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放前夕参加工作，1995年离职休养。回顾近半个世纪的工作经历，无论是作为一般干部还是在领导岗位，无论是主持一个单位的工作，还是在一个地方蹲点调查，我都十分注重走群众路线，同群众一道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尽心尽力尽情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在临湘县最困难的长源大队蹲点三年多，加深了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认识，培育了“实事求是、以民为本”的工作作风，积累了众多受益终生的工作经验。其情其景，我虽已步人古稀之年，却依然历历在目。

挖藕充饥自救有方

1959年初秋，由于自然灾害影响，粮食全面歉收，加之前一年大跃进刮“五风”，特别是面临前苏联卡脖子，农业生产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出现了“农民没饭吃”的惨景。聂市紧靠长江南岸的黄盖湖，水灾频发，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更为困苦，“饿五月望八月、青黄不接怕腊月”的现象较为普遍，患浮肿病的人比比皆是，有的农民甚至举家乞讨。面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作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的我心如刀绞，深感责任重大，把保证不饿死人摆上了第一位的工作。一方面果断采取“集体管粮、计划用粮”的措施，根据粮食的多少、农活的忙闲，分月计划，逐月发放，细水长流，保证有限的粮食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动员和组织公社干部蹲点到大队，纠正“五风”错误，帮助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度荒。
    我带头到最艰苦的长源大队蹲点。当时长源大队社员群众全部断粮，靠挖蕨根、葛根、野茼蒿、地米菜、水竹笋甚至吃观音土充饥。吃了观音土，肚子发胀，大便又拉不出，要用棍子挑，得病的人很多，哪里还有精力搞生产。我下队后，住在社员家里，同社员一道吃野菜，除了开会和工作的时间外，均与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还把自己作为县委委员享受的每月一斤麻油、五斤面粉、一条飞马牌香烟的待遇用来跟群众一道打牙祭。经过几天的走访座谈、寻计问策，我决定把地处偏僻的农户先行从公共食堂中分离出来，把原来没收的农户生产、生活资料发放回去，把集体零星土地返回到农户种瓜菜，靠大搞“瓜菜代粮”来解决饥饿问题。尤其是针对普遍性的闹饥荒问题，在合理调配有限粮食的同时，组织群众到黄盖湖挖湖藕作杂粮填肚子，将大队劳力分成1个远征挖藕突击队和2个冬修突击队，既保生活又不放松生产。我带领远征突击队38名青壮年劳力，每天凌晨赶到黄盖湖边的鲤鱼湖、太阳湖挖湖藕。天刚亮就冒着被血吸虫侵袭的危险下到齐腰深的湖泥里劳作，晚上往往披着月光打回转，往返有40多里路。第一天．我对挖藕任务作了交待，每人定额100斤。那可是救命的藕啊!突击队员都甩开膀子挖，一天到晚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概念，谁都想多挖一些藕回去。渴了，就喝几口湖水；饿了，还是喝几口湖水；饿得实在不行了，才吃几口挖烂的藕，好藕都舍不得吃。晚上当我们把藕挑回到大队部，全大队不分男女老少都早早地等在那里，看到湖藕，饥饿的双眼放出光来。当我宣布将湖藕平分到家家户户时，全场顿时沸腾起来。湖藕一过秤，超过8000斤，人平挖了200多斤，全大队家家户户都分到了一、二支藕。或许是饿怕了的缘故，当时周家队有个年轻社员认为远征突击队挖藕是轻活，又可饱肚子，找到我要去挖藕。我知道象他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少。再说，多去几个人，多挖一些藕回来，可供应冬修突击队员的生活。于是在群众大会上，由每队选一名代表参加第二天的远征突击队。这12名代表来到湖边后，看到挖湖藕是在齐腰深的湖泥下作业的，一天下来要移动3至5方湖泥，才知道原来的想法错了，但没有一个打退堂鼓。艰苦劳动锻炼人，艰苦劳动改造人，艰苦劳动成就人。正是远征突击队的超负荷投入，使全大队群众从饥饿中走出来，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不仅蔬菜和冬粮作物面积得到扩大，而且掀起了“围垦灭螺，兴修水利，发展集体经济”的高潮。大队支部书记郭大梦有胆有识，敢干勤干，在我的鼓励下，发扬“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硬骨头精神，大办社队企业，为大队增强了发展后劲。同时，长源大队挖藕作杂粮、大搞生产自救的作法在聂市和临湘县得到推广。1959年下半年至1961年春天，是临湘全县吃饭最困难的时期，但全县干群就是凭着艰苦奋斗这股气、这股劲，度过了灾荒，省里的领导夸奖“临湘把苦日子过成了甜日子”。 1960年临湘县从顾全大局出发，多交了1万吨征购粮，仅聂市人民公社就向国家多交了征购粮400多万斤。社员年平均口粮由215．5斤降到了149．5 斤，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

围垦灭螺大除“三害”

水灾、旱灾和血吸虫灾是临湘县的“三大灾害”。长源大队的油榨屋场，民国初期拥有60多户、 300多人，由于“三灾”肆虐，农民陆续死亡，只剩下一个刘细妈也搬走了。到解放初期，当地已是一个凄凉的瓦砾堆了。为了让临湘人民在政治上翻身以后能走上富裕、幸福的道路，自1957年开始，连续几年全县总动员大打围垦灭螺的歼灭战，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热潮。1959年下半年，我调任湖区的聂市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后，在“一班人”中统一思想，决定把根治血吸虫病列入公社党委的议事日程。我带领3名公社党委委员，分头组织血防医院医务人员深入到黄盖湖疫区，跑遍了疫情严重的18个村，访问了180多个贫困户，对1580人进行了疫情调查，基本掌握了38000多亩湖洲、湖汊和内湖的钉螺分布情况。并形成专题报告，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了消灭钉螺，县委、县政府于10月1日作出了“围垦和整修黄盖湖”的决定，动员万名劳动大军，在湖洲上安营扎寨，紧张施工。我到长源大队蹲点后，看到大队社员群众在杂草丛生的湖汉里用筷子把钉螺一个一个地捡起来，然后用火烧死。但一天只能捡几十个，效率不高，对钻入水土里面的钉螺更是望尘莫及。虽然有部分生产队已实施了铲草灭螺办法，但留在江水、湖水中的钉螺还不能彻底消灭。于是，我号召和组织群众战天斗地、围垦灭螺。根据群众建议，把围垦灭螺和造田、修路及水利灌溉等工程结合起来，发挥消除“三大灾害”的综合效益。长源大队除了组织劳力抓好临湖湖滩的改造外，还调配劳力参加公社举办的“围垦和整修黄盖湖”大会战。当时大队条件极为艰苦，既面临饥饿威胁，又缺少物资装备，全靠大队党支部一班人和我带领劳力自想办法解决温饱和工程技术问题。没有水泥，我们就寻找弃石和开山采石；没有钱买箢箕，我们就采伐楠竹自编自用；少了技工，我们就边学边做。我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公社、县里开会不回去。尽管天天饿得慌，但咬紧牙关硬撑着。群众每天定额多少，我坚持多少，不搞特殊化。社员们看到我拼死拼命地带领大伙干，实在不忍心，都劝我：“高书记，你既要领导全公社，又要和我们一块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太累了，不要心挂两头，还是回公社一心主持工作，我们这里你就放心吧，保证不给你抹黑。”群众的声声关爱，是多么的亲切感人，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更坚定了我带领群众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于群苦干一冬，长源大队动用土石方20多万方，新修渍堤1条，围垦湖塘扩大水田500来亩，开挖水渠1200米，改造路面1800米，社员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队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1960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谭余保在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临湘县委书记李满全的陪同下，来到聂市人民公社视察工作，听完我的工作汇报后，谭书记很高兴，当即带着一行人步行3个小时来到了长源大队围垦灭螺现场，只见昔日的荒湖滩已是一大片正在扬花抽穗、长势喜人的稻浪。谭书记呼吸着沁人心脾的稻花芳香，兴致勃勃地远眺围垦的湖区，又笑眯眯地望着我和满全同志，感慨地说：“围垦灭螺，根治血吸虫病，你们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的。”随后，湘潭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对聂市围垦灭螺、粮食大丰收的经验进行了介绍推广。就在这一年，临湘县被评为“全国除害灭病卫生先进县”。

勤于调研办好社队

随着“整党、整风、整社”工作的深入开展，1960年底，聂市人民公社一分为二，从中划出了源潭人民公社。县委调我到源潭人民公社任党委第一书记，长源大队仍是我的联系点。1961年春天，为学习贯彻刘少奇同志在长沙天华大队蹲点的经验，县委书记李满全带着我和县委办的同志一行五人，在长源大队做“加强党支部、办好生产队”的工作。我及时抓住这个机会，陪同满全书记一道深入基层，与社员同吃野菜、水竹笋子，同睡一张床，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一连住了3个多月。我们白天到田间地头与群众边劳动边聊天，晚上到社员家里促膝谈心，有时邀请几个农民朋友一起座谈，拜老农为师，收集意见和建议。长源大队自1959年下半年扩粮度荒和围垦灭螺以来，各项工作都有起色，群众基础较好，积极性较高，主动向我们反映问题，主动协助我们工作。社员向我们反映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姜俊荣，自恃根子深、资格老，不管集体生产，不关心群众的度荒问题，只顾自家有吃有喝，群众批评他是“天晴一杆铳(打野兽)，落雨一把罾(捕鱼虾)”。与之相比，大队支部委员、副大队长唐登甲，处处以身作则，注重发展集体生产，先后担任周家、老巫家两个生产队队长，帮助社员群众度过灾荒，两个队都办得很好．群众称赞说：  “哪里有了唐登甲，哪里就有饭呷”。我们将群众反映的意见核实后，通过召开党支部民主生活会，批评了姜俊荣，表扬了唐登甲。我还主动承担了未及时发现问题的责任，对姜俊荣不关心社员群众一事作了自我批评。接着我们又在源潭公社的干部会上和县里的三级干部会上宣传了唐登甲办队的事迹，在全县起到了导向作用。满全书记和我根据摸上来的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相互探讨对策，提出了“改过来的大队核算为以生产队核算为基础，实行定额管理、按劳计酬”等十条意见，逐家逐户找干部群众征求意见，不断完善。我们还研究了办好生产队的原则：一是由大队党支部委员下生产队选准生产队长，要求生产队长积极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穷致富。走共同富裕的群众嘘寒问暖，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反映。通过深入调查后，耀邦同志在县政府大礼堂向全县负责干部作了一场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对源潭公社的工作特别是长源、新源大队创新管理、落实“四固定”和战天斗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作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文革初期，我调离了源潭人民公社，但我一直关注着源潭特别是长源的发展，在那里有许多同我一道艰苦奋斗的战友和农民朋友。我在长源大队办点3年多，大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个秋冬，全大队共啃掉了18座大小山头，搬动土石方198万方，围垦了2个湖汉，建设机埠4个和电排渠道8处，配套灌溉水系 32里，扩大水田面积2100亩，把3200亩水田建成了高产农田。而且粮食由短缺到自给再到盈余，1962年全大队粮食生产就创下了340万斤的奇迹，人均生产1吨粮，人均交“爱国粮”1000斤，集体还有贮备粮85万斤。大队还陆续办起了加工厂、红砖厂、茶场，成立了机械队，集体存款38万元，社员人均纯收入120元，60％的农户有存款。昔日的穷村，靠艰苦奋斗，一跃成为湘潭地区、湖南省的红旗村，支部书记郭大梦2次出席天安门的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我离休后，还两次来到长源大队，虽来去匆匆，但看到今日长源旧貌换新颜，变化越来越大，想起那段蹲点的岁月，我的心情感到无比的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