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抗美援朝留影

我叫周曙凡，青壮年时期也用过周树藩这个名字。湘潭县乌石乡乌石村人。今年73岁。1950年4月参军，同年9月出国到朝鲜。1953年7月，在朝鲜“三八”线金城地区，参加金城反击战，在50高地的战斗中，负伤致残。
    我是由彭德怀元帅的弟媳龙国荣、当地人普遍尊称她为彭三娱母也(中共地下党员，原乌石乡妇联主任，住彭家围子)亲自送我到解放军部队去当兵的。入伍后，受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保家乡”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为时六个月。1950年9月，便将五星帽徽及红旗一样的领章摘除，毛巾、被单、水壶上，以及一切军用品上的中国字全部刮净剪掉，扮成朝鲜军人的样子，背起背包，杠起枪枝弹药，开赴祖国东北安东市。一天傍晚，趁着黑夜的隐蔽，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大桥，到达了朝鲜那烽火连天的战场。入朝后，编人68军203师607团。
    随即，展开了艰苦卓越的边打边跑，打了又跑的运动战。每天总是天黑出发行军，次日凌晨就地宿营。朝鲜北部，气温极冷，天气变化无常，往往是没有任何预兆，霎时北风呼啸，随即那冰雹雪子，像铅珠似的打来。流出来的鼻涕即刻结成冰凌，不戴手套握枪，手掌会马上粘在枪托上，分都分不开。所谓行军，几乎全是爬山。群山峻岭，层层叠叠，悬岩绝壁，高耸人云，爬不上的陡坡，就把空米袋子连接起来，一个拉一个向上攀，滑溜的悬岩下不去，就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像溜滑梯那样，一个一个往山下滑。翻过高山，再过河。战斗环境不允许慢慢吞吞脱去衣裤作淌渡准备，只得连衣连裤，涉水渡河，夜晚宿营也要穿着那湿淋淋的衣服睡觉。紧张的战斗锻炼了战士的身心，敌人的飞机像乌鸦一般，贴着山顶，削着树梢低飞，稍有一点小小的响动，便俯冲下来，乱轰滥炸，炮弹像雨点那样铺天盖地。一天傍晚，我们在一狭谷小道上行军，一群凶猛的敌机，从山顶上俯冲下来，一阵机枪子弹向我们射来，首长“快卧倒”的喊声未停，我的后脑壳中了弹片。鲜血哗哗地往外流。连队卫生员急速跑来，替我做了简单的包扎。按照“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军队纪律，重新背起枪枝弹药，继续踏上行军征途。这便是我当兵后第一次负伤。至今，我的脑壳的枕骨上还留有大拇指大小的一块伤疤。
    1951年6月，我们的部队抵达“三八”线。此时，战争转入到相持长达两年之久的阵地战。为巩固阵地，阻击敌人反扑，部队实施挖战壕，修坑道，建立地下长城的任务。我们68军的阵地在北汉江以东的阳德地区，我们连队构筑坑道工事在洗浦里一带，那段工事，全是坚硬的岩石。铁镐挖去，金光直冒，不要个把钟头，镐头就秃得像鸭咀巴。而且在挖了几千米深远的洞里，白天都是墨墨黑，要用点燃的松节照明。有一次，我和战友一起，在那岩石坚硬、漆黑无光的坑道洞里，脱去上衣，赤着膀子，咬紧牙关，使尽全力，挖到下班。我看到还有一坨岩石没挖掉，决心坚持铲平再出洞。不巧，我的左脚踩上一块像刺刀一样尖的石头，刺进了我的脚板，当时鲜血直流。裤脚和鞋子染得通红。我跛着脚奔出洞口，我的班长李富春看见我左脚流血，满脸被烟熏得墨黑的样子，急忙接去我手里的铁锹，拉着我那紫葡萄似的血泡双手，连声安慰称赞。后来，由于伤势较重，脚板发烂流脓，走路一拐一拐，痛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我没有躺倒歇息，坚持天天上岗挖战壕。这就是我在部队的第二次负伤。
    我的第三次负伤是在“三八线”50高地，具体地方是“三八线”东线金城直木洞附近的50高地，时间是1953年7月上旬，那次战役当时叫做“金城反击战”。
    那一天，瓢泼大雨过后，浓云密布。在那天昏地暗的夜晚，志愿军的千门大炮，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的向敌方阵地轰击。我们连队受命即刻轻装上阵，每个战士只留步枪和手榴弹，直奔金城直木洞敌阵。到了洞口，便急速开火，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榴弹一齐投向敌营。那些号称“老虎”的歹徒，死的死、逃的逃。不到半个时辰，战斗结束，便飞快地撤离。这时，附近山头，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机枪、手榴弹响声震耳欲聋。当我下到半山腰时，突然一阵子弹劈头盖脑地朝我们这边射来。我闻声急速卧倒在地。突然感到左肩部被人猛击一掌似的。我没顾细看，爬起来又向前跑了几步，发觉鲜血从颈部流出来，知道自己再次中弹受伤。霎时，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扑倒在地，便不省人事，经过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这次是担架队的同志，把我从阵地抢救回来的。这个担架队的《需要紧急处置递送单》，作为伤员转递凭证，由我随身携带转向各地医院，这证件本人现在仍然保存。
    这次受伤之后，在金城战地医院做了第一次抢救手术。取出部份弹片，进行急救包扎。因战地医疗设备不够，有些弹片没有摘除，后又转到阳德医院做第二次手术。又因弹片陷进较深的骨头里面，仍然无法全部取尽。由于伤势重，部队首长不准我再留在战场，强行要我随同其他伤员一起，撤向后方。就这样，我便离开了那无限依恋的亲密战友，离开了那炮火横飞的战场，转回到了万般思念的祖国怀抱。我于1953年8月，在黑龙江省北安医院实施第三次手术，将左背部肩胛骨截除，取尽剩余的弹片。我前两次战地受伤，没有构成残疾，没有离开战场，在部队坚持继续战斗。这次受伤，伤情严重，现在我背上仍然留下了向里凹陷14．5厘米长、 5厘米宽、3厘米深的伤疤。1953年11月，经部队按章评残定级，为二等伤残军人，发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伤残军人证》。此外，我自己现在还保存有《战地伤员转递证》、《军人登记表》、《转业军人证明书》。
    我是一个兵，是68军203师607团里的普通一兵。要不是常常触及自己身上至今还隐隐作痛的那几块伤疤，这半个世纪之前个人生活中根本不值一谈的区区小事，早已在脑海里、记忆中慢慢遗忘，慢慢消失。只是幸运从中国军事博物馆撰编的《抗美援朝战争风云录》中，惊喜地获悉：奇袭“白虎团”战斗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杨育才也是68军203师607团的。我才知晓：金城反击战和奇袭“白虎团”战斗就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