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我正在武汉大学读书。6月底，南下工作团平江工作队派人到武大联系，要请3个平江同学介绍情况，并随队伍接管平江时当向导，当翻译，协助开展工作。我班党组织通知我，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7月中旬，我和朱明立、彭泽民等跟随南下的平江工作队，乘坐卡车，同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的战斗部队一道，浩浩荡荡离开了武汉，向湖南进军。

赢得时间，就是胜利。南下部队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士气旺盛，纪律严明，处处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行动准则，哪怕在公路旁休息片刻，也不准战士靠近农民庄稼，以防损坏而产生不良影响，不准一个人随便到农家去讨茶喝，借东西，更不准拿走一针一线，以免影响解放军的声誉。记得我们3个穿学生装的青年人夹在部队中行走，过往的解放军老是瞧着我们，并提出非议和意见，通过了解情况的工作队同志解释清楚才算平息。我也暗暗告诫自己：不能引起人民群众的疑虑，不能损害解放军战士的高大形象，不能影响军民关系。当南下工作队驱车至通城九岭附近时，公路桥被敌人捣毁，无法通过，只能改为步行。夜幕降临，天色昏暗，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大家背上行李，一个紧挨一个迅速前进，最前面的发现新情况或传达命令由战士一个个轻声传到最后，以便统一思想和行动。我们离开武汉后开始急行军，没有正式吃上一顿饭菜，都是自备干粮充饥。7月15日那天中午，大家一屁股坐在公路旁，拿出袋子里又黑又粗的杂粮饼干，一口凉开水，一口饼干，虽然伸长脖子很费劲地咽下去，但大家乐呵呵的，吃得津津有昧，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此时此地，我真心体会到解放军官兵平等，无任何特殊化表现。这是因为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和胜利在望的革命激情，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不言而喻，晚上不睡觉，急行军是很劳累的，加之时值盛夏，溽暑蒸人，汗流夹背，蚊虫叮咬，使人难受。刚进入平江，在上塔市的公路上休息时，有一同学背着背包一坐下，便呼噜呼噜地发出鼾声来，我们笑他“扛着东西睡大觉，有本事!”突然哨声一响，他蓦地跳起来，昏迷迷地揉了一下惺忪的睡眼，又劲冲冲地跨着大步向前迈进了。

7月18日 ，南下工作队胜利到达平江城关镇，队伍开进原伪县政府所在地，这里是一片萧条景象，断瓦颓垣，垃圾成堆，马粪满地，臭气冲天，可以看出伪县政府人员“如鸟兽散”的那种惨败情景。顿时，工作队领导带头，人人动手，清扫场地，然后因陋就简，在这里扎下营来，并立即开展各项工作。我被分配到原“启明女校”协助办 “地方干部短期训练班”，可说是白手起家。当时学员来源也有问题，不少青年由于不太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还在徘徊观望。领导上要我动员原来熟悉的青年人来参加学习，我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写信给他们介绍情况，要他们大胆加人革命队伍，并按布告上规定的时间，来县城短训班报名。 8月1日 开学时，共招收学员70余人，大家坐在草坪上听报告，站在廊檐下吃饭，坐在床铺上讨论，学习劲头很大。短训班按“抗大”的教育方针办学，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提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风。 8月10日 ，第一批学员结业后，都分配在县直属机关和各区政府工作，后来他们都成为地方政府的骨干力量。8月下旬，又开办了第二期短训班，又有70多名学员结业，奔赴工作岗位。9月上旬，我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又回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