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冬，正当“全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各行业“大放卫星”、“一夜消灭私有制”、“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刻，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开国元帅彭德怀同志来到平江，视察他30年前发动起义的“老区”，并对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当时，我正在“平江起义”旧址天岳书院—平江一中教书，有幸参与接待彭元帅的工作，耳闻目睹了许多有关的事情，至今记忆尤新。

人人盼见“彭老总”

在平江，彭德怀的名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响彻全县，这是因为1928年“平江起义”前，他当“湘军”团长的时候就带部队驻扎在平江，并且那时他已是中共党员，与当地农民运动骨干有着秘密联系；受党的影响，他的部队不扰民，军民关系融洽；1928年宣布起义后，这支部队便进一步与人民群众形成了“鱼水关系”，“彭老总”的英名也因此而声威大震。特别是由于他在支持农协“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与当地群众接触多，且会讲一口特殊的“平江话”，许多人都误认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平江人”，对他倍感亲切。因此，在他领着起义部队撤离平江，会师井岗，转战南北，战斗在打鬼子、打老蒋的战场时，平江人一直念念不忘地打听着他的消息，总盼着他的部队打回来。

解放了，许多原先同“彭老总”一起离开平江的红军战士，后来成了将军、部长级的老首长陆续南下访问、视察、探亲，人们就盼着“彭老总”也能回来看一看。现在听说“彭老总”回来了，大家都想见见他，想一睹元帅的风采。

群众都想要见“彭老总”，地方各级领导却有些担心起来，怕搞不好出安全问题，怕人多嘴杂“捅娄子”，于是决心要把能见到彭元帅的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为此，层层作出部署，预先安排好“彭老总”的活动路线、视察地点，并严格保密，到时才通知有关单位的领导。我所在的平江一中是“平江起义”旧址，是“彭老总”必到的地方，接通知最早，县委领导也特别重视，预先派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和县公安局的干部来帮助做准备工作。首先是召集学校领导和我们几个党团骨干开会研究，作出具体部署，明确分工，各负其责：一是恢复“平江起义”指挥部旧貌，把已作“教导处”、“校长室”的两间房子腾出来，按原先“作战室”和彭总卧室的样子布置好。二是整理当年彭总集合部队、发布起义号令的大操场，把那些为“大办钢铁”、“大办粮食”而筑起的“小高炉”、“尿精”蒸煮灶拆除，把堆放在那里的木炭、废铁、尿缸等器材、“原材料”搬开，但还是在周边留了点“炼钢”、“造尿精”的痕迹，以显示学校也在搞“全民大办”。三是抢修马路。因当时学校前面只有一条可跑马而不能通车的人行道，虽是“原貌”但不便于“彭老总”的座车开进来，便决定突击拓宽，连夜抢修。四是挑选和培训接待、保安和参加座谈的人员，包括到时怎么做、讲什么都一一进行演练，务必保证“彭老总”在这里既安全又满意。因为时间紧，清理操场、抢修马路的工作量又大，只得动员全体师生参战。结果“密”没保住，很快就人人知道了。不过，闻此消息后，全校师生员工人人精神振奋，干劲倍增，白天人声鼎沸，夜间灯火通明，工地一派热气腾腾，个个争先完成任务，都在“以实际行动迎接彭元帅”，都怀着激动的心情企盼元帅的到来。

元帅和我们零距离

本来，全县各级领导为保证元帅平江之行的安全和不让有人给自己“捅娄子”，早就对“彭老总”可能经过的地段和安排考察的地方进行了人员清理，安全检查，临时约法，要求下面严防“五类分子”破坏，严防群众拦路围观等事件的发生。谁知这头工作做好了，那头“彭老总”却随意打乱安排，总爱到有群众的地方去。路上时不时还要停车看一看，甚至走到正在劳作的人群中去问这问那；吃饭时看到厨房大师傅或送茶送水的服务员也爱问问话。尤其是听基层干部汇报时，常常把站得远远的人喊过去坐在一处，以提问的方式打断汇报人的长篇大作，把局面搞成“拉家常”式的“扯谈会”。

记得“彭老总”到一中来的那一天，起先我们都想像着“元帅”这么大的官，一定是“威风凛凛”，“官气”十足，让人“望而生畏”的样子．心情非常紧张。看到车队来了，在那里夹道欢迎的人一个个庄严肃穆，有的甚至紧张得头上直冒汗，连早已演练好的欢迎口号也喊不自然了。可当车子停稳，元帅走出来，人们见到的他，除了身材高大魁梧、神态刚毅、英俊威严外，还显露出他宽厚慈祥、举止随和、可亲可敬的另一面。当时，他没穿元帅服，而是披一件青呢大衣，戴一项呢制鸭舌帽，一脸微笑地同上前欢迎他的李校长等人握手后，便挥手向周围所有的人致意。在去大操场的时候，他边走边与陪同他的省、地县领导谈笑，边看周围情景。跟在后面的人都想靠上去听一听，但因保安人员拼命拦阻而弄得挤挤拥拥、“交通堵塞”。到了大操场，“彭老总”在一个篮球架旁停住，目光炯炯，环视四周，沉默片刻后声音宏亮地说：“三十年前我就是站在这里宣布起义的!”然后走进排列在他前方的师生中，转过身来让摄影记者拍照，并和颜悦色地摸着身边学生们的头顶问：几岁了?读几年级?家里有些什么人?都在干什么?以及学习成绩怎么样?食堂伙食好不好?还指着远处的“小高炉”问“你们的钢是用什么炼的?”等等，话问得随随便便，气氛轻轻松松，彼此之间一点隔阂也没有。

到了休息室，他又让人叫几个老师、同学进去座谈。见大家仍有点拘束，就故意咬一口“平江腔”说：“平江人说平江话吧”。接着一手指向亮窗一手拍着旁边一个学生的肩膀问：“这是什么?”那学生说：“窗户”，“彭老总”马上纠正说：“不对!咯是‘嵌眼’”。又问“门坎”叫什么?“石头”叫什么?见大家一致答“门站”、“马脑贡”，他才满意地笑着说：“这就对了!平江话好听哩，我就是三十年前在这里学会的!”他老人家一“咬腔”，可把大家逗乐了，气氛马上活跃起来，谈话的内容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短短一二十分钟，他就从师生们的口中了解到有关“教学改革”、“全民大办”、“吃食堂”、“放卫星”等好些方面的真实情况。在场师生也更亲切地感受到元帅的平易近人、不耻下问、不拘形式、讲求实效的高尚情操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也给人留了点“遗憾”

“彭老总”这次到平江，起先人们都以为他也和以前回来过的老首长一样，会住上几天，多到一些地方，多看一些“老革命”，能让自己有机会看看这位英雄，甚至能跟他握握手，说说心里话。可惜他是个特殊的 “平江人”，特殊的老首长。身为元帅、国防部长、中央领导，公务繁忙，时间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许多原在他部下当过兵、或做过他“房东”或曾同他有一面之交的人想见他没见着；一些本想找他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的“老革命”、烈士遗孤也没机会找上他；还有些对现状有疑虑想跟他讲点心里话的人更没能靠近他。因此，在得知“彭老总”走了后，心里好象堵了个“它”，感到遗憾。

而原本作了充分准备，写了大堆汇报材料并已搬到元帅面前而没能用上的个别领导，亦觉得自己的“政绩”、“才华”没有展示出来，没有得到彭元帅的肯定和赏识而不乐。

 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听说“彭老总” 因上了《万言书》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罢了官、挨批判，好多人就更加顾虑重重了。遗憾、婉惜、后悔、害怕，种种想法暗袭到不同人的心头。遗憾、婉惜的是： “这么好的领导被罢了官，太可惜!”有些原先还望“彭老总”再回来的人，现在感到失望了。特别有的人听说《万言书》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大跃进”，“反对砍光大树炼钢铁”，“反对办食堂吃大锅饭”，反对“深耕一丈、亩产万斤”的瞎胡闹，反对“男同男睏、女同女眠”的“大兵团作战”等等，便觉得这些意思好像都是我们这里人讲的，是不是“彭老总”来的时候听到了，被他写进《万言书》?如果是，那就是我们害了他，让他老人家遭了冤，吃了亏，后悔那时“不该乱说”。尤其是曾参与过接待“彭老总”，或参加过他的座谈的人，更害怕以后查下来，自己受牵连、说不清，思想顾虑不少。

果然，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反冒进右倾思潮”时，有的人就因此而受到批评教育，不得不作自我检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展后，随着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罪行”的公开，及对其“揭批”的深入，平江的“造反派”便“顺藤摸瓜”、“深挖细找”，大肆揪斗“反党集团”的“余孽”、“黑爪子”，清算他们的“罪行”，大肃他们的“流毒”。在平江一中参与那次接待活动的人员中，遭遇最惨的是时任校长的李叔益同志。他因是那次接待工作的组织者和主持人，又和“彭老总”接触最多，且夹杂着一些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而被无中生有地加上了“为反党集团提供黑炮弹”，“无耻吹捧彭德怀”等好几宗“罪行”，挂上了“黑爪牙”、“吹鼓手”等“牌子”，批斗示众，撤职下放，劳动改造，长期审查。我参与接待“彭老总”的工作时，是个刚毕业分配到那里的一名教师、新党员，“根正苗红”，又非“头面人物”，没有多少“尾巴”可抓，但当被列为“旧县委保皇派”(那时已调到县委办工作)、“黑笔杆”后，也被“造反派”、“挖窟寻蛇打”，查找在彭德怀同志来的时候干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特别是他们从一张照片中发现我站在“彭老总”身后时，就揪住“辫子”，逼我写“交代”，揭“反党集团罪行”。我写了点东西，他们很不满意，说我不是真正的反省、揭批，而是“绕着弯子为彭德怀歌功颂德”，结果又遭到一顿狠批、“肃流毒”   
     当然，那是“十年动乱”，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月，现在早被拨乱反正过来，“彭老总”的伟大形象也已重新树起，备受敬仰。如今，事情又过去40多年了，但那个时候的情况总像放电影一样，“彭老总”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群众的敬仰心情及后所受的“株连”和那个特 殊年代的场景，一幅幅画面，一幕一幕，永留脑海，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