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筹粮支前

 

 1949年7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平江后，第四、第二野战军的一部，先后沿武长路向两广和大西南进军。当时刚成立的县、区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筹粮支前。8月，我参加平江县地方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就分配到第四区人民政府(辖现在的谈岑、梅仙两个区)工作。那时候，我们力量比较少，南下干部只有5人，新吸收的知识青年10多人，在人少、事多、任务重的情况下，主要是依靠发动群众，开展筹粮支前。

 解放初期的旧保甲长，特别是过去有不少劣迹的保长，既感到害怕，也有的仍玩弄他们过去那一套手法，要人家出粮，自己则不出。要靠他们是不能完成筹粮任务、保证部队供应的。干部和筹粮支前工作人员一方面召开群众大会，着重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讲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号召“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 “打到台湾去，活捉蒋介石”，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由各甲推出2名代表进行评议。当时正值青黄不接时期，广大劳动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粮食主要掌握在那些地主、富农手中。而这些人既感到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威慑力，又舍不得拿出粮物。有的装穷说苦，有的应付了事。当地群众最了解他们的底细。通过评议，确定的派粮任务大都如数完成，不敢拖延抗拒。记得十六保所评议中，伪保长陈悦喜应送200斤大米，他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自己会要送粮，因为他过去是从来不出钱粮的。一榜公布之后，他拒绝接受。后经评议人员具体算账之后，他不得不完成任务。富农周绍仁应送300斤大米，送了200斤后就不送了。又是群众起来，才督促他完成了任务。在评议当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过去从事过革命工作的苏区老人，他们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又毫无思想顾虑，就成了筹粮支前的中坚力量。

 粮食、柴、草(每100斤大米，附加收烧柴100斤、稻草50斤)筹集起来后，及时运送到支前集中点是一件难事。当时，除有6个保在武长路沿线外，其余都是山区，崎岖小道，有的能行单轮小车，一车能运200～300斤，大都靠人力挑送。在千军万马过境，需要及时供应的情况下，就是依靠广大群众一担担地挑到梅仙集中点。特别是地处汨罗、岳阳交界地的岑川，离梅仙有120多华里路程，中间还要翻越两座大山，农民都是“两头摸黑”，把大米、柴、草送到点上。有一次我对来送粮的人说：你们岑川的大米真好。他们自豪地说：“不是好的，不能送给解放军。”这感人肺腑的话，对刚参加工作的我来说，是一场生动的教育。由于群众的积极支前，全区第一批筹集的30 多万斤大米及其附加柴草，仅十来天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不仅保证了过境部队的供应，后来还调运至长沙，供应湖南和平起义部队。

 收起来的大量粮草，除有一个原来的小粮库储放大米外．堆积如山的柴草，都堆放在大路旁边的两丘稻田里，既要防盗，又怕敌人放火。当时，还有零星土匪在境内活动。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大家起来保护。10月的一个傍晚，梅仙镇上的一个裁缝在招贤收工回家，路上发现有2个土匪背着枪往镇上这边来。他立即跑步到区上报告。当时区上在家人员紧急行动，由区长王效良带一个人，组织委员张子平带一个人，立即在通往板日的两边山上寻找，区财粮助理员罗宏德和我，还有路过梅仙去县的五区财粮助理员朱文轩，在区政府后面的花地坪警戒。由于王效良同志发现可疑目标过早开了一枪，随后三方面都开枪，土匪已跑得不知去向了。当时的环境的确是复杂．在一次保卫工作中，有一位革命老人是我一生不能忘怀的。他就是梅仙大区的彭义生，他曾是大革命时期乡苏维埃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投奔他乡，直至家乡解放才回来。壮年离家的彭义生，回来时已是白发苍苍的60岁的老人了。他虽孑然一身，但对党对人民军队的赤诚之心，是值得称颂的。他经常关注着区政府和人民财产的安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总有他到场。对这些堆放在外的柴、草，晚上他还组织民兵轮流守护。因此，前后堆放一两个月，从未出现丢失，也冒出现失火和霉烂。粮库管理人员也是尽职尽责的，尽管既要收粮，又要发粮，特别到傍晚部队宿营时发粮的多，工作很忙，但撤在地上的大米都要及时扫起，不使它浪费。我当时任区财粮室会计，每次到县财政科报解粮、柴、草票，进行结算，帐目与实物清清楚楚，没有亏损。

    (作者系原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