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作者

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用一张大字报(指炮打司令部)一个红卫兵和一个通知(指五一六通知)．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演变成一场大浩劫、大灾难。在这场大浩劫、大灾难中，我被部队派到河北省涞水县实行支左任务，历时两年左右，遇到的问题上百个，所做的工作上百件。回首往事，感想颇多。

不理解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部队进行正面教育，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有的干部战士上街看到揪出“王光美的总后台”等标语后，在军营内传开了，绝大多数同志，包括我在内很不理解，议论纷纷，后来看到报纸刊登的消息把林彪排在周总理前面，更加不理解，不知中央出了什么问题。不理解怎么办?神丹妙药就是正面教育，不到街上去参加群众的议论，不进行大鸣大放讨论，不写大字报，只在营房学文件，昕报告，开展讨论，自我消化，自我提高。
    之后不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三支”的命令，我被派到河北省涞水县执行“支左”任务，  (我部当时另派了部分同志去北京市某中学执行军训任务)记得头一次到该县武装部接洽工作时，就遇到几位中学生，据说是某造反派的头头，在那里胡闹，他们在年长的部长政委面前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还扬言要封他们的办公室。我出生以来，还未见过这种无理行为，真把我气炸了，当时我很想把他们几个教训一顿。但不知何种力量竟然使我克制下来了，真是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啊!由于这一忍，避免了戴一顶“镇压革命小将”的大帽子，使我有资格继续执行既定的任务。正式执行支左任务后，上级领导机关不断介绍宣传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这两位所谓的革命干部识别革命派和保守派的经验。在他们看来，循规蹈矩默默奉献，忠于党的事业，受到领导器重的干部都是保守派、保皇派，其他的都是造反派。如果按这个标准去划分革命阵线，我就是十足的保守派、保皇派。对此，我和我的同事们十分不理解。为此，我曾请教过我部在北京市执行军训任务的领导，他们对王效禹、刘格平的经验表示认同，而认为我顽固不化。虽然林彪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但我是理解多少便执行多少，不理解就想着法子应付。随着运动的向前发展，造反派们开始砸公检法，首当其冲的是公安局。他们要砸公安局，其实就是要把局长搬掉，由他们取而代之。这个局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干部，象个农民样子，朴实无华，而造反派硬说他是镇压造反派的祸首，黑干将，硬要在他头上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远不得翻身。谁闹得凶，谁就越革命，否则就是保守派、保皇派，最起码也是一个消遥派。砸烂了公安局，他们就自己控制社会秩序，就为所欲为。有一次一个干部在写大字报时，把伟大领袖的“袖”字写成了“神”字，就把他抓起来，逼他承认自己罪行。类似事件多多，都令我十分不理解，看不惯，但我要执行部队指示，要顾全大局，只好忍气吞声，让这些现象在我眼前溜过。其实作为普通的支左干部，对这些问题也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也只能让它溜过。

不团结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三支”、“两军”的命令后，全军各部队虽然积极响应，但由于各部队训练和工作任务重，都想在执行命令的前提下尽量少抽人员，少花精力去执行这一史无前例的任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上级没有硬指标要求，我们就只由部队副政委带了几个文化素质较高、能说会道的干部到县武装部报到。与此同时，兄弟部队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和方法派了一些代表去应付差事，组成了以县武装部政委为组长的支左领导小组，我被任命为支左办公室副主任。开始大家在一起办公，在一个食堂吃饭，甚是融洽。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与群众接触越来越多，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对王效禹、刘格平经验理解的差距越来越大，支左干部、战士思想上产生的分歧逐渐扩大。我们部队和武装部的同志与基层群众接触较多，受他们的影响大。而铁道兵的同志倾向敢砸敢闹的组织。地方群众组织都是唯我独左，而我们支左同志也是唯我正确，都不作自我批评，只讲对方的缺点、错误。有几次，武装部和铁道兵的同志在食堂吃饭时还互相吵起来，发展到恶语相加，险些动起拳脚。开会时，共同语言不多，矛盾不少，很难形成共识，平时说话时，怕对方听见；工作时，都往自己喜欢的群众组织里头泡。支左实际成了支派，并且不能自拔。我们部队驻扎在县城附近，广大干部战士对地方的情况或多或少都了解一些，当他们知道我们支持的是基层主要群众时，都很高兴，我每次回部队，身边总要围一大批干部战士，问长问短，说我们干得好，要作我们的坚强后盾。副政委虽说是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但他不住县城，只三天两头去看一下，管一下大方向，解决一些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我去做，由我代表部队说话表态。部队党委书记、政委刘汉东同志不时要我向他单独汇报。记得有一次，他约支左领导小组组长，武装部政委研究工作时，只要我一人参加。可见他对我的工作是如何肯定和支持。我们的观点不仅与武装部一致，与保定军分区和河北省军区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北京军区的领导说，河北省军区的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些，使我精神上受到极大鼓舞。我在支左办公室也小有名气，我每次上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围拢来提出各种问题，我尽量站在比较高的地方回答他们的提问，真象答记者问那样，要仔细琢磨，尽量做到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不管哪派组织，也确实冒找出什么毛病，冒揪住什么辫子，这是我后来引以为荣的。
    支左演变成支派，不仅涞水县、保定市、河北省是这样，在全国也不少见，这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不但严重败坏了我军声誉，而且破坏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延缓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阻挡了历史车轮的前进。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举办了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和部队另一位同志参加了学习，我们保定班就设在空军学院，河北省军区和38军的领导都是这个学习班的领导成员。学习期间，我们认真斗私批修，认真作自我批评。中途还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通过学习，清除了派性，增强了全局观念和团结，重新团结起来，推动历史车轮前进。

不可忍

两年左右的“支左”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不可忍的地方却很多，造反派砸烂公检法，不搞生产甚至破坏生产，把一大批干部抓起来强迫他们去挖工事等等。在我看来都是不可忍的，更加使我不可忍的是群众组织之间不断升级的武斗。他们在江青集团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的指引下，居然使武斗合理化、合法化。开始是小打小闹，刀斗棍棒，后来发展到除了坦克、装甲车外，其他陆军武器应有尽有。他们在汽油桶里装上炸药包制作成土炮，可打到数百米以外的目标，威力很大，他们用水淹没对方据点，使其断粮断炊，一个小小的县城，死伤无数，真是骇人听闻。对于这些情况，我非常着急，在武斗最激烈的日子，我一天只能吃二两饭，武装部的老炊事员，看我吃得这么少，又瘦了，心里非常难过，劝我无论如何多吃一点，可我哪里吃得下呀，与此同时，我们部队的领导也十分焦虑。有一次政委刘汉东同志带我专门开一辆小车去北京军区上访、请示，最后也是无果而归。在北京军区回来后，我超出了与造反派头头打交道的常规，严厉进行训斥，但他们不是找出种种理由搪塞，就是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对县委书记唐书年、副县长相德庆等领导干部，我们不时找他们谈话，要求他们只抓生产，绝不要参与武斗，绝不能有支持武斗的言论。对我们部队支左的同志，我要求大家制止武斗时，不能到造反派的阵地上去，以免被造反派误解和利用。由于武斗的不断升级，我们支左同志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有一次，我带了几个同志押着两卡车红薯干送给山区的老百姓，中途被造反派拦劫，折腾了一晚上空车返回。还有一天晚上，我奉命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去保定市38军军部汇报，发现从涞水县城到高碑店之间的公路两旁埋伏着武斗队，子弹不时从车顶飞过。心想，今晚恐怕向首长汇报不成了。庆幸的是，8点多钟我居然有惊无险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一进会议室。发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军区和38军的一把手均在场，我当时带了一个32开的工作日记本，记了两页提纲。汇报完后，许多领导都作了记录，其中刘子厚书记用16开的纸记了两页多，不知是他的听力不太好，还是对我的湖南口音昕不清，曾先后两次跑到我跟前询问，直到北京军区作战部郑部长(据说是郑司令的代表)解释后，才点头离开。通过这次会议，我进一步受到了教育，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下定决心，一定要全力制止武斗，恢复稳定的社会局面，让全县人民安居乐业。随后，党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果断措施，强行收缴群众组织中的武器弹药，将主要头头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使武斗这场悲剧逐渐平息。

不结合

就是不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按照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规定，县以上各级政权机关实行由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军方代表组成领导班子。前面已经说过，我由于是野战部队常驻支左办公室的代表，地位有点特殊，情况比较熟悉，当地不少干部和群众都希望我能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为他们办点事，做点贡献。但我认为，在涞水县搞一阵子可以，搞一辈子不行，有部队作后盾，有首长在后面支持、掌舵，觉得有劲、有无穷的力量，在地方也说得起话，有威信、有人听。一旦结合进去，脱离了部队，特别一旦部队调走以后，孤身一人或带几个人留在那里，就象孤雁一样，丧失了力量之源，精神之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两年左右的支左工作，名为支左，实为支派，我本人虽然没有跟哪一派的群众过不去，更没有和他们发生过矛盾和争吵，也没有直接批评过县里任何一位领导干部，但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眼里，我是某某部队代表，是倾向某某组织的，会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误解和偏见，加上该县存在山里排山外，本县排外县的不良倾向。干部队伍中，裙连裙、裤连裤的现象严重，开展工作困难不会少，也干不长久，故不愿结合进去。为此，我提前多次向部队领导申述我的理由，阐明我的观点。当时我部奉命调动执行重要任务，我才有机会离开那个被派性严重搞乱的是非之地，重新过我的军营生活，潜心履行军人的神圣职责，呼吸异地的新鲜空气，那种愉快的心情，没有经过支左工作洗礼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光阴流逝，物换星移。回顾过去，触目惊心；展望未来、信心满怀。我们完全相信，三十几年前的悲剧不会重演，经过拔乱反正，我们的党会更加成熟、更加伟大，党的路线更加正确，祖国的明天会更加光明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