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0年四月三日，在岳阳县一区(康王桥)所发生的“四·三”惨案，离现在已经五十三年了，但是对我来说，还是记忆犹新，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我从湘北建院二期学习结业后，留在校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一九五O年三月随同第三期学员，分配来岳阳县参加“双减反霸”工作，当即县委把我分配到第一区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由一个学生成为一个国家干部，那种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和其他同志一道满怀喜悦之情，唱着“去!去!去!到农村去，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豪迈歌声，背着行李背包，走着矫健的步伐，步行三十多里，赶到一区政府，正好碰上区里开干部大会，动员和部署双减反霸工作。我们刚来的同志，每人还发了一身灰制服，虽然布料粗糙，穿在身上却十分精神，在感觉上更像一个威武雄壮的革命工作者。区里干部会后，区委把我和刘珩同志分在离区二十多里的乌江乡余家段村，正式开展双减反霸斗争。当时我们既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是处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仅凭一腔热情和年轻气盛的精神进行工作，对当时严重的敌情一无所知，思想十分麻痹。事实上当地的土匪头子胡坤，潜回一区进行反革命串连活动，纠集恶霸和土匪头目胡春台、胡季初、李高峰等，密谋反革命武装暴动，成立所谓湘鄂赣地区剿共总部，气焰嚣张，蠢蠢欲动。就连我所在的余家段，也有一个胡坤的勤务兵叫余佑文的，带着胡坤进行过秘密活动。我们工作队员．对这些敌情全然不知，老百姓也不敢向我们直言，我们只知道懵懵懂懂的搞工作。一直到四月三日终于暴发了震惊全国的“四·三惨案”。胡坤带着十多个土匪，串通隐藏在区中队的叛变分子刘湘涛、任笃初，里应外合，缴了区中队一分队的武器，杀害了区委副书记孙锁成、区委组织委员侯国珍、公安干部王良玉、独立团排长王应德等十一名同志。我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亲身经历了这段艰险的过程。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惊心动魄。

被真土匪搜寻险遭毒手

胡坤土匪袭击区政府机关，制造了“四·三惨案”后，但分散在各乡各村的双减反霸工作队干部，在很短的时间内还不知信息，仍照样在工作，召开各种会议，发动群众起来开展减租减息。我当时在乌江乡余家段大屋，还在召开骨干积极分子座谈会，从这个屋场出去参加暴动的土匪余佑文，连夜窜回来，并带来一个麻子班长，要寻找驻村的工作队干部。当时和我一道工作的刘珩同志，已去龙湾乡检查工作去了，余家段村只留下我一个人，情况十分危急。得知土匪来村消息最快的是一个姓余的民兵队长和一个做上门工的裁缝。他们都是我们开展双减工作的依靠对象。当即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我开会的地点，将我喊出会场，只简单讲了土匪要来抓干部的情况，不容商量地就将我带到离大屋场较远的碾子屋内藏了起来，外边把门锁上，制造里面无人的假象。土匪气势汹汹要找工作队干部，打起火把穿门过户搜查，叫嚣“谁也不能隐藏工作队，老子的手枪无情，”一直折腾到后半夜。群众都说干部都到其他村开会去了。土匪余佑文的亲人也出面哀求，要他赶快离开，劝他不要在自家屋场作恶，  “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作了恶你能跑得了，我们跑不了，你的父母妻儿也逃脱不了干系”。经过群众和土匪亲人的规劝，土匪才悻悻离开。事情过后，群众才纷纷把当晚的惊险情况告诉我。四月四日上午在邻乡工作的区文教助理李菊云同志，赶到余家大屋，把发生“四·三’：惨案的大体情况转告了我，要我暂避风险，和他一道到了县委的中心片——郭镇乡，我在郭镇中心片只呆了一天，还是放心不下村里的工作，又赶回原工作地点，白天抓生产、搞减租减息，晚上在骨干积极分子的保护下，流动住宿，一直坚持到四月十七日。

遇假土匪盘查虚惊一场

“四·三”惨案发生后，县委和一区区委迅速调整了部署，剿匪部队也分批开进了土匪活动地区。为了配合部队清剿土匪，四月十七日，县委王三金部长、一区政委陈金川同志通知我赶到离余家段八里路远的港坳方家大屋开工作队干部大会。我带着农协会花名册和民兵自卫队名册，匆忙地赶去开会。大约走了五里多路，到了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碰到了五个穿着便衣，背着手枪，歪戴着帽子的人。他们一把抓住我，要我给他带路，说他们是胡坤部下的人，被打散了，要我带他们去找胡坤。我一下搞懵了头。这些“土匪’，搜查了我的全身，查看了背包里的东西，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教书的，他们见我背包里有农会花名册和民兵自卫队名册，讲话又不是本地人，于是他们相互交换意见。而这时的我，感到再辩解也无济于事。讲话不是本地人，背包里又有农协会名册，人证物证俱在，还有什么好说的，脑子里就抱定一个念头，横下一条心，要死就准备去死，反正被土匪抓到了，只能听天由命。没容我多想，他们耳语之后，就把我放了，要我快走。我还以为这些土匪成了惊弓之鸟，要逃命去了，才把我丢掉。我一阵小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赶到前边一个大屋场，一打听才知是独立团的剿匪部队化装成土匪，把我抓了。此时我悬着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剿匪进山再受考验

四月十七日工作队干部大会之后，整个工作又重新进行了部署。集中力量清剿土匪，地方和部队全力配合，充分发动群众，全面围剿分散零星的小股土匪。在清剿土匪的同时，抓减租减息、抓夏收夏种。一区区委根据我的前段表现，为了进一步考验我，把我从丘陵区调到山区，安排在胡坤的老巢洪山乡高城村工作，白天发动群众，组织民兵队伍，配合剿匪部队，上山搜查土匪，晚上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控制与土匪有过瓜葛的人，斩断土匪一切可能的联系。我在这一段工作，劲头很足，斗争很坚决，日日夜夜不辞劳苦，和群众一道全力以赴清剿土匪。在高城村工作二个多月，剿匪斗争告一段落才离开。后来领导根据我的表观，把我调进区委会工作，担任区委秘书。和我一道来岳阳搞双减反霸工作的建院七十余位学员，大多数经受住了这场严重考验，没有动摇意志，坚守工作岗位，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在惨案发生之后，惊慌失措，看不清形势，经受不了考验，私自跑回了老家。
    总之，胡坤土匪的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歼灭，以活生生的事实，考验了干部，锻炼了同志，清除了隐患，纯洁了队伍，消灭了一小撮穷凶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使“双减”反霸运动和以后的土改斗争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