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粮湖农场六分场场部的南面，有一座三面临湖，一面靠沟的小丘岗，面积约0.5平方公里，在20年前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小荒岛，竟会建起一座高耸入云的楼房，楼房前后还有四栋平房，所有荒地均栽上了杉树，楠竹、果木、蔬菜和棉花。这些茂林修竹，围绕着每栋房屋的四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共钱粮湖农场党校”。
    党校的前身是五·七干校。早在1975年春，农场党委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六分场十一队的一块荒洲上办一所五·七干校，并口头宣布我为校长，宋祥德同志为副校长。同年10月，中共岳阳地委正式任命我兼任五七干校校长(那时我任总场政治处副主任)。
    当时，办校的条件是很简陋的。记得开办干校的头一年，没有校舍，是借用六分场场部的几间房子办干部轮训班的。下半年叉搬到封锁(地名)六分场的新场部办了两期轮训班。直到1976年春，我们办校的几个同志发现六分场场部南面的小湖中，有一座小丘岗，四周清静，树绿湖碧，是个建校最理想的地方。便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总场领导，很快得到丁总场领导的重视。不久，总场党委书记邬舜同志便带领总场政治处主任，组织科长和六分场的党委书记，一同来到这里察看，大家一致认为这里是个建校的好地方，并决定在这个地方边办学，边建校。  
    当时，这个丘岗上，仅有一栋(四间)像样的土砖屋和两栋破烂不堪的小茅屋，以及一块桔树园，其他地方均是一片荆棘交错和茅草丛生的荒地。我们把土砖屋做教室，两栋茅屋分别做厨房、做宿舍。开学之后，我们又发动学员自己动手在厨房外面搭起了一个临时食堂，这样干校便有了一个简便的落脚点了，比起寄居分场部时方便得多。从这以后我们一面办学，一面建校，每年利用农闲季节开办5至6期短训班的机会，组织每期学员搞一天劳动，这与上级强调五·七干校的学员，一定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示精神也是相符的。但是，学员参加建校劳动总是有限的，大量工作主要靠在校工作人员。尽管总场领导从干校工作需要出发，安排丁8个干部在干校工作，由于基建和开荒任务大，经费又紧，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办学习班时，都是服务员；不办学习班时，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参加运砖运瓦的基建劳动，开荒种菜，栽树植棉，改善校舍环境。由于我们经常打赤膊穿短裤干活，附近六分场五队的职工便喊我们做“赤膊队”，喊我做“赤膊队长”。尽管有时被黄蜂咬伤，有时为押运基建物资忙到半夜，搞起劳动来，就汗流浃背，腰酸腿痛，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1978年，我们建起了一栋教学大楼和一栋食堂，学员们上课和食宿，条件就比过去好多了，特别是楼上的会议室，装饰得很美观，室内挂满了书画条幅。只可惜在一次附近的小茅屋起火时将会议室烧了半截，以后虽经修复，但原貌还是不可能再现。
    1979年5月29日，农场党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成立了“中共国营钱粮湖农场委员会党校”，并将“国营钱粮湖农场革委会五·七干校”改为“国营钱粮湖农场干部学校”。同时挂上两块牌子，并免除我的政治处副主任职务，正式任命我为党校校长。从此，凡是党员学习就进党校；非党员的干部学习就进干校学习了。这时，我们便大搞勤工俭学活动，校舍的西北面全部种上了蔬菜，校舍的北面和东面则全部栽上了杉树和竹子。南面的湖边还建起了一排猪舍，派专人饲养了100多头猪，湖里也养了鱼。这样，不仅增加了党校的收入，而且解决了学员吃菜的困难。1981年5月，我调总场党委宣传部，党校由宋祥德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我仍经常去党校了解情况，关心和支持党校工作。
    回顾在党校工作的日子里，自己思绪万千，有苦也有甜。但是，自己以苦为乐，以身作则，带头勤俭办学，在人员少、经费紧、校址变动几次的情况下，自己毫无怨言，尽心办校。开始一段我既要主持全面工作，又要当教员，还要安排其他同志忙后勤、抓基建，美化环境。后来增加了几个同志，周必球担任专职教员，宋祥德负责后勤，刘友志负责果木花草的管理，陈云华负责与各单位联系和食堂的管理，袁喜珍任会计，黄国英任出纳。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后，我就没有开始那么忙碌了，除继续担任教学任务外，还能集中精力考虑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在开办轮训班和短期培训班中，我们遵照总场党委的安排，坚持以提高干部、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性和政策观念为指导思想，紧密结合形势任务，开办轮训班。开始办的两期，每期7至10天时间，每期学员50人左右，学习对象是生产队的支部书记、队长和场直各工厂的车间主任，学习内容是进行党章和党员标准的教育，以增强党性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建校之后，每年农闲季节开办5至6期短训班，主要是轮训基层干部和党员骨干，以及党员培养发展对象，学习党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思想教育，清除 “左”的错误影响，拨乱反正，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为农场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自1981年以来，我场实行统一领导，层层包干的办法，在总场统一领导下，分场包、生产队包、职工家庭包、工厂包、车间包、个人包，各自都直接承担经济责任。农业上，1981年全面推行联产计酬到组、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年全场联产到组的有13个生产队，联产到户到劳的有93个生产队。1982年全场只剩一个生产队联产到组，其余全部到户到劳。1983年，全部实行大包干，超产全奖，欠产全赌。
     我离开党校后，党校领导先后作了调整，并从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在抓紧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同时，还从实际出发开办了各类培训班，为农场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文化素质。在“八五”期间，就培训副科级干部430人次，一般干部1579人次，建党对象858人次。通过办文化班，培训了 925个大中专生，函授考试合格484人。总之，党校工作在总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为培养各类专业人材和提高于部素质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作为在总场党校工作一段的我也感到欣慰，以写出这段回顾来表达自己快乐之情。希望我们的党校在向2000年前进中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