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我在平江县南江区担任区委书记。当时是国民经济三年最困难时期，为了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落实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我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落实党的政策，把生产搞上去，彻底摆脱三年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做了一些工作。现回顾起来，感受最深的是我在南江公社蹲点办队的几点粗浅体会。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下到南江公社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下队调查研究，摸清干部群众在想什么，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在调查研究时，做到不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因为只有把群众意见大而又紧迫的问题解决好，才能把社员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生产搞上去。1962年春初，我带着三名区、社干部下到了当时工作比较困难、生产比较落后的南江公社万家大队蹲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万家大队的干部对如何领导好当年的春耕生产，思想上是不够明确的。一部分人认为“三包”，“四固定”(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固定到生产队)落实以后，有生产队的干部挑担子，大队就可以松一口气，不需要加强领导了；有的大队干部对于什么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指挥，什么是主观主义的瞎指挥，划不清界线，怕搞不好再犯错误，因而不敢积极领导；也有的干部对于三年灾害所带来的暂时困难感到压头，对夺取当年农业丰收信心不足，看不到当时的有利条件，为前进中暂时的困难所吓倒，束手无策。群众对干部不敢担担子，不敢大胆积极领导春耕生产意见很大，要求工作组赶快想办法，不要误了农时，影响当年生产。

我和工作组的同志认为，经过整风整社和反 “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清算平调(人民公社无偿调用生产队物资和田土、劳动力及社员房屋家具)、退赔物资、减轻农民负担，广大社员群众被挫伤的元气开始恢复，迫切要求党和政府领导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而我们的一些基层干部心有余悸，思想负担没有完全解决，急需我们去引导大队干部思想搞端正。于是，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入队的首要问题来解决。在一面抓群众春耕备耕的同时．一面组织大队党员和干部学政策，上党课，座谈讨论和上门做思想工作等，引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实带虚，明辩是非。对一些需要承担责任的不切实际的决定，我们主动担担子，减轻党员和干部思想压力。使大家认清了形势，树立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划清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与瞎指挥的界限，认识到只有按党的政策办事，做到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注意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就是正确指挥，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有的干部还联系自己思想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深有感受地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如今心明眼亮了，浑身都是劲。”过去在领导生产上有过一些错误的干部，原先怕群众不相信，挺不起腰杆子。在思想认识提高后，虚心接受社员批评，主动挑起担子，遇事多和社员商量，群众又表扬他是信得过的干部。一段时间因“三包”“四固定”到生产队，大队干部产生松口气的情绪，也随着迎刃而解，主动下到生产队，实施具体领导，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大队干部当时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在工作组的指导下，大队党支部加强了春耕生产的领导，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随后，我们又深入到毗邻的沙塘大队，帮助教育大队干部较好地解决了领导组织生产的工作方法问题，激发了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春耕生产热情。实践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深入基层办点，搞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也坚定了我们蹲点办队的决心。

实施积极领导，正确指挥，把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在解决干部的现实思想问题后，我们组织全体党员深入到生产队调查研究，调查落实春耕备耕情况。大队干部和党员以各生产队的具体情况，看到了春耕生产的许多有利条件，比如当年大队的劳力比去年多，春耕资金备足有余。肥料比去年质量好，家肥收集得多，水利条件比去年更好。特别是经过整风整社，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从而，促使大队干部以积极的态度，下到各生产队去做好工作，组织好生产。在大队党支部研究制定生产规划时，支部书记龙祥吾说：“要把生产搞上去，大队干部要下去，我们反对主观主义的瞎指挥，绝不是不指挥，领导农业生产，与天争粮，怎能没有指挥呢?没有指挥，群龙无首，怎能搞好生产。我们要用正确的指挥，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夺取生产大丰收。”经过正确舆论的引导，很快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制定了当年生产规划。然后组织全体党员深入到队、到户、到田做群众工作，切实加强了春耕生产的领导。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大队长分别深入到三个不同类型的生产队抓政策贯彻落实，抓思想教育，抓经营管理，帮助各生产队的干部解决具体问题。致于各项农事活动的具体安排，则由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商量，按实际情况办事。比如早稻浸种问题，有的主张清明浸种，有的主张桐树开花才浸种，到底什么时候浸种好?党支部书记龙祥吾就是和生产队的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大家讨论，通过民主讨论作出了适时播种的决定，群众很满意。在积肥运动中．大队长王焕楼在凤祥生产队工作，发现这个队的家肥收集不上来，已收集的也保管得不好，经过和社员中的知心朋友座谈，找到了原因，想出了办法。原来，这个生产队收集家肥只作到按质论价，没有付给报酬，因此影响了社员积极性。他便与生产队干部研究，由大队抽出一些资金帮助生产队及时付给现钱，并建立了家肥收集制度，固定了专人收集、保管，收集家肥的工作才切实开展起来，半个月就收集家肥人畜粪800多担。

经过我们工作组和大队干部的积极领导，万家大队的春耕生产出现了热潮，插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做好，全队300多个能出工的社员经常出满勤，超定额。仅仅是三月份的劳动日，就超过基本劳动日的 9％。社员个个兴奋地描述了本队出现的三齐、两多、两好的新气象。“三齐”是班子齐、劳力齐、工具齐；“两多”是爱社的人多，干部参加生产有事同群众商量的多；“两好”是备耕工夫质量好，春收作物生长好。他们说：“现在是政策暖人心，干部合人意，我们要扎紧把子鼓足劲，战胜困难夺丰收。”万家大队出现丁万家欢乐闹春耕的一派兴旺景象。

可是，与我蹲点毗邻的沙塘大队不象万家大队那样，干部束手束脚，对执行政策和生产队干部、群众中的许多意见，没有调查分析，因而分不清什么是正确的意见与错误的意见。即算是少数人很明显的错误意见，也没有进行说服教育。因为政策贯彻得不好，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3月份社员的基本劳动日有14％没有完成，田里肥料不多，犁耙工夫也进度很慢。我发现这个队的后进情况后，立即带领干部组成工作组去加强领导。到达沙塘以后，我们一面深入调查研究情况，一面召开了党员会、于部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回顾检查前段工作，总结表扬了两个走群众路线，工作积极的党员和三个干部。通过摆事实，说道理，帮助大队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前段放松领导的危害，又在生产队搞得好的下沙塘生产队召开了现场会，解剖麻雀，交流经验，全大队很快掀起了生产高潮，扭转了后进局面。

运用典型引路的方法，促进全区农业生产发展。在万家蹲点办队过程中，我们不蹲死点，而是采取以点带面的办法，指导全区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如在万家大队春耕生产出现热潮时，为了推动南江公社的春耕，我们便和公社党委商量，组织南江公社的社队干部到万家、沙塘两个大队进行四次参观，以万家、沙塘两个大队的事实作镜子，对照检查，总结经验教训，从两个大队办点前后两种思想、两种领导作风而产生的两种效果，认识贯彻党的农村各项政策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同时，还约请11个外出参观归来的社员谈感想，谈打算，并且由党委宣传委员和业余剧团组织流动宣传队，紧密结合生产，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参观和讨论，全社干部、群众普遍确立了战胜暂时困难的信心。桥东大队的干部、社员在讨论中，把困难一个个摆出来，一个个分析研究对策，边讨论，边行动。肥料不足，每户都沤了一个热水醚，多积多售家肥；犁缺少，木匠搞不赢，社员们就自己动手做粗样，请木匠师傅最后修整好。贫农社员欧发安说：我们就要学河北的“穷棒子精神”，来一个鸡毛飞上天，战胜困难夺丰收。为了解决生产中的具体困难，全社各个大队和生产队之间，在等价互利自愿的原则下，广泛开展了协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为了夺取丰收，全公社6930个社员还积极献计献策8000多条，大大推动了全社的春耕生产。

南江公社取得工作突破性进展以后，我们又在全区推广南江公社的经验，使之在全区范围内开花结果。1962年，全区粮食总产达到2997万斤，比1961年增产15．1％，比1960年增产 25％。农民口粮每人平均达到424斤，比1961年提高108斤。706户社员新建住房2534间，三年苦日子所带来的损失大大减少，六畜兴旺，生猪每户存栏达到0．6头，生产有了很大的恢复和提高。这年年底，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来到南江区视察，看到南江的生产恢复快，社员精神面貌新，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已经度过了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

    (作者系中共平江县委原宣传部部长，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