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社办点
来源：史志办 日期：2015-03-31 12:00
1953年，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学习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年底，中共中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指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这个决议发布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农村蓬勃发展。我受党组织的委派，曾带领工作组到洞庭湖畔新围垦的囤粮围蹲点，宣传贯彻党的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精神，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1954年春，组织办起了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社——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回顾办社蹲点过程，无论是组织发动阶段，还是建立发展阶段，由于党的决议指导，农民参加合作社已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行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给全县开展农业合作化起到了“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并在全省推广，成为湖南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面红旗。
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洞庭围农业社这块地方，原是资江支流王家河边的乔山围和囤粮围，自清朝乾隆年初围垸后，几经沧桑，已是四面临水的荒洲。解放前这片荒洲住着十多户人家，以湖洲为伴，过着十年九不收的贫苦生活。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乔包没蒂，乔山围落气，落气没出路，讨饭是老路。”1952年冬，党和政府领导组织进行了伟大的整修南洞庭湖上程，王家河堵口后，乔山围、囤粮围被围入垸内，沿河两岸大片土地成了可耕地。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和当年从鼎新垸的仙源、回龙两乡迁来 300户农民在此开荒落业。1953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这个新组建的王家乡建立了40多个互助组。其中有个贫农饶福林，旧社会时一贫如洗，整修南洞庭湖时，被评为王家河“堵口英雄”，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迁来囤粮围后，响应党的号召，带头组织14户邻居成立常年性互助组。全乡在他的影响下，先后组成40多个互助组，开出水田845亩，旱土171亩。秋收均获得好收成。饶福林互助组，由于人心齐，贯彻互助互利，又有几个积极分子，该组收成在全乡更是首屈一指，许多农民要求加入饶福林互助组。
1953年11月，我陪同副省长谭余保、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胡继宗，来到囤粮围考察互助合作发展情况。当时，过去的荒洲上，盖起了一幢幢新房，田土里的冬季作物郁郁葱葱，屋前鸡鸭成群。白临区区委书记范迪文。在汇报王家乡互助合作情况的同时，重点介绍饶福林互助组的成果．以及附近农民要求参加这个互助组的呼声。接着省、地领导深入农民中，倾听贫苦农民的意见，组织部分县、区、乡三级干部一起座谈。大家一致认为：迁来的农民中，大多数因灾几乎一无所有，住房、耕牛、农具、生活用品，绝大部分是政府的贷款和救济款添置，田土是互助组集体开荒后分到人，与老垸子农民比较，私有观念淡薄些；一年来，多数互助组经过生产实践，初步尝到了互助合作的甜头；同时，在王家乡还有一批经过土改和治湖工程锻炼出来的积极分子。这些都是可以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化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于是，省、地领导认为可以在这里试办一个取消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高级农业社。
工作组到王家乡建社的消息很快传开。我们通过各种会议，向干部群众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传中共中央1953年作出的两个农业合作化决议的精神，并结合本地和外地组织各种形式农业互助合作，发展到成立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激发干部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热情。近20天的宣传发动，尽管春节即将临近，群众中议论入社、申请入社的气氛大于过年。饶福林、范金堂两个互助组的男女老少，聚集一堂，在申请书上签名，按手印。范金堂在会上回忆1948年溃垸，借地主熊晓春二石“救急”米，第二年扮桶一响，硬是收去20石谷的情景后表态说：共产党正是为穷人过好日子操心，党和政府办的事冒得错。做了半世长工的陈德保用一张大红纸写了申请书，亲手交给工作组组长郑瑞林。乔山围的6个互助组联合写好申请，由当时的乡农会主席罗德保(也是互助组长)及互助组的代表陈良才、易三爹等向工作组递交了申请书。地县工作组与10多个互助组内的骨干，对要求入社的农民逐户进行了分析，在116户中坚决入社的84户，随大势的22户，动摇的10户。为了把工作做到家，我们遵照中央决议中所强调的“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对随大流、动摇不定的32户由地、县工作组与互助组骨干分工包户，上门做说服教育工作，使这些农户都表示自愿参加。在此基础上，对入社的耕牛、农具等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大多数人以为，应该按政策办理，很快作出了土地、耕牛、农具入社方案。在讨论建立什么形式的农业社时，群众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建立完全社会主义的实行按劳分配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建社的筹备工作就绪，我们便报经省、地委同意于1954年2月18日，也就是元宵节后的第二天，在王家乡的群众大会上，分别由饶福林、罗德保代表116户农民表示要求建社的决心后，工作组正式宣布洞庭围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并经社员大会选举，复员军人、治湖特等功臣罗德保当选为总社长，饶福林、陈良才分别担任囤粮围、乔山围两个分社社长(不久改为正副社长)。至此，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诞生了。
在生产自救中巩固农业社
洞庭围农业社成立后，我们工作组的同志认为，建社后必须从组织、思想、制度上有章可循，便和社干部商量研究，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洞庭围农业社章程》，将18个互助组划分为生产队、作业组，合理搭配了队组的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秩序井然地开始集体生产。为了“增加生产量，增加社员收入”，我们工作组和社干部一道带领社员向荒洲跑马仓、飘咀进军，发动开荒造田，向湖洲要粮。当时，我住在社委、贫农陈良才家，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与陈良才及邻近社员一起劳动，倾听群众对建社后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见和建议。由于全社集中劳力，在黄土湖中的跑马仓、飘咀修筑了5000米长的渍水堤，耕地面积由500亩扩大到1300亩，不违农时地插上了早稻。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禾苗茁壮成长，呈现一片喜人景象时，天公不作美，连降暴雨，大片农田受渍。我们及时组织排渍战斗，当时春夏荒月，不少社员是半饥半饱上阵排渍。农业社资金短缺，眼看禾苗被淹，工作组和社干部心急如焚，社员群众焦急万分，不知怎么办?这时，副省长谭余保来视察工作，了解情况以后，当场拍板，由省里无偿给予支持，并找来县政府副县长解清泉同志，指示先从县防汛抢险物资中借拨大米8000斤和一批木材、楠竹给农业社，解了燃眉之急。渍水排除了，禾苗保住了。7月份，昔日的荒洲出现了一派丰收的景象，农业社干部和我们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忙着准备进行收割的时候，又遇上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袭击，洞庭湖区几乎所有堤垸溃漫成灾，一片汪洋。新建的农业社受到严峻的考验。在大灾面前，我们工作组和社干部没有被困难所吓倒，绝大多数社员也表示：大水可冲垮堤垸，冲不垮我们农业社!当时，我已调任湘阴县委副书记，按照县委分工，我负责所在区救灾工作。当时，我忘掉了疲劳，奔波在白临区做群众工作：同时，我和工作组、社干部组织农业社的各级骨干、积极分子研究生产自救的办法，几天未吃一顿饱饭，未睡一个好觉，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将救灾方案搞出来了。工作组和社干部共分三路：一路按社委统一安排，由饶福林带领部分青壮劳力，转移东乡十三区借田生产，抢种秋收作物；一路由社长罗德保带领劳力在垸内抢险排渍，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一路由陈良才组织有专业技术的社员捕鱼、养鸭、搞加工，开展副业生产。这样，干部身先士卒，积极分子踊跃参加，群众发动起来了。为了不让这个新生事物夭折，工作组和农业社的全体社员，硬是做到了“大堤垮了，农业社不垮，人心不散，体制不乱。”在紧张的抗灾斗争中，省委、地委谭余保、胡继宗、华国锋等领导同志，多次关怀，对洞庭围农业社的工作作了许多指示。我们反复鼓励大家，勇敢面对灾害，充分发挥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战胜灾害。在整个抗灾救灾工作中，我和工作组同志一道，风里来，雨里去，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我只要能抽出身来，就要去了解情况，多次去过借田生产的东乡和副业生产现场，和社干社员商量如何把生产搞好，并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这一年，在国家扶助下开展生产自救，东乡借田生产收获红薯l万多斤，莽麦 8000多斤，支援防汛工资收入13000多元，产鸭蛋1300多公斤。这年冬天，我们还组织100多劳力，奋战30多天，重新补修渍水堤，新开了2条 800米的排水渠。农业社优越性的发挥，加上国家的救济扶助，做到了大灾之年无饥荒，常居湖洲的社员深有感受地说，1949年遭大水灾，国民党反动派不管人民的死活，荒洲上百多户人家，灾后47户流落他乡，病、饿死40余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遇上这样大的水灾，依靠集体的力量，不仅没有一个人外出逃荒讨饭，没有死一个人，而且大水过后从东乡返回重建家园的社员，还带回了7个新媳妇，新添21个胖娃娃。年底，收获秋红薯5000多公斤，荞麦4000公斤，加上防汛、加工工资共收入3100元，社员人均分得20余元的现金和实物。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受灾的100多户建起了新房，冲毁的渍堤、田土全部整理完毕，热热闹闹过了大灾之后第一个春节。农业社战胜自然灾害，开展生产自救的事迹，用具体的事例有力地说服了农民，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显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巨大优越性，受到了省、地、县蚕的表扬。省、地委领导同志基多次深入到洞庭围，和我们工作组一起总结经验。当时《新湖南报》和湘潭地委机关报《建设报》多次来洞庭潮农业社采访，报道他们抗灾、生产自救事迹和经验，鼓舞和激励全县、全省农民走组织起来的合作化道路。同时，农业社抗灾自救的事实， “用本身的制度和依靠自己的力量”，充分证明它比单干与互助组优越。使一些单干户亲眼看到合作社确实是为农民自己利益服务的，促使单干农民自愿加入农业社。社周围的11户单干户，灾前对入社犹豫不决，抗灾中从农业社依靠集体，战胜各种困难中看到了希望，先后都申请入了社。垒县在洞庭围农业社的影响和带动下，加速了合作化的进程，入社农户由水灾前54.6%，水灾后到1955年春，发展到81.2%。洞庭围农业社成为了全县、全省组织起来，抗御灾荒、生产自救的一面旗帜。
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农业社
在蹲点办社中，我深深体会到，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两个决议，是符合农村实际的，对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在洞庭围农业社蹲点办社的过程中，我们工作组坚持以《决议》为指针，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理解和认识，使洞庭围农业社在抗灾中巩固，在增加生产，开展多种经营中进一步发展。记得在1955年春，第二次治湖工程结束，组织大生产运动，夺取1955年农业大丰收的那段日子里，我深入到各生产队、作业组进行调查研究，在和社员一起劳动中，看到洞庭围农业社由于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提高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全社全劳力120人，人均全年劳动日253个．女劳力59人，人均劳动日181个；半劳力男48人，人均劳动日124个，女劳力45人，人均劳动日84个。全年社员出勤超过社里计划劳动日5400个。而且过去不参加或很少参加田间生产劳动的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加上实行土地、劳力统一调配，合理安排以后，社里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力。如何解决剩余劳力的出路，这是办社的新问题，我和工作组、社干部一起学习中央的《决议》，寻找原因和办法。
《决议》中明确指出：“在以发展农业的生产力为主的方针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利用自己的多余的劳动力和财力兼顾其他可能发展的副业，并使副业的经营能够为扩大农业生产服务。”同时，强调“对于妇女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也应该适当地注意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劳动。”于是，我们组织社员群众开展讨论，联系1954 年抗灾生产自救的情况和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作出规划：除了继续用一部分劳力从事水利建设、改善田间排灌条件，一部分劳力用于田土精耕细作外，大部分剩余劳力，用于发掘本地资源优势，因人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生产。组织会捕鱼的去捕鱼，会养鸭的养鸭，会养猪的养猪，会种经济作物的种经济作物。之后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与供销社、银行、农技站等有关部门联系，帮助解决种苗、技术和部分资金。很快，办起了养猪、养鸭、捕鱼的综合副业队，划出部分旱土，组建了经济作物专业队，抽出部分人员帮粮食、供销等部门搞装卸、短途运输。共开辟10多项生产门路，使劳力全部找到了出路，增加了社员收入。
粮食生产抗灾夺丰收。1955年6月，长势旺盛的早稻含苞待放，由于连日大雨，540亩禾苗全被淹没。罗德保等三名正副社长，轮流带领130名男女社员，架起20张水车，挑灯夜战，歇人不歇车，两个昼夜排干渍水。不久，因湖水猛涨，风浪将飘咀堤段外坡打去一半，社干部又组织120名劳力，顶风冒雨抢修，120亩早稻避免了堤溃成灾。这年1400亩水稻，收获稻谷60．36万公斤，人均产粮1300公斤。比1953年入社前的18个互助组增产36 5万公斤，其中510亩单产过500公斤。比周围的单干户、互助组、初级社的单产，分别高出30%、21%、19%。
副业生产成绩显著。由于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决议》，发展多种经营，解放了剩余劳动力，全社在1955年收获芝麻1500公斤，花生5000公斤，向日葵 2500公斤，养猪152头，养栅鸭3200只，捕鱼150担，挖藕200担，工资1100元。全社总收入70160元，人均149.6元。
总之，1955年洞庭围农业社战胜涝、旱、虫灾，获得全面丰收，社员户户增加收入。如社员分配人均口粮415公斤，高出周围初级社55公斤。总收入除去开支，社员分配27297元，人均纯收入58．2元，加上社员从集体分得的家肥收入，困难户的照顾收入，人均纯收入87元，超过周围初级社25元。70多岁的王桂生，单身一人，社里安排他冬季上湖洲看牛，夏秋守护庄稼，全年做劳动日80个，除分得390公斤粮食外，还进现金50元。患晚期血吸虫病的侏儒形单身王松林，入社前田土抛荒，靠乞讨为主。入社后，照顾他养公猪一头，专事配种，全年进口粮400公斤，现金60元，社里还帮助他治好了血吸虫病，完全可以自食其力。青年雍爱吾，夫妇两人一个小孩，分口粮1325公斤。进现金110多元。他逢人便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社里发了财。
洞庭围农业社以粮食为主，发展多种经营，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社员户户增加收入的情况，在我向县里作了汇报后，得到县委的肯定。并确定我和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瞿汉广一起，召集县、区委办的8个重点社的办点干部和农业社长开座谈会，总结交流农业社因地制宜开展农副业生产，解决剩余劳动力的情况和经验。提出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广辟门路，发展多种经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指导思想，报请县委讨论，在全县进行推广。同时，瞿汉广同志把我们的做法，在全省农村工作部长会上作了汇报，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和赞许，指示我们总结材料上报。于是，我们组织人员写了《湘阴县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材料。上报到省、地委农村工作部，被分别刊登在省、地委指导农村工作的刊物上，荣幸地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笔批阅，被收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对全国特别是对湘阴的干部群众起了很大的鼓舞、推动和激励作用，对洞庭围的干部社员鼓舞尤其巨大。
重在教育农民
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蹲点办社工作中，我们把思想教育放在工作首位，贯穿始终不放松。在工作实践中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和合作化的思想。为了引导农民走合作化和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工作组在办社过程中，坚持政策教育，使农民自觉自愿跟党走，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一窝风。在宣传发动阶段，主要向农民宣传“组织起来”，就能使农民增加生产，走上二丰衣足食的道路，国家也能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加强经济建设。如果搞个体单干就没有出路，因为单干不能克服灾害和各种困难，没有能力经常扩大再生产，即使能够增产也是有限的。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会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地主进行剥削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而农业合作化则是农民群众的唯一出路，也只有农业合作化才能克服单干的困难，能够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启发农民觉悟，提高参加农业社的自觉性。开始筹建农业社时，工作组又反复宣传“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采取说服、引导的办法，吸引农民加入农业社，不勉强思想不通的入社，更不用简单的一声号召的办法，迫使贫农和中农入社。农业社办起来后，认真学习和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以消除农民中部分人的疑虑。在这里曾经发生过“7户农民退社入社的故事”。那是1954年大水灾后。绝大多数社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与灾害作斗争。而几户对入社三心二意的富裕农民，动摇不定，他们时时等待机会回到老路上去。有个富裕中农在社员中说：“农业社是条漏底划子，只会越划越沉。”并串通了其他几个动摇农民，向社委多次提出退社申清，在多次动员无效的情况下，春节前退出了农业社，并且组成了一个挂名的“互助组”。他们以为劳力强，会作田，可以赛过农业社。但由于各怀私念，明互助、暗单干，各户顾了外面顾不到家里。1955年秧田遇上寒潮，大部分秧苗冻坏，不是政府解决 400公斤种谷和农业社支援10多亩田的秧苗，几乎无法插上早稻。自称劳力强的张某父子，田里受渍和病虫危害减产，眼望着入社的邻居陈田生，一劳养活6 口，过年时人人做新衣服，自己却无能为力而叹息。最后7户农民在春节前，多次向社里要求，在社员会上检讨．重新回到农业社。
在办社过程中，工作组多次组织社委会干部学习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强调必须认真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要求社委会年初对社里生产计划、劳动管理、财务开支、三包方案(社向队包产、包工、包成本，增产奖励)、年终分配等重大问题，一律由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各户主要成员，按照自己的投工、投肥计划，大体上都可以算出全年的收入和用稂水平，社员叫它“一年早知道”由于坚决按照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办事，农业社不断扩大，1956年春王家乡和荷塘乡的7个初级社都要求并入了洞庭围农业社，规模扩大到807户、3269人，耕地7434亩。
二、进行“五爱”教育，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在洞庭围农业社建立起来后，我们工作组和社委会对社员进行了爱党、爱国、爱集体、爱科学、爱劳动的“五爱”教育。在教育中联系农民实际，进行新旧对比回忆等多种社员容易接受的形式，使“五爱”教育很好地和发展生产、壮大集体经济、改变地区面貌、改善社员生活融为一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抗灾发展生产中，组织开展新旧社会对比、集体与单干对比；在帮助解决恢复和发展生产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时，教育社员不忘党的领导，国家的支持；在组织抗灾的各项战斗中，总结各方面先进典型，组织学赶活动等等，促进社员更加爱党、爱国、爱集体、爱科学、爱劳动，充分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如建社初期，着重抓新旧社会的对比教育，走合作化道路必要性的道理。当时在农民中最受感动的是新旧社会两次水灾中的遭遇。1954年水灾发生后，政府派来几十条船只，把受灾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随后叉安排到东乡借田生产。湘潭专区还组织8万多民工第二次修复堤垸。并发给全社救济稂4．75万公斤，救济款3．5万元，衣被2255件，所有的耕牛、农具、生活用具、房屋全是政府贷款购制。而1949年上半年溃垸后，全社47户外出逃荒，到长沙城里担河水卖钱混日子，流落街头，露宿桥下，因疾病、饥饿死去40余人。通过回忆对比，“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信念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1954年底，农业社扩大到127户，469人。
办社过程中，对社员进行“人定胜天”的教育。1955年，农业社带领社员克服迷信观念，群策群力战胜了干旱、洪涝、病虫等灾害。当年3月，寒潮来了，为保护70亩秧苗不受损失，30多户社员献出簟子和大盆，给秧田做挡风墙，增加秧田小区的温度。4月春旱，饶福林带领70个社员，夜战通宵，堵死凉亭口小河，引水灌田，保证了300亩早稻于立夏前插完。
丰收前后，进行爱社、爱国的教育。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蔚然成风。60多岁的曾大爹，为社看护耕牛，独身一人在湖洲上一住就两三个月；廖世钦照料病牛，用自己的衣服给牛御寒。粮食丰收后，社员们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全社127户、1570亩田土，产粮121万公斤。在向国家交售余粮时，敲锣打鼓送公粮，仅三天时间交售爱国粮38万公斤，人均801公斤。《新湖南日报》、《人民日报》、《人民画报》都作了报道。中央新闻纪录片厂拍摄了纪录片，赞扬洞庭围社的爱国行动。
三、注重党员思想教育，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成立农业社时，社里的9名共产党员，都是在旧社会深受压迫剥削的贫雇农，是在土地改革、治湖中经受考验而先后入党的。他们都有一颗忠于党的事业的红心，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建社后，我们特别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做到联系社员的实际生活和反映的问题，先从党员抓起，经常对党员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道路的教育。教育的重点是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及国家利益的关系，做遵守国家法令和响应国家各项号召的模范，做支援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模范。同时，教育党员善于团结和帮助社员、特别是单干农民，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影响农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化道路。在办社、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中，特别是艰苦环境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954年大水灾后，面临许多困难，9 名党员以坚定的信念，带领群众走合作化道路。1955年5月，社委分工党员彭述初担任渍水堤的防汛队长。他昼夜坚持巡查，及时调配劳力，处理险情。6月的一个大风大雨之夜，发现飘咀有段渍堤被风浪打开一个缺口，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呼救，便跳入水中，用身子挡住溃口中流入的湖水，一个小时之后，另批巡查人员来到，方用木桩、草袋压住溃口，将彭述初救出。保住120亩禾苗免遭水淹。党员廖定坤，担任社仓库保管员兼管副业生产，一丝不苟，全年经手的稻谷、农副产品实物分毫不差，还利用业余时间，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免费为“五保”户及困难户社员医治无名肿毒和跌打损伤。《新湖南报》以《洞庭湖畔不老松》的文章，宣扬了他的模范事迹。季度和年终评比，9名党员均是榜上有名。共产党员、社长罗德保在办社中，认真学习党中央和上级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文件精神，带头办社，一心扑在工作上，注意随时调查和倾听农民的呼声，将意见和建议带到社委会上研究讨论，向工作组请示汇报，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风尚，是深受社员群众欢迎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他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把洞庭围农业社越办越好，不仅成为湘阴县的先进农业社，而且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农业生产先进集体。罗德保代表洞庭围农业社出席了全国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授予农业社锦旗一面，授予罗德保金星奖章一枚，并被选为湖南省农村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两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同时，洞庭围社的民主办社、经营管理的经验，也被总结印发到全省，当时，先后有50多个地、县的干部和农业社的代表，到洞庭围现场考察和参观。
洞庭围高级农业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作为省、地、县委的试点社，确实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