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寨社教工作的回忆

 1964年秋，我随省委社教分团到湘阴县杨林寨农场进行高标准社教，被分配在总场附近的农科所任社教工作队资料员。当运动进行了几个月之后，上级强调要反工作队的右倾，要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深挖党内的走资派。还批判工作队的“兔死狐悲”和“物伤其类”的现象。为了扩大清查面，又把各分场、农科所的小队长也列人当权派之列，集中起来整训。对后进单位还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这时农科所被列入后进行列，因此加派了力量，原工作队长被调走，新调进4名正副队长和不少队员，几乎每个劳力都配有一个工作队员，搞人海战术。

 运动来势很猛，批斗大会经常举行，农科所有个叫张国强的小队长，被追逼不过，想自己脱身，便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谎报他与农科所保管员方瑞林合伙贪污3700元。为了使大家相信，他还编造他到方家后，方把他引到自己的房里，从脚箱里拿出一扎扎的票子放进张带去的旅行袋子里，最后方要其爱人煮了碗甜酒给张吃了以后才走。由于张编造得有根有据，参加大会的500多人，都鸦雀无声地望着张，无不感到吃惊。主持大会的负责人，便马上表扬了张，并号召其他有问题的人员向他看齐。

 散会后，工作队的领导同志又马上趁热打铁，去追逼方瑞林交代问题，方为了报复张，同时又为了自己脱身，便变本加厉地编造谎言，说根本不是：3700元，而是6万元，是将农科所的萝卜籽私自运到长沙市场上出售的钱，在附近的临资口也卖去180斤。再问他这些钱做什么用?他说是用来搞反革命活动经费的，并已派人到湘西去采购枪支去了，并交代当时农科所有6人(均是党员或小队长)参加了喝雄鸡血酒，简直说得神乎其神，点滴不漏。这时几名与他谈话的队长便当场宣布方立了大功，可以自由行动．还写了一张免予处分的纸条交给方，以示证明，要他在家安心休息，绝对保密。

这时工作队便将所谓喝雄鸡血酒的5人分别关起来．并派民兵看守，几个正副队长日夜轮流去审问，任何人都不清楚他们在搞什么。由于他们审问时带了框框，左的思想支配着，最后5人的口供均和方瑞林交代的一样了。这时这5个人也感到自己的“罪恶”大，必死无疑。有一个姓肖的党员便乘民兵送饭之际，突然冲出门外，投入附近一个剅闸里的水涵之中，自杀身亡了。张国强也准备用电自杀，幸好同房被关的人员，是工作队派进去献苦肉计的一名统计员，他发现这情况后，马上向工作队的领导告密，工作队使立即派人将电灯线吊高了，才避免一次自杀事故。

经过一段时期的突击审讯，几个队长搞得精疲力竭，被关押的5人更是搞得骨瘦如柴，脸色苍白。只有那方瑞林倒还养得脸阔体壮。这时，这个所谓的反革命案件也半公开化了。但谁也不敢议论案件是假案，只能说是真案，否则就说你丧失立场，甚至还怀疑你是个漏网的特务分子(因以前曾发生一起企图炸汨罗桥的特务组织)。有时连白天来了个修补皮鞋的工人，或者晚上有几个打电筒的行人，也认为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上司派来的联络员，便赶紧派人监视，真是疑神疑鬼，越疑越象。

社教分团领导为了查清此案，便派了一个叫张正根的同志前来农科所调查，这个同志不但工作深入细致，而且是个敢于实事求是的硬汉。他来后除了听取工作队的汇报之外，并亲自审讯了他们5个人，发现他们5人所编造的假案，大体上虽然比较合理，但在细节上有漏洞，如喝雄鸡血酒，谁与谁共杯，谁与谁坐在一起，各说不一。同时他认为这些人都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基层干部，与共产党没有丝毫仇恨，怎么要当反革命去推翻人民政府?他将这些情况向分团领导作了汇报，分团领导便将农科所的几个工作队长通知到总场去开会。首先由张正根同志介绍了调查结果和自己的看法，然后要大家发表意见，几个队长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表态。这时分团领导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便笑着说：“我看你们有难处，说是假案不敢说，说是真的，又无证据，因此就要由我来表态，我看应该实事求是．是假案就应该承认是假案。”

根据分团领导的指示，我们农科所工作队对有些问题进行反复落实，应否定的坚决否定。我和另一个同志被分派往临资口查实盗卖萝卜籽一事。在此之前，工作队曾派人调查过，当时临资口收购站的同志说：“确有两人挑180斤萝卜籽卖过，每斤8元，等我们付完钱他们刚走不远时，农科所打来电话说有两人偷了萝卜籽在这里卖，我们还赶了一阵，那两人丢掉箩筐跑了。”这次我们去查对时，把当年收购萝卜籽的明细簿一统计，那一个月刚好收购萝卜籽180斤，我们当时感到很惊奇，世上哪有这种巧合!难怪古来有个十五贯，但过细一想，这不是一次收购的，而是上十次，因此我对他们反复讲明政策，他们才说：“当时那样大的运动，农科所又是那样大的案件，我深怕他们说我们包庇坏人，所以故意添枝加叶，使他们更相信我们立场坚定。”我们严肃批评了他们捏造事实害人的行为。

以后工作队根据分团的指示和落实材料的情况，正式宣布为张国强等5人平反，同时宣布开除方瑞林的党籍．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案件”就此真像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