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岳阳市升格为省辖市，恢复岳阳县建制，并将县城从市区迁往一个人口不满五千、工业产值不足300万的小镇——荣家湾。搬县城仅给县里420名干部、20万元开办费。岳阳县人相互传递怨气，  “岳阳人民头上三根绢．中洲铁山建县城”的顺口溜也不胫而走……

春风难渡

仅凭20万元建县城，其间所经历的困难也许是未曾身历其境的人无法想象的。当我随着这股唉声叹气的人流，坐着一辆破吉普车来到荣家湾时，大家都围着我这个代县长，提出了数以百计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在镇里唯一的东方路(街)上，看着晚回市早归县的数百干部职工，瞧瞧身边用文革时的黄色帆布包背着公章(无办公场地)的文秘人员，心头一阵酸楚。在机关院子里，井太小，饮水供不上。在用破楠竹加油毡搭盖起来的食堂里，只听到筷子敲打桌面和饭碗的声音，中间不时有人夹上一段弹词绝唱：“光灰城，夜不明，无水喝，尽单身。”还真有点象街头卖艺的说书人在集体排练!一到刮风下雨，满街的泥水、泥浆，溅到行人的裤腿上，无论干部、农民，都是一副卷袖、挽腿的“农大哥”相；有时在街上走着，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泥潭．如果在院内翻越小丘，脚就象踩上了西瓜皮，扑嗵跌下去还不容易爬起来。夜幕降临，还添上一层神秘色彩：一个县城，没有霓虹灯，没有汽车喇叭声，也没有喧闹的人群和谈笑声，停电习以为常，只有黑暗中的乌鸦声，更显出几分凄厉，躁动着本来心绪不宁的留守人员。他们在蜡烛、煤油灯的昏暗光照下，无法看报，连扑克也玩不成……更有甚者，深夜接待室还坐着三万多中洲灾民的上访代表，他们绝大多数是文明的，只坐着抽烟、叹气，什么话都不说。可有些人就不那么斯文了，他们清早敲开领导的门，一窝蜂拥了进来，你吃什么他吃什么，你上厕所他都跟上，唯恐你借故溜掉。倒也难怪，咯大一个中洲垸，汪洋一片，他们能长期在堤上喂蚊子吗?况且喝水、吃饭、看病、孩子上学都只能靠政府，他们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马上堵上缺口排干垸内渍水，大家就回家，自己重建，自己救自己!．这个最低要求一时也难以满足，不仅排渍设备有限，而且费用也无着落。到1983年底，县财政的总收人才691万元。找银行借吗?当时只有工商银行刚宣布成立，家底才500万；向上伸手吗?市里也自顾不暇，市委书记李朗秋、市长储波、副书记刘钢夫同志先后来县视察，十分同情县里的处境，但他们手长衫袖短，新建的市直机关也是靠平调原县直机关的一点不动产而起家的；再往省里跑吧，省长已上门视察过一次，半小时看完就走，音讯全无；水利部门呢，灾年要钱的地方多，力不从心。一次中洲撇洪因资金受阻，工程几乎停顿，好容易请来一位水利厅副厅长，现场拍板仅给了九万元钱，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处在这样一个体制变动的时期，问题堆积，真是斩不断，理还乱。摸着石头过河，不知岳阳的河有多深，不知岳阳的人有多难!一位在外地工作的老领导，出差路过荣家湾，望着县城仅有的一栋百货大楼，窗户上飘着塑料残片，货架上空空荡荡，门前屋后来者稀稀，他满怀深情地说：“真有点风雨飘摇，夕阳西下之感，来年你们日子怎么过啊?”是的，大年三十，李九洲、司马毅、许国祥等老领导和我家都正式在新县城过年了。我爱人忙着在家搞卫生，揉搓了一阵衣被，要找个漂洗的地方，经人指点，在一个几里路外的山中找到一口小塘，清洗回家，一看白裤衣竞变成了黄色。抽起的地下水烧开泡了茶，杯子竟变成了荷花色。晚上没有忘记乡下辞年的老习惯，两个人想去几个老同志家串串门，可离家不到200米，伸手不见五指，呼呼的北风卷起黄土、飞沙扑面而来，我转头打了个寒颤，不敢再往前走了……夜，是这样的漫长，一点春意也没有，我不禁愁绪满怀：自来水厂、11万伏变电站、医院、学校、进出县城的唯一通道和四等小火车站的改造等等都是县城搬迁的重中之重……鞭炮声令我如梦初醒，等不到初一，我得借辞年的机会找我们的莫凤雏书记商量去。

苦中求乐

1984 年春，时任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同志在市委、政府主要领导的陪同下亲临新县城视察，他走访了五“家”班子，和熟悉的老同志谈心，听取意见，在临时搭建的食堂内，他满怀深情地说：“目前是艰苦一点，但比建国初期好多了，我们还是要靠艰苦奋斗渡难关哪!”我们也似乎意识到了世事的艰难，这一年在市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莫凤雏同志的带领下，按照要安心先安身的指导思想，咬紧牙关，常务副县长司马毅同志坐镇中洲抢修撇洪渠，政协副主席王发祥同志领队建铁山南干渠……县级班子成员和县区各局领导都实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办法，苦干了一年，安家总算有了点眉目。可到11月底奠凤雏同志奉调回市，令我接任县委书记，真感身负千斤，不寒而栗。但我是土包子，生于斯、长于斯，岳阳县70多万人的乳汁、血汗养育了我，我也只能背水一战了。

1985 年2月的全县国家干部大会是我们发动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带头迎接新挑战的大会。我们打破“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陈腐观念，树立“无功便是过”的新观念，向干部队伍中的“大锅饭”、“铁交椅”宣战，全面推广以晏世和为首的黄秀乡党委实行干部“择优招聘，职责到人，联效计酬”岗位责任制的经验。黄秀乡干部由17人精减到11人，奋战一年各项经济指标增幅居全县第一。会后为实地考察黄秀的经验，我们又组织全县乡(镇)党政一把手现场会分村蹲点检查。“羊群效应”一下就把大家的思想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了，但对如何引导农民奔上致富之路，由于认识、实践和条件的差异，一些非正常现象冒头了：有的唱“八五年，五八年”，有的说承包是“上台签字，签字下台”。特别是一些人急功近利、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思想露头，农村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矛盾：毛田刘姓与湖北通城县李姓争坟山；黄沙大明的数十亩森林在与邻县的山界纠纷中被毁；黄沙街往返铁路普客列车上经商的农民与铁路职工争利，一农民被杀，导致车站被围困，京广铁路中断三个多小时；公田乡与兰田乡争夺新墙河造田地段大规模群众械斗事件，而且一动就是几千人，梭标、鸟铳对峙打斗三五天不散…… 县里领导冒着生命危险疲于奔命，到处“救火”。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为民创业必须脚踏实地，不能损人利己”。于是我们一方面抓住公田区的兰田与公田争地纠纷案，搞以案释法，对各级领导层进行“依法行政”教育，严惩了躲在幕后挑起农民械斗的不法分子；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调整竞赛中的起跑线，明确宣布“岳阳和其他发达县比，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只能承认落后，面对落后，挑战落后，不图一锹成井，但求发展速度最快”。在自力更生、苦干起家的鞭策下，无钱就紧缩开支，无车坐就安步当车，我和大家一样靠骑单车或步行，走遍全县山山水水，查清了资源优势，总结了一批创业先进典型。特别是铁山库区的黄岸乡双江村村支书、村长为架通村里的高压线，上跑省市县求援，下到田间、地头找群众筹钱，有时急得疯疯癫癫，有时喜得眼泪直流。人们说电通了万老倌疯了，是急病了?还是喜疯了?人们不得而知。最后大家送他们一幅对联：哭哭笑笑，山重水复，处处皆是改革路；疯疯癫癫，柳暗花明，时时都有创业歌。由这个典型进而了解到整个黄岸乡，好田好地沉入了铁山底，光头沙山都变成了孤佬地(孤岛)，但他们靠堵堤拦汊，修路上山，依山植树，傍水养鱼，靠一乡人的拼搏，唱出了自力更生的志气歌，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大力宣传推介这种创业精神后，在县城建设中，没有汽车，就允许骡子板车进城；没有大商场，我们允许存在一夜搭起的鸡笼屋。有人说荣家湾是“骡子板车泥巴路，鸡笼屋崽乱凑数”，我说“好得很，骡子板车能运输，屎尿污染挂袋走，荣家湾就是要创造一个由鸡笼屋到高楼大厦，由屎臊尿臭的泥巴街到一座现代化城市的新形象，这个梦是要在我们手中实现的”。机关干部，有时工资发不出，更没有那工资外可观的补贴，我们就以县工会为样板，在机关大搞养猪种菜，号召干部平时下班种地不回家，星期六带着自己种的菜和猪肉回市里去。这一招，在市场物资供应紧缺的年代，居然也逗乐了城里人，大家对荣家湾开始另眼相看了。最让省、市城里人羡慕荣家湾的，莫过于岳阳县一中，当时它是县城建设中的一张王牌，因其高考录取率连年达 80％以上，许多在岳阳、长沙，甚至北京、上海等外地工作的人员都将上高中的子女送来就读。我们把自己尚存的优势，近百万亩水面，约20万亩湖洲滩地及新墙河流域等大量泥、沙、石资源，大规模组织开发，全县乡镇围绕岳阳市的建设，大办砖、瓦、灰、砂、石料厂……很快荣家湾的人气旺了，行业和致富户赚的钱也多了，建设的水平和速度也随之提高。1985年副县长卢长根同志到省农房公司借来了第一笔贷款，几个月新建了一条近千米长的现在仍属县城物流中心的新街，五千至一万元一套的上下结构商品房，半月内就被本县和外地农民抢购一空。开业前我们请书法家写出“农民街”三个贴金大字，不料下午作完，晚上就被敲掉。经调查是购房户不满这个名称，他们说“我们祖祖辈辈当农民，为什么进了县城还是农民”?!说得好，我们马上换成了“致富街”，开业时大家喜笑颜开，锣鼓喧天，荣家湾人第一次扬眉吐气!时任政府办主任的周晴山同志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后，《人民日报》竞头版头条报道并加了编者按。这个意料不到的收获，极大地鼓舞了创业者，也提高了荣家湾这个新县城的知名度，在困难中拼搏的70多万千群第一次尝到了艰苦创业的甜头，一些不安心来县城工作的人，被创业大潮所裹挟，思想得到了升华，写了一幅很贴切的对联：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留市好，调县好，干好便好。

路在脚下

鲁迅曾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当今立志改革创业的人也有一句至理名言：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岳阳县人解开“三根绳”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干群，踏平坎坷成大道的过程，人们用辛勤的汗水浇开了创业之花。

干部年轻。老中青相配合，新老不断更替，是改革、创业队伍永葆青春的重要法则。在热爱荣家湾、建设荣家湾的精神鼓舞下，我们在不断的揭短报忧，创业竞赛中选拔人才，促使一批批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由于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层层将指标量化、分解、承包到人，职务不分高低，年龄无分老少，都在县委精挑的一批红脸包公的严格考查、考核下见高低，一批太平官因此被相继淘汰。再加上市委为照顾年龄偏大或家庭实际困难较多的100余名老同志，将他们先后调回市直机关工作，这给岳阳县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带来了机遇。我们从机关、学校选拔了张文雄、刘大放等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把毛叙保、卢良才、黄国芳、晏世和、彭友池、胡益祥、周大明、尹家辉等年富力强的后备干部调到重要领导岗位上；为改变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又大胆从省内外引进了何报翔、程谦逊等一批高学历年轻干部，经短时间实践考察便迅速安排到关键岗位上；同时不拘一格从文化基础较高群众反映好的基层干部中挑选了一批象李友鹏、陈坚、傅雷鸣等优秀人才到乡镇任职，乡镇干部中又挑选出一批工作成效显著者破格提升，使30岁以下的乡(镇)党政一把手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从根本上扭转了干部队伍中论资排辈，妒贤嫉能的恶习，形成了勤奋务实，建功立业的良好氛围。但实践证明，一支好的队伍除好学上进、务实苦干还不够，特别是因为一大批年轻人涌人领导班子，他们既有生气、有胆识、敢作敢为，但也有的“嘴上无毛，作事不牢”，尤其是在处理突发性群体纠纷时，缺乏细致周到的调查研究或方法简单，一旦矛盾被激化，他们有时又束手元策。还有些人只行得顺风船，顺利时洋洋自得，遇逆境垂头丧气。对此我们广泛开展了“以案释法”教育，层层抓住土地纠纷、民间斗殴、违犯计划生育等案例，对照法律和条例、纪律进行解剖，讨论时引导大家各抒己见，争论后由法律专家或纪委的领导作出恰当的结论。对涉及明知故犯和弄虚作假的干部，则在严厉的教育批评后视其醒悟程度而酌情处理。记得有位党委书记被人揭发有弄虚作假、谎报业绩行为，我们硬是责令他带着一班人向县委、政府退回奖品，本人三年内不考虑提拔晋级。在日常工作中除检查督促外，还鼓励大家揭短报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这批小青年迅速成长、成熟起来，内心无比欣慰，也对岳阳县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思路对头。思路决定出路。干部积极性调动起来后，如何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力?当时确实存在一个观念转变问题。农村工作重心要由完成粮棉油生产计划转向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并引导农户由吃饭靠种田、养猪赚点油盐钱，转到市场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一切为了多赚钱上来；县域经济要由无农而不稳转到无工商难致富，由纯国营经济转变到抓多种经济而且重点靠外引内联，培育带头致富大户上来；工作方法既要强调苦干，又要十分重视巧干，靠借外力，借别人的脑袋发财。老同志一般都特别能吃苦，在李九洲同志带领下，第一届县人大班子13人中50岁以上的有11人，平均每人每年下基层120多天，每年都要就乡镇企业的喜与忧、农民负担、干部素质等重大问题向县委提出有份量的建议，并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实施得力的监督。县委、政府、人大、政协、人武部“五套班子”都九牛爬坡、个个出力，除自身分管工作外，每人都承包一项经济工作。时任经委主任的晏淑人同志带头先后承包自来水厂、11万伏变电站、荣新公路等三大建设工程，没日没夜地干，老伴和儿子在乡下患病也无暇顾及，而在凌晨三、四点却听到他“水来了，水来了，各家各户快试水”的喊声。第二天某处又炸管了，还是他带着人在抢修。没钱了工程上不去，只好往上跑，甚至大年三十他还在省城求援。当时荣家湾盛传“抓钱佬”、“水老倌”、“路队长”等呢称，充满着荣家湾人对这批苦干实干者的爱和颂。当《湖南日报》第一次以头版头条报道岳阳县领导班子安步当车深入基层抓落实后，我们立即展开了“跑上与跑下，下乡与进城，坐车与走路，自力与外援”的大讨论，而且决定把主力调到外引内联上，加强了常务副县长司马毅同志引进三线企业的力量。副县长卢长根同志主抓的万吨纸厂建设、人大副主任卢良才同志分管的万锭纱厂的筹建，从资金、立项到技术难关一个个都在省、市领导的关怀和一大批在外工作乡友们的鼎力相助下获得解决。我们的万吨纸厂污染处理就是由省直一位时任炊事班长的老乡联系解决的。与此同时，县直和区乡(镇)先后引进了矽砂加工、轮窑参内燃陪烧、钢木特制家具、橡胶密封环件加工、糖果加工生产线、竹制拼花地板加工、筛片热处理新技术等一批新上项目。随着县城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投资硬环境得到改善，一些三线大企业也开始来县谈判落户。农村商品生产也在迅速发展，广兴、新墙的大白菜、大蒜占领了长沙半边市场，中洲大湖的高产养殖、西塘等地的庭院水果、饶村的竹制品加工、大明乡的大户养猪、铁山库区的鱼苗繁殖以及以新开五垸龙湾为龙头的乡镇砖瓦生产全面铺开，还出现了以十二公里为代表的一批沿铁路、公路运输线形成的新兴工贸集镇。全县的经济建设开始呈现出良性互动的良好局面。

样板过硬。岳阳县的经济建设虽然暂时跟上了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潮，但我们意识到，这是在低水平基础上的起步，毕竟是麻布袋上绣花——底子太差，要持续快速地跻入县(市)的先进行列，必须从领导自身作起。首先我们要求所有领导成员在“热爱荣家湾建设荣家湾”的实践中以身示范，扎根群众之中，创业奉献与好同志比，待遇享受与农民比。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强调效率、效益的同时，商品观念也迅速渗入党内，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在干部的升迁奖罚、家属子女的农转非和招工、录干上强调与业绩挂钩、公开透明，并号召农村党支部书记以上所有党员干部在“爱群众作表率，爱单位作主人”中，从自身人手，一律做到十不准(贪污、挪用，循情枉法、大吃大喝、参与封建宗族活动等)，也相继处分了一些违法违纪者，但不少人仍是瘫子赶麻雀——坐着喊。在一筹莫展之时，我只能自加压力，和爱人商量，能否层层提出一个“向我看齐”的口号来?两人都认为风险很大，弄不好一点小错、一个误传、误解都可能使苦心成为笑柄，创业也会前功尽弃，且家庭里人人都有压力。但一时又拿不出别的高招，翻来覆去，坐卧不安，直至全家人统一认识后，在党政两套班子，特别是在罗典苏、程谦逊、曾敬山、司马毅、唐岳军、潘长根等同志的坚决支持下，我决定“孤注一掷”。在几千名国家干部大会上，我说:“我总觉得每天有千百件事情在等着我，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我，要端正党风，爱民敬业，必须来一个层层向我看齐。领导作表率比什么都重要，全县各级班子向县委看齐，县委一班人向我看齐。一级带一级，一级向一级负责。”我的苦心，得到了战友们的理解、支持，“向我看齐”促使人人自查、个个自律，一段时间竟成了一种志气，一股向不正之风和落后习气开战的勇气。全县上下同心协力，争先创优，经济建设日见红火。一锄一箢，用鲜血和汗水开通的长50余公里，能过流25立方米／秒的铁山南总干渠，1987年大旱通水时，成千上万人拥向渠道，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在沿途山谷中回荡，建设者们捧着涌来的铁山清泉，泪似泉涌。与此同时，中洲垸经过连年加修，堤防相对坚固，垸内5万余亩耕地，万亩水面都连获丰收，移民纷纷从库区老家回迁，生活日见上升。正当岳阳县建设如火如荼时，“六·四”事件发生了，岳阳县没有转移经济建设这个目标，尽管当时的社会风潮不无影响，但我们坚持图变思和，用爱心凝结人心，坚决克服窝里斗。我在一次国家干部会上曾讲到： “文革十年斗争，十年动乱，至今影响难消。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温暖，必须从和字人手，提倡爱心并相互交换心理位置，设身处地，唤回爱的灵魂，在友谊和谅解中团结奋斗。”正是这种爱心，填平了彼此间的某些鸿沟，理解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15、116次列车因学生串连而阻滞荣家湾时，有上千人次自动上车为旅客服务，保证了车上水、电、煤、食品的正常供应，连通讯邮件服务都上了车，40多个小时没发生一起偷扒、哄闹和抬价行为。不少旅客，特别是一些外国朋友，看见小学生的提壶上车送茶，老太太们送去鸡蛋、水果，都感动得热泪盈眶，许多旅客把小朋友抱起来，高高地举过头顶，与荣家湾人合影留念。事后一封来自中国有色总公司的感谢信道出了旅客们的心声：“这样周到的服务，多年来我们首次见到，有这样好的人民，中国定有希望。你们的优秀品德、我们将永不忘记并会传达给北京的人民……”是的，荣家湾的六年巨变，是爱心谱写的、汗水浇灌的创业之歌。1989年与1983年比．岳阳县粮食总产登了两个台阶，达到4．5亿公斤，工业总产值由6900万元上升到3．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由691万元增加到2500万元，县城人口发展到4万余人，城市总建筑面积由不足30万平方米扩展到80余万平方米，街道总长由数百米增加到12．8公里，供电量由2000千瓦增加到近2万千瓦。1989年10月初，市委、市政府召开县区场书记流动现场会，考察了西塘果场，熊市、潼溪、兰田造田，铁山北干灌溉工程，黄岸花果山，黄沙名茶基地，中洲渔场、县纸厂、荣家湾中心农贸市场、致富街等14个现场。对此市委书记储波同志概括为：  “科学规划，艰苦实践，从零起步，六年巨变。”老书记李朗秋同志肯定岳阳县两个精神(科学规划、艰苦创业)难能可贵。邻县的书记们称“岳阳县三根绳已经变成了三个聚宝盆”。市里一些年事较高的领导兴致勃勃地跟着起早摸黑，不辞劳苦到处看，劝他们休息，他们却风趣地说：  “我们也要学荣家湾的精神——高唱志气歌。”

爱是人类的美德，爱是世界的通行证，我们爱地球、爱全人类，更爱自己的祖国、家乡，爱亲人、爱战友，爱一切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人们。廿年过去了，我常从内心回顾那段艰难的创业岁月，怀念岳阳县的父老乡亲们，对和我一同挥洒汗水立志创业的战友们，从内心充满敬佩、感激之情，我无法向他们一一表白，仅能永远祝他们：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