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师知书贵

 一个朗朗的晴日，我和《岳阳晚报》记者李桂林同志驱车来到1972年我们一起办的扫盲工作点——龙门公社源里大队。30年过去了，旧地重游，真有“不知今日是何年”之感，当年的羊肠小道，如今已修成宽大平坦的公路；当年矮小潮湿的茅屋，如今都变成式样别致的楼房。公路上，车辆不断；田野里，山歌袅袅，一派农村改革开放的优美景象。大概是触景生情所致吧，1973年在这里召开的岳阳地区扫盲工作现场会的热闹场面立即重现在我的眼前，我们不禁第一个想起了当年的模范老师(教夜书老师)，也就是我当年的房东吴玉书同志，于是我们径直往他家里走去。穿过一个山坳，他的住所便映人我们的眼帘。远远望去，只见地坪里荆棘丛生，屋场里废墟一片，留下的两间欲倒未倒的房子凄凉不堪。是什么原因造成与周边农舍如此鲜明的对比呢?正当我们百思不解时，只见这个不高不矮的中年汉子远远跑来向我们打招呼。寒喧几句后，便到了他家里。挂在门框上的“六星级文明户”的牌子格外醒目。我走到当年的住房里一看，床还是那张床，桌还是那张桌，垂直写在墙壁上的那条“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主席语录，还完好无损地张贴在那里。我久久凝视，默言不语。不是么，当年队里保管员由于不识字，用木桶装着的三样种子，只好用泥巴、瓦砾、瓷片三样实物做记号。开桶浸种那天，队长以为是孩子贪玩搞的，随手把实物丢掉了，这下可闹出了大事，三样品种分不清了，只好派人跑公社，到县里重新购买，花钱费力不要紧，还推迟了一个星期的浸种时间。此时，玉书好象猜出了我们心里的疑团，立即脸带笑容地对我们说：“我深居陋室，有愧贵客临门。幸好两个孩子争气，可向高朋交差。”我带着惊喜的目光哈哈大笑说：  “真不愧当年源里的“秀才”，说起话来，文诌诌的，不失昔日的幽默。呵!你的两个孩子在哪里呢?”他把我们拉到走廊里的一张凉床上坐下，伸出满是厚茧的右手比划着说：  “一个在北京师大，明年毕业；一个在首都师大读二年级，成绩都在前几名，学校还要求他们都读研究生呢。”等了一会，他接着说，  “为国家培养人才，匹夫有责，我的邻居，他们都拆走建起了高楼大厦，可我这几年都把钱用在孩子身上，10年没添置一件家具，5年没缝过一件衣裳。”说着说着，他爱人已快手快脚把一盆刚煮熟的鸡蛋端出来了，霸蛮往每人手里塞两个。一边塞一边接过话题说：  “我们节衣缩食不要紧，孩子的读书，还得到市国税局的资助、学校的奖励和不少好心人的帮助，要不然我们还送不起呢?”他的话语像开了闸的汨江之水滔滔不绝，从孩子在校节俭到回家干活，从丈夫在家的劳作，到她在外打工的艰辛，看样子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我们说。但夜幕下垂了，我们只好作点小小表示，带着敬佩的心情，踏上回归的路程。他把我们送过了两道小溪。在我们的再三劝阻下，才停止了送行的脚步，但仍久久站着没有离去。远远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在心里祝愿着：陋室不陋啊!玉书夫妇，有你们这样发奋苦读的后代，有你们这样的坚心送读的父母，何愁你们家庭不兴旺，何愁祖国的未来没希望?坚持吧!你们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夜学育村官

迎着和煦的春风，我们来到了加义镇西堰村孔广生同志的家里。这是1974年至1975年我办点的住户，刚一落座，广生领着几名村干部来了。据广生介绍：这四人中，有三个是当年第一批“三学一推”学习标兵。广生任支部书记，还有2名分别任村主任和会计。他们个个都西装革履，精神抖擞，别有一番新时代青年干部的特色。我情不自禁地跟他们开玩笑说：  “这算是学而优则仕吧!清华、北大为国家培养部长级干部，当年的夜校为村里育出了这么多的村官，了不起呀!”
    提起“三学一推”，这还有一个令人寻味的故事。1974年县委书记谭世雄组织一批人员到献冲公社(现合并为加义镇)办“农业学大寨”的点。县直一个局级单位包一个生产大队。他们不是有物资和资金优势，就是有懂技术和善管理的人才优势，唯独我们县文教局这两者都不具备。一次谭书记来检查工作听了我们诉说的苦衷后开导我们说，人家靠物资和技术增产，你们就凭文化和理论增产吧!谭书记一席话给了我们几个办点的青年小伙子以很大的启示。经过一番讨论，大家研究了 “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推动农业学大赛”的“三学一推”的工作思路，并列入各个阶段的总结评比。当时我是工作组长，毫无疑义要率先垂范。我的住户广生一家三口都是文盲，佛老爹解放时是土改根子、农会主席，可由于没文化，主席没当半年就辞职了。广生时年18岁，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箩筐，记工时只能用符号代替，时间一久连自己都记不清了。秀老娱母也更是一字不识，经过一番思想发动，他们都乐意报名进夜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们的带动下。全队30％的社员成了夜校学员。鸣炮开学，热闹非凡。尔后，全大队10个生产队，队队都挂牌开学，形成了父子、夫妇和三代同堂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的热潮。为了保证学有成效，我天天给同床共睡的广生“吃小灶”，进行特别帮助，我给他买了一大打本子和几种笔型，一有空就帮助他识字、计数、看报纸、讲技术，不到半年广生便成了全大队中青年学习的楷模。西堰大队也屡屡被评为地、县“农业学大赛”的先进单位。
    如今时隔20多年了，改革开放加快了农村脱贫致富的步伐。坐在广生红砖楼房里，老三件，新三件样样齐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屋前屋后，绿树成荫。山坡两岸，果树成行，池塘里鱼群欢跳，栏舍里鸡鸭满圈。正当我们感慨不巳时，广生告诉我们，他在村里只算是中等户，最好的已经存款过百万了。在他们的提议下，我们参观了村里新建的学校、果园、林场和加工企业，拜访了几户父老乡亲，吃完中饭就告辞了。

顽童出山寨

历史往往会有一些巧遇。1975年当我转到新江大队办点时，队上确定的住户又叫佛老子，而且也是单家独屋，一家三口，两老带一继子。不同的是，这个叫邱登辉的继子，比广生年小两岁，既不俯首听顺父母，又不安心队里生产，倒是经常跟同伴打架，跟干部顶嘴，人们都叫他“顽童”。很显然，佛老子对这次队里安排我在他们家里长住特别欢迎，无疑有帮助教育“顽童’’成龙的愿望。
    我是教师出身，教书育人是我的天职。我知道他的孤僻好斗的性格是离开他的亲生父母后养成的。因此，对他关心体贴，循循善诱十分重要。我带他同吃同住同劳动，稍有进步，就给予表扬和鼓励。并且言传身带，带他干重活脏活，还给他买笔记本子，并坚持帮他学习文化，传授技术，讲述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这样，使他逐步养成了热爱劳动，谦虚谨慎，孝敬父母，乐于助人的良好习惯和学正为人的远大志向。一年以后，我被调到离这里一百多里的公社任职去了，从此失去了联系。
    这次我们来到了他家里拜访，老俩口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进屋一看，刚建不久的楼房，摆设着成套的现代家具，身居山区，烤的是电热炉，烧的是液化汽，用的是洗衣机，这与城市生活基本一样。看看老人晚年坐享清福，我心里感到无比的高兴。打听登辉的去向，老头高兴得合不拢嘴，说：  “登伢子呀!搭帮在你那里学习了文化，他出远门了。不甘心在家赚小钱，要到外面赚大钱。如今在古都洛阳开办食品加工厂，场伙有蛮大。爱人当保管，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厂里任会计，他自己当总厂厂长，下面设几个分厂，因此忙得不可开交。听说现在手中也有几个钱了，准备回来办个包装厂，报效家乡的父老乡亲。他虽然也置了几台车，可每年也只回来二三次，要干他的事业。”听了老人的这一席话，不禁使我感慨万千：啊!这个佛老爹，如今观念也变了，要不是在迅猛发展的改革年代，老人怎么能学到这些新名词?时势造英雄，  “顽童”真的成“龙”了。

团干成老板

龙门镇的龙门村与修水县龙塅村一江之隔，相传这里是伍子胥过昭关之地，至今还有一段吴楚相隔的城墙，可见其地形之险要。1976年组织上调我到这里任公社书记，我就在该村办点，住在一个姓冷的老党员家里。他一家三口，儿子1979年高中毕业回来，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我跟这孩子同睡一张床，同吃一锅饭，同一张桌办公。一有空就说天道地，非常友好，久而久之，老人有欲给孩子安排工作之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如愿。至今我还为此感到十分遗憾。这次回访更有“倍思亲”之感。
    这小冷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刚一下车我们就笔直朝他家里走去，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见到“老书记”回来了，都喜形于色，奔走相告，争着要我到他们家打坐。因为时间关系，都只能在路上寒喧几旬。小冷听说我们特地来看他们，老远就赶来相迎。问及他的家况，乡亲们争着说：“冷老板呀，是村里的大企业家了。家里有别墅，街上有铺面，既经营自家加工的副食品，又经营当地的农产品；既经营农民的生产资料，又经营村民必需的南杂百货；既收购，又加工；既批发，又零售。经营十分灵活，生意非常兴隆。”我走到铺里抬头一看，的确名不虚传。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得井然有序，着装整齐的营业员满脸笑容，来往的车辆如鱼穿梭，出进的顾客络绎不绝，小冷没多加言语，只是满口的笑，好久好久才开口说句话：“还好吗?老书记。少脚步情了，请宽恕宽恕。”我说：“哪里，哪里，一别就是20多年了，没有完成你父亲的宿愿，至今感到有愧。直到今天，耳闻目见你生活得很好，才放下了块千斤重的石头啊!”我们谈了很多情况，品尝了多种果味。一看时间不早了，我们才在乡亲们的热烈欢送下，披着火红的晚霞，轻松愉快地回县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