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介绍他的先进模范事迹，并配发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中共湖南省委雷厉风行，于2月10日发出《关于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通知》。当时，正值汨罗从湘阴县划出来筹备建县。时年2月28日至29日，刚刚组建的汨罗县委，在书记杨克湘同志主持下(我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认真学习了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和《人民日报》社论及省委的通知，大家对照焦裕禄找差距。这次会议要求自觉做到四个坚持：坚持时时、处处、事事为人民着想，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并强调这是学习焦裕禄同志的核心；坚持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职不变公仆心，掌权不贪民之利，办任何事都不许讲排场、摆阔气，不能只图自己舒适，不顾群众痛苦，而要积极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不折不扣地实现处理问题不脱离原则，领导机关不脱离群众，领导决策不脱离实际，抓任何工作不脱离生产建设；坚持爱岗敬业，尽心尽力尽责执行任务，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蹲点做样板，以点带面，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会后，随即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对学习焦裕禄和贯彻实施县委全会精神进行了部署。

    焦裕禄是在全国解放后，中央第一次树立的县委书记的榜样，而新设的汨罗县委一次全会又是以学习焦裕禄为主题。所以，不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更为我后半生的思想作风夯实了基础。尽管会后不到两个月就陆续开展“文化大革命”，各级领导班子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冲击，甚至一度陷入瘫痪，但我始终相信焦裕禄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始终认为焦裕禄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学习焦裕禄是我们党的本质要求。因此，在其后不论遇到什么风浪，我对坚持学习焦裕禄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核心没有忘记，也没有动摇。

    1990年2月，《湖南日报》提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推荐“焦裕禄式干部”、“雷锋式青年”、“铁人王进喜式工人”的“三学三推”活动，受到时任省委书记熊清泉等领导的高度重视。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联合发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三学”、“三推”活动的通知》。经过半年多自下而上的推荐评选，我被荣幸地推选为全省“焦裕禄式干部”。这对我是一次巨大的鼓励和鞭策。同时，我也深知自己同焦裕禄同志比，无论工作作风和工作业绩都差得很远很远，经常感到愧于这一光荣称号。

    回顾20多年参加学习焦裕禄的全过程，我个人有如下粗浅体会：

    学习焦裕禄同志就要从思想上确立人民群众是主人，是“上帝”，是力量和智慧之源的唯物史观，从心底里承认力量在人民群众之中，智慧在人民群众之中，希望在人民群众之中；离开了人民群众，社会主义事业就是空中楼阁，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我注意处理好机关工作与深入群众的关系，从“事必躬亲样样管，包揽一切时时忙”的事物圈子中解脱出来，最大限度地保证到群众中去的时间在全部工作日的三分之一以上。1985年，是我因过50岁退居二线任县委顾问的一年。这一年，我因公伤住院15天，实际出勤还有326天。其中，下基层蹲点搞调查和参加劳动等共138天，占全年总天数的38%。1989年8月，我再次去汨罗兼任市委书记(汨罗于1987年由县改市；此时我已选任岳阳市政协副主席)，在前后一年中，下基层149天，占出勤总数的40%。坚持让群众出题目，靠群众做文章。

    1989～1990年，汨罗市委和市政府发动各级干部开展“到群众中去访富问计帮助锦上添花、访贫问苦帮助雪中送炭”的调研活动。活动中，我们发现社会上有种歧视贫困户的苗头。我带着这个问题，先后到了20多个乡镇，先找乡镇党委书记摸底排出了各乡镇最困难的农户，共计302户。接着，分别同乡镇书记一起，逐户上门对这些特困农户调查。然后．分析排队，其中，属于天灾人祸贫病交加的197户，占65%；属地域条件特别差，家底薄加上生产技能低的40户，占13.2%；属完全或基本无劳动能力的32户，占10.6%；属弱智、痴呆、无生产能力的29户，占9.6%：而真正属懒惰和违法犯罪等原因只有4户，仅占1.3%。事实说明，当时尚处在极端贫困线上的农户中，98%，以上的有着客观原因，如果盲目地将他们一概斥之为“懒”，不去认真帮助他们脱贫致富，那是不求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永远达不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显示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组织市、乡(镇)、村干部，采取一帮一”等办法，帮助这些户因户制宜，分别制订了13条扶贫帮困、雪中送炭的办法，开展了“送温暖”活动。

    从这次调查中，我感到无论什么社会制度，也无论社会怎么进步，相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总是会存在的。区别就在于多与少，在于我们党和政府是否给予真正的关心支持帮助。事后，我就此写出了《他们更需要送去温暖》的调查报告，被岳阳市委办公室和政研室评为1990度领导干部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经济日报》以《市委书记与贫困户》为题，在头版报道过。

    学习焦裕禄同志，就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放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得实惠上。我们县委学习焦裕禄同志“困难面前逞英雄”的革命精神，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初步改变了汨罗的旧貌。这其中，比较大型的工程项目有：修建了向家洞和兰家洞这两座中型水库，加固了汨罗水库；修建了铁山水库桃林灌渠；围垦了湖溪垸、罗江垸、松柏垸，以及双楚垸的防洪、撇洪加固工程，双河坝、新塘湖和磊石垸血防灭螺工程；扩建整险配套水利工程108处，干、支渠218条412公里长，先后共移动土石方1.654亿立方米。全市旱涝保收面积达36万亩，扩大水田1.5万亩，改造低产田10多万亩，平整土地1.23万亩；科学种田水平有明显提高，粮食总产量由1965年的1.474亿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3.522亿公斤，年均增长5.4%；荒山造林40多万亩，消灭了宜林荒山；所有乡镇和绝大多数村通了简易公路；贫困户的比率大大缩小；地方工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初具规模。乡镇企业进入全省先进行列。所有这些工程和项目，都使群众得到了实惠。

    在坚持办实事中，我体会到，必须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用积极、科学的态度去领头；注重规划的严肃性，发扬“接力棒” 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规划一件办成一件，不能随人事变动而易，不得半途而废，造成劳民伤财；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玩数学游戏，不搞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

    学习焦裕禄同志就要坚持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以“点”的榜样引导群众前进。回忆我从1966年到1991年，除出国两年和在岳阳市政协工作一年外，其余时间均在汨罗工作，期间，我先后蹲过的10个点，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榜样的作用。1972年，我分管农业。这年，汨罗市有16个市级领导干部，153个社教工作队员，1325个乡镇干部，共计蹲点458个，点上当年粮食单产高出全市平均水平118公斤。我们当年总结的粮食生产技术集团承包，就是在“蹲点”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我们深深感到农民迫切需要生产技术的社会化服务，特别是对解决当时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家庭的生产技术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实践证明，这种集行政领导、科技人员、生产服务部门和广大农户四位一体的双向集团承包，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加强产前、产中、产后的全过程服务，解除农民的各种愁和忧，有利于促进形成重农、爱农、护农、支农的合力，深受农民欢迎。据1990年统计，汨罗全市用于早稻的生产资料供应比上年增长11%，并提前送到农民手里。化肥、农药、柴油、电力都较好地做到了要什么有什么。往年农民在田边地头盼技术、愁农资的叹息声，被对党和政府部门的感激声所替代。当年7月8日的《湖南日报》对此作了专题报道。时任省委书记熊清泉称赞“为农民提供了全程服务”。时任省农业厅厅长周新安批示，“经验很好，请各地认真组织推广。”后来，可能是受重钱轻农思想等因素影响而夭折。对此，我和一些从事农业科研的同志至今还深感惋惜。

    学习焦裕禄同志就要像他那样为自己所敬业的那一片土地有所奉献，有所牺牲。我在汨罗头10年分管农业生产，坚持每年步行，到各公社(乡镇)和途经的大部分大队(村)转一圈，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同时坚持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在“学大寨”的年月，我每 年多的时候参加劳动70-80天，少的时候也有40-50天。1985年我过50岁，组织上决定让我退居二线。很多同志怕我不适应，劝我趁机会好好休息。可我始终觉得，退居二线只是有无决策权力的区别，干革命是自觉来的，工作也应该自觉去干．只要力所能及，就要不遗余力。于是，我主动申请继续抓消灭荒山的工作。1989年，组织上又决定我重回汨罗上一线。对此，我也是从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着想，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至于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之外的任何私利和特权，本来就不属于我的，所以，我始终做到了一概拒之。我知道，人是有感情的，但感情无论如何不能代替政策原则。所以，我虽是汨罗本土生长的，在本地工作几十年，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没有凭感情办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