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溪建区之初
来源：未知来源 日期：2015-03-31 12:00
每当我想起岳阳市北区成立时候的人和事时，那种艰苦创业、认真工作、和谐相处、互相帮助，引资金上项目、搞建设图发展的情景历历在目，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建区之初，条件虽差，却信心十足。1984年，由原临湘县的路口、文桥、陆城、云溪、松杨湖等七个乡、镇、场设立岳阳市北区。5月15日，我服从组织安排来到路口铺，找到了新成立的岳阳市北区区委、政府几大家办公的小楼房。我知道这个小楼房是1982年临湘县与长炼协议的产物，主要是方便外地来往长炼人员的食宿，房产和经营权均属县政府所有。楼虽小却还有点气派，上下三层，一共有29间房子，一楼有个不足20平方米的正厅，二楼有个50来平方米的会议室，总面积不过300平方米。然而按照岳阳市要求设立的北区32个部、办、委、局机构，从临湘分来的40名及从岳阳等地调来的20余名干部职工吃、住、办公全都挤在这个小天地里，床靠桌，凳挨床，比比皆是。如财政科5人就挤在一楼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我们科委开始2人后来3人，就挤在二楼北边不足8平方米的房子里。84年8月新分来的翁雁群无地方住宿，就白天将被子卷起来，晚上打开在办公桌上睡。尽管如此，可就是没看见一人有不轨行为，没听见一句怨言和牢骚，也很少有迟到早退和吊儿啷当的现象，个个都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写材料、打电话、疏通上下渠道，理顺各种关系。不仅机关单位的干部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就连厨房里的炊事员也是那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黄师傅是从临湘县委机关食堂分来的炊事员，干炊事工作20多年。当时是集体开餐，8人一席，4菜1汤，两荤两素。黄师傅每当开餐时把菜摆完后，他总得在那简陋的食堂来回走动，逐席检查询问，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不对之处即予改进，毫不含糊，使人们吃得饱吃得好。很多市里来区检查工作的同志吃了他的饭、菜都赞不绝口，特别是黄师傅做的虎皮扣肉一时成了北区的名莱。更令人难忘的是，所有干部下乡，百分之八十的人在5公里路以内都是步行，其余的也是骑单车。整个机关单位只有一辆长炼给的121型北京吉普车，不但不争着要，而且互相让着用，让给那些急需用车的人坐。 84年6月中旬的一天，事先约定区委高书记与我及区农业局刘文华副局长、干部林新民到文桥臣山村了解水果玉米种植情况。第二天上班时，得知市政府要召开全区管农业的副区长紧急会，高书记二话没说，赶快要人通知司机，送管农业的李副区长去岳阳开会，他自己则与我们搭陆城新港村李俊彦开的拖拉机去文桥臣山村。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我也情不自禁地对人说：我们有这样的好领导，好集体，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呢?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说：建好北区真有希望。
建区之初，困难虽多，却人心温暖。建区之初，百业待兴。在“万事开头难”的情形下，就象大浪淘沙一样，冲击着每个人的灵魂。有的在困难中创造条件上，有的在困难中沉默、随波逐流，有的在困难中退缩、临阵脱逃。这时区委、人大、政府等几家领导十分清楚，最需要的是要许许多多迎着困难上的人，最重要的是要留住人、稳住干部队伍。于是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三个月上下级之间、党群之间谈心、交心活动，旨在提高对建区的认识，认清了建设北区的前进方向，形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更加亲密团结，互相帮助的局面。1984年上半年，我们科委只有我与李高擎二人，无下属单位。老李是文桥人，自然对建北区无二心。而我既不是北区的人，又不是北区的亲戚。要说我跑陆城新港、松杨湖时间多，在新港大队办了几年棉花点，那比我在临湘县多种经营办时跑江南等棉区和铁路两边、铁路以南茶叶产区的时间少得多。有人说到北区能加官晋级，我对名利又不感兴趣。所以来北区之前，临湘县委领导三次找我谈话，前两次都让我以上述理由拒绝了。第三次出于无奈，只能服从组织安排，建区时因我出差未归，迟迟未到北区报到。到了北区不说“人在曹营心在汉”，却也是无所适从、淡淡而过。区委高书记对此看在眼里，明在心里。那年6月8日在食堂吃过晚饭后，高书记邀我到外面走走，从路口影剧院到建新队的田边，又到了苗圃园，整整转了两个多小时，边走边谈，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好似兄弟间谈家常一样，谈得最多的是对建区的看法。我知道他是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说我好像不太愿到北区来。我承认是实，并将临湘县委领导几次找我谈话的情况一一陈述，他点头表示相信。最后他认真地说：临湘县委硬要你到北区来，说明有内情，你不来也不行，既然来了，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如果你认为科委摊子小、人员少，那就帮你换一个单位，你看如何?我说我也不是对北区没有感情，更不是嫌科委摊子小，今天您能与我谈心，给我洗了脑子、加了油，日后我知道该怎么干，请您一定放心。
此后，我经历了两件难以忘却的事。一是1984年7月29日下午4时许，我在办公室，突然感到胸闷得慌，头晕眼花，全身乏力，呼吸困难，直冒虚汗，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左邻右舍办公的同志都纷纷到我办公室来看我，有的扶着我，有的问病情，有的倒水给我喝。正在此时，区政府龙区长路过，忙挤进人群看望我，问了几句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赶快把他扶到言俊杰司机开的车上，送长炼医院急救，很可能是中暑。就这样使得我的病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我真感激不尽。事后，我才知道，龙区长当时下楼去，是要司机开车送他到岳化总厂办事。为了我治病，耽误了龙区长的正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至今还感到内疚。二是同年6月，我在江南供销社定做了一张广式长沙发，8月份捎信来说缺少0.3立方米的松木；我到北区后，路口是无法可想的。怎么办呢?9月上旬的一天，农林局干部林新民知道了此事后，硬要我到他文桥老家山上砍两棵松树，可是湿树不能用。不知道这事怎么传到了经委潘主任那里，他到我办公室说他们组织了一些松树，是干的，要帮我解决。我顿时欣喜若狂，就跟潘主任去看了松树，选好了两棵又大又直的圆木，我强行付给了他们15元钱。潘主任知道这树还要运到江南去，又马上要管木材的潘长根给我找便车，过了两天还真的找了一辆货车帮我将这两棵树顺便带到了江南供销社。有人说这是小事，可我却怎么也忘不了，用此木头做的沙发，现在虽破了，我却至今留在我的客厅里。此事后，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正为群众做了有益的事情，群众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也就是“人民利益无小事”的深刻含义所在。潘主任年龄比我大，资历比我深，凭什么要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帮助我呢?思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即潘主任和北区其他干部一样，都把我当作是北区一家人，不是亲人胜过亲人。这种团结友爱精神还可以从大家中、晚餐后，在办公楼正厅打康乐球时体现出来。厅内三张球桌，12人打，旁边站满了换班的人，把一天、半天紧张工作的疲劳全消除。休息时，不分上下级，不分男女老少，一个劲的玩，一个劲的乐，无拘无束，好像什么忧愁也未曾有过，至今还有许多人留恋不已，人们说的“极乐世界”也莫过如此吧!有一天中午，我和彭振华、沈道桂、杨汉希同一张桌打球，沈道桂连输四盘，脸色很不好看，心里肯定不舒服，第五盘他又输了，顿时他将球杆一扫，把全盘康乐球子搞得满地都是；没过两分钟，他知道错了，马上又面带笑容地要大家莫走，继续打球，弯下身子把康乐球子捡起来，弄得大家笑得人仰马翻。
建区之初，人员虽少，却业绩不凡。从1984年4月到1986年6月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那么60余名干部既要在路口铺进行常规办公，处理好各种日常政务，又要在云溪新定区址所在地推山填洼，修街建房，不仅无一闲人，而且几乎都是一个人当作几个人用，没日没夜地思考，没日没夜地工作，筹划区址，参与各单位的基建，还要四处求人，八方筹资，真是“十八般武艺”使尽，千方百计加快区址建设速度。硬是在云溪一个叫冷水井的地方铲掉了五个大山头，填平了三条约 4000米长的低谷，8个池塘和洼地，变成了几条宽广的云中路、云中西路、文苑西路。那一座座高楼大厦象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矗立云间。区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区直各单位都相继于1986年6月由路口铺搬到了云溪。不论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使省、市领导和附近县、区的干群感到惊讶。回想起来，真是来之不易。仅选区址一项，就不知道区级主要领导花了多少精力和心血。首先是区址定在云溪还是路口铺，区内干群和岳化、长炼两厂的领导争论不休，区里的干部大部分主张定在路口，于是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分头将两地的政治、经济、交通、地理环境等逐项进行了调查了解，岳阳市还把省规划部门请来，在两地进行测量、规划。规划部门也倾向于定路口铺。可最后还是岳阳市主要领导一句话，说是路口铺离临湘太近，离岳阳又太远，不适宜定为区址，只能定在云溪。区址定好后，具体建在云溪的什么地方呢?当时建议有五处：即云溪乡胜利村的冷水井、胜利村小学后面的山头和新铺村的麻子坡、太平桥及八一村的茶港。1984年8月区里组织区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我也是其中一员，共15人，先普遍察看了一遍，后由区委正副书记、正副区长看了两次，觉得茶港、太平桥两处离云溪老街和岳化较远，被排除。剩下的三个地方，区里又组织第一次参加的人员仔细查看了一遍，经过反复比较，都认为冷水井这个地方比较适宜，据说还有人问了风水先生，也觉得冷水井这个地方好。我们科委没有基建任务，就于1984年9月上旬在征得区里几大家17位领导的同意后，筹措了两万元钱，在区办公楼院子靠路口影剧院，临街面的角上厂建了一栋两层约260平方米的楼房，搞了一个科技服务部。后又于1985年5月中旬，我和李高擎两人到文桥、陆城、路口、白泥湖渔场交界的青山湖看了两遍，据说这1200多亩水面是谁也管不了的地方，湖里长满了蒿草、芦苇、荷叶，远看是草丛，近看是沼泽，太可惜了。6 月上旬，我们积极找市科委计划科和省科委计划处搞水产科技项目的蔡绍贵工程师联系，并请他们到实地查看，签订了开发青山湖、成立特种水产养殖场的意向书。经请示区里几位主要领导同意后，于1984年12月17日在路口科技服务部召开了有文桥、陆城、路口、白泥湖渔场、国营八里湖渔场的负责人和文桥乡的臣山、东风村、文桥渔场；陆城乡的香铺、陆城村；白泥湖渔场的沙湾、柳田分场；路口乡的省塘村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统一了意见，形成了会议纪要，到会同志都签上了名。1984年12月下旬正式与省水产开发公司签订了逐年开发合同。等第一批5万元资金到位后就开工建发花池50亩和天螺渡引朝天闸、四个角上的栏栅等。1986年春节过后，资金如数到位，3月1日组织100个劳力正式开工。我们科委就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三人轮流住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20多天的奋战，全部完工。后又采取多种措施，经过两年时间努力，把湖里的杂草全部除掉，真正成了一个水产养殖湖。
人说“万事开头难”，这话不假。但从建区的情况看，只要上下一条心，动脑筋敢于拼，就会见难不难，就能做好你想做的事，这就是我在建区之初的最深感受。
建区之初，条件虽差，却信心十足。1984年，由原临湘县的路口、文桥、陆城、云溪、松杨湖等七个乡、镇、场设立岳阳市北区。5月15日，我服从组织安排来到路口铺，找到了新成立的岳阳市北区区委、政府几大家办公的小楼房。我知道这个小楼房是1982年临湘县与长炼协议的产物，主要是方便外地来往长炼人员的食宿，房产和经营权均属县政府所有。楼虽小却还有点气派，上下三层，一共有29间房子，一楼有个不足20平方米的正厅，二楼有个50来平方米的会议室，总面积不过300平方米。然而按照岳阳市要求设立的北区32个部、办、委、局机构，从临湘分来的40名及从岳阳等地调来的20余名干部职工吃、住、办公全都挤在这个小天地里，床靠桌，凳挨床，比比皆是。如财政科5人就挤在一楼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我们科委开始2人后来3人，就挤在二楼北边不足8平方米的房子里。84年8月新分来的翁雁群无地方住宿，就白天将被子卷起来，晚上打开在办公桌上睡。尽管如此，可就是没看见一人有不轨行为，没听见一句怨言和牢骚，也很少有迟到早退和吊儿啷当的现象，个个都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写材料、打电话、疏通上下渠道，理顺各种关系。不仅机关单位的干部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就连厨房里的炊事员也是那样认认真真、一丝不苟。黄师傅是从临湘县委机关食堂分来的炊事员，干炊事工作20多年。当时是集体开餐，8人一席，4菜1汤，两荤两素。黄师傅每当开餐时把菜摆完后，他总得在那简陋的食堂来回走动，逐席检查询问，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不对之处即予改进，毫不含糊，使人们吃得饱吃得好。很多市里来区检查工作的同志吃了他的饭、菜都赞不绝口，特别是黄师傅做的虎皮扣肉一时成了北区的名莱。更令人难忘的是，所有干部下乡，百分之八十的人在5公里路以内都是步行，其余的也是骑单车。整个机关单位只有一辆长炼给的121型北京吉普车，不但不争着要，而且互相让着用，让给那些急需用车的人坐。 84年6月中旬的一天，事先约定区委高书记与我及区农业局刘文华副局长、干部林新民到文桥臣山村了解水果玉米种植情况。第二天上班时，得知市政府要召开全区管农业的副区长紧急会，高书记二话没说，赶快要人通知司机，送管农业的李副区长去岳阳开会，他自己则与我们搭陆城新港村李俊彦开的拖拉机去文桥臣山村。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我也情不自禁地对人说：我们有这样的好领导，好集体，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呢?大家也异口同声地说：建好北区真有希望。
建区之初，困难虽多，却人心温暖。建区之初，百业待兴。在“万事开头难”的情形下，就象大浪淘沙一样，冲击着每个人的灵魂。有的在困难中创造条件上，有的在困难中沉默、随波逐流，有的在困难中退缩、临阵脱逃。这时区委、人大、政府等几家领导十分清楚，最需要的是要许许多多迎着困难上的人，最重要的是要留住人、稳住干部队伍。于是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三个月上下级之间、党群之间谈心、交心活动，旨在提高对建区的认识，认清了建设北区的前进方向，形成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更加亲密团结，互相帮助的局面。1984年上半年，我们科委只有我与李高擎二人，无下属单位。老李是文桥人，自然对建北区无二心。而我既不是北区的人，又不是北区的亲戚。要说我跑陆城新港、松杨湖时间多，在新港大队办了几年棉花点，那比我在临湘县多种经营办时跑江南等棉区和铁路两边、铁路以南茶叶产区的时间少得多。有人说到北区能加官晋级，我对名利又不感兴趣。所以来北区之前，临湘县委领导三次找我谈话，前两次都让我以上述理由拒绝了。第三次出于无奈，只能服从组织安排，建区时因我出差未归，迟迟未到北区报到。到了北区不说“人在曹营心在汉”，却也是无所适从、淡淡而过。区委高书记对此看在眼里，明在心里。那年6月8日在食堂吃过晚饭后，高书记邀我到外面走走，从路口影剧院到建新队的田边，又到了苗圃园，整整转了两个多小时，边走边谈，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好似兄弟间谈家常一样，谈得最多的是对建区的看法。我知道他是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说我好像不太愿到北区来。我承认是实，并将临湘县委领导几次找我谈话的情况一一陈述，他点头表示相信。最后他认真地说：临湘县委硬要你到北区来，说明有内情，你不来也不行，既然来了，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如果你认为科委摊子小、人员少，那就帮你换一个单位，你看如何?我说我也不是对北区没有感情，更不是嫌科委摊子小，今天您能与我谈心，给我洗了脑子、加了油，日后我知道该怎么干，请您一定放心。
此后，我经历了两件难以忘却的事。一是1984年7月29日下午4时许，我在办公室，突然感到胸闷得慌，头晕眼花，全身乏力，呼吸困难，直冒虚汗，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左邻右舍办公的同志都纷纷到我办公室来看我，有的扶着我，有的问病情，有的倒水给我喝。正在此时，区政府龙区长路过，忙挤进人群看望我，问了几句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赶快把他扶到言俊杰司机开的车上，送长炼医院急救，很可能是中暑。就这样使得我的病得到了及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我真感激不尽。事后，我才知道，龙区长当时下楼去，是要司机开车送他到岳化总厂办事。为了我治病，耽误了龙区长的正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至今还感到内疚。二是同年6月，我在江南供销社定做了一张广式长沙发，8月份捎信来说缺少0.3立方米的松木；我到北区后，路口是无法可想的。怎么办呢?9月上旬的一天，农林局干部林新民知道了此事后，硬要我到他文桥老家山上砍两棵松树，可是湿树不能用。不知道这事怎么传到了经委潘主任那里，他到我办公室说他们组织了一些松树，是干的，要帮我解决。我顿时欣喜若狂，就跟潘主任去看了松树，选好了两棵又大又直的圆木，我强行付给了他们15元钱。潘主任知道这树还要运到江南去，又马上要管木材的潘长根给我找便车，过了两天还真的找了一辆货车帮我将这两棵树顺便带到了江南供销社。有人说这是小事，可我却怎么也忘不了，用此木头做的沙发，现在虽破了，我却至今留在我的客厅里。此事后，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正为群众做了有益的事情，群众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也就是“人民利益无小事”的深刻含义所在。潘主任年龄比我大，资历比我深，凭什么要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帮助我呢?思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即潘主任和北区其他干部一样，都把我当作是北区一家人，不是亲人胜过亲人。这种团结友爱精神还可以从大家中、晚餐后，在办公楼正厅打康乐球时体现出来。厅内三张球桌，12人打，旁边站满了换班的人，把一天、半天紧张工作的疲劳全消除。休息时，不分上下级，不分男女老少，一个劲的玩，一个劲的乐，无拘无束，好像什么忧愁也未曾有过，至今还有许多人留恋不已，人们说的“极乐世界”也莫过如此吧!有一天中午，我和彭振华、沈道桂、杨汉希同一张桌打球，沈道桂连输四盘，脸色很不好看，心里肯定不舒服，第五盘他又输了，顿时他将球杆一扫，把全盘康乐球子搞得满地都是；没过两分钟，他知道错了，马上又面带笑容地要大家莫走，继续打球，弯下身子把康乐球子捡起来，弄得大家笑得人仰马翻。
建区之初，人员虽少，却业绩不凡。从1984年4月到1986年6月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就那么60余名干部既要在路口铺进行常规办公，处理好各种日常政务，又要在云溪新定区址所在地推山填洼，修街建房，不仅无一闲人，而且几乎都是一个人当作几个人用，没日没夜地思考，没日没夜地工作，筹划区址，参与各单位的基建，还要四处求人，八方筹资，真是“十八般武艺”使尽，千方百计加快区址建设速度。硬是在云溪一个叫冷水井的地方铲掉了五个大山头，填平了三条约 4000米长的低谷，8个池塘和洼地，变成了几条宽广的云中路、云中西路、文苑西路。那一座座高楼大厦象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矗立云间。区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区直各单位都相继于1986年6月由路口铺搬到了云溪。不论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使省、市领导和附近县、区的干群感到惊讶。回想起来，真是来之不易。仅选区址一项，就不知道区级主要领导花了多少精力和心血。首先是区址定在云溪还是路口铺，区内干群和岳化、长炼两厂的领导争论不休，区里的干部大部分主张定在路口，于是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分头将两地的政治、经济、交通、地理环境等逐项进行了调查了解，岳阳市还把省规划部门请来，在两地进行测量、规划。规划部门也倾向于定路口铺。可最后还是岳阳市主要领导一句话，说是路口铺离临湘太近，离岳阳又太远，不适宜定为区址，只能定在云溪。区址定好后，具体建在云溪的什么地方呢?当时建议有五处：即云溪乡胜利村的冷水井、胜利村小学后面的山头和新铺村的麻子坡、太平桥及八一村的茶港。1984年8月区里组织区委、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我也是其中一员，共15人，先普遍察看了一遍，后由区委正副书记、正副区长看了两次，觉得茶港、太平桥两处离云溪老街和岳化较远，被排除。剩下的三个地方，区里又组织第一次参加的人员仔细查看了一遍，经过反复比较，都认为冷水井这个地方比较适宜，据说还有人问了风水先生，也觉得冷水井这个地方好。我们科委没有基建任务，就于1984年9月上旬在征得区里几大家17位领导的同意后，筹措了两万元钱，在区办公楼院子靠路口影剧院，临街面的角上厂建了一栋两层约260平方米的楼房，搞了一个科技服务部。后又于1985年5月中旬，我和李高擎两人到文桥、陆城、路口、白泥湖渔场交界的青山湖看了两遍，据说这1200多亩水面是谁也管不了的地方，湖里长满了蒿草、芦苇、荷叶，远看是草丛，近看是沼泽，太可惜了。6 月上旬，我们积极找市科委计划科和省科委计划处搞水产科技项目的蔡绍贵工程师联系，并请他们到实地查看，签订了开发青山湖、成立特种水产养殖场的意向书。经请示区里几位主要领导同意后，于1984年12月17日在路口科技服务部召开了有文桥、陆城、路口、白泥湖渔场、国营八里湖渔场的负责人和文桥乡的臣山、东风村、文桥渔场；陆城乡的香铺、陆城村；白泥湖渔场的沙湾、柳田分场；路口乡的省塘村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统一了意见，形成了会议纪要，到会同志都签上了名。1984年12月下旬正式与省水产开发公司签订了逐年开发合同。等第一批5万元资金到位后就开工建发花池50亩和天螺渡引朝天闸、四个角上的栏栅等。1986年春节过后，资金如数到位，3月1日组织100个劳力正式开工。我们科委就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三人轮流住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20多天的奋战，全部完工。后又采取多种措施，经过两年时间努力，把湖里的杂草全部除掉，真正成了一个水产养殖湖。
人说“万事开头难”，这话不假。但从建区的情况看，只要上下一条心，动脑筋敢于拼，就会见难不难，就能做好你想做的事，这就是我在建区之初的最深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