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党在群众中为什么威信那么高，人民群众为什么那么热爱共产党?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的。我过去工作期间，接触过许多老同志，在他们身上有着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最令我难忘的是董志文同志。

鱼米之多不能没有鱼

    1971年他来临湘县任县委书记，我在文桥公社任书记。一天中午，我接到县委办公室龚福全同志电话：“董书记要到文桥公社，在文桥住。”我很高兴，随即约武装部部长李正湘一道前往小桥大队黑屋生产队，这是由路口进入文桥的第一个生产队。傍晚时分，董书记同龚福全来了。董书记问：“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我说：“在这里检查生产。”他说：“不是吧，是接我们吧。”我只是微笑，没有作答。

    吃过早饭后，他站在食堂门口问我：“文桥公社是鱼米之乡吧，怎么不见鱼呀!”我说：“有。”上午，我陪同董书记在公社附近的文桥、臣山、望城大队检查工作。中午吃饭时桌上当然有鱼，而且是大鱼。他很高兴，吃过饭后，在客室内对我说：“我不是要吃鱼，我是看看你们是不是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老百姓不仅要有饭吃，而且要有钱用。你们粮食生产抓得好、生猪发展也不错，再把多种经营搞好了，农民很快就会富裕起来。”我听了以后才体会董书记说“鱼米之乡怎不见鱼的含意。”

    下午，由公社副书记柴畅国同志陪他到了和平、荆竹大队。吃饭时，桌上放上了一大碗糯米团，大家一上桌就先将它吃完了。董书记问：“糯米团好吃吧?”大家说：“好吃。”又问老柴：“你说呢?”柴答：“好吃。”董书记接着又说：“今天下午你在荆竹大队为什么批评栽糯谷呢?”柴说：“糯谷产量低。”接着董书记说：“生产队应该栽点糯谷，一是群众生产上需要，农民搓犁缆绳索、打草鞋都要用糯草；二是群众生活上需要，逢年过节蒸点糯谷酒、打点糯米粑，活跃一下节日的气氛；三是工厂的工人、城市的居民也需要。至于产量不高，可以改良品种。一个队那么多田，只要注意科学种田，即使种糯谷的那几亩产量不高也没有关系，大面上的田可以把产量补起来。”他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从此以后，我们在安排生产计划时，每个队都种几亩糯谷，群众十分满意。

 

有鸡蛋卖是好事情

    1971年秋天，董志文同志来到文桥。走在文桥、陆城公社交界的边沿地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妇女误以为我们是6501厂的工人，纷纷问我们是否买鸡、买鸡蛋?我假装不理，但董书记这时竟问鸡蛋多少钱一个，鸡多少钱一斤?有的妇女真的把一簸箕鸡蛋端出来了，弄得我狼狈不堪。我心想，今天的情况免不了要挨批评。因为当时家禽、鸡蛋同生猪一样是有派购任务的，自由买卖受到一定限制。

    这天下午，董书记到了陆城公社。当看见新建的白果机埠后，董书记就站在渠道上听我的汇报。我说这是全县第二个抗旱的大机埠县，我们公社正、副书记带队，动员全社3000多劳力，公社和大队干部都住在工地同农民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下雪天同群众一起挑土建成的。董书记看了机埠和主干渠，十分高兴，连声说干得好!他说：“当干部、当领导的就是要切切实实的帮老百姓办实事。农业生产要发展，不改变生产条件是上不去的；”接着他突然问我：“你对群众向工人卖鸡、卖鸡蛋怎么看?”我说：“社员要爱国家，应把派购任务先完成。”董书记接过话头说：“老百姓有鸡、有蛋卖是好事，说明生产发展了，产品丰富了。6501工厂上万人在这里搞建设，他们生活上也需要，光靠国家计划分的生活物质是有限的，老百姓有卖，工人愿买，价格由他们自己商定，不要加以干涉，更不要当资本主义尾巴批判。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发展了、产品增多了，国家任务自然就会完成了。”我连连点头称是，原先害怕批评的情绪很快被董书记一番话给消除了。

 

农民只有吃饱肚子才能放肆搞生产

    1976年冬天，冶湖撇洪工程进入高潮时，时任地委书记董志文从地区直接来到文桥。晚上我在陆城向董书记汇报，着重讲了粮食生产。虽然1976年上半年受了洪灾，但文桥公社粮食总产仍比上年增产50.5万公斤，总产893．5万公斤，亩产550公斤；国家征购任务190万公斤，实际完成290万公斤；社员人平口粮290公斤，除留足种子、饲料粮外，当年集体储粮1 5万公斤，累计储粮238万公斤，人平175公斤，其中存在国库中的粮食200.5万公斤。同时着重汇报了抓好粮食生产的具体措施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汇报以后，董书记作了重要指示，其主要精神是粮食关系国计民生，是头等大事，农民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放肆地搞生产，全国人民有饭吃才能大胆地搞建设，同时还强调了如何抓好粮食生产和农村的各项工作。他要我当晚写一份做好粮食工作的材料，让他带回地区。我说：“在这里写不方便，有些数字还须找有关同志核对，应回文桥”。他说：“我现在要司机开车送你回去，明天上午十点钟前将材料送到县委办公室。”当晚我同粮站的老朱同志和公社财会辅导员核实数字后，立即写《文桥公社是如何做好粮食工作的》。我一边写，龚洋生同志一边复写抄正。第二天上午准时送到县委办公室。时隔不久，岳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以正式文件向全区各公社批转了这个材料。紧接着，县委在文桥召开了由各公社书记参加的现场会议。

 

如果大堤倒了．你也跟着一块倒

    1980年7月下旬开始天天下雨，不仅成熟早稻收不回来，就是收回来的谷子也长芽、霉变。长江和黄盖湖内湖的水天天上涨，8月12日全部超过警戒水位，有的  堤段处在危险水位，全场干部、职工全力以赴上了大堤防洪抢险。外洪内渍，两水顶托，汛情一天一天变化。危急关头，省、地领导高度重视，孙国治、齐寿良、张月桂、李朗秋、张景恒等先后来农场检查工作、指导防汛，并留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金声坐镇指挥，省、地水利部门和省农场局也派人指导防汛工作。最后一次是8月下旬，省委书记董志文同志和水利厅许厅长来到农场检查防汛。我向他们汇报结束后，农场党委有一位副书记和有的党委成员对我说：“听说董书记很喜欢你，农场的防洪，大堤是保不住了的，不如将几处闸门打开放水保堤。放水以前，人员、物资、牲畜有计划的撤离，这样既保住了大堤，又减少了损失。否则，大堤一旦倒塌，全场三分之二都泡在水里。”我说：“你们在黄盖湖工作时间长，又有1976年倒堤的教训，可以直接向董书记讲。”他们说：“你不说我们是不敢说的。”第二天早饭前，我麻着胆子、试探地吱吱晤晤向董书记讲了放水保堤的意思。董书记脸一沉，严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如果大堤倒了，你也跟着一块倒。”我从未见过他这样严肃，吓了一跳，心里十分后悔，关键时刻自己为什么不冷静。早饭后，他把我叫到房内讲了许多要保住大堤的道理，能保住大堤的有利条件，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困难面前应有的态度。接着指出了1976年黄盖湖倒堤的惨重损失和教训，“干部是决定因素”。他接着又说：“人们总结黄盖湖倒堤有三句话，‘雨天末倒晴天倒，涨水未倒退水倒，晚上未倒白天倒。’因此，倒不倒堤，关键在人、在各级领导的决心和方法。你要记住这个教训，大堤一定保住，不惜一切代价。只要保住大堤，一切事情就好办了。”还讲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和要注意的事项。送别董书记以后，我立即召开会议，层层统一干部、职工的认识，下定决心夺取防汛抢险的胜利。最后，终于保住了大堤，防汛于当年10月10日胜利结束。

我那年出席全省县委书记会时，在省委礼堂门前齐寿良、董志文同志看见了我，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不错、不错，黄盖湖农场终于保住了。”并向毛致用同志介绍了我，说：“这就是黄盖湖农场的黎洪涛。”这年冬天，省水利厅拨给黄盖湖挖泥船一条和全套设备，市水利局奖给同挖泥船配套的生活船一条，重新架设从张家山到农场的高压线。有的大农场不解地问省农场局：“黄盖湖规模比我们小，省里拨给的经费如何比我们多。”省局回答说：“他们把大堤保住了，省领导高兴，这些经费等于抗了灾。”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

    有一年，地区在华容召开公社书记会，开会前，董志文同志到文桥作了调查，重点是发展养猪。他回地区后又派人来文桥总结了材料，开会时已经印发到与会人员，安排我在大会上发言。可是头天下午，董书记要我不能按材料照本宣科，其内容突出讲发展养猪，要简要具体。这一突然的变化使我犯难，只好通宵达旦的重新准各。第二天上午我发言后，他在主席台上高兴地说：“成功了，成功了。我说吧，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

1976年湖南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全省公社书记参加，加上各方面的代表，大会简报上说有一万人”，中心会场设在省体育馆，坐5000人。华国锋同志由北京回到长沙，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会议闭幕前安排5 个同志大会发言，我排在第四。发言前三天，由地委秘书科欧阳辉同志通知我去董书记那里研究。我去后见会议室有董书记、刘阳春同志、张兴玉厅长，还有欧阳辉等工作人员。他们要我先讲讲发言稿怎么写法，然后他们都帮我作了提示，最后董书记归纳为几条要我自己去写。我说：“地区和县里都来了搞资料的同志，是否请他们执笔?”董书记说：“不行，他们没有你的情况熟，你写好后我们集体再研究一次。”我接受任务后一天一晚都没有睡觉，写了改，改了写，稿子写成后，由我念给他们听，他们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说文字限制在1500字左右，发言时间不超过10分钟。我根据他们的意见又作了修改，最后送到欧阳辉同志那里，并开玩笑说：“要我写发言材料，是你们偷懒，故意整我的吧。”他笑着解释说：“不，不，是董书记讲的。我们岳阳地区只有你一个人发言。”当我走到主席台发言时，董书记说：“讲话声音大一点。”我知道这是他为我壮胆。这一篇发言材料我一直保存至今。

1972年，地区召开全区公社书记会议，临湘县委决定由长安出发，步行到岳阳。路程100多里，到岳阳后，我们大多数人的脚都起了泡，精神十分疲劳，一吃晚饭就准备睡觉。谁知通知我晚上去参加预备会，我听后火冒三丈大声说：“我不去。”董书记闻声从楼上走下来说：“辛苦是辛苦，我和大家都想休息，但没有办法，会还是要去开的。”我不知他住在楼上，后悔自己不该有畏难情绪，惊动了他。他和我们一起走来的，他去开会，我有什么好说的。1981年，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结束后，临近春节，董书记送五包郴州烟、一双胶鞋给我。我不肯接受。我说：“我是不抽烟的，胶鞋我有。”董书记说：“我知道你不抽烟，但春节到了，烟可以招待客人。胶鞋是要你多下乡调查研究，多了解情况。”因此，我只能接受，并表示感谢。这双胶鞋我一直舍不得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