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作者

一九五O年十一月，我的家乡岳阳县新河乡植山村开始了第一期土改。小学毕业后失学在家的我，被工作队干部单格森看中，要我当村的宣传干事。有一晚，郭侯冲屋场的几个贫雇农小组成员，很神秘地将我喊到一户人家，又是喝酒。又是吃面条，最后约定，只要不把那户人家的剥削材料说给村农会听，秋后每人可得谷一箩筐。回家后，我反复琢磨：这事看来虽小，但关系甚大。一户人家剥削收入与总收入的比例，是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关系到土地改革能否达到预定目标。于是第二天一清早，我把这事向土改干部作了汇报，并立即采取措施，刹住了这股歪风。这不仅使大多数贫雇农积极分子深受教育，也使全村土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植山村有个恶霸地主侯庆鸿，他既是特务，又是反动党团骨干，还当过伪乡长，欺压人民，鱼肉百姓，无恶不作。一天，全新河乡的斗争大会在八斗坡召开，上台诉苦、斗争的贫苦农民一个接着一个。愤怒的人们强烈要求将侯庆鸿活活打残，或是用梭标捅死。这时，工作队的所有干部全都尽力做群众工作，讲明“有冤一定要伸，有仇一定要报，但政策要讲究，手续要履行”的道理，鼓励大家把所有的苦水全部吐出来，继续开好斗争大会。与此同时，负责指导全乡土改的县委宣传部长李满全，火速赶往数里外的乡政府，打电话向上级请示对侯庆鸿的处理方法。大约一小时后，李部长赶回会场，高兴地告诉所有村干部上级已批准对侯庆鸿处死，但必须于明日上午在新墙相公岭召开宣判大会后才能执行。次日上午，充当当地封建势力的总头目的侯庆鸿伏法了，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其他人议论着：表面看起来，我们象欠了侯庆鸿的路头债(指今天又跑了一趟新墙)，其实这说明共产党严格执行政策，即使象侯庆鸿这样罪恶昭彰的坏分子，也不能由人随意处死，决不能像国民党反动派那样草菅人命，乱抓滥杀。
    植山村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村一样，如期胜利结束了。单干部带我出去，要求参加土改支援队的工作。首先在岳阳县城羊叉街的基督教堂内，开了几天扩干会，随即于一九五一年古历正月初四奔赴第五区双港乡辛山村。当我们一进村公所，村干部就热情地接待我们，张罗着办饭备菜。但我们把被包一放，就分头下去“访贫问苦”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又先后来到村公所，只见村干部真的办好一桌酒席，要为我们接风洗尘。他们说，不管怎样，今天还是大年初四，在村部吃餐把饭是名正言顺的。但我们还是婉言谢绝了，拎着被包来到各自物色的贫雇农家里“扎根串联”去了。村部为我们准备的饭菜我们不能吃，村部明亮洁净的房(这是大地主刘其威所建的)我们不能住，我们要和贫苦农民一起吃糠粑、吃红薯；要住在他们风雨不能遮的矮屋子内，睡鸡笼上，柴湾里；还要同他们一起干农活和家务活，目的就是为了使广大劳苦人民相信共产党，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因为没有经过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村公所”，究竟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因而是不值得信任的。
    正当辛山村的土改，进入分配胜利果实的最后阶段时，组长单格森告诉我，在高桥村搞土改的老袁干部犯了错误，被开除回家。工作队决定让你去接手高桥村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先是一惊，老袁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呀?随即又开始担心，要我一个人去高桥村，我能够搞好那里的工作吗?但是，既然组织决定了，我就得去。第二天，我召开该村贫雇农小组会，详细听他们介绍情况。认为老袁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乱划了阶级成份，混淆了阶级阵线，把本不该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划成了地主、富农；而应该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却漏划了。老袁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在斗争大会上，亲自动手打人致伤。此外，老袁还有生活作风不检点等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针对上述情况，我连续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大力宣传党的土改政策，重点宣传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把老袁搞错了的，全部纠正过来，从而大大调动了高桥村贫苦农民的积极性，使该村土改工作，在春耕大忙以前，同样如期胜利结束了。
    据我所知，岳阳县第二期土改干部的来源，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南下干部；二是湘北建设学院毕业的；三是县训班培训的；四是从第一期土改中带出来的积极分子，即土改支援队。他们当时，都是没日没夜地工作，没有一分钱，只有每天半斤粮票，也就是说，只有饭吃。但是，从来没有人去计较，也没有听人说一个“苦” 字。相反，他们个个精神饱满，风格高尚。现在回想起来，真令人羡慕，令人钦佩。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