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岳阳县解放，我随晋中区盂县、五台县组建的南下工作队到达这里，从此与岳阳人民结下不解之缘。我在岳阳县工作15年，既有基层工作经历，又在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岗位上主持过全面工作，经历过许多事情，本文记述在农村工作的几个难忘片断。

解放初，我任岳阳县四区(广兴洲)区委组织委员，参加清匪反霸斗争。当时，盘踞洞庭湖的残匪化整为零，甚至混进革命队伍，负隅顽抗。我到达四区政府所在地殷家铺子的当天晚上，土匪到处打黑枪，还在附近大堤上放了一个人头，威胁清匪干部。有一天，我与两位同志乘船到县城开会，突然，前面不到40米远的大堤上，冒出20多个土匪端着枪，大声吆喝船靠岸，土匪人多势众，居高临下。我们船上只有3支枪，我的手枪仅有5发子弹，另一支手枪只能打20米远，唯一的长枪又卡了壳，处于劣势。正巧从长江上开来一艘大船，土匪惊慌逃窜，才化险为夷。我任九区(幸福垸)区委书记时，根据群众揭发，在区中队清出5个有血债的土匪，其中一个还与我同睡过一床。当时，土匪头子郭良松下落不明，我们发动群众找线索，好不容易从郭匪外甥女口中了解到藏匿地点，将他从长沙县农村抓回来处决，洞庭湖区岳阳县境内清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1952年11月，我调回四区任区委书记。一年后，改任城关镇党委书记。1954年夏，洞庭湖遭受特大洪水，我从城关镇调到四区代理区委书记，负责指挥抗洪抢险工作。在建设垸大堤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太阳晒，雨水淋，蚊子叮，蚂蝗咬，我没有洗过澡，更是难得睡好一觉，后来口腔发炎说不出话，但仍坚持带领干部群众与洪水搏斗。由于水位超过堤面 1米 多，加上长时间的大风大雨，垸堤溃口。灾情一发生，我立即就近组织干部群众救灾，同时在长江上拦截过往船只参与救灾，奋战一天一夜，全垸1万多群众全部转移到许市、黄金乡安全地带，人员基本上无伤亡。国家很快调来大批木材、粮食、衣服、药品等救灾物资．灾民生活安定，灾区没有疫情，群众从新旧社会受灾对比中，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好。洪水稍退，我继续在建设垸指挥堵口和大堤修复。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滴水成冰，群众修堤热情却十分高涨，从钟家门到洪山头48华里大堤很快竣工。这以后，建设垸大堤在历次洪水面前，虽然出现过险情，但至今没有溃过口。

1955年1月，我任岳阳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岳阳农村土改运动后，耕者有其田，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我与翻身农民交往多，他们有心里话愿意跟我说，我也希望为他们多办实事。广兴洲农民马学秋是全国种棉模范，我向他推荐的“德子棉”良种，单产由原来60～70斤提高到120斤以上。刘文榜、邓金莲(女)根正苗红，听党的话，爱社会主义，我引导她们带头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1956年全县普遍建立初级社。1957年进入高级合作社，种田能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集中起来的耕牛、农具发挥了作用，粮食获得大丰收，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十分高涨。

岳阳县农村进入1958年后，由于党的农村工作出现“左”的错误，脱离农村实际，违背农民意愿，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办公共食堂，搞大兵团作战，抓阶级斗争，群众情绪受到极大伤害。农村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虽然饥荒没有其他地方严重，群众还是吃不饱肚子，以红茴、野菜、谷糠充饥，面黄肌瘦，水肿病流行。县委领导同群众一样过苦日子，我家红茴代粮、也吃过稻杆磨碎做的饼子。在农业生产上，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风泛行，群众忍饥挨饿，不服气，大量劳动力外流，明抢暗偷时有发生，社会极不稳定，岳阳县处在解放后最困难时期。

1960年11月，我任岳阳县委书记，在农村面临改善干群关系，纠正工作失误，恢复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根据上级指示，全县开展“三整”(整党、整社、整风)运动，县委一班人先行一步，集中学习文件，统一思想认识，反省工作中的错误，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以反“共产风”为突破口，狠刹“五风”。在新墙公社召开的退赔兑现大会上，县委机关带头有物还物，无物还钱，一次性清还平调群众的财物。接着，县直部门、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召开会议，传达文件精神，肃清“五风”危害，让群众出气。干部主动承担工作失误的责任，向受委屈的群众赔礼道歉，补偿侵占的群众利益，赢得了群众的谅解，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为恢复发展生产打下了基础。

“民以食为天”。全县“三整”运动取得初步成效后．县委不失时机将群众热情引向发展农业生产，在确保原有耕地的前提下，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改革耕作制度，变单季稻为双季稻。1961年3月，我带领工作组到郭镇公社郭镇大队蹲点，宣传贯彻《农村六十条》，在所有制问题上，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同时逐丘调查研究双季稻高产土质、水利、肥料、阳光等条件，摸索出“因地制宜、创造条件”种植双季稻的经验。当年郭镇大队种植双季稻200亩，在遇到连续lOO天干旱的情况下，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增收70公斤以上。第二年，这个大队的赶山生产队开荒增加耕地，种植绿肥“红花草籽”，扩大双季稻面积．粮食获得大丰收，吴建国一家四口分得粮食 5000公斤。湖南省委根据赶山生产队的事迹，第一次提出干部要下乡办队。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在湖南听到一个生产队一年打了翻身仗，”指的就是赶山生产队。1962年全县推广郭镇经验，双季稻扩大到水稻总面积的80％以上。同时，推广良种，扩种绿肥，两季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农民还在自留地里收获一些农副产品，生活显著改善，水肿病得到有效控制，外流人员大都回来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58年以前修建的水库，大多是小塘小坝，虽然在干旱面前发挥了作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旱涝保收问题。1959年在建大型水库下马，我在县委常委会上建议“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大兴农田水利”，常委一致赞同。随后，我带领水利人员爬山头坳地，涉湖汊港湾，行程200多公里，调查地形地貌，土质结构，雨水流向，合理布局水利工程。全县水利流动现场会在西塘、筻口等地召开后，干部群众办水利积极性调动起来了，10万劳动力上阵，全靠手推肩挑，来移山筑坝，建闸修渠。我负责麻塘水库的建设，县委其他负责同志也分别包干1个水库工程，领导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大加快了水利工程建设的速度。1963年，全县大小水库蓄水量比1958年增加1倍，开通配套渠道，灌溉面积占水田总面积的80％以上，湖区垸堤普遍加固，新修大堤100多华里，为抗御自然灾害，保证农业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岳阳县委、县政府响应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把消灭危害湖区人民身体健康的血吸虫病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我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指导血防工作。为了从源头上铲除传播血吸虫的钉螺滋生地，1956年，我亲自到黄沙区实地考察，指挥大明湖、小明湖、费家河、平桥河、清静河等7个湖汊的灭螺工作，全县各地相继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灭螺运动。同时，县、区、社普遍建立血防机构，配备专业人员，提供专项经费，免费为患者诊断治疗。不到3年时间，全县患血吸虫病人数明显减少，基本上杜绝了血吸虫病晚期患者。1960年春节，我要求县级领导到农民家里过年，那时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我住在梅溪公社中门大队贫农易德成家里，吃的是红茴，盖的是蓑衣。在半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中，我们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倾听群众的呼声，共同商量克服困难的办法，拉近了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有一次，我在乌江公社看到一位农民误食“黄藤”中毒，生命垂危，随即用专车将他送到县医院，交待医务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救治，由于抢救及时，很快转危为安。党员干部心里装着农民，为他们排忧解难，换来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激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

我任岳阳县委书记期间，在农村工作中，注意吸取“大跃进”年代的教训，尽量避免工作盲目性给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特别注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试点取得的成功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六十年代初，岳阳县农村各项工作都有自己的好典型。如毛田区治山治水、筻口公社粮食高产、刘桂大队党支部工作、沙南大队民兵工作等都是全省甚至全国有影响的先进典型。毛田区位于岳阳境内大云、相思、铜鼓三座大山之间，穷乡僻壤，荒山秃岭，仅有的一点耕地散落在花岗岩石上，土层薄、土质差、水源缺，群众生活十分艰难。毛田区委带领干部群众以“愚公移山”精神，凿石穿山，引水灌田，在死黄泥田里，放塘泥，掺黑土，改良土壤，因地制宜推广双季稻，粮食产量连年创造历史新高。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向荒山进军，大抓植树造林，建成一个超万亩新型林区。修公路，建电站，办工厂，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自然条件的改变，集体经济日益巩固，人民生活大大改善，成为比较富裕的山区。毛田区的先进经验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当年胡耀邦同志亲临毛田视察，他站在山上大声说：“登高一望，心情舒畅”。1963年3月，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同志带领工作组到毛田实地调查，写了《可贵的革命干劲)一文，刊登在这一年《红旗》杂志第11期上。同年10月 26日，毛主席来湖南视察工作，湖南省委汇报了毛田的先进事迹，毛主席说：“北有大寨，南有毛田”，在接见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时，一到现场就问：“谁是岳阳县委书记?”我举手向毛主席报告，他老人家接着说：“岳阳毛田的工作搞得不错嘛!”毛主席的话给我们以极大鼓舞，成为鞭策我们县委一班人加强领导，加快农村建设步伐的巨大动力，岳阳县一度成为全省先进县。

1964年5月，我从岳阳县调到岳阳地委工作，1992年8月离职休息。回忆自己在岳阳县15年的农村工作，往事历历在目。现在，我高兴地看到岳阳县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衷心祝愿岳阳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作者系原中共岳阳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