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湘的七年间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我是1957年7月从湖南省干部文化学校毕业后到临湘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的，1964年5月离开临湘，参加筹建岳阳地委、行署。同年9月，担任中共岳阳地委副书记、岳阳专员公署专员。在临湘工作的时间是七年零九个月。这一时期，是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也是“左”的思想在我们党内影响比较深的时期。回顾、记述一下这段峥嵘岁月的工作，对于我们党的工作，对于我们干部队伍的“后来人”，或许有些有益的借鉴。
面临的严重问题
临湘县地处湖南省东北边缘，总面积1720平方公里，大体为“五山二水两分田，还有一分道路和庄园”，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出产丰富。解放前，战祸不断，兵匪为患，天灾频仍，产量很低，到处是一片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景象。1949年7月解放、建立人民政权以后，中共临湘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清匪反霸、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粮食、棉花、油料、麻类、生猪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1956年的粮食产量就由1949年的51086吨增长到了89343吨。然而，在我去时，临湘县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一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农业生产很不稳定。路北平原广阔，挨江伴湖，但怕“渍”，路南丘岗连绵，群峰起伏，但怕“旱”。解放后的7年时间里，仅1952 年年景正常，其余6年，年年有灾，其中以水灾对全县的农业生产危害最烈。如1954年4月到7月连降大雨，湖区内垸积水3尺，江堤决口数处，湖区58个乡，45个酿成巨灾，受灾3万余户，10万余人，16.56万亩水田失收。
二是由于临湘湖泊多不仅易遭水灾，而且还有虫灾，即湖区血吸虫病严重。据1956年普查：全县有钉螺面积21万多亩，受血吸虫感染威胁的有12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0%，患血吸虫病的28300多人，占疫区总人口的24.6%，其中高度腹水的晚期病人有450多人。湖区的耕地占全县耕地面积的60%，而且是“落土成苗”的地方，由于有血吸虫病的危害，却呈现着一片民力凋残、田园荒芜的景象。
三是交通也不发达，仅有铁路经过羊楼司、五里牌、路口、云溪等地，绝大多数地方的运输都是肩挑背驮土车推，这也制约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面对这严重的现实，我一方面感到压力很大，担心有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心想作为全县战斗司令部的县委，应该对全县几十万人民负责。首先应树立雄心壮志，去办在旧社会所不能办、现在还没办的事，给广大人民群众解除痛苦，领导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同时，我也充满了信心，认为省委、地委是关心和支持的，临湘县委 “一班人”是富有战斗力的，有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临湘的迫切愿望。于是，我们县委一班人坐下来听取了县水利局局长谭福先关于湖区情况的汇报，就“如何建设新临湘”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经过总结经验教训，权衡利弊得失，大家一致认为：帝、官、封三座大山被推倒了，但水灾、旱灾、血吸虫病是缠在临湘人民身上的三根绳索。要让临湘人民在政治上翻身以后能走上富裕、幸福的道路，就一定要同这“三灾”作斗争。鉴于湖区耕地多，潜力大．粮、棉、油等产量在全县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同“三灾”作斗争，首先要同水灾、血吸虫病作斗争，即首先要作好建设湖区的文章。在湖区，贫与病互为因果。人，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开发湖区，发展生产，改造自然要靠人。只有加速消灭血吸虫病，有效地保护劳动力，有效地解决湖区人民的生死存亡问题，才能把湖区建设好，把临湘建设好。
大打围垦灭螺歼灭战 结合修路办交通
统一思想后，县委“一班火”进行了分工，确定两手抓，既抓湖区，又抓山丘区，但首先以主要精力抓湖区，并决定把消灭血吸虫病列入县委的议事日程。由我和县长，以及两名县委委员下到湖区组织200多名医务、血防人员深入疫区，跑遍了疫情严重的150个村庄，访问了600多个贫苦户，进行了 61500人的疫情调查，在34万亩湖洲、湖汊和内湖面积上调查钉螺分布情况。底子一摸清，便开始做灭螺工作。起初，大家没经验，领导带领群众在杂草丛生的湖汊用筷子、铁钳子把钉螺一个个地捡起来，然后用火烧死。但一天只捡得四、五两，工效很不高，更不能把钻入死水里面的钉螺也捡掉。这样，人们想到了铲草灭螺。铲草灭螺，工效能够大大提高，但在铲草中不可避免地留有漏洞，特别江水、湖水对湖区田土和湖洲的制约因素没有改变，钉螺还是不能彻底消灭。在实践中，农民群众提出了“围垦灭螺”的想法。群众说：湖洲被垦出来后，只要当作一年旱土种，钉螺就死亡了。县委听到群众的这个建议后，及时进行讨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定这是一举几得的好办法，一能治湖治水，争取现有田土稳定高产；二能有效地、大面积地消灭钉螺；三能扩大耕地面积，夺取湖区的更大丰收。在 1957年10月中旬，接管省属临江农场(原系省属劳改农场)后，就组织2.9万民工围垦芭蕉湖、永济垸(今岳阳市云溪区松阳湖农场、原临江农场)，历时 20多天，至11月底，完成土石方32.46万立方米，自城陵矶擂鼓台至陆城象骨港修起了一条长3400米、高11米的长江大堤，围垦灭螺11000亩湖洲，并给云溪、陆城两地围湖的4000多亩低洼田免除了渍水威胁，在全县树起了生产灭螺样板。
1958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它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也鼓舞了县委一班人战天斗地的意志。10月初，由我带队，组织县委成员、公社党委书记深入考察湖区，从聂市、沅潭一直看到了黄盖湖的铁山嘴，于
1957年、1958年两个冬春的苦战，锻炼、考验了我们县委一班人，也在很大程度l上改善了临湘湖区乃至全县的农业生产面貌。全县的耕地由原来的48万多亩增加到了近60万亩，扩大了
修水库 架电排
鉴于临湘是既怕渍、又怕旱，我们县委“一班人”在组织劳力围垦松阳湖、黄盖湖解决“怕渍”问题的同时，即组织群众大修水利，解决路南“怕旱”问题。 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上半年主要是修水库，当时修了5座比较大的水库，即忠防水库、白羊田南山水库、坦渡胜龙水库、路口曹家冲水库、聂市雪坳水库，总库容为3350万立方米，灌田16000亩。还建了19座蓄永20万立方米以上的小型水库，总计灌田近91300亩；修了2座灌田200亩以上的堰坝，总计灌田650亩。
“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休养生息，但也搞了一些土石方不多的水利整修工程。从1962年开始，即“三年困难时期”出现转机后，又着手扩建已修的水库、堰坝，开展“矮塘加高、小塘扩大、浅塘挖深、危塘加固、无塘新建”运动，其中新建的蓄水7万方以上山塘的有10余座。
兴修水库、山塘，既可削减山洪，又可解决一部分农田的自流灌溉问题，制服旱魔。然而，临湘由于地形复杂，解放前，无论湖区、山丘区都有大片农田主要靠人力、畜力为动力的手车、脚车、牛车车水灌溉。新中国建立后，开始购进柴油抽水机抗旱，减轻了劳动强度，但是柴油供不应求，抗旱的威力也不大。这使我们想到了要办电，于1959年上年投资4万元，从桃林铅锌矿接线，架设从渔潭至桃林的9公里高压线，在桃林公社大畈大队安装了全县第1台电动抽水机，28千瓦，8月份试水，灌田800余亩。远近群众争相跑来参观。大畈的实践，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群众，社队纷纷自筹资金搞电排设备，我们因势利导采取了国家扶助与社队自筹相结合的办法：一般是高压线路的建设由县里投资，抽水机由用水单位出钱购买，机埠的土石方工程也由用水单位完成。县里没有电工，就请省建七公司的技术人员“传帮带”，培训了8个有文化的青年在县里组建供电公司。于1960年架设了桃林铅锌矿至长安的18公里高压线；1961年架设了桃林至长塘、长安至路口、长安至文桥、长安至聂市和聂市至沅潭的高压线；1962年在陆城、松阳湖各修一个变电站，开始架陆城至江南的高压线，将电逐步送到了湖区，在全省最早打晌了电排歼灭战，成了全省农村最早用电的县。
修水利、办电排，与围垦灭螺不同，要花费大量的资金。钱从何处来呢?当时国家提出的“大办工业”的口号给我们县委以很大启发。这时我们想到了在路口、长安两个公社交界处的石山有1亿吨白云石的蕴藏量，可能从那里拿到几把票子。当即指派张建生、赵勤等较有“经济头脑”的人北上武汉、东北，南下株洲、湘潭、涟源，与那里的钢铁厂、玻璃厂联系白云石的销路。一联系，发现销路很好，全国有70多家订货。从1968年7月起，即开始筹建县白云石矿，上几百名劳力采石筹钱，县里每年都从那里收到了一二百万元钱，县财政年年有余，是全比较宽裕的县。考虑到仅仅县里富并不能多办事、办大事，必须让公社也富起来。从1960 年冬天开始，组织经济收入差的山丘区公社去采石抓钱，县里只收矿山改造费，让公社每年也能抓二三十万元钱，多的达到五六十万元。这样．上上下下都有钱了，修水利、搞电排，样样得心应手，想办的事也就办得到。以电排计算，那些年的开支共计约为一个亿，国家投资不到3000万元，绝大部分是县、社自筹解决的。据统计，仅55千瓦以上的电动机埠就建了17个，共计900千瓦；至于小机埠更是星罗棋布，几乎遍及各个湖汊、各条河港。
“把苦日子过成甜日子”
我到临湘，碰上了反资斗争和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不到两年，又碰上了“三年困难时期”。这“困难时期”的出现，有我们党在工作上的失误，也有天灾人祸的因素，当然临湘也不例外。1959年，全县大旱120天，粮食减至10.7万吨；1960年又是“百日大旱”，粮食下降到9.7万吨；1961年中稻碰到 53天的“苞里干”，粮食产量落到7.4万吨。由于粮食少，瓜菜代，全县饿死人的现象并不多见，只出现了比较多的“水肿病”人，省里的领导夸奖“临湘把苦日子过成了甜日子”。现在回想起来，真正的“甜头”是坚持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
第一，认真理解党的政策，灵活运用党的政策。当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后，党中央对国民经济果断地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迅速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我们认为，在严重的挫折面前，我们县委、县人民政府既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带领群众向土要粮，尽量做到不饿死或少饿死人。经过讨论，县委提出了一些较为宽松的政策措施，突出的有两条：一是允许秋冬时节借田到户种菜、种荞，谁种谁收，在1960年这年全县约借出了9万亩小块土地给农户种了菜和养；二是农田基本建设量力而行，允许社员上山搞小秋收，挖葛根、摘栗子、找野果。这样，对社员口粮作了必要的补充，集体分配的粮食每人平均虽然只有300来斤，但是把借田种的粮食和“小秋收”一加上，也就有400来斤、500来斤了，再加上搞些“以菜补粮”，日子也就勉勉强强地过得下去。特别是1961年冬，我们组织播种了 20多万亩春收作物，农民看到田里地里种的春收作物面积大，长得好，感到有希望，不仅不外流，还咬紧牙关搞生产。从而保证人民群众顺利度过了困难时期，并争取到了农业的迅速回长。1962年，临湘县粮食比1957年增长4.6%。《人民日报》介绍了临湘的经验，国家粮食部在临湘召开了粮食工作现场会。中共湘潭地委要临湘县委顾全大局，为国分忧，将粮食征购由3.4万吨加到了4.4万吨，即全县每人平均增加了130斤征购任务。
第二，在1958年、1959年的“大跃进”中，自己在工作上也有所失误，如倡导大烧木炭、大炼钢铁，对森林资源损害很大；又如一度强调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刮了一些“共产风”，给社员的饮食起居带来了很大不便，给生产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在不少问题上也还是比较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在粮食“放卫星”问题上没有大放特放，而尽量做到心中有数，接近实际。1958年，外地有些地方“放卫星”，粮食产量的数字报得很高，这对我们压力很大，我们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开展了“反瞒产”，使得当年的粮食产量不可避免地有些“水份”，但作为我个人来说，是没有故意制造假“卫星”的。这年，县委办公室在长安公社峡山农业社李家生产队设了个前线办公室，种了4丘、7亩丰产田，挂的牌子是“中共临湘县委第一书记李满全试验田”。秋收结果，亩产只有600余斤。县委办公室主任向我通报试验田的产量后，问我“怎么向上报?”我说：“只收了 600余斤，就报个600余斤!”他怕我挨批评，告诉我说：从报纸上公布的情况看，外地有的县委书记的试验田报到了亩产双千斤、3千斤、5千斤，有的甚至报到了亩产2.5万斤。我想，在当时的情况下，亩产上千斤上万斤，这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党支部的也是后患无穷的。于是，找还是坚持如实上报产量，“只有多少就只报多少”。在产量问题上，我曾开公社党委书记会逼过数字，但我不整、不批评那些没报高产量数字的干部，更不给他们扣下“右倾”、“无能”等帽子。 1959年、1960年因为天灾减了产，也就报了减产的数。苦日子一来，我们县委“一班人”对于全县粮食的底子是清楚的，果断采取了“集体管粮、计划用粮”的措施，保证社员月月有粮，月月不吃过头粮。同时，也为国家有关部门平衡粮食的调配，提供了正确的决策依据，对临湘没有增加征购任务。
第三，爱护干部，保护干部的革命积极性。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曾多次强调实事求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从全县来说错划右派的比例是比较小的。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农村整风整社，开始时矛头所向是一些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就我来说，从心底里拥护这场整风整社，认为不搞整风整社，就不能彻底纠正强迫命令、虚报、浮夸、瞎指挥等“五风”，但我觉得对于前几年的“五风”错误不能完全追责于基层干部，领导上也有一定的责任，把他们抓起来甚至枪毙掉，似乎有些不妥。再说，作为党的组织，平时应严格要求干部，该批评的应当严厉批评，但出了问题之后，不能无限上纲，无情打击，应当实事求是，该由领导上担担子的，领导上应当勇于担担子。这些观点，当时不便在会议上直说，为做这方面的工作，对部分同志则个别辨过我的看法，谈过我的切身体会：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947年，北方土改中，批判干部的“地富思想”，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我也曾由区委书记下放当区委秘书，由于我只是不跟风跑，没搞“无情打击”，最后领导上还是认定我是好同志，复了我的职。1960年冬，上面派出工作组查处白羊田公社在修建南山水库发生的强迫命令错误，要将其公社党委书记、南山水库的指挥长周鹤臬抢毙，召集县委成员开了两晚一天的会。最后一个晚上会开了一个通宵，逼着县委一个个表态，最先要我表态，我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查出周鹤臬在阶级成分、个人历史和生活作风上有严重问题，他的犯错误是好人办坏事，不是坏人办坏事。再说，有些事，我们县委也有责任，不完全是他一个人负责的问题。对他进行处理，我同意；枪毙他，罪证似乎还不足”。别的县委成员也都同意我的看法。后来，这位同志没有枪毙，但判了7年有期徒刑。在县委成员中，还有一位县委副书记、一位县委委员也很紧张，在会上批判了几次，我发觉后，尽可能给他们承担一些责任，有病的则安排他们住院治病，或者放到基层去工作一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县委当时如果生怕“扯出萝卜带出泥”，不给一些同志实事求是地承担一些责任，那些同志的处境是会更困难，有的甚至不可能活到现在!正是这样，尽管当时正碰上三年困难时期，尽管有的干部挨了整，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还是高的，他们觉得县委是关心、爱护他们的，对犯错误的干部也是实事求是的。有的开始有些怨气，有反感情绪，经过一段实践也就消除了，照样努力工作。
第四，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扎扎实实地做工作。在全县生产条件很差、需要领导群众苦干实干的时候，县委“一班人”都坚持带着铺盖行李住到基层或到基层兼职；县委、县政府机关一般只留一两名领导同志主持日常工作；下基层工作的同志一般不是开会不能回机关，不是治病不能回机关。坚持住到生产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群众的疾苦。1961年春天是临湘吃饭问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不饿死人，我们县委成员全部下到了最困难的社队，一是指导社员种好蔬菜，种好春收作物．度过春荒；二是掌握情况，把县里掌握的几百万斤机动粮和县农科所收的几十万斤粮食用到节骨眼上，让十分困难的地方得到必要的救济。那年春天，我和县委委员高东升、县委办公室干部何培金等五人，在源潭公社长源大队的八屋队、周家队、巫家队，就一连住了几个月，同群众一道吃水竹笋子，到大队做“加强党支部，办好生产队”的工作。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委员、副大队长唐登甲，处处以身作则，注重发展集体生产，帮助社员群众度灾荒，群众称赞说：“哪里有了唐登甲，哪里就有饭呷(吃)!”我们抓住这个典型在源潭公社的干部会上、县里三级干部会上进行了宣传和表扬，强调党员、干部要关心群众，帮助群众战胜困难。从而，在最艰难的时期，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调动了农村干部和群众生产自救积极性。
第五，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干部不搞特殊化。在三年困难时期，上上下下都过苦日子。干部下基层，每个月只发25斤粮票，同群众一道吃别的代食品，其他什么特殊照顾一概没有。只有得了水肿病的才能领到5斤黄豆、2斤糠饼、2斤白糖、2斤食油。此外，谁也不能搞特殊化。当时，干部也都很自觉，很少有人只顾自己、不管群众，走后门、搞特权。由于下部能够坚持带头过苦日子，不搞特殊化，尽管领导上有所失误，尽管干部搞过“五风”，总的来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是比较融洽的，群众对干部是支持的、关心的、信任的。象詹桥、贺畈等地的社员群众，尽管自己吃不饱，还将节省下来的少量粮食用罐子煨着给下乡干部吃，至今叫人深为感动。
在临湘工作这段时间，自已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成绩，也有失误。临湘的变化，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我：作为党的干部，为官一方，应当为群众办成、办好几件实事，让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教导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