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南下的很多同志都是从太原战役前线调遣下来的。1948年秋，太原战役开始，阎锡山有 20多万军队盘踞太原，从风格梁至牛驼寨一带到处是炮台地堡，都被我军一个个攻下，最后解放太原是在1949年4月。当时环境非常艰苦，白天有敌机轰炸，夜晚敌人用炮弹射击。同志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吃住在野外的小土窑洞里，把生命置之度外，没有一个叫苦怕死。1948年冬，华北局指示晋中区党委调大批地方干部组建成南下的地、县委和政府领导班子。老解放区的地、县委干部原则上是走一半留一半。对南下干部的身体、年龄、工作能力和思想作风等条件都有明确要求我当时正在太原前线参战，和同志们一样接到支前司令部的命令后，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去一地委报到参加南下。
    1949年3月下旬，一地委干部集中到地委所在地盂县，4月初集中到石家庄整训。五台县委和政府南下干部的配备经地委批准：由县委书记李同刚，县长罗西芳、组织部长郑先存保、宣传部长李满全、公安局长韩二玉、武装部长郭三田(军分区调配)和县委秘书白士光等同志组成下设六个区的班子，包括勤务通讯人员共 100多人，于4月初在一地委领导下到达石家庄集中进行整训学习。内容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目前战争的形式和任务，进入新解放区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对敌伪军、政人员的政策等等。石家庄市市长柯庆施同志做了报告，介绍了接管工怍的经验，强调了进入新解放区要注意当地民情习惯和应遵守的组织纪律。我们全中队人员经过学习整训，振奋了精神，增强了斗志，坚定了南征的决心。出发前，晋中区党委还给大队、中队的干部发了统一制作的军衣、被服等物品，使我们的队伍武装一新。当时由于沿京广线火车不通，在河南被人民解放军围困的国民党军队还占据着碉堡群，使南下工作团行军路线沿途受阻。我们在晋中区党委的关心下，5月初出发，雇用大车绕道东南方走出河北境内，向河南、山东交界处直插开封市。在开封休整几天后，上级命令我们开至巩县整训待令。在巩县，南下队伍进行了大的调整合编，其中一地委五台中队和盂县中队合编为一个中队，为进湖南工作从组织上、思想上做好了充分准备。调整后的班子是：县委书记赵冰岩、县长罗西芳、组织部长王三金、宣传部长李满全、公安局长范福海、武装部长郭三田、县委秘书白士光、政府秘书郝耀龙等同志，下设五个班，共100多人。在巩县的半个多月的学习整编中，我们还抽出时间帮助群众收麦子，密切了军民关系，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合编后，两县的干部团结得很好，县委的领导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6月初从巩县车站出发，到郑州将中队中所有的女同志和病号交给大队留守处后，又从郑州经徐州、浦口．于6月15日到达南京。在南京我们参观了中山陵园，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大家怀着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更激发了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共反人民的仇恨。从南京我们乘船到武汉，因为武汉、南京刚解放，尽管蒋介石的飞机对沿长江一带轮番轰炸，我们晋中区5000多名干部和学生仍乘江汉号客轮，溯江而上。船家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晴天靠岸，夜间开船，白天有雾也航行，因此没有遭到敌机轰炸，6月28日顺利到达武汉。在武汉经过湖南地下党对湖南岳阳情况的介绍，省委决定撤销岳阳市委干部的配备，留一个城关区20余人，区委书记由县委委员王忻担任。在武汉整编后，随军分路进入湖南。当我们乘火车至咸宁时，得悉前边的桥梁铁路被国民党破坏，遂决定队伍步行入湘。由于人生地不熟，情况复杂，长沙、岳阳还没解放，上级指示我们所有干部既是工作员又是战斗员，并加强了通讯武装的领导。由成宁进入临湘，每人发了斤把饼干，晚上露天宿营，7月24日晚在云溪车站露宿一夜．25日一早搭小木船开赴岳阳城。

李满全1949年在南下途中

先于我们五天进入岳阳城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46军159师475团。他们进城后，使岳阳人民从此摆脱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得到解放。随军政治工作团岳阳中队、长沙地委直属队和湘阴中队，7月25日晚8点多钟也从北门靠岸，下船后两路纵队进城。我们进城后看到城市秩序已恢复正常，解放军实行军管后，纠察队在大街小巷巡逻，街上散步的市民很多，站在两旁欢迎我们。我们中队开进国民党的县政府，城关区干部直接开进羊叉街城关区。地委、行署的干部大部分进驻旧专员公署(现3517工厂所在地)，武光等领导同志住翰林街。我们进驻了国民党的县政府，后边有一栋二层木板楼房，前边有个盖单瓦的小礼堂，东西两侧是小平房，房内除为数很少的白木小床，文件柜外，都是空洞洞的，破烂不堪。环境极为杂乱。县委意识到新的工作开始了。队伍在大门前广场原地休息，秘书和司务长去看房子。县委临时决定把好房子让给兄弟中队住，我中队各班大部分在小礼堂就地住下，待湘阴中队的同志走后才搬进住房。背包放下后，县委在赵冰岩同志的主持下马上召开会议，听取了白天进城的侦察人员的情况汇报：一是我军军管后市面秩序基本正常；二是国民党保安队驻扎在洞庭马路一带没有行动；三是旧政府等待新政府到达后交接。县委决定第二天的工作任务：一是接管许新猷为代表的县政府；二是派一些同志上街作调查，武装干部全力抓支前的准备工作；三是其余同志打扫卫生。会后县委主要领导主动到475团团部找乔团长、王政委联系，着重谈敌情和许新猷对我态度等，得知许的态度正常，待令移交新政府看来是有诚意的。
    7月26日，中共岳阳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请许新猷来政府前楼谈话，白开水招待，我方参加的有政委赵冰岩、县长罗西芳和公安局长范福海、组织部长王三金、武装部长郭三田、秘书白士光，我也在座。见面介绍后，许向我们一再表明他的自卫大队(保安队)已经放下武器，交解放军处置整编，至于公文档案交接时间、县府旧职员的处理一切听从新政府安排。赵政委、罗县长对许及其人员起义表示欢迎，指出许对岳阳的解放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是明智的，并征求许的意见，如愿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做事，我们表示欢迎，其他政府人员的去留也同样对待。县人民政府声明一切私有财产除武器弹药外，都不予没收。至于公文档案等待人员接收。我们再三追问旧政府人员的枪支，许表明已交解放军，但也不肯定全部都交了，他负责追查。他感谢人民政府赵政委对他的信任，愿意在新政府领导下服务。当时县政府除了一些简易的办公用具外，没有什么东西。旧人员也没有住在县政府机关，是一个空空的破烂摊子。我们与许新猷相处期间，他确实向南下干部学习了不少好的思想和作风，人民政府对他一视同仁，后经地委批准，调他去长沙学习，回来后先后担任县、地区供销社科长。其他人员很少留用，都自愿回家。岳阳解放比较顺利，没有用武力解决，与许新猷所起的作用有直接的关系。其原因一是当时我军战场上节节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全中国(除台湾省外)已成定局；二是我军优待战俘的政策深入人心；三是我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给他宣传了解放军的政策和战争形势；四是许本人在青年时受到湖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思想比较进步，许担任岳阳县长兼伪保安自卫队司令时，国民党已经在走下坡路，国民党把许抬出来作为替罪羊，所以他对共产党给他的出路总是念念不忘。他教育他的子女亲友也跟共产党走，解放后许家的表现一直是很好的。许新猷与世长辞了，但岳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岳阳人民的解放尽了他应尽的责任，作了他应做的贡献。
    交接工作基本就绪后，7月底在岳阳楼左侧厂场召开丁全城万人军民大会，庆祝岳阳解放。在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口号声中，宣布岳阳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党政军领导讲话后，各界人士讲话，赞扬了人民子弟兵和干部进城后的纪律，严厉控诉了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打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各界代表一致表示支持人民政府的工作。
    人民政府建立后，8月初，县委根据长沙地委指示，很快建立区政府，确定了深入发动群众，努力开辟新区工作的方针。具体部署：一是依靠地下党的同志和地下党有工作关系的同志了解情况，干部尽快下到乡镇，废除国民党的乡公所，建立区人民政府，暂时利用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开展工作；二是发动群众借征粮食支援前线；三是招收培训干部，充实干部队伍；四是广泛开展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传统教育。
    首先是建立区政府。8月上旬，干部下到区。根据当时的干部情况，除城关区外，只设四个区，一区设新开塘，区委书记郝湘基，区长栗书清；二区设新墙镇，区委书记赵建德，区长禄书田；三区设公田，区委书记毛天顺，区长王运听；四区设广兴洲，区委书记韩本全，区长罗宗文。每个区配干部十五、六人。县委分工，赵冰岩、陈建基、郭三田、白士光等同志留家，其余都下到各区帮助区委开展工作。罗西芳同志到四区，王三金同志到一区，我到二、三区。南下同志第一次下到乡里，人生地不熟，当时生活很困难，1949年湖南遭了大水灾，连吃饭也成问题，群众还有顾虑，不敢与我们接近。但由于依靠了地下党和地下党有联系的同志，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如我们下到三区，工作就是依靠一支人民地方武装打开局面的。这支武装是在．1948年进入湖北通城的人民解放军某部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有 80来人，总队长是杨贞泮。先下去的区武装部长宋德胜同志已和这支队伍接上了关系。这支队伍活动在公田、毛田、月田和渭洞一带，大部分同志是本地人，对各方面的情况都较了解，后来改编成地方武装时，这支队伍是三区区中队的基础。
    区人民政府建立后，新区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尽管在有的地方敌人破坏，但都被我军及时镇压。如有一次，我们在朱公桥召开开明绅士会，曾被我人民解放军打散的李高峰的一个连，从平江窜到渭洞，一时谣言四起。说有1000多人将袭击我区公所等等。当时驻岳阳的部队是铁道兵团的一个加强连，区委同意我和部队高教导员分析的情况，判断敌人不会多，可能是平江打散的小股土匪。我们先派出了侦察员，快要天黑时，我们部队从公田向饶村、渭洞主动进发，晚上把部队埋伏好，在第二天上午打响战斗。交战不到1小时，土匪被我军全部消灭，俘虏7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60支，战马2匹。俘虏押到区里，按照我军的一贯政策，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大米)，不愿意回家而要求参加我军的，也予以接收，由解放军带走，两匹战马交县政府使用。
    第二是发动群众征借粮食，做好支前工作。岳阳地处战略要地，是水陆交通枢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西南，岳阳人民承担的后勤支前任务是极其繁重的。除原驻军475团、铁道兵团护桥部队，解放军十四医院等16个单位7000余人外，过境部队达30000余人。要按期完成转送和供应任务，就需要有大批粮草和运输工具。因此，首先要有严密的组织和得力的办事人员。县委决定加强支前指挥部的工作，又组建了后勤部，过往部队运输包括支前粮草由支前指挥部完成；一切单位和驻军供应、住房和物资均由后勤部负责完成，包括城陵矶港共组建了16个船队靠岸待令。船队组建成班、排队，每班10一15只小划子，随要随到，按时完成了运送益阳、常德、长沙、荆州等地30000余人和1100余头骡马的任务，受到了上级和有关单位的表扬。
    为了进一步做好征借粮食的工作，县委于10月24日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会议，根据借征试点和一区袁家大屋的典型调查的推算，布置征购粮食的任务。在大灾年又是刚解放不久，全县完成5000万斤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对于这样艰巨的任务，靠一支征粮队伍显然是难以按时完成的。针对这种情况，县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反复强调了干部是决定的因素。除了骨干外，全县组织发动了近400名小学教员和建设学院来的100多名学生和县区干部共800多人深入区、乡做工作。按照合理负担的政策，任务逐级分配到基层，发动群众选出代表，召开区代表会议，民主评议，把任务分到保甲，根据摸底情况，召开群众大会，发动自报公议，对开明的老财给予表扬，张榜公布，有的地主少报的给予了恰当的批评。这样全县很快出现交粮高潮，大批粮食人挑、车推送到沿线铁路车站。从10月下旬开始，不到一个月，全县完成了4300多万斤粮食，基本完成了任务。干部群众，包括一些开明地主老财也反映任务完成得很好，都觉得光彩。
    回顾当时的征借粮食和支前工作任务之所以完成得较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使干部养成了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的自觉性，并非常明确我们的目的是打倒蒋介石，歼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包括当时刚组织起来的船工、民工都很明确为什么要支前。1949年洞庭湖区的灾情严重，水位很高，但任务一下来就是六、七级风浪也要开船，小船不能开，就开风帆船。那时国民党的县政府移交给人民政府8条风帆船，就承担了这一光荣任务。特别是湖面上有六级左右的风浪，要开风帆船，必须要有实际经验的老船工上船指挥。船队不仅做好了支前工作，还承担了洞庭湖区的剿匪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中，这些船队从没有出过事故。
    在全县范围内，为了继续扫清障碍，提前搞土地改革，完成秋征任务后，我们还积极地进行减租减息的宣传工作，重点是按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对大户地主进行一些说理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基本群众敢出来说话，农村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彻底废除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了人民的乡村政权。人民政府的威信在群众中开始树立起来了，社会秩序基本安定了。
    第三是举办训练班，培养地方干部。当时，县委分工由我负责举办了秋冬两批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每期几十人，时间1个月。第一期在岳阳楼，第二期在湖滨中学。结业后大多数分配到各区，少数留在县级机关。学习的内容有形势、任务和土改法、《为人民服务》等，着重解决参加革命的动机问题，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大家懂得，人民政府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得当官作老爷，党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讲价钱。经过培训，两批干部情绪高，工作积极。记得有一个同志参加工作后，他爱人给他写信说，千想万想，想你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当人民政府的干部，万万没想到你当了勤务员，天天吃糙米饭，喝冬瓜汤。这个干部认为他爱人的思想不对，把信交给了县委。这些干部的组织纪律性很强，不少人成了骨干力量。这样，区里的干部也多了。经地委批准，于1950年1月，调整为六个农村区，增设筻口、荣家湾区。到6月又调整为九个区。1951年7月划为十六个区。一区新开塘，二区城陵矶，三区长安桥，四区筻口，五区新墙，六区荣家湾，七区黄沙街，八区段塘傅，九区公田，十区毛田，十一区步仙桥，十二区渭洞，十三区黄岸市，十四区广兴洲，十五区殷家铺，十六区杨林所。县委对各区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作了新的调整配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县委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是广泛开展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教育。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是供给制，每人每月25斤粮食，15元菜金，在北方根据地工作，本地干部穿自己家里的衣服，外地干部每年过冬发给不到两丈土布、一斤半棉花，但干部的情绪始终是旺盛的。上级给我们南下同志发了衣服，大家高兴极了。回想我们的干部、党员不管在任何困难下对共产主义的事业充满了信心，我们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除了党和民族的利益，没有任何权利谋私利，就是有个别参加工作不久的同志在一些小问题上好占一些便宜，也常常受到党组织的批评和帮助。我们经过磨炼，我们的干部很自觉，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南下岳阳后，县委始终注意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干部中经常进行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教育．使解放后招收的新干部同样做到勤俭朴素，不多花公家一分钱，以艰苦朴素为荣，铺张浪费可耻，直至 1952年“三反”运动中，科长以上干部没有一个有经济问题过不了关的。尽管这样，县委并不以此满足，赵冰岩同志经常讲我们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对干部时刻不能放松防腐蚀的教育，天津刘青山、张子善被枪决的教训，我们应当认真记取。
    人民政府的财经制度也很严格，一切事情都按制度办事，没有任何人有违反财经纪律的权力，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勤务人员一律按供给标准办事。我们在石家庄学习，区党委领导给同志们讲，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进入新区人民暂时还不了解我们，会碰到许多想不到的困难，又要警惕进城后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要看谁影响谁，谁改造谁。在以后的实际生活环境中我们体会到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变化的，我们的干部进城以后觉得环境变了，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但无论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传统不能丢。
    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保卫胜利果实，发展革命形势，我们在建立区乡政权以后，根据岳阳的实际，突出抓了清匪反霸工作。解放后，特别是红色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表现得很激烈，这是客观存在的。岳阳的社会情况复杂，国民党、三青团、军统特务、反动会道门和洞庭湖区的土匪，尽管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只要他们不再与人民为敌，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自首，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但总有少数反动本质不变的顽固分子，他们一有机会就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杀害我干部和基层积极分子。1949年冬，县人民政府收缴国民党的弹药库被爆炸。1950年4月3日一早，县委副书记李六平同志路经一区去二区参加县委碰头会，她从一区走后不久，一区政府就遭土匪袭击。1953年城陵矶一条街被敌特放火烧掉。这些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的不断发生，证明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妄图作垂死的挣扎。特别是1950年4月3日胡坤、胡春台等土匪的卷土重来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土匪头子胡坤、胡春台原是国民党县自卫大队的两名营长，他们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放下武器，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性难改。他们纠集部下20多人，与内奸分子刘湘涛相勾结，内应外合，先袭击一区区中队，又袭击我一区政府，造成了“四三”惨案，使我一区干部受到了重大伤亡，区委副书记孙锁成、县公安局侦缉股长王良玉、区委宣传委员侯国珍、独立团排长王应德、县大队组织干事马宗廷、区中队分队长李子清、炮兵连班长彭光朝、区公安员康镜秋、县公安局侦缉员陈海泉、新干部谭子桂等十名干部惨遭杀害。4月4 日，县委得知报告后，派独立一团，县大队和铁道兵部队分路合击，胡匪闻风而逃，经过几天围剿，土匪基本消灭。县委派组织部长王三金、公安局副局长陈建基带领数名干部赶赴一区，安葬了殉难的同志，并整顿了，一区的工作。4月5日，抓捕到土匪黄菊秋、周利和、胡友元、赵伯银等在康王桥就地枪决了。4月10日，土匪李长汉、陈国海和内奸分子任笃初、刘湘涛在岳阳城公审枪决。胡坤逃跑后被群众发现，农民打锣，群众四起，将胡坤捕捉交给了人民政府，在岳阳镇压。对这股东山再起的顽匪全部抓获镇压，没有一人漏网，大大地振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树立了正气，为岳阳县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使我们总结了一次血的教训，就是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轻敌，对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绝对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就是对人民的犯罪。1950年冬到1951年春，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大股土匪基本肃清。在解放军驻军的支持下，建立了人民地方武装，县大队300多人，区中队20多人，政工人员由主力部队和地、县武装部调配，班排级骨干根据条件提拔使用。如三区(长安桥)杨贞泮一支地方游击队，整编后好的留用，做了三区中队的基础，原中队、分队以上干部调县安排了工作。杨贞泮以后提任岳阳县副县长。
    在土改和镇反运动开始前，县委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是县、区培训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激发阶级觉悟，认真学习土改法等政策，把党的政策交给干部和积极分子，教育干部吸取北方土改的教训，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保护基层干部，严防坏人挑衅，搞乱阶级阵营。二是各区队认真作了社会调查，掌握了一手材料。三是工作队访贫问苦，扎根联络，组织阶级队伍。四是运动由点到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开展说理诉苦，对敌人继续贯彻分化瓦解，只要他低头认罪，人民政府就给出路。由于省委、地委及时指示，岳阳县的土改镇反没走弯路，1951年的土改复查任务较小，受到省土改委员会的表扬。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也搞得好，中南局指示岳阳县委书记赵冰岩同志亲笔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不超过1500字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