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当年照

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标志着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实现，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逐渐突出起来，主要表现：一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赶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实际需要，在改善生活、劳动就业、学生升学等方面产生一些矛盾。二是“三大改造”要求过急，步伐太快，工作粗糙，一些地方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不满而要求退社。三是某些领导机关或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引起人民群众不满。这些矛盾一时引起了时局的不安定。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旨在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贯彻执行中共八大路线，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当时，我在浏阳县担任县委宣传部长。1957年5月，同县委书记高峰同志参加了省委召开的省、地、县三级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省委书记周小舟在大会报告中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整风运动的意义，号召揭露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并希望党外人士毫无保留地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鸣”、“放”。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大胆批评和揭露矛盾。当时《新湖南报》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在全省引起强烈反映，湖南整风运动进入高潮。
    浏阳县委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地委指示精神。积极进行部署，建立机构。由县委书记高峰同志任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上世纪70年代调岳阳地委任副书记)，县委副书记齐身旺同志任副组长(后调省委办公厅)，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担任办公室主任。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层层发动，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向县委和各级领导提出意见和批评，解决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本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宗旨，对县委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各级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更多的人则是对本单位具体的人和事提出了批评和意见。其中绝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有些意见不够准确，但态度是诚恳的或基本诚恳的，对深入整风、改进工作、改善作风是极为有益的。县委、政府领导对党内外的善意批评和建议表示欢迎和充分肯定。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由于全国各地有极少数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趁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公开要求中国搞“两院制”、“政治设计院”，民主党派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要求为肃反运动中被专政的对象“平反”。还有人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主张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  “根本办法是改造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这些人的挑拨和煽动下，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少数人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这就影响了全国整风运动的正常进行。
    这一情况的出现，迫使党内的整风运动演变成为反右派的斗争。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迅速在全县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同年7月，中央青岛会议后，全县反右派斗争进一步扩展，在厂矿、中小学也先后进行了反右斗争，对一些基层单位进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在广大农民、工人以及手工业合作社社员中也开展了对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破坏分子的批判斗争。至此，这场运动逐步变为“全民运动”。
    我当时身为县委整风、反右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县运动的日常工作，而我主管的宣传部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人们认为产生右派的主要部门。用当时的政治条件和阶级的眼光分析，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中央宣传部被称为“阎王殿”，文化战线被称为“牛鬼蛇神的窝子”。新闻战线都是旧社会的“文人墨客”。反右派斗争可谓急风暴雨，来势猛烈，宣传系统自然成为重灾区。一时间，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解放不久的浏阳，百业待举，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面对一场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我的确有些惘然。平时与这些同志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不少人还是我依靠的工作骨干，难道要通过运动把他们整垮吗?他们向县委，政府领导和对我个人提出的意见、批评，是响应党的号召，并且这些意见和批评大都是善意的、中肯的，是有利于工作，有利于浏阳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同志划为右派分子呢!划为右派分子就是与地、富、反、坏属于同类的黑帮分子，就是阶级敌人，这太可怕了，太残酷了。
    我是一个由家门到革命熔炉——华北大学。再进入机关部门的干部。在华北大学学习之前，自己的思想可谓白璧无瑕，华大的学习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华大期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的思想上扎根。特别是华北大学的校训——“忠诚、团结、朴实、虚心”八个大字．更是我后来工作、生活的座右铭，可以说指导了我的整个人生，成为了我的精神财富。“忠”就是毛主席说的，作人民大众的勤务员，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诚”，就是诚实不欺，不自欺欺人，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团结”，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要素，是反对敌人的有利武器。“朴实”，就是不虚假、不轻浮、不好高鹜远，不粗枝大叶，而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毛主席强调凡作一事，必须有调查研究，作事要认真切实，反对轻浮夸大。“虚心”，在学习上要虚心，做事做人也要虚心，不应自以为是，而应虚心采纳、接受和考虑不同和反对的意见，经常反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自我检讨，自我批评。综合上述，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把一批有某些缺点、错误的同志推向敌人一边，或是随波逐流听从别人的指挥，违心地接受指标划几个右派。有的同志对我个人的批评意见也确实有过激情绪，缺乏实事求是，我也不应该意气用事。当时，我对浏阳县委宣传、文化、新闻系统200多名干部职工大都了解熟悉。在一些有名气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有这样和那样的政治历史问题，但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况且在审干、肃反等运动中已如实交待过。今天把这些同志又推到人民的对立面，有失客观和公平。我把当时宣传、文化、新闻系统的内定右派，一个一个进行分析，并回味他们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大部分我是赞同的。我认为把他们划为右派，我同样也应是右派。如果把这些平时工作积极的人划为右派，我今后还依靠什么人来工作呢?这样做有损党的威信，有损党的形象，有损党的事业，这不符合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指示，不符合华大的校训，不符合道德良心，我于心不安也不忍，我不能这样做。
    实践证明，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离不开有真才实学的人。当时县文化馆有个姓陈的干部，出身地主家庭，父母都去台湾，他性格直爽，脾气较为急躁，爱提意见，因此得罪了人，有人提出应将他划为右派。我对他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他刚二十出头，学习认真，工作热情高，肯钻研业务，工作中大胆负责，虽有缺点错误，应是一个可以团结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是个外地人，在浏阳举目无亲，加之出身不好找不到对象，因此时常发无名之火，导致性格不合群。我找他谈话，教育他加强自身修养，指出他的缺点错误，并帮助他解决生活上一些问题，使他大为感动。后来此人成为浏阳县文艺骨干，担任两届县政协委员，四次赴台湾探亲，为促进两岸交流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浏阳报》作为县级报纸是办得比较早的，我当时兼任总编，一张报纸要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报社有两个知识分子，一个姓徐，善于文字工夫，可以说是浏阳一“秀才”；另一个姓陈，能书会画，是办报不可缺少的人才。但是他们解放前都被迫集体参加国民党，在反右期间开始把他们内定为预备右派分子。通过了解，两人现实表现很好，在审干、肃反中没有发现其他历史问题，而且在参加工作时对参加国民党问题已如实交待，我没有把他们划为右派，要求他们安心工作。后来，这两位同志因表现好，又有能力，先后调到湘潭地委办公室和地区《建设报》工作。浏阳当时新组建的花鼓剧团，因急需人才，一位在旧社会饱受磨难、被迫进过青楼、当过童养媳的女演员多才多艺，可说是剧团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认为她是旧社会的牺牲品，大胆启用，根据她的突出工作成绩，提拨她担任剧团副团长，抓业务工作。后来经她所在的党支部讨论通过并报县委批准，吸收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团曾被评为全省、全国先进单位。反右派斗争后，她还代表剧团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这里也应该肯定一点：由于高峰，齐身旺两位书记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使我能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以指导反右斗争。在全县宣传、文化、新闻等单位未划一个右派分子。事实上，当时也是有很多压力的，一位县委副书记，曾指定要把一个文化战线的骨干××划为右派，我做了些解释而未“遵命”。当时的纪委领导对一个人与我有不同看法，他借故医院一个案情而找我麻烦，后来他们一直对我抱有成见。
    实践证明，浏阳宣传系统的于部、知识分子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由于未在宣传系统抓右派，当时干部的积极性很高，1957年还成立了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创办了《浏阳河》刊物，全县宣传、文化等项工作开展非常活跃，卓有成效。1958年省美术工作和湘潭专区文艺创作现场会均在浏阳召开。县花鼓剧团面向农村，送戏下乡，服务群众而成为全省有名的模范剧团。《湖南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多次实地采访报道。湘潭地委宣传部下组织了全区宣传部长来浏阳参观。文化馆、书店，剧团、电影、剧院等方面的工作都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浏阳县被评为全省文化红旗县。
    浏阳在反右派斗争中，除宣传系统未划右派以外，全县被划为右派分子的561人，占全省划右派总人数的6%。由于当时受“左”的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斗争扩大化了，造成不幸的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浏阳认定所有的“右派分子”均系错划，一律予以平反，对于其他战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就我当时所担任的职务而言，也是应负一定责任的。但是，实事求是而论，当时的现实情况，我既无力抵制也无法顾及。
    1959年在反对右倾斗争中，以我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斗争不力，加上其他一些“右倾思想”为由，我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才撤销这个处分。尽管为此我受到委屈，但我无怨无愧，“心底无私天地宽”。对比长眠地下的革命先烈，对比划为“右派”受到不公平待遇二十年的同志，我是非常幸运的，党和人民给了我优厚的待遇，而我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太少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气，更应提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务实精神，更应坚定不移地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才能使我国革命和建设少走或不走弯路，不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