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

1966年4月，我从岳阳专署水利局调到湘阴县委任副书记直到1969年8月。这段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到湘阴后我就在洞庭围公社办农业点，很少到县委机关来。8月份一回县委机关，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城镇和农村都大游行，喊口号。当时，对待游行群众我们还很热情地鼓掌接待。后来农村的游行队伍很少了．城镇的游行队伍却越来越频繁。喊的口号也比以前不同了。以前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后来喊的是“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片领导干部。那时，我和县委、县人委(即县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都靠边站，不接触工作了。后来这种大批大斗的局面不断恶化。学校里有的老师不教书，有的老师想教书又不要他们教。有的学生不读书，多数学生要读书，又没有老师教。工厂里少数工人不做工，闹什么“革命”去了。多数工人要上工没有人管理和安排，真是乱糟糟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了。就拿我们县委来说，县委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一共有20多人，但被造反派划为“革命”阵营的只有两人．一个在县委机关，一个在区里工作。我内心在想。毛主席历来教导要相信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现在把多数领导干部都打倒了，这难道合乎毛泽东思想吗?我经常问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

百次挨批斗

从1966年9月到1967年12月一年多时问，我被批斗了上百次。第一次挨批斗是1966 年9月的一天，在县委球场，造反的和看热闹的大约有三四百人。造反派一共揭发了县委12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经过我处理的。这是1966年6月的一天，岳阳社教总团在县人委礼堂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讲用会。当时，新泉区和南湖区有人写大字报揭发南湖区区长和车马公社书记对四清态度不正确，要撤他们的职。呼吁书一个接一个的往县里讲用大会的台上送，干扰了大会的进行。总团郑先存保同志在县委小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在家县委委员和区委书记会。郑部长说“为了开好讲用会，请你们告诉写大字报的同志，他们要撤谁的职，请他们送材料来，有了材料我们还要调查，要他们不必写大字报了。”我说：“写大字报呼吁的主要是新泉区，我负责作好新泉区的工作。”散会后，我到新泉区与会人员住处召开会议，传达了郑部长的意见，也讲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没有人呼吁了。可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在这次批斗会上却被列为县委12个问题之一。造反派说：“县委对群众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讲用会上不要群众出大字报，镇压群众运动”。
    大概在1967年4～5月份，长仑区群众组织派人把我押去批斗。在路上他们对我说：“范迪文，你在长仑区搞过‘三自一包’，这次你要准备挨打。” 这个一包是指包产到户。每次批斗我都有这个重点内容，我每次都作了交代。那是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我到最困难的长仑区六塘公社双吉大队办点。当时这个大队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连没有毒的野菜也难吃到，水肿病人很多，妇女不怀孕了。看到这种状况，我们工作组非常心痛。恰在这时，省委指示，可以把一部分土借给农民，让各家各户私人种菜种粮。我们就按这个指示办。我派干部出去买回一些禾菜籽，让社员种了。又将供销社分来的一点尿素全部分到户追到禾菜上。禾菜很快长起来了，后来又种了红薯。社员吃了，水肿病渐渐好起来了。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和群众都非常高兴。所谓我忠实执行“三自一包”就是这么一回事。长仑区这场批斗会开始有三四百人。造反派要我交代推行“三自一包”的罪行。我说：“没有搞‘三自一包’，只是借土给社员种菜。”当我交代借土种菜的问题后，台下的人慢慢都走了，最后剩下台上几个叫喊的。
    有一次，我在玉华公社接受批斗。有个公社干部上台揭发说：“范迪文拿枪打人。”我回答说：“没有。我打了人，总得有个人吧。”主持人看到没有证据，就下令把我押下去。后来，我听说，群众要求把造谣的人揪上台来。结果那个揭发我的人又上台挨斗了。
    有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左右，造反派把我抓到县人委大礼堂批斗，命令我低头请“罪”。然后主持人就念毛主席语录，接着就大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当他骂到刘少奇同志的夫人时。把名字搞错了，骂成了“江青这个婆娘。”那时的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红得发紫。他这一句，大礼堂四五百人站起来了，台下上来七八个人，一把抓住这个人，大叫抓“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场乱成一团。

说真话好难

文化革命刚开始不久，汨罗的群众组织中大概有五六十人来到湘阴，把我同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陈喜民同志揪到城关大操场的戏台上，逼着我们签字要开除粮食局副局长甘建功同志的党籍。我不同意，他们逼我，我还是不肯签字。当时围上来看热闹的湘阴人有二三百，看到汨罗人逼我签字就大闹起来，说：“我们湘阴的事，不要你们汨罗人来管。”有的人已经打起来了。我看到这种情况，生怕打架打死人，就违心地签了同意开除甘党籍的字。喜民同志看到我签了字，他也违心的签了字。我当时想，老甘呀!我们这一签字，批斗你一定会升级。为此事我向岳阳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电话汇报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对违心签字的事深感内疚，我实在对不住甘建功同志。后来我向甘建功同志的儿子表达了对他父亲及他全家的歉意。
    以后，对这样的事我就硬着头皮顶住。有一次，湘阴纸板厂群众组织的几个头头来到县委机关内，逼着我签字开除纸板厂党委书记的党籍。我说：“他是省管干部，职务比我高，我有什么资格开除他的党籍呢?”他们死死揪住我不放，一直闹到天亮才走。
    文革中我接待外调人员两次。正常的外调是要知情人介绍真实情况，没有框框。而文革中的外调人员大都是要你按他的意图写材料。真是无法无天。有一次，广州来两个外调人员调查一位五十年代在湘阴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同志的材料。那个二十多岁的外调人员一进我的小房，就气势汹汹地说：“范迪文你这走资派要老实点，好好写出杨xx是如何反毛泽东思想的。”我问：“杨xx同志现在在哪里?”他说：“你还叫他同志?”我说：“你说他是走资派，又说我是走资派，走资派同走资派也是同志嘛。”他就大骂我。我一听火气也来了，我说：“你是这个态度，我一个字也不写。”这个青年人又大叫大骂。我的火气更大了。我说：“你出去!一个字也没有。”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广州外调人员看到这样，就改变了态度，要我写一个证明材料。我说：“你这个态度我还可以写几句给你。”我肯定这位杨同志的优点后写了两个缺点：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二是深入农村不够，他不熟悉农业，不适合做农村工作。”

幸亏出身好

古塘公社的几个造反派．曾在县委招待所批斗过我，语言恶毒，气势凶狠过了几天又把我揪到古塘公社去斗。这次来揪斗，一见面，态度比较好。我问：“你们为什么这次对我这样好呢?”他们说：“原来以为你家是地主，我们回公社后，才晓得你家是贫农，你本人是做长工出身的。”啊!原来是家庭出身对我起了保护作用。当时公社党委的同志对我非常好，党委副书记肖德华同志还杀了只鸡给我们吃。我请求群众组织让我睡半天。他们说：“你只管睡，别的人不敢来揪。”真幸运，我扎扎实实睡了大半天。
    我出生在湘阴县湘临乡湘临村，在湘临读了六年书，做了两年长工、一年月工，18岁参加工作，履历就这么简单。当时县里的“革命”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头头认为要把我斗臭，就要搞到我的出生地去批斗。他们先找湘临公社研究，遭到了湘临公社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后来，湘临公社武装部长告诉我说：“我们公社绝大多数群众不同意斗你，群众说，你出身好，出去参加工作时只有18岁，还是个小孩，在家乡没有问题，怎么批斗呢?所以才没有把你揪回家乡去批斗。”
    因我出身好，后来，造反派就拉我支持他们，有的是逼迫我参加他们的组织。他们说：“你支持我们，参加我们的组织，你就是革命领导干部。不支持我们，你就是走资派，只有死路一条。”我说：“我早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还有什么组织比得上共产党的组织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始终没有卷入派性斗争。
    回想起文化大革命这段经历，感慨万千，发人深省，有许多教训应当吸取。今天，我们全党带领人民群众一心一意谋发展，齐心协力奔小康。这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确实是来之不易，我们应当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