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轱山遗址考古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作者当年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文物工作也开始起步。地区文化局赵石麟局长自参加省文物工作会之后,亲自签发文件,要求抓好这项工作。1980年初我被调到地区,担任文物干部,组建文物工作队。最初只有张中一、吴洪和我3 个人,由文艺科梁文忠科长领导。1981年初我被任命为文物队副队长。当时的工作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历史的调查上,尽管这期间我们同时进行了文物的调查、建档,收集了不少的古文物和革命文物,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开创文物工作的新局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我感到工作很压头。1981年底,农民运动调查告一段落,我们终于脱出身,配合农田基本建设,抢救性地发掘一些古遗址和古墓葬。最初我们选择了费家河商代窑址进行了试掘,获得了一些经验。 1982年4月,在省博物馆考古部何介钧主任的主持和指导下,对费家河再次进行了试掘,这对我们无疑是一次很好的练兵和学习的机会。1982年8月,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郭胜斌分配来我队工作,这大大增强了文物队的活力。我们计划下半年搞一项较大的遗址发掘。因文物复查时,我同李正鑫以及梅蔓蔓、李满龙等人到华容县三封车轱山,看到这里遗址面积大,近处的华洪运河排灌站搞扩建工程,影响遗址保护。我将这一情况,拿到队里讨论,一致认为可以选择这里进行试掘。车轱山遗址的最早发现是在1958年修华洪运河的时候,当时已将遗址挖去三分之一。1969年加固运河大堤又在该区域取土,再次破坏了遗址的面貌。当地医生刘道南采集了车轱山一些陶器和石器上报后,省、地多次派人调查,确认车轱山为一处新石器时代址。
文物队要进行遗址的发掘,首先要报告省文物处批准。开始省里不大相信我们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省里知道我虽是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但10多年未搞业务工作,技术和理论已跟不上;张中一虽在省博物馆干了6年的考古,但多是挖墓葬,也是十多年未干此门了;吴洪与郭胜斌是青年干部,经验尚嫌不足,省里的担心是正确的。我请示省文物处的领导,说明我们有一颗搞好文物工作的决心,立志为岳阳的文物事业贡献力量。刚分配来的郭胜斌有魄力,也有才能,可以在实践中培养新干部。再说,我们这次是采取办训练班的形式,要在实践中培养人才。特别是各县的文物专干急需学习提高,以适应全地区工作的开展。省文物处侯良处长听后,同意了我们发掘的计划。至于车轱山附近的排灌站扩建工程是否影响遗址,省里还派文道义同志亲自到岳阳调查,终于在1982年11月省文物处批签了我们的报告。为了慎重,我们要求省博物馆派出技术专家,直接指导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亦向省博物馆汇报了我们的计划,他们同意派技术干部金则恭同志前来岳阳。金老师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对石器时代考古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自然是我们训练班最好的老师。
这次考古发掘,组成的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郭胜斌、李正鑫担任副组长,金则恭是技术老师,参加小组领导工作,张中一管财务开支和民工事务。这次省文物处批给了我们1500元发掘经费,地区文化局亦答应给1500元,保证了工作的开展。11月13日,参加发掘的同志除地区四人外,华容李正鑫、岳阳张经辉、符炫,平江陈果能,湘阴周晓赤,临湘李建平等已报到集中,有两人已先去车轱山。14日上午地区文化局开了一个动员会,文化局管楚良副局长作了动员讲话。他说:“这次办训练班去车轱山发掘,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需要,是配合农田基本建设、抢救文物的需要,是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以前,我区的文物考古,虽进行过一些工作,但距党对我们的要求还很远。为了建设两个文明,需要我们努力把文物工作搞上去。”管副局长的讲话对我们是一种鼓舞。当天下午,我们一行八人,乘一辆面包车携带了行李和绘图、测量、照相等考古器材,开赴车轱山。
我们的面包车行驶在垸区简易的公路上,由于乡间道路十分窄小,加上雨后路滑,尽管车开得很慢,在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还是把车翻到了沟里,幸好是冬季,沟里没有多少水,也不太深,只是车前挡风玻璃全部摔碎,当我从车窗中出来后,担心的是同志们是否受伤,经点查除陈果能头部碰破了皮外,其他同志安然无恙。傍晚时,我们从生产队联系了一辆拖拉机,把面包车从沟里拉上来,直到深夜才处理好。这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心想第一次带队工作就出了事故,实在不好向组织交代!第二天早晨检查车子,发现机器的大部件没有破损,还能开动。早餐后,司机小陈便将车开去检修去了。有同志对我说:“文物队没有出问题,算你有福气。” 我也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是老天在保佑我们文物队啊!
第二天,处理了善后的事,便开会研究工作,下午在遗址区调查并选址布方。11月16日,训练班开学,经过两天休整,发掘正式开工。副组长李正鑫是华容县文物专干,他负责后勤工作。在发掘开始前,为训练班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筹备,发掘期间,负责整个训练班的生活,解决吃住问题。当时粮食不够,他去县里拨批了 280斤补助粮指标,100斤肉,100斤鱼,60斤油,保证了生活的安排。李正鑫同志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的精神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11月8日,我去长沙参加省考古学会理事会会议,趁机向省里领导又汇报了我们已下工地的情况。会议结束后,11月22日,金则恭、吴世林同志来到岳阳。次日,由地区文化局傅景久副局长和我陪同金老师等下到车轱山。自此,金老师一直在发掘工地。
发掘的布方,选在遗址南部的边缘地区,共开四个5米×5米的探方。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分东区(T1、 T2)西区(T3、T4),两区相距仅19米。每个探方安排了原湘潭大学考古训练班的学员来负责,基本上每探方保证有两人参加。还雇请了一些民工,分别安排到探方内。训练班制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每天记工作日志,完工后交负责发掘的副组长郭胜斌阅看,最后送金则恭老师审查。每天出土的器物用草纸包好,里外贴上两个标签,定点放置。
发掘开始时,进展较快。第一层耕土层厚10一20厘米。第二层扰乱层厚1O一30厘米。到第三层的,文化层后,工作便慢下来,这是灰黄粘土层,土质疏松湿润,厚度达17—45厘米,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主要是以夹沙粗红陶的陶片为多。到第四层,属褐色粘土层,第三号探方(T3)和第四号探方T4) 开始发现墓葬遗迹。当挖到第五层之后,这里是灰黄粘土夹烧土层,土质较紧、厚度达到105至140厘米。墓葬被大量发现,其密集的程度十分惊人。平均每平方米就有约3座墓之多。而且这两个探方的四壁,均有墓葬露头,可知在这一范围之外,还有不少墓葬。因此,这里应是一处公共墓地。
第一、二两个探方(T1,T2),虽然不是墓地,但却是遗址区,有许多遗迹和遗物。主要集中在第五层与第六层的地层中。早一期遗存便发现有椭圆形和圆形袋状灰坑及瓮棺葬。早二期遗存发现有平面呈不规则形状的烧土面和烧土堆积,似为建筑残迹。晚期遗存发现有红烧土面、浅穴灰坑和被扰乱破坏了的灰沟。
发掘工作做得非常细致,有时细小精致的器物要花很长时间,用手铲一点一点地剥离出来。就这样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其中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锛、石箭簇、陶纺轮等;生活用具有各种质地和颜色不一的鼎、罐、豆、盘、缸等,陶器中有朱绘陶、彩陶和磨光黑陶;工艺装饰品有陶鸟、陶人、陶鸡、陶环、陶手镯等以及一些玉器。通过分析,新石器时代车轱山地区的原始先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但狩猎仍是生产的重要内容。此时已有了发达的制陶业和原始的纺织业。陶器和石器都制作得很精致,有的陶器,陶壁薄得像蛋壳,被称为蛋壳陶。可知当时洞庭湖区的先民创造了较高的原始文化。
我们的工作进行了一些时日之后,天气变得阴冷起来,11月25日,又下起了连绵不断的雨。寒流的到来对我们的发掘带来困难。训练班及时关心学员,每人发了手套、口罩、润皮油等防护用品。主管业务的副组长郭胜斌虽然才从大学毕业,但能勇挑重担。他对待工作严肃认真,对学员严格要求,白天发掘在工地,晚上批改探方的日志,凡数据不对头,格式有错误,内容有遗漏的,他都用红笔勾出,一点也不马虎。张中一掌管财务开支,精打细算,天天下探方搞发掘,还作好指导。我除了管全面外,也下工地发掘,亲自编写发掘简报,每星期出一期,由我自己刻写、印刷后分送到省、地、县文化单位,向他们汇报。由于领导小组以身作则作出了榜样,同志们也都一样严肃对待工作了。
训练班利用雨天,转入理论基础课的学习。省博物馆金则恭老师积极热心地为训练班讲授了《长江中游原始文化》课,对长江中游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等几个阶段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使学员有了明确的了解。副组长郭胜斌讲授了湖北龙山文化,重点介绍了几个遗址的特点和面貌。这些内容对我们发掘车轱山遗址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学员反映收获很大。金老师勤于下到探方中指导工作,他积极热情,认真做实事。他对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总耐心的给予解答,十分诚恳,对一切出土的遗迹现象,能周密分析,正确判断,当好了这次发掘工作的好领导和好参谋。
我们这次办训练班,是下到农村,搞田野考古发掘,远离了家庭和工作单位,时间一长,难免有一些疲劳和思家情绪。我们的办法是除抓紧学习业务知识外,也狠抓政治学习,如认真地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和胡耀邦同志的报告,还组织了讨论,大家对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工作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
由于抓紧了学习,同志之间的互相关心也加强了,共产党员张经辉主动找青年同志谈心,消除了一些畏难和思家情绪。平江陈果能晚上还经常起来为青年学员盖被子,这使训练班的互助和友爱精神得到了增强。正当我们紧张工作的时候,11月19日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当文本传到工地,我们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志无不感到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保护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必要措施,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大事。训练班当即组织对《文物保护法》的学习与讨论。在发掘领导小组编印的简报中,当时就报导了平江陈果能、湘阴周晓赤和I临湘李建平的笔谈心得,他们都认为过去文革期间之所以文物破坏殆尽,除了极左路线的危害之外,就是文物没有立法。现在许多文保单位与外单位扯皮的事很多,也是因为文物事业没有被引起重视的缘故,现在有了文物法,我们的宣传工作和保护管理工作就好做多了。表示今后要做好文物的本职工作,不辜负党的培养和信任。
省里来的金则恭老师和技术人员吴世林同志、天天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同发掘。特别是吴世林,自下到工地后,积极工作,出主意想办法,就地修补器物,缺少器具和材料,他不辞辛苦到长沙代为购置。他有时晚上都加班修复器物。有一个二次葬式的墓,他想尽办法将骨架用石膏固定,从墓中取出,这种原复墓葬骨架的取出法,难度很大,不允许挪动骨架的形式位置,为此吴世林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在探方中一蹲就是两天。这件墓式的复原珍品,在以后的岳阳展览中发挥了直观的宣传作用。
工地继续发掘。为了后期整理的需要,12月9日文物队派吴洪回岳阳购木材打文物架、从12月10日起我负责验收文物和装篓。
遗址发掘到了后期阶段,随着文物出土越来越多,工作量也越来越大,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越干越要心细。由于收获大,同志们的信心更足了。有次天气不好,还下起了雪花,为了抢时间,同志们还坚持下到工地,把探方的工作做完。车轱山遗址自发掘以来,特别是出土了众多的文物,一下轰动了周围的群众,方圆数公里外的好奇者,都赶来参观。每天到我们居住的五湖大队部看器物的群众有数十人之多。文物工作人员总是以礼相待,热心进行文物宣传,讲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状况,使许多人由好奇而懂得了这项工作的意义。我们请吴师傅赶修了近40件器物,12月20日举办了一次小型的出土文物展览。完整的陶器有坛、罐、豆、鼎、簋、杯、盂等,还有许多玉器和石器。这天前来参观的有地委宣传部赵石麟副部长、地区文化中心检查团全体同志,还有华容县文化局的两位副局长,县文化馆的馆长,公社党委副书记等30余人。遗址工地从开工1个多月来,先后接待了教师、学生、农民、工人、干部、职工等共有1500人次之多。参观后,广大群众深受教育。岳阳也经常有同志乘车前来,关心车轱山的发掘。如戏工室的宫尚达、段华到工地后就感到很惊奇,说从来未见过。宫还表示愿意尽力帮忙。当我请他设法购买藤篓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仅过了2天,一批50件大藤篓子就送到了工地,解决了我们装文物的急需。当我们需要购木材打文物架时,文化干部李辉模将我写的报告拿去计委找李曙初主任批签了1方半木材,使我们能迅速打好17个文物架。12月20日赵石麟同志在遗址工地为这次发掘作了总结报告,他说:党和国家对文物工作十分重视,这期训练班的发掘工作是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举办的。赵部长肯定了这次发掘的成绩:培养了干部,锻炼和提高了干部的业务能力;为地区创办博物馆收集了展品;为地区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为以后的发掘探了路,作了舆论宣传和技术力量上的准备。赵部长认为这次发掘工作的成功,主要原因是:这次试掘工作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各级党政组织的重视和支持;有一个认真负责、积极工作的领导班子;同志们发扬了互相关心、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赵部长还对新一年的文物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希望,要求我们在新时期作出更多的成绩。
结束工作是十分忙碌的,12月18日,联系了采石场的一辆货车,由我亲自押运40篓文物回岳阳,晚上才到,并抬到地下室放好。19日又赶往工地,20日总结会之后,我又赶往华容联系货车。21日将最后一批文物拉回岳阳,这次是由吴洪押送。下午我们随地委赵部长一道,由文化局邹律资开车将全体人员接去县城。 22日一起返回岳阳。文物队从入工地到返回一共用了1个月零10天的时间。省县的同志都先后返家。
遗址搞完发掘,这只完成了工程的一半,更繁重的任务,是进行室内文化遗物资料的整理和写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文物队在迎新年期间,一丝也没有懈怠,我们清理打扫地下室作整理资料的场地。另外又将革命文物陈列室的文物暂时收藏,腾出一些柜子摆放完整的出土文物供人参观展览,宣传部长熊楚剑同志和文化系统的许多同志都前来看了出土文物。为了整理资料,我们又作出开支870元的资金预算报告,得到了局里的支持。文物队研究了车轱山资料的整理方案,定时间为1个月,即从1983年1月5日至2月5日,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准备阶段、实物整理阶段和文字整理阶段。人员的大体分工是由我全面协调,郭胜斌负责文物上架,张中一管财务和生活。省里的吴世林师傅元月5日就到岳阳来了,元月8日金则恭老师前来。整理工作即已开始。我们将几十篓陶片抬到楼顶平台上洗净,并且就在平台上逐一清点陶片,搞陶系统计,选择重要的陶片,分类摆放到地下室新做的文物架上。在地下室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省里的同志没有怨言,县里亦来了部分同志参加整理工作。
元月31日,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文字编写开始。会上决定我写前言和地层,郭胜斌写分型分式,金则恭与张中一写墓葬。全面统稿由金则恭与郭胜斌完成。2月5 日开会由金则恭、郭胜斌谈了整个整理工作的情况,对比了器物,填写了各种表格。登记的墓葬器物451件、地层中所出小件188件。2月6日,整理中有一件小型的彩陶杯遗失,找寻了很久,未能找到,询问了各个有关人员都无结果,我不能不报告上级主管单位,这件事使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特别是我,那次春节都未过好,时过十余日,我们在地上发现了一张标签和陶杯碎片,终于解开遗失陶杯之谜。为此我如释重负。春节前局党委开会研究,基于文物队获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故受到地区记集体功一次的奖励。
这次我们写出的对车轱山遗址的考察报告,主要解决了一些认识问题:①比较了早一期文化遗存与早二期文化遗存在色泽、纹饰、器形、类别的相同和不同点,比较了和附近(湖北与澧水流域)文化遗址的相似的情况,认定时代应属大溪文化中期。至于晚期的文化遗存,根据器物特征的研究,可归入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文化的范畴。②这次发掘的墓葬除两座瓮棺葬外,其余都集中在公共墓地,随葬品以陶质生活用具为主,数量悬殊不大。第一期墓葬属大溪文化晚期,第二期墓葬属屈家岭文化早期,第三期墓葬属屈家岭文化中期,第四期墓葬属屈家岭文化晚期,这几期墓葬发展序列清楚,其间没有明显的缺环。大溪文化墓葬多直接叠压在屈家岭文化早期墓葬之下。车轱山遗址的发掘使两种文化的直接承袭关系基本得到了确定。
上述报告就是我们这次发掘的最大科研成果,在《湖南考古辑刊》第三期发表之后,受到国内考古界的重视和认可。车轱山是地区文物队第一次主持发掘的一处新石器遗址,它的收获大,这对岳阳来说,自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我曾经写过一首词以赞,题为《一剪梅.咏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石器文明车轱山,征战洪荒,衍育苗蛮。当时创业实艰难,故址神奇,遗物斑斓。云梦花开瑰万般,红遍洲滩,绿染山峦。欣游古岭往高攀,敬仰高山,迈向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