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接管平江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8-07 12:00
踏上南下征途
我是山西定襄县人，1920年出生。在革命思想熏陶和党的培养教育下，1937年10月，我在定襄、忻县等地从事抗日斗争。1939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区人民抗日自卫大队教导员、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城工部部长兼武工队政委、县委副书记、地委敌工部副部长，1948年10月任中共忻县县委书记。
1948年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上述决定，中共晋中一地委副书记、专员薛同连根据党委的部署，于1949年1月来到山西忻县县委机关，给我打招呼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即将解放。党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一批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地委意见，忻县要抽调几十名干部组成一个县的班子南下接管一个县，并让我带队去。我没说二话，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坚决服从党的分配。我从地区开会回来后，召开了在家的全体县委成员会议，向大家介绍了南下准备情况。他们的表现都很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的决定。有不少干部向县委提出要求：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也有极少数同志比较沉默，有些顾虑，认为刚解放，有家可回，晚上能睡个安稳觉，如今又要随军打仗，担风险；有的说打日本打了八年，把日军赶走了，又打蒋介石，刚解放，已脱离武装斗争又要南下进入战斗，打到江南去，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还听说江南天气特别热，鸡蛋放在石板上能晒熟，蚊子叉大，很咬人。家属中的顾虑更多，有的父母年老，妻子怀了孕，有的家属虽然能随军南下，但没纳入正式编制，不算干部，也有的没文化，怕工作吃不消。
针对上述思想顾虑，我们采取层层动员、个别谈心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帮助端正认识，打消顾虑。经过短时间的准备后．在县城西门坡上原国民党一个师部(现山西商业学校)召开了县、区两级扩干会。我在会上根据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和地委的部署，作了南下的动员报告，主要讲了当时的形势，讲明抽调大批干部到南方解放区接管组建新政权，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也是对老区干部的关怀和信任。我们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献给人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战斗，去工作。当时会场气氛很活跃，大家都有一股火样的热情，一致表态响应党的号召。李满全激动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永远跟党走。你们县委带头，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在会上，我们还回顾了忻县革命斗争的历史，特别谈到有不少外地人为了忻县的解放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四区区委书记郭延州和武装部部长李玉堂在被敌人包围时，他们拉响了最后一枚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郭延州年仅23岁。说到这里，大家都掉泪了，一致表示，要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舍小家为大家，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我代表县委表扬了积极要求南下的同志。紧接着宣布了新充实的县级领导班子，我仍任县委书记，副书记王子诚、张志远，县长成华、副县长宿林华，组织部长张恩奇、副部长牧云山，宣传部长陈继荣、副部长王斌，武装部长张世乙，公安局长郭兆民，县青委书记丁国鸿，县妇委书记鹿绍箴，民运部长刘兆民等。县委由17人组成，为南下作好了组织准备。会后，我将大女儿留给她奶奶，二女儿寄养在她外婆家。其他同志也匆匆将家事作了一些安排。
2月初，我和王子诚、成华、张恩奇、王斌、张世乙、郭兆民接到晋冀二地委的紧急通知，迅速赶到盂县开会。我们骑马奔赴地委机关。地委组织部部长余秉谦给我们交了底，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大家表示，支援新区，叫走就走。
这次会议商议了南下的一些具体问题。地委正式宣布由我和县长成华、组织部长张恩奇、宣传部长王斌、武装部长张世乙、公安局长郭兆民组成南下县委领导班子，立即着手调配南下干部。我们回到忻县后，于2月9日在县城火神庙召开会议，确定了留县和南下两套领导班子的名单，配齐了县区所需的一般干部。抽调的方法是对六个老解放区，分别按一个区的干部建制，成套抽调。而对两个新解放区则个别选调。共抽调干部76人，并配备了通讯员等共计129名，其中女同志10余名。县直机关人员编为两个直属队，区级编为五个队。年龄最大的36岁，最小的15岁，平均24岁多。文化程度一般为中、小学。按军事编制编队，忻县的南下干部编为南下工作团一大队三中队。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县委决定南下一律不带家属，对本人没有拖累而又在职工作的女同志则列入编制，随同南下。家属享受军属待遇，已分土地由当地群众代耕。
南下途中，工作团一大队第三中队的领导成员为：中队长张世乙，政治指导员由我兼任，副中队长郭兆民，副政治指导员成华，秘书高峰。中队下设参谋处。参谋：刘焕升、邢润金、武林、武俊英、曹志仁、郭世俊、高峰、宁书贤。青年干事由邢润金、宁书贤、郭世俊担任。供给由史夫桂、李瀚泉、史富银、蔚金柱、王玉华、董秀负责。中队下辖八个班，分别设正副班长。
南下工作团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一切按部队的要求，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学习中，提出了为什么要以城市工作为重点，以城市领导农村和城市依靠谁，怎样反对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破除贪图安逸的思想等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使大家对党的新时期工作重点由农村到城市和依靠工人阶级，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有了明确的认识，提高了政治素质和反腐防变的能力。制订了严格的组织纪律，约法八章，做到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这时，传来了太原解放的捷报，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跟老家可以通信了。有个工作队员的父亲给儿子写来了家信，信中说给他找了个姑娘。当时解放区的姑娘都争相找区干部做丈夫。工作队员中冒出了想家的思想苗头。我们县委主要成员分头做好思想引导工作，并作出决定：男女分开集中住宿。县委6个成员带头睡统铺，爱人是工作队员的也同样分开睡。县委领导与普通队员一道同吃、同住、同上操、同行军、同娱乐，感情很融洽。
5月上旬，我们离开石家庄，沿平汉铁路南下。当时，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刚刚解放，各路大军、支前民工和担架队、运输队有如奔腾的洪流，滚滚向前。我和同志们一个个心潮澎湃，兴奋地高唱着一首歌：
狂风暴雨，北往南扫。
反攻声浪，直冲云霄。
眼看枯树快剖倒，
大家快把祸根刨!刨!刨! ．
全国人民一个目标：
打到江南去，
解放全中国。
我们途经邢台，到达邯郸。在邯郸休整3 天，继续南行。这时安阳、新乡还未解放，我们行军途中听到激烈的枪炮声，只得绕道濮阳过东明，抵达黄河北岸。这里风沙弥漫，尘土障目，两米以外看不清人。我们摸索着走过摇摇晃晃的浮桥，经兰考，到达河南开封。5月22日乘火车到达巩县，步行到夹沟村驻训。
这时，县长成华、组织部长张恩奇、工商科长武林、教育科长郭世俊、区长田培荣、干部李大成、王爱芬、韩雪花、赵惠文、马培德等被调到其他中队去了。新调来李同钢任县委副书记，梁书文任副县长，郑先存保任组织部长，还有周成锁、王效良、胡忠明、朱文轩、赵阳城、罗宏德、郑万林、石翠娥、巩秀香等。中队扩编为9个班，并任命了班长、副班长。一路上，我们中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队员们情绪饱满，队伍很巩固，受到上级的表彰。其间经过考验，还吸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李瀚泉的爱人就是在南下途中吸收入党的。
在整编的基础上，集中学习了接管城市的政策，并确定我们第三中队接管平江。
为着早日奔赴目的地，我们于6月8日晚乘火车，翌日晨到达郑州。除李萍等全体女同志和少数有病的男同志留在郑州外，我们全坐在闷罐车箱内，顶着炎热，喘着粗气．向徐州进发。11日晨到达徐州。 15日晚到达南京浦口。我们在南京考试院休整7天，每人发一套军装。23日，我们1000多人挤在一条“江汉号”轮船上，沿长江逆流而上，一连5天，每天吃的都是干粮，难以咽下。头顶上时常有国民党的飞机在盘旋轰炸，经过艰险的历程，于6月28日到达汉口。在这里，我们听取了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金明关于开展新区工作任务的报告，并抓紧做好接管平江的准备工作。一是开展社会调查。我将这项任务交给王斌。他通过关系找到湖南会馆平江县的一个旅社老板，那人叫黄湘涛，是长寿街人。他给我们介绍了平江县的行政区划、人口、土地面积、乡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只是对敌伪人员和土匪情况谈得不多。随后，他又派人到武汉大学给我们找来彭泽民、王嗣军等几位平江的学生，谈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情况。二是将平江划为6个行政区，确定了到区工作的干部名单。三是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400份，作为“安民告示”。还请了王蒸民等几名熟悉平江情况的大学生作向导。
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负责人王首道、肖劲光、金明、周小舟等在汉口剧院接见了我们全体南下到湖南的同志，他们精神抖擞，讲话声音很宏亮，言简意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天晚上，我们观看了武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百岁、李啬华等慰问演出，剧名是《皇帝与妓女》。7月14日．我们乘汽车离开武汉，兵分两路，一路为平(江)浏(阳)醴(陵)三县干部，带队的是地委副书记罗其南，当晚宿贺胜桥。第二天沿通城、幕阜山下向平、浏、醴进发；另路由地委书记武光带领，沿铁路向湖南lI缶湘、岳阳、长沙进发，每到一县，即将该县干部留下。
我们东路的南下干部于7月16日下午到达通城。当时战火还在燃烧，社情极其复杂。一名解放军司务长出去筹粮，就被土匪杀害。为了护卫南下工作团，解放军专门派一个连的部队作警卫。经过一昼夜行军，我们于17日早晨到达平江南江镇。这是第五区区机关所在地，我将分配在这里工作的区委书记兼区长张如恒、副区长史夫桂等留在这里，立即开展工作。其他同志沿长武公路继续行进。步行到尖山时，路过曹瑛的家，许多老百姓围上来问候。一个青年人问我认不认识曹瑛?我回答说认识。在郑州会议上曾介绍湖南省委领导成员和我们见面，其中就有曹瑛，他担任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于是我认识了曹瑛。当地人听说我认识曹瑛，他们都很高兴，待我们格外亲切。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便又向前赶路。到达梅仙镇时，又留下了四区区委书记周成锁、副区长王效良、大队长宋全德等人。还由李同钢和郑先存保等代表县委驻该区工作。
搞好接管建政
平江位于湘、鄂、赣三省边境，山川形势险要，是革命老根据地．是产生中国工农红军的摇篮之一。著名的“平江起义”和“平江惨案”等重大事件均发生在这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5万青壮年参加红四军、红五军、红十六军，先后牺牲的革命烈士有2万多名，居湖南首位。平江籍解放军将军和中央、地方党政机关省(部)以上高级干部逾百名，还有不少著名的爱国人士、专
平江县城解放时，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部已仓惶出逃，剩下的与土匪合流，散布四乡，一些群众对我党和政府存有疑虑，有的闭门不出，有的疏散财产，有的则携眷出逃，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为了迅速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组织群众恢复生产，筹粮支前。我们立即组织宣传队，四处张贴安民告示，《约法八章》，宣布平江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同时公布了县长、副县长的名单，广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记得布告上盖的是方印，王玉华抄写的。
入城后，不少老红军、老干部的亲属来找我们，首先是余光文的儿子找到我，接着又有余光文的弟弟余应先，傅秋涛的弟弟傅启涛等紧紧握着我的手，打听老兄的情况，介绍平江的动态。钟期光的姐姐也带着儿女来找我们，说她的丈夫牺牲了，要求镇压反革命，还要修建烈士塔。
为进一步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紧接着我们在县城景福坪召开了群众大会，我和副县长梁书文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重申我党政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表明坚决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治安，搞好人民生产、生活，建设新平江的决心。会议开得很成功。可是，在8月初，却发生了一件使人震惊的事。这天早晨，驻在县城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新兵，在射击训练时，不慎枪机走火，失手打死了过路的祖孙两人。对此，反动分子乘机造谣中伤，不明真像的群众议论纷纷，舆论哗然。我发现这个情况后，即和县委的同志商议，召开党政军民联合座谈会，决定逮捕肇事者。我还以县长盼身份率各方面代表前去慰问死难者的家属并给予抚恤。在第三天召开了追悼大会。会场上贴了一副挽联：“大敌当前，操练失慎，误伤人命；鱼水相依，追悔莫及，共悼亡灵。”
追悼会开始时，将肇事者押到会场。那个肇事的新兵在死者灵前磕头痛哭，其心之诚感动了到会群众和死者亲属，他们惟恐政府对这个战士处理过重，一致要求从宽发落，免除刑事处分。这件事，由于处理得当，受到群众和受难者亲属的谅解，谣言不攻自破，挽回了事故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安定民心的基础上，我们宣布了在武汉已经决定的各级领导班子。县委领导成员及其分工是：我任书记，副书记李同钢，组织部长郑先存保，宣传部长王斌，武装部长张世乙，秘书范志德。县政府领导成员是：我兼县长，梁书文任副县长，郭兆民任公安局长，李瀚泉任财政科长，史富银任税务局长兼银行行长，曹志仁任秘书，张定域为民政干事。同年11月28日，梁书文任平江县人民政府县长。
全县共分6个区，分别配备了区委书记、区长、武装大队长、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武装干事、财税助理。一般7～8人。我和梁书文在县城负责党与行政方面的全面工作，并留武装部长张世乙、公安局长郭兆民等一道接管城市，组织县级政权。其他县委成员分别下到各区协助工作，与区委、区政府负责人一道组建乡级政权。
当时遇到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干部不足。光靠 65名南下干部怎么也忙不过来。我和县委的同志商量后，决定大量启用本地干部。我们从平江老区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老红军、老干部、革命烈士亲属子女、参加过大革命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多的优势，团结和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和进步知识分子，筹备开办干部训练班。我和梁书文等给学员讲课，于1949年8月1日至 9月29日举办了4期干部短训班，训练了230名学员。1951年7月举办了乡级干部培训班。经过短时间学习，分配他们到各区担任支前工作，有的充实县级机关。如陈定安等文化较高的学员则分配在县政府工作，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茁壮成长，后来担任了各级党和政府的负责干部。如二期学员刘国权，后任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期学员陈定安后任平江县政府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少良任平江县政协主席，李曙初任岳阳地区计委主任，龙光启任平江县政府调研员等。
我们特别从当年曾参加过大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和红军家属、烈士子女中挑选了一批骨干，经过一段时问的考察培养，委以重任，让他们放手工作。如提拔了著名烈士李宗白的儿子李申白担任县民政科副科长、傅秋涛将军的弟弟傅启涛任武装中队长、李淑陶烈士的儿子李建华任教育科副科长，还有黄杜芳等不少红军失散人员都安排了工作，充分调动和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
我们于8月1日成立了县税务局，主要课征屠宰税等。8月25日成立了贸易公司与银行。随后政府各科室也初步搭起了架子。
当时全县行政干部编制是比较紧的，人少事多，大家干起来劲头很大，效率高。上级下达的编制是干部417名，勤杂人员165名，共582名，到1950年8月实有393名干部，153名勤杂人员，缺额36名。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团结战斗，取长补短，为开创平江的新局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南下接管平江中，我们遇到了一些老区遗留的历史问题。对这些遗留问题的处理，我们从当时历史背景、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妥善解决。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持慎重态度。对一些原来参加过革命后来又脱离了革命的人，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人制宜，不搞一刀切。正如罗其南、陈再励说的，看一个人的表现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要看那人到底是硬骨头、软骨头，抑或是反骨头。要看大节。由于我们严格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克服了一些“左”的倾向，对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受到老区人民的欢迎。期间，我们根据董纯和傅秋涛等老干部的建议，为平江早期女共产党员、被“左”倾路线错杀的湘鄂赣省委妇女部长胡筠平反，报省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我们还在清明节的第二天，在景福坪搭了个杉木台子，祭奠革命烈士的英灵。并组织收集了许多革命文物，进行陈列、展览，开展生动具体的革命传统教育。钟期光等将军看了非常高兴，表扬我们做得好。群众看了深受教育。
开展清匪反霸
平江历来是革命和反革命争夺的要地，潜伏的反动势力在进行垂死的挣扎，土匪活动猖獗。散布在四乡的反动党政骨干、土匪有数千人。较大的就有七股，他们在李高峰、魏农清、熊坦安、余炳生等土匪头子的煽动下，打家劫舍、强奸妇女、暗杀、造谣、恐吓、武装袭击、放火放毒、成立反革命组织，扰乱社会秩序，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破坏减租减息和生产建设。 1949年4月，匪首李高峰率部在虹桥、三墩、钟洞、思村、芦洞等地抢劫粮食2万余担。同年9月，匪首吴美金、葛黄虎、李爱奇纠集土匪500余人，在天岳乡进行反共宣传，抢劫粮食。10月，瓮江lO余家商店遭受土匪抢劫。从1949年6月至1950年3月，发生土匪抢劫案达30余起，被土匪暗杀者达20余人，反革命组织迭起。1950年4月，匪首吴勇等率部包围大口坡红茶收购站，打伤茶站干部，抢劫人民币5000余元，随后又对修水台庄供销社和茶站进行抢劫。诸如原国民党铲共义勇队队长胡次仁召集幕阜山的土匪、恶霸、国民党残兵败将、特务等成立“湘鄂赣边区反共游击队”；恶霸张炯中召集李蟠、魏农清、陈立功等匪首成立“湘鄂赣边区反共救国军”；“铁血团”、“大刀会”、“应变会”、“十人团”等反动组织也散布各地。
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巩固新生政权，我们县委、县政府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清剿土匪。当时投入清匪反霸的武装力量和组织情况是：
1949年7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6军1026团1000余名官兵，由团长邱阜民率领，进驻天岳等地对土匪进行武装清剿。8月，1026团奉命调走，47军476团、477团和159师侦察连在地方干部配合下，分头进剿土匪。476团第4、5、6连，外加一个机炮连，以幕阜山区的土匪及李高峰部为进剿重点。477团以第三营控制南江、梅仙公路一带。
同年8月至年底，我们派县委宣传部长王斌和县委武装部长张世乙，先后带领工作人员深人天岳一带剿匪，开辟新区工作。县公安局自始至终参与清匪反霸斗争。1949年9月20日平江县大队成立，大队长陈锡九。有步枪60支，机枪2挺。下设5个中队，12个分队，计200余人。一中队队长王焕章，二中队队长傅启涛，三中队队长喻巩基，四中队队长魏建成，五中队队长黄杜芳。县大队是剿匪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民兵联防队、防匪自卫队等。1950年初，全县251个村，有155个村建立了防匪自卫队，队员达3880人，有步枪110支。
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的政策，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进剿，依靠群众，布下围剿土匪的天罗地网。这期问我们组织了1324人下乡，采用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写劝告信、刷标语、喊话等方式，明确宣布：“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等政策，广泛发动群众，控诉土匪的罪恶行径，揭露敌情，分化瓦解匪众。从1949年7月下旬开始，我们党政军负责干部在各区乡召开了群众大会及各种座谈会，宣传国内外形势和我党的宽大政策，动员群众并发动匪军家属及其亲戚朋友写信，劝其脱离土匪队伍。五区三联乡的教员和匪军家属及群众联名写信，派专人送去，有的家属亲自进山告诉他们的子弟：“解放军来了，家里都平安无事，赶快回来，不要再在山里混了。”听了亲属的话语之后，不少人纷纷回来投诚。又如，1949年9月中旬，我们在浆市街召开群众大会，解放军某团团长周德礼在大会上宣传党的剿匪政策。这时就有群众向县委宣传部长王斌递了一张条子，报告说有两个土匪已混进会场探听情况，他们是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在什么地方站着。王斌把条子转给正在讲话的周团长，他看过之后，立即向群众宣布：在我们会场里，混进两个土匪，请大家不要动。他用手一指，叫警卫连将那两人抓起来。经过审讯，那两个人坦白交待了自己确是土匪，并将土匪队伍的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枪，隐藏在什么地方，供了个一清二楚。周团长命令侦察排立即换上便衣，手持短枪，由这两个土匪带路，在一个山洞里抓获了 12个土匪，缴获步枪9支。
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进剿下，土匪和敌伪武装纷纷土崩瓦解。8月9日，国民党平江县自卫大队一中队队长黄正标率部27人，步枪7支，轻机枪1挺，子弹2000余发，自动向人民政府投诚。24 日国民党军童锡畴部中队副苏宏安率部17人，步枪13支，向我第五工作队缴械投降。至9月止，在剿匪中毙伤土匪近60人，俘获土匪400余人。全县6个区 13个乡境内，除三、五区之木龙乡、天岳乡部分地区尚有零星股匪骚扰外，绝大部分已被肃清，社会秩序大致安定。
为全面摸清反动党团骨干底子，彻底摧毁反动的社会基础，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反动党派人员依法登记。我于1949年11月23日签发了平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张布告。
布告中说：“查自本县解放后，原有国民党、三青团、社会民主党等反动党派，业经予以解散，惟近仍有不少反动党团分子，暗中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危害社会治安，各界人民对此莫不痛恨，本府现已接获大批控告信件。兹为巩固本县革命秩序，特本宽大政策精神，公布对国民党一切反动派登记办法。”布告规定了应登记的对象及有关奖惩办法，并号召各界人民提高警惕，群策群力，检举拒绝登记的坏分子。
布告发出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在大股土匪被歼灭后，对剩下的魏农清、胡次仁、李蟠、李爱奇、吴勇等16名匪首所率领的370余名残匪，我们组织力量，深入匪穴，重点进剿。
1949年9月下旬，人民解放军主力调走，留下有单独作战经验、政治素质较高的100多名官兵，组织武装工作队，配合我们地方干部继续开展清匪反霸工作。
驻虹桥的剿匪部队奉命撤走后，幕阜山区的清匪斗争更为艰难激烈了。我们指派县委宣传部长王斌、五区武装大队长潘元喜、通讯员高俊以及新参加工作的7名青年学生共10人组成剿匪筹粮工作队，在县大队五中队30余名队员的配合掩护下，进入土匪老巢天岳地区工作。因土匪活动猖獗，我方力量暂时薄弱，工作队便采取白天公开活动，分头发动群众，夜晚则秘密转移等方法开展工作。但这种方式收效甚微，群众难以发动起来。因此，工作队决定召开一个规模较大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通知和邀请附近十几个保的乡保长和比较知名的知识界人士以及曾参加过苏维埃运动的积极分子，一共30人参加会议。准备向他们宣讲党的各项政策，研究剿匪斗争，瓦解土匪武装。会议定于9月 26日在虹桥附近一个村子里召开。这天，工作队全力以赴筹备会议。时至中午，派出去送通知的青年干部都相继回来了，但来参加会议的人却迟迟不见一个人影。县委宣传部长王斌等人警觉起来，立即通知武装中队加强戒备，观察四周动静，并让高俊拿来碗筷准备开餐。然而，就在这时，洞口保的保长跑来报告：有“国军”60余人路过洞口，不知去向。他说完刚刚离开，匪首魏农清即率领匪徒200余众，向工作队驻地发起了突然袭击。敌众我寡，工作队员们和武装中队的战士只得一面还击。一面分散转移。战斗中，武装中队的两名战士牺牲，工作队员全被打散。王斌带领高俊冲出土匪的包围，在幕阜山上走了一夜，第二天才安全到达南江桥。
匪首魏农清率部袭击了工作队后，便邀集各路残匪，在虹桥镇召开“反共庆功”大会，恐吓、胁迫群众上山为匪。叫嚣“要与共产党对抗到底”。一时间，虹桥地区一片乌烟瘴气。
为了坚决消灭这些残匪，我们县委紧急调整剿匪力量，派武装部长张世乙带领通讯员郭贵锁赴虹桥担任剿匪工作。张在华北时是武工队长，具有较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他到达虹桥时，解放军留下的100多名官兵由一名副营长带领，已在虹桥集中，赶走了残匪。张世乙和部队指战员们交换了意见，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土匪时散时聚的特点，决定首先在虹桥等地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安定民心，给人民群众撑腰壮胆，扶正压邪。因此，在洞口筑了一个碉堡，派两个班的兵力驻扎，控制魏农清匪部的活动。在长庆也驻扎两个班，控制胡次仁、魏猛舟等匪部的骚扰。张世乙率工作队和解放军连部驻在虹桥镇上，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积极向工作队提供情报，监视土匪。魏农清等残匪不敢轻举妄动了。工作队抓住时机，开展政治攻势，向魏农清等匪首写劝降信，派进步人士及土匪亲属进山宣传，劝他们下山。这时李爱奇等匪首表示愿意下山投降。魏农清匪首也不得不表示同意谈判。提出要武装部长张世乙亲自到洞口与内山之间的一小草屋与他见面，且提出不准带枪，不准带部队。对此，张世乙与部队领导交换了意见，部队领导认为这太冒险，不赞成张去。但张世乙认为既然土匪提出了谈判要求，说明对投降有所动心，如果不趁此机会展开宣传攻势，就会给今后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决心冒险前去。同时，几次去向土匪劝降的虹桥小学李校长等人也为张壮胆，愿同他一起去。第二天一早，张带通讯员郭贵锁和李校长等人前往内山。为以防万一，张还是带了三支枪：一支仅能装一粒子弹的水笔枪插在上衣口袋里；一支勃朗宁放在裤袋里；一支驳壳枪插在裤腰带上。郭贵锁也带了两支枪：一支驳壳枪插在裤腰带上，一支美造冲锋枪挎在肩上。穿上一件大衣后，因他个子高大，背支冲锋枪也一点不露形迹。同时，隔张世乙他们2. 5公里远的距离．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跟着，再后面是副营长带的连队，一旦听到枪响，即可迅速冲上去。
张世乙等人到达谈判地点时，十几个土匪早已全副武装在屋前等候，匪首魏农清独自坐在屋里。请张单独与他谈判，郭贵锁等与匪徒在屋外等候。气氛很是紧张。张世乙一身正气，首先质问魏农清为什么带了这么多的人枪?魏农清狡辩说是为了保护张部长。张世乙正告他，不要再耍花招，继续与人民作对，决没有好下场。魏农清被我军威力和张世乙的凛然正气所慑服。通过一阵谈判，表示愿意与匪徒们商量，然后下山投诚。
张世乙结束谈判后，安全回到了虹桥镇上。当天下午，他派人给魏农清匪部送去一头肥猪，表示慰问。不久，魏农清等匪首派人送信，表示愿意投诚，接受改编，但提了八条比较苛刻的条件，其大体内容是：一、该部受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但不受其调动；二、受编后，一切官兵待遇应与人民解放军一样；三、受编后，一切军需给养、军械弹药应与解放军一样装配；四、家属应与解放军一样优待；五、天岳地区公粮税收应一律减免；六、应将解放军特别是县大队第五中队黄杜芳部调离虹桥，虹桥由该部驻守；七、将制造分裂的首要分子李泽民、黄杜芳等人(他们都是参加过苏维埃工作的老革命工作人员，解放后是剿匪积极分子)交该部惩办；八、从签字之日起，双方都不得再采取军事行动，不准无故开枪等。对此，剿匪工作队及时向我们县委作了汇报，我主持召开县委会议，经过再三研究，对土匪提出的条件除将解放军调离虹桥和将李泽民、黄杜芳等人交土匪惩办没有答应外，其余条件均予接受。
筹粮支前 生产度荒
平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进军湖南的重要战略通道，由平江过境的解放军有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加上炮兵部队、后勤机关等共7万多人。保证大军的粮草供应，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县委、县政府领导把筹粮支前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于7月20日成立了平江县支前指挥部。我任指挥，张世乙任副指挥。并动员旧有人员钟盟伍、李均元、黄白隆、杨汉泉、何石麟、吴继猛、周国彬、黄湘材等协助筹粮支前工作。实行对殷实富户、大富户多筹，小富户少筹的政策。以政府名义，责成原乡保人员、所有财粮干部与部队供给干部一道，进行筹粮。采取向富裕户实行借征，秋收后抵交公粮等措施。全县一共组织了1324人，并于9月5日召开了全县各乡镇代表会，表明了县委、县政府的态度，部署筹粮任务880万斤，柴440万斤。会后，各地都吸收旧乡保人员参加组织了各级支前委员会，经过1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筹粮任务660万斤，柴草300万斤，支援了我军7万余人过境，1万余人驻防(包括2个工兵团、1个后方医院、1个军即4l军)所需的粮草。
这段时间利用旧有的乡保人员和其他可利用的力量，在群众的热情支持下，筹粮支前任务基本完成了。教训是当时在利用保甲人员的过程中，只重利用，没注意控制，使部分旧人员钻了一些空子。如一些乡支前委员会利用筹粮在政治上抖威风，压制群众；经济上贪污浪费。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给群众摊派稻谷达50余万斤，将无益公产及过去的积余贪污殆尽，估计亦在 72 .5万斤以上。
在支前告一段落之后，即全面展开了秋征工作，因当时情况不熟，普遍组织了评议会，采用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出榜公布的办法，共完成人库稻谷3687 .6万斤。
在作好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特别加强了生产救灾度荒和经济建设等项工作。1949年秋．县、区均成立了“生产领导委员会”。县吸收了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唐炳初、萧邦知等参加领导生产的会议和研究恢复生产等工作。新成立了县贸易公司，从武汉等地紧急购进了一批食盐和煤油，解决了人民生产生活的急需用品。扶持平江的土布生产，对缺乏棉纱与产品销路不畅而被迫停产的2000多户靠织布维生的居民，给予帮助，从湖北等地组织调进了一批棉纱供应，并支持解决销路和运输等困难。免征税收，使民间土布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1949年10月，对农村因灾害造成生产困难的农户，发放救灾贷粮7万斤，无利放贷，第二年归还。还照顾贫困户，帮助解决冬粮种子、修塘筑坝及捕鱼、烧炭等副业生产所需口粮。号召群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决定冬种作物不缴公粮。强调干部下乡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于
县政府还发布了《市管工作布告》、《土地经营的布告》、《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的通知》等。发动职工抢修了平江电厂，改建了粮库，恢复和发展纺织、印染、造纸、榨油、开矿等工业生产。开办学校，培训师资，免费普种牛痘等，发展山区文化卫生教育等各项事业。
进行土地改革
平江解放后，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当时组织起来的群众，占全县人口的25%。全县153个乡，其中19%，的乡贫农、雇农占优势。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对土地改革有迫切的要求，是进行土改的坚实基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有关方针、政策，县委于1950年4月在十四区民主乡进行了土改试点，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颁布，7月5日，成立了平江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委员，梁书文任副主任委员。省、地下来的领导和县委委员均为土改委员会委员。根据统战政策，还吸收了少数党外知名人士为土改委员。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亲自下乡蹲点。我的点在民主乡，由高峰任工作组长，长驻那里。我经常去实地调查，研究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全面工作。县土改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各区相应成立了土改领导机构。11月土改运动全面铺开，1952年5月结束，历时2年。整个土改工作是有领导、有步骤，分期、分批进行的。每期土改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步骤。作为平江解放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我主持和参与了平江土改的全过程。
在省、地土改工作队未到平江之前，县委分两批举办土改训练班，每批各办两期，训练土改的骨干力量。第一批在7月下旬开办；第二批在11月间举办。第一批训练班的地址在原文庙里(现县粮食局)，由石敬野、范志德、郭德华分别担任班委会正副主任。第二批在原伍宪祠(现政府招待所内)举办，由孙天彪、郭盛华、彭中孚等分别担任班委会正副主任。每期分设三个中队，先后由李少良、胡章宪、曹之魁等任中队长。每个中队配2—3个辅导员。每期学员200多人，训练时间半个月。学员是由各区选送的农民积极分子。当时学习条件差，生活艰苦，既无教室又冒课桌，学员坐小凳，吃蹲饭，河里洗澡，统仓里睡觉。但学习热情很高，课前课后唱的唱，拉的拉，十分活跃。学习内容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讲国内外形势，讲土改的有利条件；第二单元，学习《土改法》，讲谁养活谁，为什么要土改；第三单元，讲土改的阶级路线、政策和作法，强调每个土改干部必须坚决贯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学习自始至终抓住阶级教育，启发引导学员们吐苦水，追穷根，提高阶级觉悟。
随着全县土改逐批展开，土改工作队不断发展壮大，开始进入16个试点乡的土改工作队，主要来源一是由县级机关抽调的一批干部，由县委委员分别带队；二是长沙地委分配来的130多名参加过湘潭县土改试点工作的同志，由湘北建设学院秘书长刘祥庆领队；三是省民政厅厅长陈再励、长沙地委副书记罗其南和边超毅带来的一批省、地机关干部；四是县土改训练班前后两批训练的450人。第二、三批大面土改时又抽调了试点乡涌现出来的一些土改积极分子予以扩充。到第三批土改时已扩大到1200多人。在1951年的土改复查中，全县又组织了513名干部参加复查，其中县委、县政府抽调27名，14个区抽调486名。在513名干部中，担任土改复查组长的59名，任副组长的60名。
在实施土地改革中，我们县委根据全县进行土改所需时间、力量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提出了一个总的规划：从1950年11月25日正式开展到1952年3月中旬，避开生产繁忙季节，波浪式地由点到面，分三批完成全县152个乡的土地改革。其具体安排是：第一批将止马乡、梅仙乡等16个乡作为全县土改试点，约占总乡数的10％。为了摸索经验，在这 16个乡中，确定原二区横江乡、原六区的民主乡先走一步。为了首先突破全县土改中封建阶级的第一个桥头堡垒，占领滩头阵地，开拓前进的道路，我们选定官僚地主最多、家族封建统治最深的原二区止马乡为试点乡中的重点。止马乡仅袁家坪一个村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军官的就有24名，人称24根“斜皮带”。这里封建官僚反动会道门骨干特多，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县委派组织部部长孙天彪任土改工作组长，带领县工作组，与省民政厅厅长陈再励带领的省、地联合工作队一道进驻该乡。
经过试点的工作实践，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土改干部，取得了在大面开展工作的实际经验，从政治上震慑了敌人，在经济上没收了地主的土地、生产资料和浮财，大大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在开展试点工作的同时，每个试点均带动几个附点乡(即第二批土改乡)。第二批土改计61个乡，约占4％。第三批土改33个乡，占22％。余下 43个乡，在1951年冬至1952年3月结合土改复查全面完成土改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一般分四个步骤进行。
一、大张旗鼓开展宣传，深人进行思想教育，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组织骨干队伍。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倒地主阶级，取得土改的真正胜利。县委在领导土改运动中，及时批判了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的错误做法，认真贯彻党的关于“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自己起来打倒地主、取得土地”的方针政策。在全县召开的土改动员大会上，我代表县委对全县土地改革提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任务。那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完成土地改革；紧紧结合生产，广泛深入地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武装群众，镇压反革命，保卫农民的翻身解放。我强调，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每个土改干部要坚决贯彻阶级路线，站稳阶级立场，艰苦深入，努力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
土改工作组人村后，首先对生产作了全面安排，并确定专人抓。随即以雷霆万钧之势，大力开展土改宣传，大造声势，当时土改宣传在群众中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顿使贫苦农民喜笑颜开，地主富农心惊胆颤。群众宣传发动起来后，工作队又及时组织召开各种类型会议，如贫雇农会，妇女会，从早到晚，开个不停，讲个不停。在贫、雇农和中农的会上，一是讲，反复宣讲《土改法》，什么是土改，土改谁来改，土改怎么改；讲国内外形势，有共产党、毛主席撑腰，什么也不要怕，土地回老家，大胆吃西瓜；讲阶级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打击地主，天下农民是一家。开地主、富农会，讲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告诫他们遵纪守法，不准乱说乱动。二是唱，教唱土改歌，编唱顺口溜。如《谁养活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农民闹翻身，土地挖穷根》、《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蒋匪军》、《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这些歌唱起来，使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各地还编了许多顺口溜，唱进千家万户。例如“牛耕田。马吃谷，农民流血汗，地主享清福，禾镰上壁交完租，箩里没有禾种谷，地主山珍海味吃不完，农民骨瘦如柴饿得哭。”又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个个喝人血，不是农民命该苦，硬是制度要不得，要想翻身得解放，土地一定要改革。”这些顺口溜生动易记，朗朗上口，一唱就会，很有教育意义和鼓动性。当时，除了个喇叭筒，别无其它宣传工具，全靠“嘴巴劲”。县、区还组织文工团到各土改乡巡回演出《白毛女》、《柴山恨》、《王老汉闹翻身》等节目，也起了很好的阶级教育作用。三是写，主要是在墙壁上、门板上写标语口号，写党的方针政策，写地主的剥削压迫等。穷人看了哈哈笑，地主看了皱眉毛。
在大张旗鼓开展宣传的同时，土改工作队员深入到户，访贫间苦，扎根串联，进行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掌握了基本情况后，有针对性地逐一访问贫困对象，将苦大仇深、老实正派的人作为土改根子，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步消除隔阂，建立感情，成为他们的知心人。进而启发、诱导他们吐苦水，追穷根，对比算帐，认清形势，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我们知道，思想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总是有反复的，有反复就反复做工作，把思想发动做深做细。土改根子都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很深的人，过去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现在思想顾虑一解除，就成为土改运动中最坚强的力量，就能彻底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本质。我们从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中揭露出来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例如原六区浯口乡恶霸地主喻照岩的儿子喻科新，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营长，转到地方后任国民党警察所长。他养了一条名叫“黑利”的哈巴狗，因吃了梅毒患者吐的痰，染上重病。1946年6月11日，农民喻左堂从喻照岩家路过，被群狗吓得头昏眼花，出于自卫，扁担失手，把“黑利”打倒在地。于是大祸临头。喻照岩逼着喻左堂请郎中给“黑利”治病，医生愤愤不平，说他“看了一世的病，从没给狗治过病。”三天后病狗“黑利”倒毙。喻家竟派人将死狗抬到喻左堂的床上，逼着喻左堂和其兄喻早堂请10个道士做7天7夜狗道场，烧20万神纸，用16合棺木 (即16筒木材做的棺材)装殓。尤其令人发指的是竟强迫喻左堂兄弟披麻带孝，跪拜祭灵，葬坟立碑，碑刻“义犬之墓”。在土改中，我们组织人民群众到狗墓现场，利用这一反面教材，充分揭露旧社会暗无天日，封建地主丧尽天良，广大农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事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提高了阶级觉悟。
土改根子扎正、扎稳之后，通过根子亲串亲，邻串邻，知心人串联知心人，从而建立起贫、雇农小组。再以贫、雇农为核心层层串联，层层发动，逐步扩大阶级队伍。
在串联发动中，我们特别注意给土改根子在政治上撑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如原二区止马乡，开始时贫、雇农不肯到会，到了会的也不愿发言。经了解，主要是被一些“庙王”、“土地”压住不敢动。工作组报县里批准后，扣押了9名首恶分子，群众的情绪就高涨了。但行动还是不够积极。原因是许多人家里无粮，工作组进而组织群众将减租退押未兑现的部分迅速兑现，解决了群众饿肚皮的燃眉之急，群众就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同地主阶级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如二区通过思想发动和诉苦教育以及减租退押等，90％以上的农民积极投人土改，14个乡共有16326人参加农民协会，占全区总人口的42％。有31628人投人运动，有20641人经常到会或参加斗争地主。全区共组织大小斗争会178次，斗争不法地主199人。据1951年4月统计，全县投人土改运动的共253512人，占总人数的71 .1％，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会员167002人，占总人口的45．55％。农民协会会员中，民兵13323人，占2．87％；团员1327人，占 O．79％；积极分子14744人，占8．8％。
二、认真组织前哨战，把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进行。平江历来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激烈争夺的地方。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后，平江的反革命分子以中统为核心，以反共顽固分子为骨干，从各方面进行应变准备。如派军统特务毛导在县城潜伏。叛徒张婉英在上海叛变革命后，加人军统，在戴笠部下任上校科长，解放前夕，她从上海逃回平江，化装成医生，组织十姐妹反动组织。军统上校组长江理章，在平江组织青帮……平江解放后，残存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不小。据统计有在乡军官：379人，其中少将14人，上校33人，中校40人．少校112人。还有还乡军官385人，其中少将7人，上校12人。中校28人，少校69人。国民党宪兵8人，其中营长1人，连级3人。国民党、三青团人员1031人，其中县党部书记长、委员37人，区党部书记、委员89人。国民党警察人员70人，其中县警察局长14 人，科长级19人，所长级23人。国民党政府人员224人，其中专员级6人，县长级28人，科长级44人，乡长、科员级144人。挨户团人员81人，其中县清乡委员级7人，区大队长主任级22人，中队长级23人。红帮山头首领、会众人员有山头23个，首领116人，会众3992人。特务人员789人，其中军统48人，中统61人，绥署4人，地下军676人。这些残存的反动势力疯狂进行反革命颠覆活动。如二区止马乡匪首袁愚珍等组织了120余人的土匪特务集团，公然对抗土改，威胁土改干部及其家属，拉拢民兵参加特务组织。计划趁民兵队长袁海林晚上巡逻时，用梭标杀死袁，夺其枪支，再去劫太平村仓库。还准备趁我公安部门将匪首袁正辉押到止马公审时，在石子岭埋伏劫持。劫持后割断电线，切断我方联络，晚上打进区政府，放出被我关押的罪犯，抢劫铺店财物后上山“打游击”(这一反革命阴谋被我公安人员及时侦破，才未造成重大损失)。十区忘思乡恶霸地主贺慕流，解放前勒索穷人壮丁谷100多担，强奸妇女10多人。土改开始后，他率子孙3人公开抢夺土改工作队员的武器，其孙被当场击毙，他和儿子被捕。三区恶霸地主方次之被我扣押，其子方政球竟拉响一颗手榴弹要炸死民兵队长(未遂)。由于反革命分子气焰嚣张，弄得人心惶惶，有些已发动起来的骨干又出现思想退缩现象。我们县委根据当时斗争的实际状况和上级指示精神，决定把镇压反革命与土改运动紧密结合进行，县土改委员会统一部署，认真打好前哨战，大力镇压反革命，扫除土改运动的障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各工作队使出浑身解数，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斗争中我们坚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骨干分子，稳、准、狠地镇压阶级敌人。县里由我负责，成立了镇反工作侦破战役指挥部，下设11个工作组，58个破案小组，共有成员．380人。于1950年11月20日正式成立了平江县人民法庭，由梁书文任审判长，公安局长郭兆民任副审判长，全县11个区设立了分庭。各地对阶级敌人逐个排队，抓住罪恶最大、民愤最深的首恶分子开刀，杀一儆百。在斗争会上，苦大仇深的农民争先上台控诉，有的诉得失声痛哭，有的诉得怒发冲冠。原三区金坪乡斗争恶霸地主方孟生，到会者有1900多人，有的倾家而来，从上午斗到下午．上台诉苦的达70人。斗争场面如火如荼，要不是工作组劝阻，方孟生早被打成肉饼。原五区马鞍乡地主方卢清被扣押，他儿子方环球以150块银洋、两只金戒指收买农民方××，并威胁说 “你莫太积极了，如今世道是翻来复去的。这点钱物送给你，只要你莫加我父亲的禀。”开斗争会时。方环球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当方××上台揭发时．他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不得不低头认罪。
各地根据前哨战中搜集揭露的材料，本着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该杀的杀了一批，该关的关了一批，该管的管制了一批。在第一次镇反运动中，全县共计逮捕反革命分子2875人，其中土匪 101人，特务130人，恶霸1254人，反动党团骨干275人，反动会道门头子76人，其他反革命分子1039人。共计枪毙反革命分子1120人．关押 980人，管制668人。共破获刑事案件411起，其中凶杀案件16起，放毒案件4起，纵火案件48起。
三、划分阶级成分，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土改中政策性最强的一个战略步骤就是正确划分阶级成分。如果划分不准确，就会把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把敌我矛盾变成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混淆了阶级阵线，搅乱了斗争目标。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对富裕中农与富农的界限强调得更为严格，凡是接近富农、可划可不划富农的富裕中农，坚决不划成富农。由于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全县在划分阶级成分上总的没有出现多大偏差。划成分一般先划农民内部，再划地主、富农。首先摸清各户人口、田土、生产资料、房屋、劳动收入等底子，逐户上门调查登记，然后座谈核实。与此同时，结合挤“黑田”，查“分散”，一方面发动群众检举斗争，一方面勒令地主交代自报，底子要摸清，既不漏，也不浮，实事求是。在此基础上，组织大家反复学习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具体规定，联系实际，吃透政策。对照政策条文讨论，为何是地主，为何不是地主；为什么要划，由谁来划，先划谁，如何划。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心中有数，避免各阶层的思想混乱。接着自报公议，评议内部，先贫农、雇农，后中农，逐一评定。对划地主、富农成分者一般都须通过说理斗争，才能划妥，并使其口服心服。说理斗争主要是组织贫、雇农与剥削阶级面对面诉苦算账，算他们的剥削账，翻他们的发家史，面对面和他们比生活差距，比吃的，比穿的，比住的，比劳动。越比越冒火，越诉越伤心，斗争越有力。我们还重点做好一些思想后进、上当受骗人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觉悟过来，反戈一击，当面揭露地主的各种花招。如原九区虹桥乡地主李守忠不承认自己是地主成分，后来通过发动群众揭发了他在夹墙密仓内隐藏的380多担粮食、50尺青布、10捆其他布料的证据后，才口服心服。各地划分成分都是通过三榜定案最后确定的。据县档案馆保存档案记载，全县153个乡划分阶级成分后各阶层的户数、人口所占比例如下：
成 分 户数(户) 占％ 人口(人) 占％
地 主 5504 3 .45 23686 4.4
富 农 3254 2.1 16149 3.0
中 农 62375 39.12 232549 43.1
贫雇农 78647 49.32 229858 42.7
共 他 7359 4.62 36067 6.8
总 计 157139 98．61％ 538309
四、没收、征收、分配胜利果实，整顿阶级队伍，实行民主建政，巩固农村政权。经过划分阶级成分，分清了敌我界限。于是，按照《土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资料和全部浮财，征收无益公产和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将土地、房屋、生产资料等胜利果实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没收、征收、分配方案以村为单位作出，以乡调剂平衡，填坑补缺。在乡农民协会的统一领导下，各村由贫、雇农小组具体负责落实。先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学习有关没收、征收、合理分配的政策规定，分清谁的该没收，谁的该征收，谁应多得，谁应少得，谁在原耕基础上不动。强调对富农的政策是征收不是没收，中农原耕基础不动，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中农利益，中农土地不够平均水平，还应补足其不足部分。并要求各地注意执行民族工商业政策和有关统战政策的各项规定。由贫、雇农小组对没收所有对象的土地、房屋、生产资料等逐户登记注册，其实物、浮财都由贫、雇农小组集中保管，一并列榜公布。再按全村人口、土地、耕牛、农具、房屋的平均数，由上到下，由内到外，评议分配到户。将此初步方案，报经乡贫、雇农委员会和乡农协委员会审定，予以调剂平衡后，公布一榜。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多次修正，再公布第二榜、第三榜，最后定案。在征收、没收过程中，各地普遍发动挖不法地主的底财。当时我们县委的指导思想是：不反对挖底财，但强调有的放矢，反对盲目挖底财。因此，基本避免了在挖底财过程中的打吊现象。
土地、房屋等胜利果实分配结束后，紧接着整顿健全贫协、民兵、妇女及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各种组织中，以增强领导力量。对于那些丧失阶级立场，办事不公道，群众不信任，不宜继续担任乡村行政、团体领导职务的人，都通过民主鉴定，进行调整、更换乃至撤职查办。进一步纯洁了阶级队伍，巩固了乡村民主政权。
至1951年4月底止，全县153个乡已结束土改的有110个乡．占总数的72%，，计人口39万多人。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已土改的止马等100个乡统计，土改前地主占有土地 74374．1亩，人平4．76亩，土改后减少为16491亩，人平1.06亩；富农土改前占有土地31743 .4亩，人平2 .89亩，土改后调整为22151亩，人平2 .02亩；中农土改前有土地183118 .7亩，人平1．1亩，土改后调整为226147亩，人平1．47亩；贫雇农土改前仅有土地51328 .7亩，人平O．338亩，土改后增加至174579.6亩，人平1.15亩；其他成分土改前有土地20300.9亩，人平l .22亩；土改后调整为34759.3亩，人平l .3亩。又据1951年4月全县土改基本完成时统计有49 .94万人分得了土地，人平1.15亩。其中贫农占地175498亩，占33.8％；中农占地226146亩，占46.4％；富农占地22160亩，占 4.52％;地主占地16491亩，占3.37％；国营土地14885亩，占3.02％。从根本上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1952年1月．为了完成边远地区的土改及纠正前段土改中偏严偏松的现象。根据省、地的部署成立了县土改复查委员会，抽调了800名在职干部组成工作队，下到42个未土改的乡进行土改，到135 个乡进行土改复查，历时4个半月，于5月底结束。这次复查主要是查思想发动、查敌情、查田地分得准不准，查阶级划得当不当。调整了地主多分的土地、房屋，进一步满足了贫农的要求。同时也纠正了一批错划地主。据8个乡的统计，纠正错划地主18户。土改复查取得很大成绩。据135个乡统计，共查出漏划地主 320户，斗出果实的1908户，其中计粮食9938担，人民币、银圆、金银折谷2740担，其他实物折谷5928担。水车206部，犁546张，扮桶 418只，其他农具8500件，家具51174件，耕牛622头。没收、征收田7030亩，土1036亩．房屋4476间。
回顾总结平江县进行土地改革的主要经验，我个人认为，加强党的领导是搞好土改工作的根本保证。在土改工作全过程中，全县各级党组织自始至终切实加强了具体领导，牢牢掌握了土改工作的主动权。县委除留几名处理日常工作的干部外，所有领导成员和一般干部都下到基层抓土改工作。各区、乡的党员、干部也都全力以赴到土改第一线，访贫问苦，扎实工作。广大土改干部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他们打赤脚，穿草鞋，泥里去，水里来，住茅屋，吃红薯，出I']一身湿，进门一身灰，吃苦耐劳，保持和发扬了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激发了贫苦农民的阶级感情。原原本本落实了党的政策，基本做到了定性准确，分配合理，农民满意。
放手发动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阶级路线，是打击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贫雇农在旧社会受压迫剥削最深，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最迫切，对土改最拥护，斗争地主也最积极。县委在领导土改运动中，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这就把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充分发动起来了，给地主剥削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如十区恶霸地主张右生逃匿在山里，工作组发现线索后，只发了一个信号，就有3000多个贫雇农民自觉参加搜山，顶着寒风大雨在冷水坑搜 了一天一夜，直到把恶霸抓住才下山。
在土改运动中，注意把土改与促进和发展生产有机结合，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土改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县委在抓土改的同时注意抓生产，做到土改、生产两不误。引导农民在分得土地后，大力发展生产。据1951年冬统计，全县冬种面积达到290890亩，占总耕地面积50％，比1950年增加30％．冬耕面积达到了92％，兴修水利投工892096个，整修塘4065口，堰1758座，圳754条，新建小型水库8座，挖塘326口，建堰105座、圳63条，估计可增加保旱期20天。
平江土改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县委．特别是我个人经验不足，工作中也出现了些偏差。现在看来，有几条教训值得吸取：
一是有些阶级成分的划分不够准确，有偏左或偏右，漏划或错划地主的现象。在土改复查中虽然纠正了一批，但有些因情况复杂，一直没有纠正，以至在后来几十年中这小部分定性不准的错划户，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二是发动群众还不够平衡，在贯彻政策上也有些偏差，少数地方不讲策略，对地主进行刑讯逼供。分配土地中也有些不公平的现象。据摸底调查，三类型村全县有110个，占总村数的15％。对此，后来进行了复查补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