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岳阳县恢复发展生产的回顾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六十年代初，我担任岳阳县委书记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五风”的左倾错误，致使全县农业生产陷于困境，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当时，摆在全县各级党组织面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战胜困难，迅速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县委一班人带领全县人民经过几年艰苦努力，不仅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战胜了严重困难，而且为指导农业生产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岳阳县一跃成为全省先进县，受到毛主席和省、地委的表扬。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顾我在岳阳县这段工作历程，仍记忆犹新。现将其中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情况整理出来，这对于在当前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切实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促进农业生产更大的发展，仍然是颇有裨益的。
农业生产陷人困境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高涨，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所定的主要指标，在农村出现了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但是，从1958年起，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轻率地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推广深翻、密植；工业上搞土洋结合，大炼钢铁；生活上搞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等，给岳阳县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特别是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开始膨胀发热，什么事情都想大办多办，急于求成。特别是人民公社化后，领导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政策措施上的平均主义，工作方法上的强迫命令，三者互相影响，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如大炼钢铁，强迫群众把炉锅、炒菜锅和铁器工具都交出来。在领导农业生产时，就高度集中劳力，统一指挥行动，不分山丘湖区，不管先进落后，工作一刀切，一律化。书记挂帅，大兵团作战，小的几百人，大到上万人。如1958年下半年，全县普遍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又如1958年冬，农业生产大丰收后，浮夸风泛滥成灾，粮食产量越报越高，发展到你要什么有什么．信口开河，不着边际。当时的《岳阳日报》以特大红字标题报道：“我县同心社一丘中稻破万斤关，亩产达到12575斤。新墙公社一亩晚稻过2万斤，筻口公社亩产红茴超10吨。”还有“棉花卫星”，“钢铁卫星”等等纷纷出现。尤其是共产风更为严重，大到土地、房屋、劳力、粮食；小到碗筷、烧柴，所有生产生活物品都视为公物，收归社有。同时，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男女老少，每人一只碗一双筷，战斗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不定量，夜战还加餐，由于超量用粮，造成1959年上半年粮食出现紧张。这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做法，给生产带来破坏性的“跃进成果”，人民群众身受其害。加上1959年大旱一百多天，粮食大减产，比1957年下降34.4%，造成群众冒饭吃，疾病增多，人心不安定。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严重挫伤了农村干部群众积极性。瞎指挥、 “共产风＂继续发展，加上早稻烂秧，夏秋作物又遇上大旱，粮食大减产，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搞得人心不定，劳力屡见不鲜，整个农村处在一个困苦混乱的状态中。本来关大农民兴高采烈地走合作化道路，满腔热情地搞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加之严重自然灾害，致使农业生产陷于严重困境。
用政策调动农村干部群众生产积极性
困境，使我们县委一班人头脑逐步清醒。反思政治思想上的幼稚，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痛斥“五风”危害，决心埋头苦干，奋发图强，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尽快恢复发展生产。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我们根据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结合岳阳县农村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及时修正错误。用政策调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一是开展整风整社，修正"五风”错误。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于1960年下半年，我们在全县深入开展了整党、整风、整社的三整运动。县委抽调了1200多名干部组成“三整”工作队。首先在黄沙街、麻塘两个公社试点，取得经验后便在全县铺开。整个运动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从组织生产安排生活人手，宣传贯彻党的政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开展内部整党整风。第二步，以处理“共产风”为中心，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组织大登记、大清理、大兑现。第三步，以“三包”、“三定”为中心，调整生产关系，改进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同时，为了狠刹“五风”，取得群众谅解，我们当时召开了大队支部书记以上的1000多人的扩大干部会，还邀请部分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解决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然后，各级领导深入群众，以身作则，带头贯彻执行政策，带头兑现。同时，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号召干部“三登门”(登门拜访、登门算帐、登门道歉)，做到引火上身烧错误，登门道歉服人心，政策盆里洗个澡，一身干净好领导。在清理“平调”政策兑现时，县委从地方财政中拿出30万元作退赔。并在新墙公社召开了全县退赔兑现大会，当场退赔现金82万多元，实物折价38万多元。县委会和招待所的部分文具、桌椅、被盖、收音机等也拿出卖掉退赔，接着县级部门、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大搞退赔兑现，共退赔现金973万多元，实物385600件。同时，全县2100多个经济手续不清的干部，向群众作了交待和退赔，犯有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错误的2463个作业组长以上干部，都登门向群众作了检讨，求得群众谅解，改善了干群关系。紧接着，我们又总结推广了一批好干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和好方法，使干部队伍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对有些干部因“五风”错误，受过处理的，在1962年进行了甄别平反。将过去批判和处理错了的，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有力地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
二是贯彻《农村六十条》，调整农村政策。在党中央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村六十条)下发后，我们县委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认为这个工作条例(草案)针对性强，其中调整人民公社政策的问题，正是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为了把宣传贯彻《农村六十条》的工作一做好，用政策发动群众，靠政策发展农业生产，靠政策巩固集体经济。当年3月29日，我和罗寅阶同志带领一个60多人组成的县委工作组，到郭镇公社进行贯彻《农村六十条》的工作试点。我们到郭镇公社后，通过发动群众大讨论，联系实际，制定了《郭镇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落实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取消了农民普遍反对的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并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农村工作条例的贯彻落实，很快调动了农民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试点工作到4月12 日结束，历时13天。尔后，我们将郭镇公社贯彻《农村六十条》取得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很快在全县农村掀起了宣传贯彻《农村六十条》的热潮。同时，根据《农村六十条》精神，县委还集中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粮食分配、公共食堂、房屋、口粮、社员家庭副业、农村手工业、六。年清算找补兑现等十大问题。这些重要政策的调整和十大问题的解决，使农村贯彻《农村六十条》真正落到了实处。记得在1962年，我到梅溪公社中门大队邓板桥生产队检查生产，发现这个生产队有16个政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当晚召开了队干部、社员联席会议，反复讲解《农村六十条》，按照《农村六十条》的规定，把16个问题全部解决好了。社员高兴地说：“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我们就能一心一意搞好集体生产。”后来，我在全县区、社书记会议上，就郭镇公社办点和中门大队贯彻落实《农村六十条》的情况作了介绍，对与会人很有启发，使大家看到了贯彻落实《农村六十条》给农村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三是调整农村政策，试行生产责任制。在贯彻《农村六十条》的基础上，我们先后对农村体制进行了二次调整。先将16个大公社划分为44个小公社和一个农场。 1961年10月，又调整为12个区、1个镇、57个公社。紧接着，又进行了农村人民公社政策的调整。实践证明，这些政策体制的调整，更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有利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多年农村工作实践，使我感受最深的；一是“严重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二是农民最讲求实际，是务实主义者。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两大失误，使群众积极性受到挫伤。要把群众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要靠政策去发动群众。让群众掌握政策，就要从农村最大问题入手，首先解决人们吃饭问题。同时，还必须制定有利于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分配政策。“三整”结束后，县委及时调整了粮食分配政策。1961年3月，县委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提出了“三包一定”(包工、包产、包成本、定上交)办法，年初定死上交，由大队提出分配方案，增产全奖，减产全罚。这个办法受到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会后，我们将郭镇大队试点取得的经验在全县推广，普遍实行以生产队分配，给社员划分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小自由收入，解散公共食堂等。随着体制调整，《农村六十条》的贯彻落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尽管这年又遇上大旱，集体粮食再度减产，但全县社员有小自由收入粮2500万斤，人平50斤。再加上国家灾减粮每个农业人口80斤，人平共增加130斤口粮。同时，蔬菜种得多(人平0.25亩)，群众生活比上年要好，绝大多数不再饿肚子了。我所蹲点的郭镇大队，靠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靠天帮忙多下了二次雨，粮食获得大丰收。人平生产粮食1548斤，比大丰收的1957年还增产 57%。其中，郭镇生产队还荣获湖南省1961年度水稻生产高产单位光荣称号。
为了适应农村生产发展的需要，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在总结“三包一定”责任制的基础上，县委又在乌江公社光辉大队试行五定包干制的试点，向全县提出了“五定太包干”的责任制。即定总产、定总收入、定国家任务、定上交、定基建义务工。把生产权和分配权统一起来，进一步克服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有利于贯彻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五定包干制”在农村推广后，深受干部群众的欢迎。他们说：“五定包干制”，是“三心”政策，即生产定心，分配放心，超产有信心。在“五定包干制”试行之后，出工的劳力增加了，爱护集体财产和关心集体利益的人多了，干部责任心增强了，生产进度加快了，出现了生产自救、恢复发展生产的高潮。
因地制宜推广增产措施
岳阳县是个农业大县，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县委把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狠刹“五风”错误的同时，园地制宜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主攻粮食稳产、高产，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主要抓了三点：
一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奠定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墨堕星查孽分是丘陵区，过去水利条件差，大多数田望天收。解放后，虽然修了水利工程，但都是小塘小坝。抗灾能力非常脆弱。群众基本靠天吃饭，稍遇干旱就招灾减产。国家任务完不成，人民生活困难，只有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增加有效灌溉面积，才能改变农业生产被动局面。在“大跃进”年代，我们曾集中全县劳力进行水利建设，并根据群众要求，改变了办大型水库为大办中小型水库同时注意合理布局，坚持造价低、受益大、矛盾小、见效快的原则。据统计，到1959年底，全县就建了144座中小型水库，蓄水量5843万立方。灌田13万多亩，相当于解放后10年新修水利的总和。在此基础上，又因地制宜，大搞以整修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做到在每年秋冬之际，组织群众性的兴修水利，春夏时季则专业队伍负责。从1958年到1963年的六年间，共完成土石方3620多万方。蓄水量比1957年以前增加了一倍。湖区新建了大堤112 华里，开通渠道2300多条。还新建和整修塘坝14万多处，使全县灌溉面积达到55万多亩，占水田面积的86%。从而，为抗御自然灾害，夺取农业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大力扩种绿肥，解决肥料短缺，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在六十年代初，因为化肥工业很不发达，进口化肥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禁运，农用肥料主要靠土杂肥，粮食产量非常低，丰收之年每亩只有300斤左右。筻口公社种红花草籽作肥料，获得粮食高产的经验，对我们启示很大。县委在全县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并组织生产队以上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大力宣传推广。1961年全县扩种37万亩，有效面积达28.6万亩，占整个水田面积的44%。绿肥的推广和扩种，大大缓解了农业增产短缺肥料问题。
三是改革耕作制度，变单季稻为双季稻，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指明方向。过去许多基层干部群众总强调岳阳山冲田多、土层薄；冷浸田多，禾分蘖差，不宜种双季稻。1960年全县曾扩种40万亩，由于严重的干旱和工作中的失误，部分双季稻田的产量没有达到预定标准，因而少数基层干部和群众对扩种双季稻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他们不加分析地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归罪于双季稻。1961年春，在酝酿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一部分干部和群众认为双季稻越步越好，部分地区要求把双季稻一风吹掉。县委认为，要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非改革耕作制度不可。于是，县委决定在县委负责同志的各个基点队进行调查研究，拿出可种双季稻的第一手资料。当时，我在郭镇公社郭镇大队进行《农村六十条》贯彻的试点工作，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调查。这个大队共有860亩水田，1960年种了700亩双季稻，由于严重干旱，只有100多亩有收。我们工作组就和队干部、社员一起到田里，逐丘调查了解产量、条件。发现在有收的 100多亩中，有几十亩是高产丘，每亩产量达到了700多斤。分析其中主要原因是水利、肥料、土质、阳光等条件适宜种双季稻。由此，我们认为，只要条件具备了就能种双季稻，就能增产增收，条件不具备就是种了也减产。种双季稻要因地制宜，不能一风吹、一刀切。经过逐丘分析水利、土质、阳光等条件，大家确认在当时的条件F．全大队能种双季稻的水田有200多亩，比大队、生产队只计划种30亩水田，要多170多亩。根据这个调查资料和县委其它领导蹲点掌握的资料，我们坚持种双季稻的决心不动摇。结果，全县1961年共种了32万亩双季稻。是年，虽然遇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双季稻收成比1960年好，平均每亩单产比单季稻多收150多斤，对增加总产量起了很大的作用。1962年，全县双季稻面积扩大到85%以上，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达到4.14 亿斤。通过种双季稻比种单季稻好的事实证明，深刻地教育了基层干部和群众，不断推动了农村耕作制度改革，为后来全县实现双季稻耕种打下了思想和物资基础。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对国家贡献也逐年增加。
改进工作方法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我们县委一班人，认真吸取“大跃进”年代的经验教训，遵照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集中精力办农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在1961年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为的首要准则”。我们县委一班人认真学习讨论后，深刻认识到，能否实现正确领导关键在于能不能充分掌握来自基层的第一手情况，从大量的客观实际中去判断是非，确定措施。县委带头在全县大兴调查之风，区、社、部门和所有干部都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第一线做调查研究工作。几年中，全县积累了大量的调研资料，仅县委机关就 1000多件，其中360多件是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调查掌握的。为加强调查研究和指导各项工作开展，从1961年起，县委就抽出18名有农村工作经验，政策水平较高的机关干部，由县委领导直接掌握，组成两个调研组、两个重点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取得指导工作开展的第一手资料．为县委决策服务。对一些重大政策的实施，我们决心大，拿出的力量多。如1961年3月，我就带领60人组成的工作组到郭镇公社搞调查，进行《农村六十条》的贯彻试点工作。之后，凡是涉及农村政策方面问题，都由工作组到这个公社先搞，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县铺开。还有在乌江公社开展以整风整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试点，在该社光辉大队总结探索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搞“五定包干制”的经验，都是从调查研究入手，掌握第一手资料，再进行试点铺开的。
2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从几年的经验教训中，我们感到工作做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干部的工作方法。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把生产恢复起来，我们从县委抓起，领导带头，做到书记和委员都能用绝大部分时间深入基层，大都交了三至五个知心朋友，保持常来常去。下到基层后，做到与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1960年是生活很困难的时候，我带头在贫下中农家过春节。1961年春节期间，我又带领工作组到困难大、工作后进的梅溪公社中门大队邓板桥生产队改造后进，住在贫农易德成家里，晚上没被子盖，就与易德成一起盖蓑衣，一住就是20多天。1962年夏，防汛紧张的时候，我亲临广兴洲防汛堤上指挥战斗。由于工作劳累，受了寒湿，背、脚都肿了，讲话走路都不方便，仍然坚持了十多天，洪水退后才下火线。县委其它领导也都深入群众中，关心群众生活，帮助基层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如1961年春，县委副书记胡忠明到公田公社东山大队了解春耕生产，发现少牛有延误插秧季节的危险，就带头高人拉犁。全大队一下上了十多付人拉犁，赶上季节插了秧。1963年，县委副书记毛致用，在筻口公社亲自动手与技术员、老农一起试种了80亩棉花丰产片。犁田、播种、培育等农活都亲自参加，获得了亩产皮棉160多斤的成功经验。每个县委委员都有自己的工作基点，都有自己的试验田，这些都直接影响和带动了农村干部、党员。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推动了全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3．加强党支部建设，办好生产队。大队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都是基层，都是工作的落脚点。基层不抓好，一切工作都不踏实。岳阳县委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精力，采取全面抓好，突出两头的办法。即特别强调加强后进支部、后进生产队的领导和办好示范队的工作。1962年全县摸底有9.8%的后进支部，12.1%的后进生产队。当时除强调各级党委亲自抓后进、办好示范队外，还从县级机关组织了200多名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和区、社、大队干部配合深入下去，长驻后进支部、后进生产队帮助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后进支部有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负责帮助。同时，各级党委还采取分片作点，梅花式的示范队办了不少，这对引导农民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促进生产工作的平衡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具体方法是四大抓：即大抓训练党员和干部，提高觉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充实基层领导力量；大抓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大抓办示范队，改进后进队；大抓“五好”评比。1962年春，全县培训了800多名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分期分批培训了4500多名党员和干部。通过训练，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明确了方向，增添了干劲。为加强对基层领导，县委采取选拔、归队、恢复的办法，有860多名干部担任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的领导骨干，下放了376个国家干部到区社工作，这样，大队党支部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生产队一般都有三条“铁扁担”和几个好帮手。全县有4800多个大队以上干部参加办示范队和后进队，示范队都发挥了示范作用，后进队发生了显著变化，带动了一般队。
4．树立样板，开展比学赶帮活动。岳阳县委坚持过去的成功经验．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广树标兵，扎扎实实地开展比学赶帮活动。1961年县委培养了郭镇大队战胜重重困难，后进变先进的样板。这个大队依靠集体，艰苦奋斗，大干一年大翻身。事实告诉人们：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加强领导，贯彻政策，做好工作，农业生产是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的。郭镇大队的事实，给全县干部群众战胜困难恢复发展生产增添了信心，在全县掀起学习郭镇的热潮。通过学习，出现了许多新红旗单位，全县有半数大队赶上或超过郭镇大队，其中最突出的是毛田区毛田位于岳阳东部的大云、相思铜鼓三座太出之间，是一个极为穷僻的山区。境内荒山秃岭；水土流失严重。全区5万亩耕地!大多数是在山螃上，土质差、丘块坐，水源缺。被称为旦丧干丘”、“米筛田”。这里农民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解放后，经过社会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生产生活和人们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区委带领干部群众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治山治水，向自然界展开了顽强斗争，终于突破了重重困难，赢得了新的胜利，使毛田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生产年年好，生活步步高。1962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万斤，平均亩产690斤，比历史上最高的1958年增产20%。牲猪发展到1.8万头，户平1.2头。全区林业生产发展很快，造林1．1万亩，同时对5万亩残林实行了封山育林，禁止随便砍伐。山区交通也有了改善，修筑了50华里公路，还建成了一座水力发电站，使500多户社员有丁电灯照明。新建了20多个小型水库，修整扩建4000多处塘坝，使全区2.6万亩“夜干丘”、“米筛田”变成了自流灌溉。随着自然条件的改变，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人们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集体经济日益巩固。县委发现这一典型后，叉推波助澜学毛田，并在毛田召开了有公社书记参加的现场会，会后，学毛田、赶毛田形成了高潮。与毛田区相邻的月田区，组织生产队以上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三上毛田取经，学习毛田人的改天换地艰苦创业的精神，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通过学习毛田，全县 12个区中有10个区的粮棉油猪生产的恢复发展幅度，都分别接近和赶上了毛田。1962年底，湘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时，我将毛田的情况作了汇报。地委主要领导非常重视，会后，地委书记华国锋、副书记赵处琪等领导同志实地考察了毛田。紧接着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亲临毛田视察。他站在山上大声地说：“登高—望．心情舒场：”对毛田人民治山治水，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事后，湘潭地委又派调查组来毛田实地考察，走访农户，召开各种座谈会。经过较长时间调查，写了“可贵的革命干劲”一文，
恢复发展生产中的深刻启示
从1958年到1963年，短短六年，在岳阳县农业生产发展史上是不寻常的六年，是大进大退、迂回的六年，也是岳阳县经济面貌、自然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六年。对我们县委一班人来说，也是不断丰富领导经验的六年。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总结了不少经验教训，也可以说这些经验教训是用高代价换来的，都是极其深刻的。1964年初，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毛致用同志代表县委在会上介绍了岳阳县委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与会同志反映很好。省委于当年3月23日以湘发[1964]090号文件印发了我们县委发言材料，并在全省推广。这些经验，对每一个领导农业生产和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来说，仍然是有益的。特别是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何加强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推动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促进农业生产更大发展，同样可以借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不管道路多么曲折，境遇多么艰难，都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从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五风”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大减产，干部群众元气大伤，加之口粮少，生活困苦，对集体经济淡心，对社会主义怀疑。特别是部分富裕农民，在困难面前旧病复发，要求分田单干。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再次乘机捣乱，整个农村动荡不安。到1961年形成了新的“五股”黑风。在这种情况下，是非不清，方向不明，工作十分艰难，怎么办?岳阳县委坚定地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方面敢于面对现实，切实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政治上检讨，经济上退赔，工作上改进，以诚恳的态度教育干部，说服群众，调动积极性。一方面严肃认真地对待部分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刹住歪风。同时，认真贯彻政策，切实改进作风，大抓干部教育，关心群众生活，硬是以自己勤勤恳恳、踏踏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扭转了局面，坚持了社会主义，使集体经济得到了巩固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
二是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特有武器，只要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没有什么错误的东西不能丢掉的，要运用这个武器使自己适应人民的需要。我们县委一班人，对大跃进以来，依靠群众办水利、扩种双季稻、种试验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开现场会、比学赶帮、组织协作支援等等，都坚持下来了。尽管这些工作中有过一些缺点，或工作方法不对头、或有点过头、有点形式，但基本精神是好的，作用是显著的。就是有点非议，县委的态度是一顶住二摆事实讲道理。在恢复发展生产中，一直坚持运用这些有效方法。对“五风”错误和其它一些缺点，都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而且纠正的决心很大，县委能担担子，一个个问题查，一项项纠，错在哪里纠正到哪里。态度越诚恳，越能得到群众的谅解。
三是要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1958年干部群众的革命干劲是十分可贵的，问题在于缺少科学的态度，不实事求是，滥用和挫伤了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县委认真吸取教训，十分注意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把干劲用在调查研究上，用在科学实验上，用在踏踏实实的群众工作上。正因为这样，干部群众的干劲越来越大，工作越做越扎实。正是有这样的好作风才取得迅速恢复发展生产的好成绩。
四是坚持用“两分法”来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用来提高干部、教育群众。工作顺利的时候要清醒地看到缺点和错误，并采取措施纠正它。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清醒地看到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并且充分运用和调动这些积极因素，使干部群众保持革命热情，使自己的领导水平逐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