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纠正“五风”错误的日子

1960 年11 月3 日 ，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信中明确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华容县委立即抽调大批县直机关干部下到公社，开展以贯彻中央《十二条》、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错误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那时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参加了由县委委员刘敬农带队的操军整风整社工作队。当时的操军公社很大，所辖现在的操军、梅田、新建3个乡，分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队4级。刚下到公社工作队就召开4级干部大会，宣读了中央《十二条》，并宣布立即开展纠正“五风”错误运动。大会一散，我们一行5人马不停蹄到了保合大队。我在那里工作了近7个月。时隔40余年，许多事情还记忆犹新。一到大队，我们分别召开党员大会和社员大会，向党员、群众宣讲《十二条》．说明工作队来大队是要和大家一起纠正“五风”错误。接着我们采取座谈、访问等形式了解情况，通过认真调查，弄清了在诸多问题中最突出的有2个：一是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二是社员口粮严重短缺。

干部命令风、特殊化风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很多社员遇见干部偏着头走，装着没看见。他们称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是“阎王”、“老虎”、“母夜叉”。为了理顺民心，恢复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根椐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县委的统一部署，工作队采取两条措施：首先发动群众帮助犯了错误的干部。错误特别严重的召开大会进行批判，让群众出出气。对极少数群众意见特别大的干部，送县集训班、特训班学习反省。其次是组织得力人员认真清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平调社员的各种财物，坚决退还原主。原物不在或遇到损坏的折价赔偿，由财政拨款兑现。两项措施使群众看到了党和政府纠正“五风”错误的决心。

“五风”错误和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粮食大幅度减产，社员口粮特别紧张，我所住的生产队1960年度人平口粮折合稻谷不足280斤。前4个月每人已吃120斤，后8个月每人月平不足20斤。在当年那种肉食和副食品奇缺的条件下，靠这点粮食度日是多么艰难。面对这种情况，工作队曾以主要精力安排群众生活。入队不久，我们根据《十二条》规定的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精神，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号召大家抓住时机，间苗移栽萝卜、油菜，抢种马铃薯等。还鼓励大家见缝插针，开荒种植。明确宣布谁种谁收，自食有余的可以出售。为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工作队和干部群众商定，正劳力每10天出勤3天，用于管理春收作物和绿肥。辅助劳力70天不派集体工。社员休息时间可以捕鱼、捞虾、挖湖藕、掏菱角……以补粮食的不足，自食有余的可以出售。个人可以从事副业生产，收入一律归己。

进入冬闲以后，很多社员在家里开起火来，这涉及到巩固公共食堂问题。上面一再强调公共食堂是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我们得慎重对待。但是又觉得要弥补粮食缺口，允许社员搞点小自由，势在必行。工作队经请示上级同意，明确宣布，社员可以自家开火，可以来食堂就餐，也可以将饭莱打回家去吃，还可以凭餐票到食堂领取少量的米回家煮粥熬汤。这样做给群众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增强了大家战胜困难，度过难关的信心。

由于缺少饲料，集体猪场的猪喂得皮包骨，每天都要死一批，如果还继续下去，恐怕连猪种都保不住。经研究，我们果断决定解散猪场，集体只养少量母猪、种猪。架子猪、小猪崽采取领养的办法分发到户，每头猪给10斤稻谷作饲料。养好了三七分成，集体得三成，个人得七成。死了不追究责任。由于条件优，很快各个猪场的猪都落实到了户。“五风”错误损失了很多耕牛，保护耕牛成了一件大事，为了保证过冬不再死牛，各生产队推选最有经验、责任感最强的社员当饲养员。草料分发到牛，每个饲养员养牛两头，按甲等劳力记工，每天还补助大米半斤。每个小队的饲养员推选1名组长与生产队签订责任状，生产队履行拟定的条件，饲养员保证开春以后有健壮的耕牛投入春耕。

工作进展到这里，人队时的那种乱轰轰的局面结束了，纠正“五风”错误取得了初步胜利，工作队开始为来年生产作安排。为了使来年大忙季节口粮充裕一点，经商定，将休闲期间社员月用口粮作适当下调，号召大家勒紧裤带过苦日子，咬紧牙关闯过难关。为了让社员相信节余能够归己，生产队将库存粮食按定量分配到人，计算到户．并作出集体保管、按月发放的规定。口粮标准下调后．一个正劳力日用粮只有6～7两，老年人每天只有2. 5～3两。好在社员都能弄回些菱藕、鱼虾作补充，日子尚可过下去。在群众艰难度日的情况下，县委要求工作队员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得有半点特殊，一律要在食堂就餐，日用粮不得超过6两。当时我们20多岁，又无代食补贴，可见生活之清苦。为了让肚子里多填点东西，很长一段时间我餐餐吃红薯。因为3两饭票可买2斤红薯，足足一大钵。每天吃2餐，我每餐是一钵红薯当饭，一碗南瓜做菜，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研究工作，可算经受了一场艰苦的磨炼。

如何能让来年青黄不接时期的日子过好一点，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春收上。管理好春收作物自然成了我们关注的重点。工作队员每天参加两三个小时的劳动，都是搞田间管理。为此，我专门打了一把铁锹，用来给越冬作物开沟沥水。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我们还以借田生产的名义，把房屋附近的春收作物划分到户管理，收获二八分成，二成交集体，八成归个人。

回想当年，我们这些年轻工作队员并没有多大能耐，但心里都装着群众，热情高、作风实。凡上级布置的或与群众商定好的事情，总是认认真真地去办，一件一件抓落实，不说大话，不放空炮。春节临近时，我们对三个月来的工作进行检查回顾，觉得最大的收获是理顺了民心。民心顺了，事情就好办了。群众的生活虽然过得很艰难，但克服困难的路子宽了，办法括了。因营养不良而死人的现象得到遏止，不少户竟然在口粮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节余了粮食，分养到户的猪都存活下来了，有的还长了五、六成膘。

春节到了，工作队员都回单位。县直机关搞劳逸结合，大家轻松了20来天，补充了些营养。正月十五一过，我们立即来到公社开展工作，集中精力考虑的课题是怎样组织好春耕生产，争取一个好年成，早日医治好“五风”带来的创伤。来到公社的第二天，刘敬农带领大家跑了半个公社，作实地调查。一路上收入眼底的是望不到边的未翻耕的禾蔸子田，星星点点的绿肥长势很差。几乎没有见到收积沤制的农家肥、土杂肥，只有地势高处的春粮、春油作物显出了生机，给人一些安慰。眼前的情景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争取一个好年成，还面临着重重困难。战胜困难的唯一办法是依靠政策去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办好自己的事情。不久，党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县委遵照《条例》精神，划小了公社、大队的规模，将四级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生产队就是原生产小队。抓住这一机会，我们向社员反复宣传《六十条》中规定的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至少30年不变的精神。反复说明公社、大队的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和物资。在宣传政策的同时，民主选举了生产队队委会。队委主持恢复了评工计分制度。按社员的生产技术、劳动能力评定个人底分，制订各项农活的劳动定额，让全体社员都知道生产队要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从而进一步稳定了人心，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群众发动起来了，克服困难的办法便多了，耕牛少，翻耕任务大，群众说：“有犁靠犁，无犁靠挖”，于是一个人工挖田场面出现了。我住的生产队中有3头能役使的牛，靠40多个男女劳力的耙头辅助，把200多亩田土及时翻耕了两遍，肥料不足，青年小伙子们驾着小船到百里之外的洞庭湖边打回青草，春耕生产就这样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人们在希望的田野里辛勤劳动，决心战胜暂时的困难，夺取纠正“五风”错误后的第一个丰收年。

正是春插紧张期间，宣传部通知我立即回机关接受新的任务。回到机关才知道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县委党校当理论教员，要我在较短的时间内编写一套贯穿党的基本知识、针对农村党员干部的思想现状、联系纠正“五风”错误实际、通俗易懂的党课教材。我意识到这是一项纠正“五风”错误医治思想创伤的重要举措，就用了2个月时间较好地完成了任务。1962年1月，我以党校理论教员的身份，到操军公社作基层党员干部思想工作现状的调查。特意去了我住过的生产队。半年多来，队里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粮食获得大幅度增产，新的年度人平口粮超过了500斤，猪鱼禽蛋发展很快。家家正忙着做糍粑、打豆腐，准备过年。见了我，大家面有喜色，谈笑风生，十分亲热。一位青年朋友递给我一块扯白糖，意味深长地说：“去年这时候我请你吃过一个蒿子粑粑，又苦又涩；今天我请你吃一块自己熬的米糖，这叫做苦去甜来。”我接过糖，深有感触地说：苦日子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