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岳纸腾飞奠基人杨伯钧

邹昆山

    1987年3月15日 上午8时，随着汽笛“呜呜”声的结束，岳阳造纸厂一号纸机轴轮停止最后一次运转．车问沉静下来。这时，十几个人走进车间，个个头戴塑料头盔身着蓝色工装。他们从上浆泵走到复卷机，又从复卷机走到上浆泵，绕着纸机比比赳划，指指点点。这班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个个是纸厂功臣良将，是厂里的智囊团成员，是一号机改造的决策者和指挥者。当跟随采编的摄影者将摄像机镜头对准厂长兼总指挥长王文泰时，王厂长让摄像机对准一位年逾花甲的副指挥长，他说：“这一场戏(一号机改造)的真正主角应浚是我们的杨老总。从改造方案的确定，到谈判，到工程施工，一直到今后的调试和试生产，阵阵不离穆桂英啊!他是这次工程技术总负责。”这时，这位眼光炯炯的副指挥长谦虚地说：“主角是大家，我不过多露几次面多跑几次龙套而已。停机改造，百感交集，我和这台纸机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位年逾花甲的副指挥长，就是岳阳造纸广的总工程师杨伯钧。

(一)

    1966年9月，“文革”的政治风暴正席卷全国，岳阳造纸厂原有的领导班子已经完全瘫痪，轻工部决定派一个工作组来协助开展工作，扬伯钧受命于危难之际，风尘仆仆从辽阳来到岳阳。
    岳阳，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38年他就到过岳附，那时候正是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中国的土地。年仅十五岁的他，已经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跟随流亡学生的队伍，穿过古老的麻石小街，暂住在岳阳楼畔的一所破旧中学的教室里。他登古楼，望洞庭，心怀报国志，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粪土当年万户侯!当时，他和流亡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在岳阳楼讨论国家大事。为了出刊，找不到纸，只好把用过的练习簿翻转来写，图画老师画刊头，只好画在烂油毛毡上。当时，他们都想：如果这里有一家造纸厂该有多好，洞庭湖，南极潇湘，北通巫峡，粤汉铁路纵贯其中，水陆交通十分方便，而且湖汊港湾有的是芦苇，发展造纸业实在得天独厚。然而，那时候，他只朦胧地感到中国贫困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关，究竟有什么关？他也想不清楚。图画老师激励心事重重的他说：“等抗日胜利，等你学成毕业。争当造纸专家，来这儿开发洞庭吧！”
    如今，一晃将近二十年了。大学毕业后，他和造纸结了缘，先后在乐山、宜宾，石砚。保定、芜湖、辽阳等纸厂工作，走过了由一般干部到安全科长、生产技术科长、工艺工程师、厂长、总工程师的历程。当迎接工作组的汽车，从火车站穿过街两边的“红海洋”，途径岳阳楼时，他要求司机暂停一下，迫不及待地和同来者一道登楼眺望，浩瀚的洞庭，惊涛骇浪。不由得使他想起当年缺纸的窘态，回忆起青年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气，现在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头责任重大，他暗暗地发誓，一定要在这里大干一番，一展宏图。
    岳阳造纸厂位于城陵矾，背倚洞庭，面朝长江。1952年开始筹建，大跃进时搭起架子，后来又遇上“调整”、“整顿”，被迫下马。1965年8月开始续建。但工作组到来之时，这个厂已是半身不遂，危机四伏，一连串的问题摆在眼前：政治上的冲击，派性斗争在加剧；基建布局的混乱，碱回收车间堵住了造纸车间的继续扩展的余地，而且长年的东北风使碱回收的烟气严重地污染整个厂区。怎么办?杨伯钧选择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抓革命，促生产!到厂的第一天，他就直奔一抄车}蔚。一眼就看到一台纸机停放在车间里。面对这台纸机，杨伯钧百感交集：这里一台五十年代后期从芬兰引进的纸机，从上浆泵上网系统开始，到复卷机为止，包括气垫式流箱．传递压榨。成套引进。机台宽4M(成纸宽)，运行车速500米／分，设计结构车速700～750米／分，有直径1500毫米的烘缸44 个，引纸复卷机最高车速15500米／分，这一切在当时是顶琢先进的设备，原设计日产纸百吨。不要小看这个百吨，现在一般的县级纸厂，日产量不过三、五吨，也就是说，这一台纸机的生产量抵得上二、三十个县级纸厂产量的总和。然而，这样的先进设备却闲置了近十年，就象一头沉睡的巨狮，默无声响。作为一个造纸专家，看到这种情景，能不心疼?他决心改变这种局面！
    1967年春节之前，他被选为临时党委委员，同年6月，正式调令下达，他被委任为岳阳造纸厂副厂长，从此，厂领导工作完全落到他的肩上。身为副厂长的他，因为家属未调来，和工人一样，提个饭盒在食堂窗口排队买饭，人们围住他，生产的事，基建的事，一股脑地向他抛来。请示、反映、争论，有时甚至威胁，他耐心地听着，能解释的解释，不能解释的，暂不作声，天塌下来也不轻易表态。
    为了尽快把纸机安装起来，他顶逆流，抗风险，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加快一抄的建设速度，一台闲置了十多年的先进设备，终于开动了。1967年12月20日一号纸机负荷试运转，车速达280米／分，至月底，试运抄纸获得成功，拿出了第一张纸。1968年正式投产。从此，这台从波罗的海海岸落户到洞庭之滨的庞然太物，才正式发挥作用。直到这时，他才把家属接来。
    瘫痪的纸机搞活了，然而，“造反派”也被他“惹恼了”!1968年9月3日，他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赶入“牛棚”．一熬就是一年零八个月。1970年5月他才获得“解放”。
    “史无前例”的年代，纸机的频繁故障也是“史无前例”，就如疟原染身，“摆子对丁个不停！产量忽高忽低，质量时好时坏。
    老杨从“牛棚”出来后，得知纸机生产“好也不怎么好，坏也不怎么坏”，厂里生产的纸印刷厂拒绝使用，社会上当作包装纸时，他感到撕心裂肺般难受。他顾不上和亲人的团聚，一头栽进了一抄车间，多少个白天黑夜多少个节假日，他和工人师傅一起奋战，围绕着一号机的稳定，摸规律、找原因，找纸的湿强度，找浆的指标跟纸的生产关系，找苇浆的撕裂度与原料质量的好坏和纸浆流程的工艺关系，摸索如何合理使用设备的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了降低打浆度是解决产量和质量的关键；对症下药，采取相应措施，产量和质量飞速上升，生产的凸版纸被评为省优产品。从正式投产，到1987年3月停产，这台纸机共生产了 427841吨，如果用解放牌汽车载运，需要整整10690辆。这是全厂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晶，也凝聚着杨总的心血，工人师傅称赞说：“我们身上有多少纸浆，杨总身上就有多少纸浆!”

（二）

     一号纸机虽然为岳阳造纸厂的振兴作出了贡献，但是，杨总清楚地知道，由于种种原因，这台纸机的生产水平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原设计能力。为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一号机改造被列为湖甫七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在这项关系企业目前效益以及今后前途、命运的关键工程中，他义无返顾地扛起了“帅”旗。 
    其实，杨总为了一号纸机的改造，早就有设想，在省确定列为改造的重点项日前后，就先后做了一些工作。
    1983年轻机325号《关于印发印刷技术装备“六五”、“七五”发展规划的通知》下达，杨总立即就提出了用国外八十年代先进技术改造一号纸机的设想，以便迅速将凸版纸改为胶印书刊纸并且大幅度增加产量，方案一提出，厂里有各种议论，连“不议厂政”的家里也开了锅，子女埋怨，妻子批评，都没有动摇杨总改造纸机的决心。
    为了把设想变成行动，做到胜利在握。他利用多次出国考察和到国内厂家参观、交流经验等机会，学习和吸取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研究新设备，新机器，从中探索和找到改造一号纸机的可行性。1985年，他第二次出国考察，叫来后就完成了签订合同和国外设计工作。他先后到过美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他不迷恋外国风光，也不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美。一次又一次外出考察，杨总对国外纸机发展及技术动态了如指掌，对国内外行情比较清楚。他不仅注意掌握先进技术，研究先进设备，而且在谈判桌上，自始至终掌握主动权。厂工程师张栋基讲起跟随杨总出国考察情况时，特别提到了到美国谈判的一件事。
    那是在中技公司的谈判大楼里，美国Beloit总公司企业发展部的推销经理与意大利分公司高级工程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两位世袭的造纸专家，都年过半百了，搞了一辈子造纸．他们在介绍从压光到卷取的纸的传递装置时，竟然内部意见分歧不一，一个认为管式的好，一个认为板式的好，但都觉得有缺陷，不能满足苇浆造纸的要求。40分钟过去了，双方仍相持不下，难解难分。
    杨总静昕着，默默地思考，权衡利弊，最后郑重提出，最好运用带式真空辅助引纸装置，话一出口，两位外国专家连声叫好，都翘起大拇指。在关键的时刻，杨总常常语出惊人，令人折服。也就是在出国考察中，通过审慎的思考，以严密的科学态度，坚定了一号纸机改造胜利的把握。
    为了使全厂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对改造一号纸机工程有比较完整清晰的印象，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让有关处室将100多张一号机一期改造工程的现场照片，趁列在宣传窗里，让大家看到从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到土建工程和进口设备验收三个方面情况，认清它与国家、企业、个人的密切关系，增强自觉性和责任感。
    工人们纷纷走向宣传窗，争相观看，发出了各种议论。这种情况，杨总完全理解。但是，他认为：如果任何事情都要让所有的人想通了再干，那么，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得到成功。偌大的工程，有争论，有耽心，是不足为怪的。他相信，随着工程进展的顺利，这些议论就会消失。就如他在宣传窗前，和负责国外设备安装的刘曙光、负责国内设备安装的陈松清、负责电器安装的何平的一席对话，很快解除了三人围绕复卷机制动发电机上争论问题，疙瘩解开，三人心里踏实了，便主动向杨总汇报了战前的各种准备，只等一声令下。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要保一号机改造成功，早日获得经济效益，不仅要做到安装质量全优，而且对操作工人培训也必须抓紧。在战前调度会上，厂里精英、技术权威们担心两者同步进行，时间紧，任务重，会不会扁担无扎，两头失塌?
    体格魁伟的杨总，铁塔般站了起来，环视着大家，他深知大家在想什么，没等大家开口，他说：“不要把培训工作和改造工程看成互相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整理汇编技术专业教材的过程，我们向操作工人讲解新纸机的过程，也就是进一步熟悉新设备结构、工作原理、主要性能、操作重点、维护保养、故障排除的过程。这样，一则我们对新设备更熟悉了，更便于进行设备安装；二则在安装过程中有什么新发现，新体会，也可以及时总结及时告诉操作工人；第三，操作工人在纸机改造的同时就得到及时培训，能保证设备安装完成后一次试车成功，迅速投入生产。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通过培训，能使更多的人对改造工程更全面更具体的了解，从而达到认识上的进一步统一，这对我们的改造工程是尤其有利的。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短短的几句话，把“培训工作”和“改造工程”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表达得一清二楚。顿时，会场气氛活跃起来，很快统一了认识。接着，大家就培训的具体要求、课程设置、学习形式及时间安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补充意见，时至午夜，会议才结束，大家都以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只待明天投入战斗。

（三）

    3月16日 ，全面停机改造的号角吹响，各条战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按事先分配的任务进行战斗。
    这是一项立体工程，多层次作业，几十个工种分头同时进行，纵横交错。汽车、吊车、铲车、拖拉机，川流不息；楼上楼下，室内事外，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指挥部根据任务实行“包项目、包质量、包安全、包进度”的四包制度，分项包干，层层负责，任务到组，责任到人。指挥员临场指挥战斗，早来晚走；工人们加班加点，奋力拼搏；各个方面团结协作，紧密配合。工地上捷报频传，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工程进展非常顺利。按照惯例在国外安装这样一台纸机需要70天，工人们却响亮地提出：“70天任务50天完成。”头三天，总重300吨的主机设备和一个500米的大小管道、各种规格的电线、电缆和大小构筑物全部拆除，并且运进了新设备。
    从第四天开始，完成土建基础及其它构筑物，到三月底，工程重点转向以设备安装为主的阶段，集中力量进行设备、仪表、管道、电器等安装。与此同时，操作工的技术培训也如期顺利进行。
    在这项立体工程中，杨总正处于多维空间的交点。他深知领导带头，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指挥倜傥对这次技术改造的意义。有时和专家一道出没在现场，有时和工人们在一起参加阵前“诸葛亮”会，有时在培训班的讲台J二讲课，有时还亲自拿起水龙头冲洗废渣，引得外国专家连声赞美：“中国专家了不起！”。
    国外设备安装是技改项目的重点．整个工作量占拆装这台纸机的70%以上，两万多个零部件、400多吨，工人们采取化大为小、各个击破的办法，编制施工网络进度图，严格按图进行。   
    4月8日 ，在安装的关键时刻，杨总和外国专家瓦尔洛蒂亲临现场指导。瓦尔洛蒂以征徇的口气问杨总“仗打到最后，汉语怎么讲法?”杨总平静地回答：叫乘胜追击，打歼灭战。瓦尔洛蒂会心的点点头，显得心里非常踏实。杨总乎易近人，在外事活动中有理有节，本着“友好合作、虚心学习”的态度，和外国专家相处很融洽。外国专家也十分钦佩杨总的学识和魄力，有杨总在场，他们便似乎有了某种支柱和依赖。下午四时，指挥哨声一响，两台行车如同一人操作，好似双手握棒，把纵梁徐徐吊离地面，平稳地安放在机架上。找准部位后工人拧上固定螺丝。瓦尔洛蒂飞身爬上机架，从跳板上走到压榨纵梁周围，仔细进行检查，他转身靠在纵粱托架上，满脸笑容向站在机侧的杨总和雀跃的人群连声高呼“OK！OK！”杨总抬手看了看表。从起吊到拧上固定螺丝，仅用了一刻钟。按照这样的速度，工程完成的时间大大提前。在杨总精心指挥下．500名职工艰苦奋战，仅仅46天，保质保量全面完成了任务，以最优异的成绩迎来了“五一”劳动节。
    65岁的杨总，在纸机交付使用后已退居二线担任顾问了。顾问顾问，既顾且问。人们经常看见他在纸机上爬上爬下，这里看看，那里照照，问东问西，问寒问暖。他魂牵梦绕的这台纸机，自投产以来．车速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产量不断上升，厂里经济效益飞速递增。他的高大的身影和这台巨大的纸机，似乎融为一体。
    如今，我国纸产量已经居世界第五位，同时，又以非木材纤维造纸的总产量居于世界之首。1988年7月11日至14日，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造纸专家聚会北京，进行学术交流。杨伯钧同志以会议学术部委员身份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在本世纪末，我国主要骨干造纸企业可望在机械设备、技术工艺、生产管理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杨伯钧同志十分自信地说：“那时候，岳阳造纸厂将更上一层楼，步入世界先进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