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在中共岳阳县委机关里，谈起领导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大家都有扯不完的话题。领导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白玉无瑕。这里记述的，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几则小故事，回忆起来，至今仍倍受鼓舞，倍感亲切。

两百斤碎米粉

1961年，是国民经济三年困难中最难熬的一年。这年春，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浏阳县农村乘汽车经长沙，再转乘火车到岳阳县委机关来看我，一进门，那幅神容憔悴、面色苍白的样子．我就看出，除了旅途疲劳，恐怕与当时的生活太苦有关。不出所料，在一次吃饭的时候，看到机关干部虽吃得不好，但仍一日三餐，也许是触景生情吧，她老人家小声小气地对我说，鸣喈呀，家里蛮苦呐!我反问：怎么苦?她说，我们屋场只有10多户人家，因冒饭吃饿死的就有几个，你的父亲吃了糠头大便不通，用筷子帮他去挖，最后请医师洗肠灌肚，才算保了一条命。对几个死去的，她一一点名说给我听。我细想那些死去的，都是同辈人，小时候一起放牛割草，一起上山砍柴，所不同的是我当了干部，他们仍是农民。她还说：“这些事，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不怨共产党，不怨新社会，怨就怨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怨就怨吃公共食堂搞歹了。现在到处都一样，讨米无门，有钱买不到东西。” 听后我为之一怔，家里怎么会苦成这个样子啊!来不及犹豫，我立即找了县委书记张月桂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家里所出现的情况，张书记也十分动情，要我写个报告，送到他的办公室，他看完报告，在上面作出批示：“请加莲同志认真加以解决。”我拿着批示，马不停蹄，找到时任县粮食局局长彭加莲同志，他看完报告和批示，问我家里还有几个人，是要碎米籽还是碎米粉，我说就请批点碎米粉吧!他按家庭人口算了算，批了200斤碎米粉，并说安排到粮食接新没有问题。我回到县委机关，借了一部板车，从小港粮库直接拖到火车站托运。在办理托运手续时，车站工作人员问我有没有证明，因为是粮食，没有证明不能托运。我急得满头是汗，又跑到县委机关，请办公室周金辉同志写上证明，又到机要室赵晓树同志那里盖好公章，才办妥了托运手续。向领导请假后，乘火车赶到长沙，请搬运工人从火车站把两袋碎米粉拖到汽车北站。那时交通不方便，到我家里只有一趟客车，必须在长沙住一晚，办好汽车托运手续和买好第二天的汽车票后，就在汽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客栈住下。深夜11点多，来了两个人，把我从床上喊起来，问哪里来的?我说岳阳来的。岳阳哪个单位?我说中共岳阳县委会。你托运装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是细米粉。有证明吗?我从荷包里拿出证明，那两人看了后没说什么走了。后来我才清楚，那两人看了证明后并不放心，深夜又打电话到了县委办公室，询问情况，接电话的又正好是周金辉同志，这样才放行。第二天，我随同汽车到了家乡社港，社港隔我家里还有15华里路，没有公路，又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只得在镇上找一户居民把粮食寄存，第二天用推土车把两袋碎米粉推回家。我的父母很善良，全屋场十多户人家，每户都分一点，所有的亲戚朋友，也都多少分了一点。大家无比喜悦，都说，金子有价情无价，急时一滴如甘露，这是救命粮啊，搭帮共产党!

埋在饭里的两个鸡蛋

1965年秋，继湘阴之后，华容县第二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先遣队，我随同时任岳阳社教分团副团长与工作队队长的杨克湘同志，提前一个月进入华容县万庾公社。按照省、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总体部署，先遣队的工作要求先走一步，摸索经验，发现问题，指导面上。万庾公社就成了地委总分团和岳阳分团的点，而克湘同志所在的杨家大队，就成了点中之点。付林森同志和我都在工作队办公室工作，老付负责抓情况综合，我是负责抓典型调查，也就是写材料，要把点上、面上所发现的典型，迅速整理成材料，用文字推介出去。那时，工作队员有严格的纪律，象土改扎根串连一样，坚持和最困难的贫下中农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提倡工作队员“做事象长工，处理问题象包公，吃饭象斋公”的“三公”精神。一次，我到杨家大队总结社教第二步工作经验，手里拿着笔记本坐在克湘同志住的床上，他拿着笔记本坐在凳子上，他边说，我边记。突然，人不舒服，脑壳痛，心里作呕。克湘同志看到我发病了，立刻停止工作，要我卧床休息，并问我“平常有这个毛病吗?”我说有，他说：“你平常用什么药?”我说：“撒的痛。”工作队虽然有队医，但隔得比较远。克湘同志叫来当地的赤脚医生，送来了我所需要的药，服了2片。晚餐，户主杨娭毑亲手把一碗饭送到床前，但没有菜，我吃着吃着，突然发观饭里埋了2个荷包蛋，一下愕了：这怎么能吃呢?这是纪律呀!娱驰看到我为难的样子，忙说：  “这是杨队长亲自交待了的，你有病，不是特殊!再说，这是我家的鸡子下的蛋，不是花钱买的，放心吃!”我不禁热泪盈眶，该是多么感动啊!大家都清楚，克湘同志的为人，一身正气，一尘不染，要求别人做到的，他总是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总是自己带头不做。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一个领导者的表率作用。一次，户主在塘里挑塘泥，拣了一条才鱼，那天又正好是工作组碰头，吃饭的时候，桌上什么蔬菜都没有，就是一钵才鱼。吃饭时，大家的眼光都看克湘同志，看他伸不伸筷子，可克湘同志就是不伸筷子，几扒几嚼，饭吃完了，走了。其他几名队员，也只好吃几碗光饭。饭后，户主发脾气了，要克湘同志搬家，说：“我的鱼不是花钱买的，也不是别人送的，是挑塘泥拣的，为什么吃不得!搬走，搬走!”克湘同志忙作解释说：  “我们工作队有规定，不准吃荤，鱼虽是拣的，我不能带头违反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别人关爱，对自己刻薄，心里只有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崇高品德。万庾公社和蹲点的杨家大队，在克湘同志的带领下，典型不少，经验不断，起了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引路作用。对我写的一些典型材料，时任地委书记、社教总分团团长赵处琪同志，有的亲自写批语，向总分团所属工作队全面推介，有的还在中南局和省委所办的社教运动刊物上发表。全公社通过“四清”，干部放下了包袱，群众得到了实惠，干群关系水乳交融，积极性空前高涨，粮、棉、油、猪全面丰收。公社党委书记邵国和同志开始对社教思想不通，抵触情绪较大，后来，看到公社巨大变化，感慨地说：“工作队给万庾送来了一股春风，没想到一年就打了一个天大的翻身仗，我这个党委书记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就取名叫志国吧

志国，是我的大儿子。这个名字的由来，却有一段不平常的经历。我的爱人生第一胎，就饱含着县委领导的一片爱心。故事还要从头谈起。1964起，我随时任县委副书记、社教分团副团长安福林同志在湘阴县东港公社搞社教，任务是为安福林同志当助手，写材料。当时我们在永兴大队蹲点，在一次闲扯时，安爹关切地问我：“你和小熊结婚几年啦?”我说五年。“有小孩子吗?”我说没有。“结婚几年为什么还没有小孩?”我说不清楚，反正我在人民医院作了化验检查，证明没有问题。他说：  “那问题就在女方身上”。在一旁负责组织的陈旺生同志也说，他和爱人结婚多年，遇到与我同样的情况。安爹“嗯”了一声，告诉我们：北京来了一位有名的妇科专家，叫林巧稚，带了一个医疗队，在新泉寺公社蹲点，请她帮忙检查检查，这么着，就来个点面会师吧!他立即要工作队办公室蔡炳钧同志打电话给县委组织部，请组织部通知安爹老伴安大娘，我的爱人熊朴玉、陈旺生的爱人梁爱辉，同时赶到东港公社；第二天，她们两位女同志持工作队的证明，赶到新泉寺，找到了林大夫。林大夫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在询问情况后，立即作了检查，我爱人经检查为子宫后倾，林大夫交待，加强营养，每天早晚坚持作15分钟的膝胸卧式运动。事情就是这么巧，林大夫就是这么奇，两个人都相继怀孕了。
    第二年，我从华容万庾工作队调到总分团工作，县委办公室周伟仪来电话，说我爱人在人民医院虽然难产，但小孩已平安降生，母子转危为安。领导批准我马上回机关看一看，我在华容街上急忙买了一只大母鸡，坐汽车赶回家，当我在医院看到自己的小孩时，那种喜悦之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小孩取什么名字呢?夫妻一商量，那就取志国吧，有志于国，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