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作者

中国的旧社会，凡在省、市、县、乡政府机构机关做事的人称“官人”，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社会这些人称“干部”，对他们的言行举止叫“作风”，若是中共党员又叫“党风”。我记得1950年春实行土地改革运动，土改干部人村工作时，要挑选农村中最贫穷的贫雇农家中“落户”，扎根串连，以便调查情况，摸清底子。而有些农户怕干部嫌他家又穷又脏，谢绝落户时，土改干部反而看准了这一家，就在他家的灶弯旮旯铺好被絮，同吃同住同劳动，结果感动了对方。那时干部的作风，至今有口皆碑。土改运动结束了，干部的作风也就慢慢地变了。解放前的不谈，只讲解放后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完成一个运动或一个战役，县委集中干部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总结经验，将好作风继续发扬光大，有问题及时指出，批评改正。例如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是一次规模大、教育面广、效果好的一次整风运动。1960年10月，党中央在全国上下开展“三整”(整党、整风、整社)运动，我是县委派出的“三整”工作队队员之一，自始至终，亲身经历这场运动，至今记忆犹新。
    为什么要开展“三整”?因为自1957年秋季农村中开展急风暴雨式的“反对资本主义”分子(简称反资)斗争，象土改时发动群众斗恶霸、顽固派地主分子一样，采用残酷手段的批斗，干部作风出现一些反常的现象，城乡干部在农村工作、农业生产中刮起“五股风”(简称“五风”，即瞎指挥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生活特殊化风)。
    瞎指挥风。1958年起的三年中，春天的早稻播种都违背季节规律。春寒料峭，为了保秧苗，当地干部就指挥部下与社员一起，在秧田周边的田埂上用柴草燃烧“升温”；还要社员用门板在秧田田埂上架构所谓的“挡风墙”保温，形同虚设，根本无济于事。
    又如，为了推广“双季稻”，有的干部则不论高寒山区或冲汊尾的冷浸田，统统都要“播早稻抢晚稻”，由于违背实际情况，结果早稻减产，晚稻失收。播种小麦，按常规每亩只下种2斤。而掌权的干部却指挥农民每亩下种100斤。后果是有秆无穗，颗粒无收。密植栽水稻，掌权干部指挥要栽“挨挨寸”即蔸与蔸的距离为1 寸，稻田形同秧田。
    1958年早稻水源好的地方是丰收在望的，有干部则以旱田收小麦的模式“割峦堆”，即命令农民将割倒的水稻挑到队里禾坪里码堆起来，待插完晚稻后再脱粒，因南方比北方雨水多，湿度高，峦堆稻谷不通风，导致生霉变质。同时，指挥基层干部和农民搞所谓的“技术革新”，在晒坪上安装三米长的大型脱粒机脱粒，也就是将峦堆在晒谷坪里的霉变稻谷的“谷粒”脱落下来，无端加重了社员们的劳动量。对此，社员心里暗暗难受。
    又如，收红茴，本应该用耙锄挖，以免损伤茴坨。干部别出心裁，指挥下级安排农民用耕牛驾犁去犁，于是红茴一截犁出一截仍留在地里，又因劳力“大兵团”作战修水利去了，无人收拾，腐烂在地里。由于瞎指挥，丰产没丰收，使农民吃霉谷、烂红茴。
    1958年，岳阳县委部署全县开展三大工程建设，于是将全县男女青壮劳力调上工地，广大农村除老幼病残外，再无青壮劳力，于是秋收成了秋空，晚稻等秋粮作物任其风吹雨淋，烂在田野，令人伤心不已。
    1959年与1960年夏旱，山塘干涸。有的丘陵区的稻田在新墙河之间，掌权的干部却指挥基层干部与农民翻山越岭修渠道到新墙河畔，然后调集数百劳力安装数十辆水车车水，由于渠道泥土疏松渗漏，加之渠道未经科学测量，很不平衡，结果车的水只流出约200米，就渗干了。
    共产风。上级命令“钢铁元帅升帐”和“以钢为纲”，动员广大人民大办钢铁。岳阳人民不甘落后，调派干部和劳力大办钢铁厂，  “土法”炼钢全面铺开。没有煤炭，就用木炭，于是滥伐树木，千年古树，优美风景林，茂密的森林，一时都成了木炭；没有铁矿石作原料，就将民众各家各户的铁料炊具等砸烂集在“土炉”里用木炭去炼，于是炼出了一坨坨或一堆堆的“钢铁”。
    上级号召各地要建“千头猪场”、  “万头猪场”，同时还要建大型“鸡场”、“鸭场”、“鹅场”、“家兔场”等，掌权干部发令：首先拆农民私宅的青砖和挖坟砖，建畜禽养殖场舍，然后将农民私人的猪、禽捉来集中饲养，家禽场就这样建起来了。然而，这些畜禽场的饲养人员既不懂科学技术，又无大量办场饲养畜禽的经验，加之饲料短缺，不懂兽医知识，场里的畜禽首先是不长膘，继之死亡，最后畜禽染病互相传染而死绝。
    1958年秋，中央下令修京广铁路复线，复线经过的地县无偿支援。岳阳县委调派大批劳力带粮菜、工具等构筑复线路基。是年冬天，干部命令岳阳县中学(今为岳阳市一中)男女同学18名由岳阳到湖滨车站复线工地去参加劳动，当时没有公路，学生们晚上只好走铁道边，当学生们扛树走上南津港铁路大桥时，有10名学生和1名民工被火车轧死，惨不忍睹。
    1958年秋季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县委下令修铁山水库，调集强壮劳力2万余名，带粮油蔬菜、带衣被、带工具器材等搞“大兵团”作战。按部队编制成团、营、连、排、班，住窝棚。由于仓促上马，土法施工，搞人海战术，溢洪道未能超前打通，而截流大坝(纯土筑)却先期筑成一半。1959年2月上旬，正值春节来临，铁山水库上游连降春雨。大年三十夜，县委下令民工休息，指挥县和公社400多位国家干部通宵挑土挡洪，然而，无济于事。有人建议沿坝南边筑小沟“泄洪”，但泥土难经水冲刷，而且水势越来越大。正月初三，山洪猛冲大坝，顷刻问洪水漫过坝顶，大家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两万多人花四个月筑起来的大坝仅一个钟头就夷为平地。
    那年头岳阳县大修水利工程，凡农民家中可用的建筑器材，全部收集起来调往水库工地。后来器材短缺，有的干部又出新点子，命令社员们到山上拆坟墓，如新墙水库附近山头刘荣和烈士的墓，其碑被撬去做了水库建材。更有甚者，岳阳县郊区公社金鹗大队(今岳阳楼区金鹗山办事处)将巴陵山后南麓三国大都督周瑜的陵墓挖开，将这座具有很高文物价值的古墓的碑石从中凿了一个洞做水库的涵管，至今还埋在水库内。
    社员们在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中，唯有每天三餐饭和素菜活命而已，工分钱是微乎其微的，后来连饭也吃不饱，得水肿病的人很普遍，因饥饿而死者为数不少。
    浮夸虚报风。1958年推行所谓“早稻示范丘”，亩产最多500至600斤，有的干部却吹嘘“亩产千斤粮”。为了给上级和外地派来的参观“取经”者看现场，有的干部指使农民将“示范丘”田犁掉，再将上下左右丘块的禾蔸搬到“示范丘”里密密地摆着，有的干部因此而得到表彰甚至提拔。荣家湾孙钨高级农业合作社早稻亩产不足500市斤，却上报亩产800斤。总之，那时吹得越大越好，调子唱得越高越好。有人提出“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高的产”的口号，很受有的领导和新闻媒体赞赏。在积肥方面，有的干部命令下级干部和社员搞“粪湖尿海”，把大量食盐倒在池塘里，于是称之所谓“粪湖尿海”，自欺欺人；有干部命令把茅厕或灰杂屋的四周，用草皮堆砌起来，浮夸这是“肥料王”，并组织参观推广。秋收时，有的干部指挥村和农业社向上级“报喜”：将红茴、南瓜绑在一根藤上，称为“红茴王”、“南瓜王”；将几株棉花的棉桃捆在一株棉树上名之“棉花大王”；有的干部还别出心裁，将上述作物分别放在大方桌上，派人抬到上级领导那里 “报喜”，披红挂彩，鸣放鞭炮，取悦上级。甚至有个干部汇报某大队一位老大娘，晚上在糠壳火炉中，用木杵锤出了“滚珠”， 安装在人力车和牛车上，搞成了“滚珠轴承化”云云。应了民谣：“你哄我，我哄你，捏了鼻子哄自己，最后哄得社员饿肚皮”。当时，浮夸风气甚嚣尘上。
    干部强迫命令风。那年头，夸大口吹牛皮的干部，上级视为有干劲、有魄力的干部，提拔重用；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敢说实话的干部，上级视为“右倾保守”的落后份子。口号是“拳打保守，脚踢右倾”，整风整得这种干部灰溜溜的。1959年庐山会议原定反“左”。由于彭德怀元帅给毛泽东写农村“五风”造成的混乱和危害的长信，毛泽东十分生气，将会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整彭德怀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嗣后，从上至下，直至公社和大队大抓彭德怀一类大大小小的右倾份子，岳阳县委1959年春召开三级扩干大会，设五个批斗会场。例如黄沙街、梅溪、麻塘三个公社的批斗场设在洞庭路小学，批斗对象是品德好、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颇高的麻塘公社管委会主任XXX同志。因为老x实事求是总结分析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故而受到了罚站台板数小时的批斗，后撤职劳教。各公社照葫芦画瓢，在所属机关部门和各大队抓右倾典型干部进行批斗，最后发展到批斗生产队右倾社员。凡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 这“三面红旗”稍有疑问，就被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有的干部是极“左”路线的鼓吹者，叫嚣“红色恐怖”，如社员开会迟到两分钟，有的干部就要让人跪着。若在田里插秧，没有照划行器的格子插，干部发现了，就立马命令这人跪在田埂上示众，晒得黑汗直流。若划行器放大了尺寸(3×3寸)，一经干部发现，便将划行器砸烂，命令其重做，同时，还要挨批斗。有的干部在水利工地要社员“巧干大干加苦干，黑夜当做白天干”，  “苦干七昼夜，共产主义早日来”。累得社员精疲力尽，走路昏昏欲睡。有的干部在修水利工地上命令妇女和男人一样打赤膊挑土筑坝，美其名日“鼓干劲，赛男人”。有的干部命令社员挑土上坝定额发筹码，规定每担土的数量，完不成任务者，白天跪在堤上示众，晚上批斗，还停餐不给饭吃。某公社书记指挥一帮“手下” 将一名未完成挑土定额任务的社员批得死去活来。有的干部过春节，命令社员吃所谓“忆苦餐”，喝茴熬的稀饭。掌权干部命令社员正月初一出工挑塘泥，美其名日是搞“开门红”，县委办公室听了这个干部的汇报，在全县“通报表扬”。强迫命令不仅用在活人身上，而且对死者也不放过。例如1958年拆墓成风，对历史上做过官或发财者的坟墓，掌权者更加重视，驱使农民掘开，搜寻墓主随葬的所谓“金银财宝”。坟墓掘开后不作善后处理，抛尸露骨。闻之者惊心动魄，见之者悲愤不已。
    干部生活特殊化风。有的干部下令：今天在甲地开“现场会”，过几天，又到乙地开“现场会”，反正经常要开“现场会”。开“现场会”，现场所处的单位就必须大摆筵席，杀猪宰鸡捞鱼买好菜、烟酒招待。会餐互相攀比，一浪高过一浪，反正是吃“共产主义”，吃民脂民膏，不花个人的一分工资，甚至吃了还发“纪念品” 或“礼品”或“红包”。各公社机关设大、小两个食堂，按身份级别吃喝。大队也办干部食堂。有的干部是“美食家”，为了经常吃到山珍海味，先调民间名厨，再将本地的名猎手和鱼翁也调到公社机关食堂来，为其吃喝服务。于是命令猎手人深山老林捕猎飞禽走兽，指使渔翁下河湖溪涧捕捉乌龟等珍稀水产。有的公社还办酒厂，为好饮美酒的干部服务，有的抽调文艺尖子为参观者演出。
    产生“五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自上至下的干部，对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过程的阶段性的理论认识不足，只知道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条新路，到底如何走?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经过了40多年的历程，我们照搬了苏联模式，曾经宣传苏联“土豆烧牛肉”的生活，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又宣传我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还宣传“中国共产主义社会，到了哪里哪里”，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近在目前”，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超阶段、超现实、超客观规律的谎言谬论。认为“人民公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桥梁，提倡“十几包干”，如包吃、包入学、包医疗等等。
    第二，急于求成，欲速不达。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因此在每个行业、每个部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盲目下指标，妄喊口号，多少年赶上美国；多少年赛过英国(1958年，荣家湾公社原命名赛美公社，还有公社叫“超英公社”)，既不考虑科学技术力量，又没有考虑人力、财力，物力等情况，空谈超、赶，动机是好的，结果却适得其反。例如：土法炼钢，全民炼钢，正如先圣说的“欲速则不达”。 
    第三，党中央“左”倾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例如：土改后，农民的“犁把手”还没握稳，时隔三年，就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哄而起的“初级社”刚建不到一年，又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入按劳分配(吃大锅饭开始)。当时有些农民反对，农业部部长邓子恢听到农民反映，作了调查，一下子砍掉全国2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遭受撤职处分。以后凡是在党内反对农业合作社的人都打成“右派”，在农村对人社后又退社的社员被打成“资本主义分子”，开展闪电式的“反资”斗争。1958年“人民公社好”一出台，就来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化得农村呜呼哀哉。
    第四，城乡干部队伍中素质有差异。部分干部文化水平有高低、政治思想觉悟有区别。有的掌了权，就高高在上，染上旧社会的恶习，对待群众作风一贯恶劣、粗暴，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动口骂人，动手打人，体罚群众，虐待群众的现象时有出现。有的干部一贯喜欢花架子，浮夸虚报，爱说大话，唱高调，迎合上级领导意图，以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样，浮夸风愈演愈烈。当时有所谓“拔白旗”活动，  “白旗”是指那些实事求是，报忧不报喜的人。干部、社员都怕列入“白旗”榜上，只好随波逐流，见风摆舵，上面说“黑”的就是“黑”的，说好就是“好”的。那些吹牛皮，办“大事”的干部，就是有魄力、有干劲的红人物，而那些说实话，办实事的人是右倾保守分子，挨批挨斗。“五风”的发生，使那些所谓“办大事” 的干部有增无减。有的人民公社提“三化”(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他就提“四化”；有的公社搞“十包干”，他就提“十二包干”；有的提 “十集中”，他就搞“十四集中”。
    “五风”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破坏了党风，降低了党在国内外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鱼水之情，而“五风”却背道而驰。这样造成群众对党不满，对党产生了怀疑。
    其次破坏了国民经济基础。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土改后，农业生产逐步呈现好转，粮食产量增产幅度虽不大，但年年有所增产。1959年和1960年的夏季虽遭受旱灾威胁(干旱持续1—2个月)，但人为的破坏因素还是占主导地位。1959年我去黄沙公社，田里一片荒凉景象，国家供应化肥少，靠积点草皮肥料有啥用处?吹牛皮的肥料数字是亩积几百担，而田里却贫瘠得长不起禾，加之瞎指挥生产，造成粮食大减产。辛苦的社员三年未发过分文工钱，每天只有三钵子饭，两样斋公菜，家中不准开小灶，都吃大食堂，社员端起钵子就唉声叹气。吸烟社员靠卖家中破烂品卖点烟抽，穷到这个地步，谁又安心生产?就算出工．也是出于得到那无可奈何“三钵饭”。三年时间，农林牧副渔全面减产，仓里粮少，栏里猪少，笼里只有鸡种；塘里鱼少，虽未荒田，但田边缘的草比禾还高。党中央1960年提出，低标准瓜菜代过苦日子的口号。自1960年10月份提出“过苦日子”后，城乡人均口粮削减，市民每月由27斤(市)减为21斤；农民每天O．7斤一 O．5斤(劳动力)，妇女、小孩更少，主粮少的地区，专吃杂粮。记得我在新华乡刘唐队下乡，每餐只有三、四两茴充腹。队办大食堂，社员家中一无所有，穷得 “日无鸡啄米，夜无鼠耗粮”，真是可怜!有的母亲怕饿了小孩，只好自己饿着肚子给小孩吃。那几年男女青壮年苦于大兵团昼夜战斗，老年人苦于本地战斗。有的在洗澡盆里睡觉，有的在打谷机旁田里睡觉。由于主粮少、副食品少、油肉少，有的几个月不知肉味，造成营养不良，群众体质下降，得水肿病的人多了。新墙一个大队总支书记魏某某一餐可吃1斤酒，2斤米饭，2if-肉食，那年头没东西可吃，十华里路程休息了四趟才到达，全身无劲。一些群众，经受不了饥饿和过度劳累而过早谢世。为了支援前线兵团，新墙公社清水坑大队李屋生产队某妇女得了茄子病和水肿病，政府免费供应9斤黄豆增补营养，该妇磨成熟粉来调着吃，其夫李某要吃，妻不同意，李某气愤已极，清晨趁妻熟睡时，不慎扼其妻喉过重而使妻致死，李某触犯法律判处无期徒刑。
    最后是败坏了民风。解放后十年来(1949—1959年)，社会风气是较好的时期，有的乡村出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偷盗案件很少发生。自1960年过苦日子，饥寒起盗心者屡见不鲜。偷集体仓库的稻谷，偷养猪场的猪；更有甚者，拦车劫粮。我在新墙工作时，见粮车在上山岭速度缓慢时，有的群众用四齿耙抓粮包，为了保命!那年头凡粮仓、猪场夜夜派人防守、谨防盗窃。
    面对如此恶果，党中央于1960年下半年作出“三整”决定。岳阳县委于10月召开全县扩干大会，部署开展“三整”运动。并从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抽调千多名干部，组成“三整”工作队，重点是改造落后社队。步骤上，是先党委班子后党员；先党内，后党外。方法上，号召大揭“五风”表现，大诉“五风”之苦。对犯有严重“五风”党员干部进特训班学习，限制行动，日夜思过，对逼死人命的送看守所。至于犯有一般“五风”错误的干部，主要是自我教育、认识错误。那时全县干部中也有判刑劳改的；也有撤职处分的；也有党内严重警告、警告处分的。这个教育，整整持续了半年时间。另外自县到公社，组织一班人马清理登记“一平二调”财物底子。属国家平调的由国家赔偿，属县、公社平调的由县社赔偿；凡属平调集体或社员的粮棉劳动日、猪栏屋等等，一律赔偿。那时县委组织人员清仓清库，将库存农具，如锄头、扁担、菀箕、小锅等偿还平调款。虽现金不多，充分证明了认识刮“五风”错误的危害性。1960年冬季，社员开始休养生息，停止兵团作战，停止集体生产劳动，动员男女老少以“抓吃的为主”，处处寻找代食品，挖茭笋蔸、捡茴蔸，剥榔树皮、挖观音土、捉老鼠、割肥田草(燕籽花)等等来满腹充饥。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全国省、市、县委书记参加，会上检查了“五548运动拾雩风”错误，作出划小人民公社体制(恢复原小乡镇规模)，并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分配机制，撤销大队分配制度，以生产队实行“田、土、山、水、劳动力”四固定。中央颁布《农业生产60 条》，撤销下放农村公共食堂和公社养猪场。这样，为打破“大锅饭”迈开了第一步。
    经过半年的“三整”运动，农村面貌出现了新的转机：
    干部作风有了新的变化。公社干部除管事务、公务的秘书、会计外，其余党委和一般干部分别去生产队蹲点办队，与社员同吃(吃派饭每户1天，天天付3角6分钱、1斤粮票)、同劳动，住在队内。有位书记下到大队检查生产，大队开餐招待，并报了帐，这位书记知道用的公款后，即刻交了饭钱，并道歉。新墙区垸田多，1961年后持续几年干旱，区里在靠近沙河河边安装了几十台内燃抽水机抗旱，需要大量木炭作燃料，而运输工具又少，区委便暂时动用供销社贷款1万元购买了两台汽车跑运输，此事被县委发现查证后，时任区委书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社员心情舒畅，喜形于色。喜的是解散了食堂，可以吃点小灶，饮食生活自由了，再不到集体食堂接饭菜了。分了自留地，可以种菜、养家禽，生活可以安心了。上级当年提出“四自一包”，社员在空隙地、河滩坡大力开荒种春荞等作物。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生产、分配，20多户人家，100多个人丁，三、四十个劳力，百来亩田地，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大河有水小河流”，生产队生产丰收了，社员就可以多分点，因此生产热情高涨，争投工的人越来越多了。
    农林牧副渔五业开始兴旺。1961年新墙区二社一镇(三合、新华、五垸镇)有田地4万余亩，人口3万多人，500多个生产队，那年干旱90天，除少数生产队因灾减产外，其余有90％的生产队增产增收，全区粮食统计：1960年有1600万斤，1961年有1670万斤，增产70万斤，因那时产粮多，征购粮就多，队干部有顾虑，不愿多报，所以实际产粮比上报数要多。吃粮问题大多数生产队解决了。有了饭吃，营养增加了，群众体质基本得到了恢复。我到板桥大队严家巷生产队(离镇5华里)调查的状况是：1958至1960年三年，育龄夫妻未生一个小孩，1962年仅一年就生了11个小孩。还有一个典型是：高桥大队泥亭队哑巴青年刘某某22岁，父母双亡，跟兄嫂生活，1960年冬见到他，走路蹒跚，伴墙而过，面黄饥瘦，几乎有生命危险。1962年再去看他．单独生活，吃饱了饭，精神也好了。这是“三整”的妙手给了他回春的机会。
    时过四十年了，今天我回忆“五风”的苦，主要是为了吸取教训，以史为鉴，以免重蹈覆辙。忆“三整”的甜，主要是总结经验，有利于今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