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4日，我们37名知识青年(其中22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从县城关镇革委会出发，敲锣打鼓、红旗引路，步行经平江大桥、三阳老汽车站到达坪上—平江县农科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晚上，农科所举行了盛大而又隆重的欢迎大会，希望我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通过锤炼红心，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们也在大会上表态，一定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在劳动和学习中，拜我们最好的老师 ——贫下中农为师，更好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再教育，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祖国、为人民、为全人类的解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5月5日至6日，针对大家思想上存在的各种包袱和情绪，我们集中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学习班。主要是整顿思想、提高认识、放下包袱、锤炼红心。要求大家要甘当贫下中农的小学生，虚心拜贫下中农为师，从内心深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为我们上课、讲家史、忆苦思甜、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学习班上规定：(1)每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可以回家，但必须在当天晚上八点钟以前赶回，八点半钟集中点名。特殊情况经请假同意后，可以第二天早上回，但也必须在上午七点半钟以前赶到，以免影响出工，影响接受再教育。(2)天下雨不能出工时，不能自由活动，必须集中学习，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写心得笔记和接受再教育的体会。心得笔记要写自己的真实思想，要触及灵魂，不能隔靴抓痒，不能记流水账。(3)每星期一、三、五晚上集中进行政治学习，每天晚上的学习不得少于两个小时。内容是读报(主要是《人民日于艮》、《解放军报》利《红旗》杂志)、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然后进行讨论。每星期二、四晚上自学，写心得体会。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自由活动。(4)每天早晨冬季六点半钟起床，夏季六点钟起床。起床后10分钟洗刷，然后吹哨子集台进行晨练，做广播体操、跑步。晚上十点半钟准时吹哨子熄灯就寝。十一点钟由我与带队干部李国保(省体委射击教练，下放来平江)逐房查铺。(5)不准看黄色小说和手抄本，不准说痞话，不准打架闹事，不准讲吃喝玩乐，不准男女两人晚上单独活动和外出。(6)在劳动和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不准顶撞和嫌弃他们，  “没有牛粪臭，哪来五谷香”。世界上最干净、最纯洁的是工人和农民。因此，要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

1074年7月，早稻收割后，知青们在测算“千粒重”

凡违反上述制度规定的，发现一次，个别单独谈话，批评教育；发现二次，大会批评帮助；发现三次，除再次大会批评外，还要写出深刻检讨。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分，延迟招工、招生。1973年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九点多钟，有人向我和李国保“告密”，说女寝室有人看手抄本《少女之心》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时认为此歌为黄色歌曲)。接到“密告”后，李国保同志立即带着我对女寝室进行了突击检查。第二天又集中学习整顿一天，学习毛主席语录，分析看黄色小说和唱黄色歌曲是阶级敌人用以拉拢、腐蚀我们青少年一代的“催化剂”，指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为了反修防修，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一定要站稳立场、擦亮眼睛，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自觉与那些人还在、心不死的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会上除对几个当事人进行帮助教育外，其余也人人检查、个个表态，一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自此之后，除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及报刊、杂志与当时出版发行的红色书籍外，没有人再敢看其他的文学作品了。
    与先于我们的知青大哥大姐们相比，我们这届知青是比较幸运的，一是离家近，与城关隔河相望，中间一座浮桥相连，回家有20分钟时间就足够了；二是集体住宿，每34人一间房。自己办食堂，统一开餐；三是以班为单位统一到生产队，集体接受再教育；四是获国家照顾，伙食费前6个月按每人每月18元的标准由财政补给，足足有余；6个月后每人每月补贴9元，不足的再自己出。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和物价标准，也差不了多少，节省一点每人每月12元基本上够了；五是工分值切实保证，每10分工的工值为1元。每月25日按各人当月的实际总工分折算发80％的工资，留20％年终决算后再发。因而，比起那些单独下放在贫困山区和农村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我们算是最好的了。因此，虽说大家不安心但心基本还是定下来了。既来之则安之，毕竟是下放锻炼，只要政治表现好、劳动吃苦、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招工回城是大有希望的。
    比起先于我们上山下乡的大哥大姐们，我们之所以获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这要感谢当时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向毛主席告“御状”：1972 年12月20日，李庆霖由于两个儿子上山下乡后生活艰难、连理发钱都没有、生活费都要家长支付，斗胆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诉说了知青上山下乡后的种种窘境。毛主席接信后非常震惊，立即指示中央派出了12个知青问题调查组，奔赴全国各地进行知青上山下乡情况调查。根据调查汇报上来的情况，毛主席于1973 年4月25日给李庆霖回了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封信被中共中央以中发[73]第21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各地立刻掀起了学习、贯彻中央21号文件精神的高潮，并且联系实际解决了当时全国知青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程度的问题。特别是知青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成了当时的“重点保护对象”，被各级高看一等、厚爱一层。知青有缺点错误，属批评教育问题。同时，由上山下乡扎根落户改为上山下乡锻炼。为后来几届知青的下放工作减少了阻力、减轻了难度，解决了家长们为自己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在上山下乡问题上的近忧和远虑。
    我们37人编为一个排，我任副排长(三个月后任排长)兼团支部书记。带队干部李国保；排长是农科所的退伍军人童贲民(已故)，同时兼任知青食堂总务；团支部副书记胡伊玲；支部委员彭湘平、袁煌娥、肖小辉。下设5个班：一班9人，班长胡伊玲；二班8人，班长单维亚；三班6人，班长钟专政；四班8人，班长史湘平；五班6人，班长郑梅芬。
    1973年5月7日，全体知青按照分班分别到一至五个农业生产队，正式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开始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第一天。
    但当天上午因下大雨，全排集中在宿舍自学。下午天晴，大家怀着一种既新鲜但又复杂的心情奔向各自所在的生产队。我们四班的8个同志，由前来接我们的四队队长朱善民、副队长彭桃云带领来到田边，手提秧把，扎起衣袖、挽起裤脚，高声大叫，热热闹闹地跳下田，你追我赶地插起秧来。虽说当时田里的水温还很低，但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一切都感到很新鲜的还未脱童稚的热血小青年们来说，冰凉的水被热情和激情所代替，深深地植入记忆中。
    当时的政治环境、当时的时代气候、当时的正统教育，铸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当时那种一心为公、奋发向上、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的坚定信念。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行动上做的，无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为远大目标，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为行动准则，不敢越雷池一步。大家在个人问题上没有过高欲望，更不敢有过份奢求。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当时的我们是思想单纯、作风朴素、行为朴实，哪里有问题，大家一齐帮，哪里有困难，大家一齐上，很少讲条件、讲价钱。记得是1973年7月初的一天中午，紧张、繁忙的“双抢”战斗即将开始，第三生产队在我们知青宿舍前面不远处建一间土砖木架结构的保管室，主体工程还正在行墙。1点半钟左右，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眼看瓢泼大雨即将下来。这时，不知是谁一声喊：“三队保管室没盖嘞!”将正在午睡的我们惊醒。不要组织，不需号召，所有知青分别迅速拿起尼龙布、蓑衣、稻草等能遮雨的东西，男的爬上脚手架、女的在下面往上递，抢在大雨来临之前将墙盖好了。受到了贫下中农的赞扬，他们竖起大拇指：“这伙知青是好样的!”
    理想信念的教育、英雄模范事迹的薰陶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锻造，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只求进步、昂扬向上的动力。那时，我们的思想上单纯得就如一张白纸，没有沾污黑点，私心杂念很少很少。唯一所想的就是认真改造世界观，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炼好红心，坚定信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因而在劳动锻炼中，大部份人都能够吃苦，敢于吃苦，累了唱几句，困了吼两声，苦中有乐。派工出工从不讲价钱，再苦再累都咬牙坚持。 1973年“双抢”，是我们下乡后经历的第一个最苦最累的季节，也是对我们的思想和意志的一次严峻的考验。那时候的农业生产，特别注重抢季节。“双抢”从开镰收割早稻到晚禾栽插上岸，强调不能过“八一”。因此，“双抢”是最辛苦、最累人的，天气炎热、酷暑难当。白天太阳晒、田里水汽蒸；晚上蚊虫咬、暑热难入睡。早上天蒙蒙亮就要起床出早工扯秧，晚上收割打禾要做到深夜，真正是五更起、半夜眠，一天中连午休在内只有5至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为了保证全排每个同志都能经受住考验不掉队，我们在“双抢”战斗拉开帷幕的前一天，举行了一次迎“双抢”誓师、动员大会，人人表决心，保证不掉队。
    在近20天的“双抢”中，大部份知青们与贫下中农一道，泥里滚、水里泡，一个赤膊、一条短裤、一双赤脚，挑粪下田、担谷进仓，扯秧插秧，割禾脱粒，一天 “双抢”下来，浑身就象散了架似的摸床不到，连澡都不想洗。就是这样，大家也都坚持不下火线。待到“双枪”结束。大家浑身都晒黑了，背上脱了一层皮，肩膀磨烂后起了一层硬茧，手掌变得粗糙了，意志也磨炼得坚强了。记得是1973年7月24日的早晨4点多钟，我们出早工扯秧，我扯着扯着就睡着了，一头栽倒在秧田里，爬起来用手一抹脸上和头上的泥水，浑身湿漉漉地接着又干了起来。那个早晨我扯了182把秧。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这么写着：“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人的意志；越是艰苦的生活，越能考验一个人!天气炎热，人困马乏，生产紧张怕什么!革命者在前进的道路上要迎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坚持!坚持!直至‘双抢’战斗的最后胜利!”“双抢”结束，我被农科所评为“甲等劳动模范”，奖无盖搪瓷茶缸一只。
    当时，为了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化，每年的“三秋”以后，农科所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开荒改田实行园田化，住宅统一规划实行村庄化。因此。每年的冬天，我们每天不是担土方改田。就是提土砖做屋，冬闲成冬忙。当时的口号是“战晴天，斗阴天，麻风细雨是好天，大风大雨不歇肩。”除特别恶劣的天气，否则是没有休息时间的。大家每天就是一张松锄、一张板锄、一根扁担、两只箢箕，完成规定的3立方土方任务。说句实在话，那3立方土对我们知青确实很压头，要挖要上要担，全是一个人。高填低，远的有二三百米，近的也有五六十米，并且越填距离越远，其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每天下午收工前由记工员收方记工分。完不成的不但不记工分，知青内部当天晚上开会评比，而且还要挨批评。因此，知青们没有几人甘愿落后。大家提前出工．推迟收工，中午不休息，放下饭碗就上工地，不但保证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有不少人超额完成任务。1975年元月6日那天，我早晨7点钟出工，中午吃饭半小时，到下午5点半钟收工时，经记工员收方，在100多米的距离下，我完成了412方土方任务。担土方的体力消耗也相当大，有一天中午我吃了8个馒头，半斤米饭，肚子还不觉得饱。
    我们这届知青下放时，国家按每个人400元钱的标准拨给安家费，一次性划拨给了农科所。因而，在村庄化的统一规划下，1973年11月底，全体知青开始自己动手在划定的地基上抢晴天、赶雨天，挖基脚，和泥提草砖、脱胚烧红砖，在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仅仅只用了40多天时间，前后一高一矮两栋一层 400多平方米，包括住房、食堂、保管室和厕所在内的土木结构的知青新宿舍就矗立起来了，并于1974年元月17日集体搬进了新宿舍。
    1974年开春后，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我们41名知青(1973年5月15日又来了4个同志)单独成立知青队，并按人平2亩田的标准另外划给水田80多亩 (现奥星机电有限公司地址)。确定由老贫农张向南任队长、向雨钦任副队长、朱善民任指导员兼党小组长(后任队长)、我兼会计。全队缩编为4个班(每班10 人，彭湘平已调所广播室任专职广播员)，各班正副班长和人员均进行了调整。一班班长胡伊玲、副班长严克难；二班班长钟专政、副班长郑梅芬；三班班长史湘平、副班长袁煌娥；四班班长张欣如、副班长鲁傲春。对学习、生活和劳动制度作了重新规定：①充分利用休息时间，认真多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坚持写心得笔记，定期检查；坚持每星期一、三、五晚政治学习制度；每天晚饭后读报半小时；星期二晚上为文化学习时间。②生活上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粮食来之不易，一粒粮食一滴汗；坚持每天早晨做早操、跑步；节约用电，每晚10点钟熄灯就寝；来客留宿必须先报户口，来客留餐必须先报餐；无特殊情况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爱护公共财产，损坏公物自觉赔偿。③劳动中服从安排，吃苦耐劳，不准挑肥拣瘦、挑三拣四；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出勤不准迟到、早退和无故旷工；男同志每月出工要满28天，女同志24天，出工要出力。同时，在男女同工同酬而又有所区别的前提下，评定了各人的工分底分。男同志为6个等级：每个等差为O．5分，一等是我和严克难、史湘平、钟专政、朱厚光等五人，为8．5分；六等是朱龙强，为6．5分。女同志为5个等级，每个等差同为0．5分，一等是胡伊玲、傅霞玲、单维亚、赵一平和李稚飞(已故)等五人，为7．5分；五等是凌平香，为5．5分。
    成立知青队后，扶犁掌耙、插秧下种等种种农活的耕作，除三个带队的老贫农负责难度大的外，其余都要在他们的指导下由我们自己完成。我们这些知青都很虚心，不懂就问，虚心请教，老贫农也很耐心地手把手教我们，使我们很快掌握了不少农活技巧，懂得了很多农业生产知识。1974年“双抢”期间，我们知青队80多亩水田，犁田耙田，栽禾打轮子，只有3位老农、2条水牛，从早到晚，忙得喘不过气来，但又怕误农时。于是，我和朱厚光、钟专政等几人就主动请求教我们扶犁掌耙的功夫。第一次犁田时，不是深了，就是浅了，要不就是犁漂了，反正是不得要领。但我们没有泄气，而是认真请教，细心体会，几圈下来，倒也有点像模像样了，大家的劲头也更高了。有一次打蒲滚，我一站上去，鞭子刚举起来，那牛就往前一蹿，我仰面朝天摔在田里成了泥人，连口里都是泥水，惹得大家捧腹大笑。我爬起来又站上去，摔了几跤之后，慢慢掌握了要领，在蒲滚上站得稳了。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
    七十年代初，化肥相当紧缺，别说尿素，就是碳铵都是按计划供应。因此，人粪、猪圈粪、牛栏粪就很走俏。每到农忙季节，人畜粪都被取得一于二净。平常稍有空闲时，就在田边挖一个大坑，派工挑着一担粪桶走街串巷高声叫喊“有粪(尿)卖啵”，将收回的人畜粪积在坑里待用。那时收一担人粪价达3．2元至3．7元，一般都是3．5元一担。我们从城关收一担人粪的工分是3．5分，抓紧一点、脚勤嘴勤一点，一天能收到4担，也就是一天能挣到14分工，按10分工1元钱算，一天能赚1．4元钱，这在当时来说，工值是比较可观的。然而，对我们这班知青来说，大家都是城关生、城关长，亲朋熟人多，如果挑担粪桶沿街叫喊，的确有些抹不开情面，感到难为情。但肥是农家宝，田里少不了。农作物没有肥料再好的田农作物也生长不好。记得是1974年2月25日，为早稻备耕，我们知青队派工收粪．当时大家都扭扭捏捏不想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万事开头难”，我是干部，应该带头。于是，我首先挑起粪桶，然后叫上严克难、朱厚光、钟专政、史湘平等四人，壮起胆子，红着脸，没话找话地相互开着玩笑自我解嘲地晃悠着粪桶上街了。还好，当我们经过石碧潭浮桥走到县农机厂(现潜水电泵厂)宿舍区时，我刚一喊“有粪卖啵”，就有人应声：  “这里有啊”。我们5人赶快挑着粪桶进去了，一看公共厕所里有大半池子粪，我们高兴得不得了。通过讲价，以每担3．5元成交。每人舀了满满的一担后，挑起就走，好像做贼似的。到了队上将粪倒在池子里后才如释重负地放下心来，庆幸没有碰到熟人。但有了开头以后，再上街收第二担时，我们就自如些了。
    在农科所锻炼期间，我们一心想的是向贫下中农学习要虚心、再虚心。因而，在参加生产劳动过程中，大家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充分表现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精神。1974年7月18日上午，正是“双抢”开始的第三天，我们担集体猪场的猪粪下田。粪水担完以后，猪粪池底只剩下了一大堆垫猪圈用后扒下池子的稻草，用粪勺无法舀起来。而当时又再无其他如松扒之类的工具。怎么办呢?只有用手抓。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当即跳下猪粪池，用手抓起来。当我抓起上面一层稻草，只见下面的稻草中间有很多寸多长的、墨黑的拖尾蛆在到处蠕动，加之稻草经猪一压、在粪池里一浸、又是炎天暑热，散发出一种特难闻的臭气，使人很恶心。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想许多，只是屏住呼吸，动作迅速地将稻草抓起来放进粪桶，扎扎实实地抓了4个粪桶。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当时那种勇气是从何而来?
    1974年2月17日至19日，我作为先进知青代表参加了在县委招待所召开的全县知青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县知青办主任涂绪华主持，县委书记、县人武部政委邱庆龙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内容一是学习江青1974年1月28日给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的一封信，祝他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二是参加座谈会的代表相互交流经验，作典型发言。三是要通过座谈会，发动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向孔盂之道和林彪反党集团及封、资、修开战。四是通过座谈会后，各地和广大知青要广泛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江青的信的精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以广大知青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促进各地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2月19 日晚，邱庆龙在总结讲话中强调，大家作为全县知识青年的先进代表，一要进一步提高对批林批孔运动的认识；二要进一步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新高潮；三要坚持革命、反对倒退，坚决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四是知识青年要坚持抓大事、促大干，要敢于斗争、敢于反潮流，对不正之风要敢于揭发，不要做人情，要“为真理而斗争”，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座谈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即将会议精神向农科所的领导作了汇报，并于当天晚上在全所批林批孔大会上进行了传达。2月22日又组织全体知青专门学习江青的信的原文。就“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结合批林批孔运动，为消灭三大差别、扎根农村、坚决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展开积极认真的讨论。要求大家通过“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寄予的无限希望。
    通过学习和讨论，激起了大家对孔孟之道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憎恨。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大家干劲更大、热情更高、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田间地头、工间歇晌，大家充分利用各种休息时间，摩拳擦掌、口诛笔伐；愤怒揭批林彪之流恶毒攻击、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和狂热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纷纷表示要扎根农村，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青队80多亩水田的春插任务从4月18日开始至26日结束仅9天时间就栽完上岸了。
    1975年7月22日，为了表达丰收的喜悦心情，我在日记中学写了一首《渔家傲》，现在读来，虽说不规格，口号式倒也很能体现当时的时代环境和心志：
    胜利红旗迎风飘，
    丰收凯歌冲九霄。
    谷穗沉沉弯下腰，
        人欢笑，
    阵阵东风传喜报。
    学习理论起高潮，
    前进路上立航标，
    万马千军鏖战激，
        气轩昂，
    英雄定跨“双纲要”。

年青人学习、模仿的能力相当强，接受新事物也非常快，但易激动、好冲动，对任何事情由于社会阅历的浅陋而缺乏思考，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尤为突出。那个时候的新闻媒介和宣传机构，都是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宣传报导英雄模范人物的正面内容为主。报刊、杂志的种类也没有现在这样多，接受的教育和学习的内容及接触的事物都是正统的、催人奋发向上的。因而当时的我们是思想坚定、意志坚强、革命坚决。对坏的东西嫉恶如仇，对好的事物和英雄模范不但崇敬有加，而且模而仿之，学而做之。对上级、对领导布置的工作和分配的任务，以服从为天职，唯恐完成不好，很少有讲条件、讲价钱的。抢做红事、争做好事的现象层出不穷，做了好事、红事后不要报酬、不留名的俯拾皆是。 1974年5月底6月初的一天下午，因天下暴雨，泪罗江水陡涨，江水浑浊。4点多钟，正在金窝水轮泵边上的田里背着喷雾器为早稻治虫打农药的严克难，猛听得有人大喊：  “救命啊!”他顺声望去，只见湍急浑浊的江水中有两个人头在浮动。情势危急，他顾不得多想，迅速取下背在身上的喷雾器，奋不顾身地跃人江中向其中一个人头游去，在岸上人的帮助下，将其(一个10多岁的男孩)救了上来，自己不声不响地走了。隔了一个多星期，被救人的父母及当地群众通过打听，敲锣打鼓地向农科所和知青队送来了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并赠送严克难同志1张奖状、1个塑料封面笔记本和1个搪瓷脸盆表示衷心感谢。当时严克难红着脸，腼腆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此事一时被传为佳话。
    狠斗“私”字一闪念，拾金不昧，一心为公，不多吃多占，宁愿自己多吃亏，也不能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当时的行为准则。1974年5月14日，全所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休息时，我拾到了4．4元钱、6两粮票，当时无一人在场。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这4．4元钱可以吃一个星期伙食，又相当于5天的工分，反正无人看见，自己放进口袋算了。但马上发觉自己的这种想法很危险，立即狠斗“私”字一闪念，将拾到的钱和粮票交给了所长何治平同志。1975年2月 20日，我单独去湖北通城县出差，为我们知青队购买2张铁犁。来去坐的都是熟人的班车，没买车票和货物托运票。返回时在南江碰上了农科所干部彭光辉，因是我的熟人也没有要彭买车票。到所后，彭对我说：  “你去搞几张车票和货物托运票到财会上报销，抵出差伙食费，我帮你签字证明。你一个人出差蛮辛苦，只有几块钱，你报销得起。”我听后一想，这不是损公肥私吗?我没有同意，坚持只报销了2天共1．2元的出差补助而没有报销车票和货物托运票。
    为了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经农科所请示县知青办同意，1975年3月1日，保留知青食堂，全体知青重新分到各农业生产队“插队”。我与李治国2人被分配到五队，并于当天就将行李铺盖搬到了队上，真正与贫下中农同住同劳动。
    半年以后，即1975年8月2日，我在五队栽完“双抢”最后一蔸禾上岸后，与朱厚光一道被全所贫下中农一致推荐招工到县氮肥厂，成为了光荣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
    从1973年5月4日下放锻炼到1975年8月2日招工返城，在这821个日子里，我们的皮肤晒黑了，身体结实了，筋骨强壮了。由过去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锻炼得能担180多斤的重担而步不颤、气不喘，由对社会和生活的一无所知到懂得了生活的艰辛、艰难与艰苦，对我们后来的成长确实是很有裨益。在这 800多个日子里，查阅我当时的记事本，应出勤688天，实出勤773．5天，超出勤85．5天。真正做到了与贫下中农一道，晴天一身汗、一身灰，雨天一身水、一身泥。在8月3日晚上全所召开的欢送大会上，所领导和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在广阔天地里，你们是贫下中农信得过的人。希望你们到了工厂以后，又是工人阶级信得过的人。”我们也在会上激动地表示：“请领导和贫下中农同志们放心吧，我们决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一定无愧于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永远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信得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