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9年3月考入华北大学。华北大学直属党中央领导，其任务和教育方针是：招收大中学生及旧职军政人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建设新中国的革命干部。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任副校长。全校分四部两院：第一部系政治训练性质。学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初步奠定革命人生观。第二部是教育学院性质。第三部是文学艺术性质。第四部是研究部。
    华北大学规模较大，总校和第一部设在北京。第一部有100多个队，每个队相当部队一个连，分驻北京各处，还有部分在天津和正定。学校采取分批考试分批编队入学。我报到时已有70多个队，我被编入第七区队79队，这个队驻在北京天安门里棉花胡同。每间屋十多个同学，即编为一个学习小组。我们用板木搭通铺，一个挨一个睡，衣箱脸盆就放在床下，宿舍既是寝室，也是学习讨论的场所，雨天又是食堂。
    我们七区队所住的院子很大。整个院子用芦席搭成天棚作为教室；并靠西头搭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小舞台，舞台既可讲课，又可演出小型戏剧。上课时，每人带一个小板凳、一块图板，这就是我们的课桌和椅子。
    讲课的教师多数是按教育计划请名人讲课，如吴玉章、郭沫若、范文澜、成仿吾、陈唯实、钱俊瑞、南汉、薄一波、彭真等。艾思奇给我们讲《唯物论辩证法》，胡华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柯柏年、张香山讲外交政策，南汉讲经济政策，彭真讲《新民主主义论》。毕业前夕，朱德总司令亲临讲话，他指出当前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大军渡江后解放了长江以南大片土地，那里需要大批革命干部去工作，要求我们轻装上阵，到西北去，到江南去，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去。
    我们每次听完课之后就分组讨论，每天由学习小组长把讨论的情况向队长汇报。
    学校的队职干部多为先期加入革命的大学生，少数虽是老区工农干部，但他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我们重点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简史》、《论联合政府》。开始，我看了这几本书很失望，认为既然称之为“大学”就应学大学用的课本，这几本书我几天就可以看完。加之有的老师讲课根本没书，只是叫我们记笔记。可是通过学习之后，才懂得了这些书都有深奥的哲理，要认真研究一辈子都研究不透。更重要的是这些课本有巨大的威力，学习之后使一个对革命毫无认识的甚至反革命的人变成一个革命者。
    学校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师生吃的是高粱米和小米饭，最便宜的青菜。一个学习小组分成两桌，每一桌一个小搪瓷盆，地面就是饭桌，几个人围成一圈把莱放在当中坐在小板凳上就吃起来，三个月只加几回餐吃点肉。
    学习用的钢笔自备，墨水是紫颜料加酒用开水冲成，发的粗土纸笔记本，由学员装订。
    学校学生除大部分是来自大中学外，还有些起义的伪军政人员和社会青年，也有个别老区保送来的农村青年。从文化水平来说，有小学的也有大学甚至还有留学生。从出身来说，工农商学无所不有，人才济济，如中央电影制片三厂的全体演职人员也和我们在一起学习。其中有大明星、名作曲家和名导演等。他们举手投足都带艺术性，如主演《十三号凶宅》的谢添和《青梅竹马》的张茜(与陈毅夫人同名)，他们给我们的课余生活添增许多乐趣。
    学生大多数的家庭环境较好，但入校后男生脱下了西装革履，女生换下了旗袍短裙，都穿上了灰色土布制服。但大家走到街上都感到自豪，社会上各阶层人士也都以尊敬和羡慕的眼光来看我们。
    学员的待遇除由学校供给食宿外，每月还发六斤大米的津贴，女生还另有一点卫生费。
    党中央对我们华北大学很重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七七”抗日战争纪念大会时，我们华大被安排在最前排的当中。那时石狮子还在桥外，我正坐在西边石狮子跟前，大会由市长徐冰主持。开会不久，毛主席和大家见面，这时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招手说：“我今天不讲话，只和大家喊几句口号。”于是，毛主席带领我们喊：“人民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之后，他老人家走到城楼西边，向大家招手致意，再走到城楼东边向大家挥手，最后回到城楼当中。那天，我看到毛主席时，激动得泪流满面。
    华大是一座熔炉。虽然学习只有三个月时间，但却把我们这些来自旧社会、出身不同、思想各异的旧知识分子锻炼成一个个革命者。当党号召我们南下或到西北去，同学们毫不犹豫地踊跃报名，争取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49年7月31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校部在北京安定门火车站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我们唱着“去去去，到南方去。我们是新中国的优秀儿女。哪管他山高路又远，风吹大雨淋，挡不住我们前进的心……”的革命歌曲告别了亲人，离别了故乡，奋勇地跨上了南下的征程。
    我们南下的学生编成一个“华北大学南下大队”。我被编入第二中队第二分队担任副班长管生活。那时京汉路还不通，因此我们绕道天津由津浦线到徐州转陇海路到郑州。国民党飞机炸坏了漯河大桥，我们在郑州停留一星期之后再继续前进。到湖北孝感三汉埠下火车，分驻在附近农村，一方面学习休整，另一方面等待分配。二十天后从三汊埠乘火车到汉口，分住在旅社里。这时，同学们因水土不服和一路太劳苦，大部染上了恶性疟疾，住进了医院。我们一些健康的学生于一星期后渡江乘火车南下，到咸宁时因铁路桥被炸尚未修复，改乘军用卡车向长沙进发。此时正值八月酷暑炎热，加上乘的卡车无棚，人又挤，一路上中暑的很多，中途休息了几次，到长沙已是半夜。我们下车沿街人行道上休息，蚊子很多不能入睡，同学们又热又渴，但都不愿惊动群众。街旁店铺人员带着畏惧的心情，从门缝往外张望，当他们看到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之后，就都主动开门送茶送水，非常热情。天亮后，我们分驻在清泰街一个关闭的金店里等待分配。9月底，我们二中队分到常德专区。10月1日，我们在常德烈士公园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会后，我们分到华容的11个同学，随县长赵吉甫乘汽艇来华容，走上工作岗位。
    弹指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11人还有5人健在，而且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成为年近古稀的老人。现在，在党的关怀照顾下安度晚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