅头村(现高沅村)茶盘庵的李春生。当年冬李春生被我击毙，其同伙供认了上述事实。
    残匪的频繁活动给我方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县委指示九区区委必须大力加强对土匪残部的清剿，并调来了47军413团一个排的兵力归地方武装组织指挥。九区区委遵照县委指示，一面对土匪家属开展政治宣传攻势，动员他们劝为匪的亲人拖枪投诚，对不可靠的家属便派出民兵积极分子进行监视；一方面组织解放军配合当地民兵对土匪活动比较猖獗的复兴山、幕阜山进行清剿。历时2个月，有13名土匪带枪投降，有20余名土匪被我军俘获，只剩下匪首魏农清直至1955年才被捕获。
    在追捕土匪时，我们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1950年冬的一天深夜，区长赵根成(山西人)把我俩从床上叫起来，秘密交待一个特殊任务。他说：“根据可靠情报，曾两次漏网的唐样图(长庆烟山洞人，土匪)已逃回本地，你们俩地形熟悉，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我们即带上驳壳枪出发，跑步13华里，不到天亮就赶到了汤古亭。听负责监视的人说唐匪是扮作卖柴人下山的。果真看到一担柴夹放在革大嫂的伙房门口，她的茅房上开始冒出青烟，我们估计唐匪可能不等天大亮就会潜逃。三人一合计，由李蜀柱把住后门，民兵小李把住大门口，李恢直取伙房小门，各人便神不知鬼不觉摸到了各自的位置。到得门口，李恢屏住呼吸，将左眼贴在门缝里向内张望。嘿，唐匪草鞋已经上脚，象是暖暖手就准备逃的样子。说时迟，那时快，李恢提起腿朝伙房小门狠命地一脚，门“哗”的一声被踢倒。李恢一个箭步跃上去，用左于揪住唐匪的后衣领，右手的驳壳枪对准了唐匪的右脑壳，厉声喝道：“不许动!动，我就打死你!”唐样图连日来，被清匪部队逼得东躲西藏，疲于奔命。为生计，他义不得不下山弄点吃的。这会儿他还没弄清是哪里来的天兵天将，便吓得缩作一团乖乖地当了我们的俘虏。

艰苦的土改作风

 

    土改时期，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工作条件是艰苦的．生活条件是朴素的。这样的环境，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建立了真情实感，这种作风是我们新生力量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原因。
    1950年初冬，李恢和长庆乡长庆村(现名正东村)的李鉴书奉命赴平江县城参加土改工作培训班。当时没有公路，要经过“两洞”(即桃花洞、栽禾洞)、“五岭”(即新哼岭、黄土岭、徐公岭、相公岭、百步岭)、“四十八盘”才到得县城110里山路一天赶到非得两头暗，步子还要蛮老。背上还得背上一．个内装棉絮、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的沉甸甸的背包。讲走路也没有一双象现在这样轻便的各式胶鞋。记得当时李鉴书穿的草鞋，李恢穿的是前边“出了小鸡”的破布鞋。还未走到新哼岭，左脚的鞋底磨穿了，穿在脚上还是个负担，到了梭墩剩下的几十里索性光着脚丫走。吃中饭是在三墩戴下铺，非常简单，每人一包冷饭，借锅火热了就吃，吃了就走，李恢的脚被撞起了血泡，强忍着疼痛艰难地走到县城。
    在县城学习是紧张的，除了白天课程安排紧，晚上还得点灯自习。睡地板，盖“油渣筋”样的絮被，吃青菜、豆腐拌饭，一个星期能吃到一次肉。但每人发了一身上衣，是三个口袋的酱色棉布衣服。记得李恢学习期间，来时只领得4元钱(人民币)，但仅仅花掉了3角，用它买了一把牙刷、一盒牙膏。这也并非是街上没有东西买，也不是不需要，因为在当时，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我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由115斤大米取代的。
    1951年1月4日，正好是第一批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县委部署开展第二批土改工作，所有工作队员4日必须从县城动身，5日必须下队。县委还安排了从湘潭建院来的学牛到我们9区蹲点。4日这一天，我们一行70多人都挤在两个敞篷车上。车只能到南江区公所，吃过中饭，我们冒着大雪，翻过“上七下八”的山西岭，进虹桥，而我们的御寒衣服仅仅只有一件秋袄，大多数人是条单裤。区委书记张其生(山西人)简单地鼓励动员后，大家每人找一根棍，寻一根扎腰的绳，穿一双防滑的草鞋，便开始向山西岭进发。爬到半山腰都觉得比较疲劳，加之山愈高，雪愈厚，踏下去有的地方淹没了膝盖。积雪的底下又结着一层厚实的冰层，脚一踏上去略不小心，就溜出老远。区长赵根成(山西人)为鼓舞士气领头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山西岭。途中，有的划破了面额，有的挂烂了耳朵，有的脚上打起了好几个血泡，鲜血在白雪上打了一串很长很长的红色“省略号”。
    天黑透了，我们才摸到区公所。当时区委考虑这一天非常疲劳，建议让队员们休息一天，推迟一天入队，在赵区长拿起电话机向县委请示时，工作队员们决心不休息，便让建院来的刘寿仁表示决心，并扯住了话筒。第二天，按照县委要求都入了队。
    发动群众起来闹土改，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在匪患不少的虹桥山区，人们对1925年苏区“打土豪、分田地”工作失败的惨痛，余悸未消。当时跟共产党一起分过土豪、劣绅田地的人被反攻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因此，当时的穷苦人都不敢贸然接近我们工作组的成员，怕共产党的天下不久长而反遭株连。但不通过这些穷根子来揭发检举地主恶霸的种种罪行，就很难对这些狡猾的剥削阶级给予有理、有据、有力的打击。所以，扎根串联是我们工作队的首要任务。
     范阳乡李龙生是穷苦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目不识丁，父母早丧，保上抽丁，逼得他卖掉仅有的两间房子，其妻出走，借房栖身，长年靠给地主做长工打短工度日。我们发现这只苦根后，几次上门找他，他却避而不见，即使找到他，他也缄口无言。赵区长最后铁下心，索性就住到了他的家里。记得头一天晚上，我们一同来到李龙生寄人篱F的住处，见他在，赵区长便动员我俩回去休息，他自己却说要与李龙生一起过夜。当时，我们很不放心，堂堂一个南下干部，住到这样一个四面有兵痞、恶霸的地方，如有个好歹怎么得了。我们只得佯装回去，继而叉半路折回，为赵区长担任警戒任务。赵区长进房，我们出于好奇心，便扒在窗口，借着微微的灯光窥看里边的动静。起初赵区长问他，他一问三不答。夜已经很深，到了该休息的时候，李龙生的脸上现出不欢迎的样子，并下了逐客令。他说：“我这里睡不得嘞！说着指了指床上仅有的一床破絮和一床烂了洞的垫子。却自个上床睡了。赵区长心里明白，也二话没说，从他的墙壁上取下一领蓑衣，自已和衣仰卧在他床边的踏步凳上，并盖上那领蓑衣。看到这，我们心里好一阵难过，又象是为赵区长鸣不平，却忘却了，抖峭的寒风把我们周身吹得冰凉的冷。
    大约过去个半时辰，房里又有了一点动静，我们的心顿时紧张起来，目光“刷”地投向窗内。只见李龙生从床上缓缓地爬起来，从侧面下了床，然后，慢慢拿下盖在赵区长身上的蓑衣，又轻轻地在他的肩膀拍了拍：“赵区长!赵区长!到床上睡吧。”赵区长立即答应了，并帮他吹灭了那盏小油灯。这时我们的心里，象是打翻了一只五昧瓶，不知是感觉到工作的艰难，还是为赵区长的成功而庆幸。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赶到了李龙生的家。这回他可彻底改变了那鼓眼金刚似的模样，主动招呼我们到他家吃早饭。三两米，一大勺茴丝，外加上没有油的萝卜菜，我们吃得很满意。当天，我们与他一道打柴。他的思想终于开了窍。后来，范阳乡40多户地主材料的整理，都是全仗他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951年3月，李恢在平安乡搞土改，并任组长。调查发现，该乡农民胡海清是苦大仇深的人。他哥哥在大革命时期分了土豪劣绅的土地，被地主艾奉山串通土匪处以挖心的极刑。对于这个必须作为土改根子的对象，李恢花了很大功夫去串联。多次上门联系，吃过多次“闭门羹”。恶霸地主艾奉山却暗自得意。但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第十一次上门时，海清才讲起他的家史和内心世界。就在他被发动起来的第二天，我们召开了诉苦批斗大会。会上，胡海清字宇血、声声泪，控诉了艾奉山如何唆使土匪杀害他的哥哥及如何剥削他一家的滔天罪行。后报经县委批准，将艾奉山处以极刑。狠刹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人民的威风。

复杂的土改斗争

    土改斗争是纷繁复杂的。反动的地主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是要作垂死挣扎。他们梦想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疯狂玩弄“美人计”、“反问计”、“调包计”等反革命伎俩，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土改工作。
    天岳乡毛源村恶霸地主毛谓芳，土改初期被人民政府关押。但他贼心不死，企图通过“美女计”，来拉我们的工作队员下水，以求得庇护，减轻自己的罪行。
    毛谓芳的儿媳胡氏颇有几分姿色。她引诱该乡工作队干部胡某某．见他资历老，年龄偏大，又六庚不齐，便采用送茶、洗衣、煎药等软化手段，暗送秋波。使得意志薄弱、自恃劳苦功高的胡某渐渐坠入情网。他俩勾搭上以后，至使工作组几次去毛家清查财物，都造成扑空，毛谓芳也未受半点皮肉之苦。但尽管胡某伪装巧妙，最终还是被群众揭穿，毛谓芳没有逃离法网。
    范阳乡恶霸地主李玉田与佃户李某的老婆唐氏早有暖昧关系。然而，李某是一个“落片树叶怕打头”的老实农民，家里亦比较清苦。儿子李榜文又是一个非常憨厚的年青小伙。区委在没有全面调查的情况下根据李榜文平常的表现，将其吸收为土改工作队员。李玉田利用这一条件，贿以田地、光洋，要唐氏从李榜文口里捞到可靠情况，及时给予通风报信。李玉田恩威并施，唐氏自然满口答应，还做通了儿子的工作。自此，我们工作队里就混进了一条吃里扒外的“地头蛇”。1950年9月的一天夜里，区委研究准备逮捕李玉田的老兄，解放前曾任过伪县长的李益韩。李榜文得知后，借口回家有要事，便向李玉田告了密。至使李益韩尽夜潜逃而未能受到人民的惩处。事发后，李榜文被开除。李玉田亦被从重治罪。
    大坪乡黄龙山村地主刘栋才，大革命时期投机革命，是共产党员，并当过黄龙山村的党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投靠了国民党匪首卢伯魁，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红人。并通过卢匪引荐当上了黄龙山十二保保长。他出卖组织，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怨声载道。土改工作队进驻姜黄乡(现大坪乡境内) 后，他利用自己原来的势力，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秘密组织一个假农会，并“委任”自己的一个亲信当农会主席，其目的是想用他们来保护自己。
    土改时期，根据刘栋才的家境情况及群众意见，在黄龙山村满阁寺召开的一次斗争大会上，刘被押上了台。当时担任村支部书记的贺国华主持斗争大会。但大会尚未开始，台下就有人呼口号：“打倒贺国华!”“拥护刘栋才!”口号接二连三，更有甚者，有几人摩拳擦掌朝主席台这边拥来，其中有人指着贺国华高喊：“打死他！”“打死他！”工作组长唐效民(虹桥乡人)一见势头不妙，当机立断，一边安排民兵火速送信，一边暗示民兵监视暴动人员。然后自己冲进人群，让贺国华踏在肩膀上，扒上了吊楼。营救贺国华脱险后，老唐往最高处一站，大声训话，凿穿了少数坏人想冲散会场的阴谋．才稳住了阵脚。这姜黄乡政府接到告急信，火速派毛献兵带12条枪赶到现场，将肇事者一一逮捕。原来，贺国华有点历史不清，被刘栋才煽惑的人则抓住这一点，想达到以假乱真，冲散会场的目的。
  尽管九区土改工作环境险恶，斗争复杂，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土改政策，紧紧依靠土改根子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吃苦务实的工作作风，与阶级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从1950年7月土改试点工作开始到1951年4月大面土改结束，仅仅只用10个月时间。全区共划出地主四百多户，富农一百五十余户，中农、贫农成份则占农户总数的93%。完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人民政府组织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