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我随南下大军到达岳阳，至今已在岳阳工作生活了53年。每当回忆起解放初期那段火热的战斗岁月，仍觉得恍如昨日，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年轻时的苗福林

建立政权

1949年7月20日，岳阳和平解放后，我们在政委兼中共岳阳县委书记赵冰岩同志带领下，于 23日下午到达岳阳城区，建立了新的岳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按照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全县行政区划为四个农村区与一个城厢区，并立即配备前往各区工作的干部。我们二班10位同志，被分配到岳阳县第三区工作。三区政府拟设公田，管辖三庆、杨林、福义、大峰四个乡，即现在的公田、毛田、月田、渭洞等“三田一洞”。毛天恒任区委书记，王运听任区长；区委委员有胡润祥，组织委员苗富林，宣传委员李惠林，区武装大队长宋德胜，团委书记尹丁卯、贾庭儒，财粮助理梁风锦，后勤助理田泳。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人民解放军攻势如潮，进军迅速，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长沙解放在即，数十万解放大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南开进。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保证南下大军的粮食供应，上级要求已经解放了的地方必须尽快开展建立政权，剿灭土匪，借粮支前这三项工作，尤其是要把借粮支前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支援大军南进。为此，县委、县政府要求去农村各区工作的同志，必须尽快出发，赶往所在的区域，立即开展工作。考虑到我们南下同志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县委特别给各区调派了一位本地籍的同志作向导。
    27日午饭后，我们三区工作的9位同志(毛天恒因病暂留县城医治)在公田地下党组织委派的任铭带领下，从县城出发，前往公田。当时，正值盛夏酷暑，烈日当空，闷热难当。这种暑热天气，对我们这些北方人来说，很不适应。从县城到公田有一百多里，当时没有公路，全是坎坷不平的山间小道，全靠步行。我们身背背包，肩挎枪枝，走不多远，便浑身汗湿。那时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年轻气盛，又经过从山西到湖南4个多月行军锻炼，加上为全国即将解放的胜利形势所鼓舞，依然精神抖擞，情绪高昂。
    岳阳是新解放的地区，县城虽已解放，但农村仍为旧政权所控制。加上国民党残余部队及土匪特务活动猖獗，情况复杂。因此，我们在行军时，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子弹上膛，枪机扳开，随时防备土匪的袭击。
    晚上9时多，我们越过龙湾游港两条小河，到达筻口新墙河西岸，在附近的一间小屋内宿营，并找到一位摆渡老人了解对岸情况。翌日天一亮，便在老人的帮助下，渡过新墙河。经急行军，于当日中午到达公田。
    公田，是新墙河上游沙河东南岸的大村庄，是一个小河角盆地，沙河从北面依村向西南流去，四周为矮山环抱。我们将区委和政府机关设在十四保的公田大屋内，此大屋乃屋宇连片的建筑群，庭院幽深，出入的大门就有七、八个，从安全防患看，是不理想的。晚上，为防土匪偷袭，我们找老乡借了几片门板搭统铺，全部集中在一间大屋内睡觉，并轮流站岗放哨。
    第二天，我们便分工到附近了解情况，宣传我党的政策，张贴标语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安民告示》。内容是：解放军已进驻岳阳，全县已经解放，新的中共岳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及陈明仁将军已起义，湖南全省解放在即；解放大军正迅速南进，蒋家王朝即将覆灭，全国即将解放；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号召所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土匪特务，尽早放下武器，弃暗投明；我党我军将本着一贯政策，给予宽大处理；凡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将坚决歼灭之。同时，明确提出了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具体政策，还公布了为支援大军南下，人民政府将开展借粮的具体政策与范围。
    通过宣传发动，表明我们的态度，一些旧政权人员开始主动与我们接触。杨林乡第4保保长袁少凡是位开明进步人士，第一个来到区政府找王运听区长，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决心以实际行动协助政府完成借粮支前任务。
    8月1日，区政府在公田召开全区旧乡、保、甲长及旧政权人员大会。区长王运听在会上正式宣布三区人民政府成立，并对到会人员进行形势教育。号召他们认清形势，勿信谣言，打消顾虑，拥护人民政府，站到人民一边来。同时，交待了我党我军的政策，在新的乡、村政权成立前，应积极协助与配合人民政府工作。随后，区政府又先后召开全区各学校教师座谈会，各界开明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宣传我党的政策，强调借粮支前的目的与重大意义，就是支援解放大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就这样，我们初步完成了建立区级地方政权的工作，站稳了脚跟。

剿灭残匪

区政府建立后，立即开展借粮支前这一中心工作，区委决定，9位同志分头下到四个乡，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我和贾庭儒到三庆乡，宋德胜到大峰乡，尹丁卯到福义乡，王区长到杨林乡，梁凤锦、田泳到区政府附近的长安桥13与14保，胡润祥、李惠林留区政府工作。   
    正当我们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借粮支前工作时，那些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军队、旧政权人员及土匪特务纠合在一起，蠢蠢欲动。他们造谣生事，威胁与危害人民群众，阴谋袭击区政府，破坏社会安定。他们的猖狂活动严重地威胁了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安全，使我们的借粮支前工作无法开展，迫使我们不得不暂停借粮支前工作，将剿灭残匪的工作作为必须立即解决的首要工作来抓。
    当时，在三区活动的土匪有三股；一是流窜在岳阳、平江边界的李高峰股匪，号称3000多人，实际仅1000多人。他们人数多，经常窜到三区的渭洞、饶村、大峰山一带抢劫扰乱，是对我区危害最大的股匪。二是曾任岳阳行政督察专员的王翦波(已逃往台湾)余部，活动在岳阳、临湘边界，经常流窜到我区毛田、大云山、相思山一带进行破坏扰乱。三是活动在本县一区康王、昆山、平地一带的胡坤、胡春台股匪，也经常窜到我区甘田、云山一带骚扰。
    8月初的一天晚上8点半钟，渭洞柘港村一位积极分子快步赶到区政府，向王区长报告：平江李高峰股匪10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到了大峰山饶村地段，阴谋偷袭三区政府。你们南下的同志，人生地不熟，要警惕土匪的袭击。当天晚上，正下大雨，公田沙河又涨大水，当时，李惠林同志因水土不服，患疟疾发高烧；我和贾庭儒、梁凤锦、宋德胜等同志，在南下行军时，因气候炎热潮湿，蚊虫叮咬，都感染了疥疮，当时又缺医少药，虽然公田长安桥的群众告诉我们用土方治疗，但尚未痊愈。情况紧急，王区长与区委的同志研究，立即转移。当晚，我们连夜渡过沙河，隐蔽到河北的晏家冲后山上，加强警戒，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这天晚上，山上蚊虫特别多，同志们身上裸露处都咬了很多疙瘩，疼痒难忍。天快亮时，我们得到情报，土匪于拂晓时分，由大峰山窜到饶村，抢走了旧乡政府的电话机与老百姓的一些财物，然后经大峰山窜回平江去了。
    下山后，区委立即召开会议，认为公田大屋地形于我们不利，决定将区政府搬迁到长安桥村谢家院子，即现在的铁山水库大坝下右岸。为顺利完成借粮支前任务，建立乡村新政权，清剿土匪，必须尽快建立人民地方武装区中队。区委决定将原地下党领导的湘北游击中队(约80多人)进行整训整编，一部分人员作为区中队的基干力量，一部分人员充实区干部队伍，中队长杨贞泮由县委调县政府工作，先后任岳阳县人民政府建设科长、副县长。
    8月初，土匪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到处造谣滋事，抢劫、暗杀、恐吓，破坏扰乱，气焰十分嚣张。某天，区政府正在朱公桥召开绅士借粮大会，群众送来情报，被解放军打散的李高峰残匪100多人从平江窜到渭洞与饶村，对外声称有1000多人，扬言要袭击三区政府，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此时，正值县委宣传部长李满全同志来我区检查工作。区委与李部长共同研究，考虑到区中队实力不足，决定立即派人赶赴县城调部队前来协助清剿这股土匪，县委立即请驻岳阳的四野铁道兵某团抽调一个加强连。赶往公田。南一营高教导员指挥。根据侦察员得到的情报进行分析，判断敌人没有1000多人，是故意虚张声势，并与区委领导研究了作战部署。
    天黑后，参战部队与区政府干部及区中队立即向渭洞饶村出发，于当晚到达大峰山预定出击阵地。盘踞在饶村的土匪丝毫没有觉察到已被我军包围。第二天天刚亮，随着一声命令“打”，我军主动向土匪出击。一时枪炮轰鸣，杀声震天。被解放军打怕了的土匪们惊慌失措。在匪首的督促下，慌忙开始还击。但在解放军勇猛的攻势下，很快便被打垮。交战不到一个小时，100余土匪被全部歼灭，其中俘虏匪徒7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60多支，战马2匹。下午，我们将俘虏押到区政府，按政策对俘虏进行了教育，愿回家的发给路费(大米)，愿参加解放军的由解放军带领走。
    李高峰股匪覆灭后，活动在岳临边界的王翦波残匪也被我军剿灭，三区境内基本上已肃清了大股匪患，我区的政权建设与借粮支前工作也已先后完成。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活动在康王的胡坤、胡春台股匪，妄想卷土重来。1950年4月3日晚胡坤匪首等亡命之徒突袭我一区政府，区委副书记孙锁成等11名干部被杀害，制造了“四‘三”惨案。4月4日，县委派独立团，县大队及铁道兵部队合击该股匪。4月6日，胡坤股匪窜至离我三区政府仅二里路远的晏家冲，与旧甲长晏华秋勾结，再次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委、区政府得到群众报告，立即调集全区干部及区中队，于7号晚上进人晏家冲后山上进行埋伏。不料我们的行动被晏华秋发现，他立即报信给胡坤股匪，胡即率众匪向大云山逃去，使我们清剿未能成功。不久，胡坤土匪还是在大云山一带被解放军追剿部队全部歼灭。4月月24 日，区政府组织临时人民法庭在公田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将窝匪纵匪的伪甲长晏华秋执行枪决。自此，经过清匪反霸，三区境内的土匪全部肃清，社会秩序全面安定。

借粮支前

李高峰股匪消灭后，三区的社会环境趋于稳定。区委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将全体干部分到各乡去做借粮工作，我和贾庭儒到三庆乡(今月田)。
    到三庆乡后，我们首先接管了旧乡政府。为稳定人心，暂时留用了旧乡保甲长，为我们进行借粮工作。根据前段时间的经验，我们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一是用多种形式继续宣传党的政策，借粮支前的重大意义；反复向群众讲明，根据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不出的原则，由区政府开具借条，到时归还。二是依靠熟悉当地情况的进步人士，挑选农民代表与积极分子带头借粮，树立典型榜样。三是利用旧政权人员，向他们交任务、交政策，责令他们为我们做好借粮工作。
    由于宣传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起来了。此时又正值“秋收”结束不久，许多农户都有余粮。在积极分子与旧政权人员的配合下，我们将全乡各保甲的每户情况基本调查清楚。谁家有粮，谁家无粮，谁家粮多，谁家粮少，一清二楚。我们按政策分别对待，并开具借条，仅半个月便完成了借粮30万斤。粮食收上来后，我们又组织了40多名积极分子组成送粮小分队，分数次用肩挑和小独轮土车子运送到100多里外的荣家湾火车站，送交给南下广东、广西的部队驻站后勤部门。每次送粮时，为防沿途土匪袭击，还加派区中队武装押送，我本人也参加过一次护送粮食的行动。
    三庆乡借粮任务完成后，区委又要我到大峰乡(今渭洞饶村)去开展借粮工作。大峰乡饶村段畈素有“粮仓之称”，但有些交粮大户对借粮认识不清，抱有抵触情绪，不肯积极送交借粮，我找到旧乡政府财粮员谢晓风，谢当时还是比较进步的，也愿积极协助我的工作。因我的山西话群众听不太懂，而群众讲话我也只能听懂一部分，谢晓风能听懂我的话，便给我当“翻译”。
    当天下午，我找到旧乡长张洪光，对他进行个别教育，交待任务，责令他召集借粮大户(地主、富农)会议，由我对他们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消除他们的误解与疑虑。会后，这些大户立即将分配的借粮如数送交上来，使该乡的借粮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这时，杨林乡王安屋有个叫王美成的大户(地主)，应交3万斤借粮，他却只愿交1万斤。我听了情况汇报后，便亲自上门做工作。一进他家大门，一条恶狗突然向我扑来，咬伤了我的右腿，血流不止。王美成见咬伤了区南下干部，吓得向我下赔礼，并用土方草药给我敷好伤口。我忍着伤痛，依然和颜悦色地向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借粮政策，要他丢掉幻想，认清形势，争取当个开明人士。他当场表示，一个星期之内，一定将应交借粮交给人民政府，并要留我吃午饭，
    被我拒绝。拨掉了这颗“钉子”，影响极大，其他抵触不交的大户纷纷交清了应交的借粮。仅用了20多，大峰乡便完成了100多万斤的借粮任务。
    9月中旬，县委、县政府见三区借粮支前工作完成较好，便调我去二区寺塘乡(今新墙三合乡)开展借粮工作，亦很快完成了任务。
    1949年11月，我从二区回到三区，王区长告诉我，县委分配给我区的900万斤借粮任务，已超额完成，为此，县委、县政府特给予表扬，我听后感到非常高兴。不久，我们又开始进行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工作，开始了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