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毛泽荣与毛泽东是堂兄弟，主席排行第三，小名石三，父亲排行第五，小名胜五。父亲于1925年积极投入了毛主席领导的大革命运动，曾任韶山特区第一乡农民协会通讯员，负责站岗放哨和传递文件。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父亲改名毛冬青，逃往华容、沅江等地，靠打工为生。1937年国共合作开始后，才回到韶山，种了几亩租田，直到全国解放。根据父亲生前的介绍，从1949年起毛主席曾5次亲自给父亲写信，并5次约他赴京会晤。其中，1964年春我有幸与父亲一道进京看望了主席。

初上北京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主席日理万机，昼夜为国事操劳，但仍然惦念着兄弟们的生活情况。1953年冬，遵照主席的来信，父亲与主席的堂表弟文九明、文东仙和革命老人毛月秋前往北京与主席见面。主席在信中叮嘱他们“要自备路费，不要送礼，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到达北京车站后，中央办公厅派来的小车将四位老人送到了中南海。大约等了十来分钟，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向他们走来，大家连忙起身，齐声问候：“主席三哥。您好!”浓厚的兄弟情谊，溢于言表。毛主席连连点头：“好，好。”他招呼大家坐下后，详细询问了家乡情况。父亲告诉主席：祖父毛翼臣埋葬在滴水洞，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曾命令反动军阀何键派了两个营的兵力在韶山挖坟两天，说耍挖断主席祖坟的龙脉，在乡亲们的拼死保护下，使祖父的坟幕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主席说：“多亏了乡亲，不然的话，连我们的祖宗也不得安宁啊!”父亲当即建议，现在可以把土挖开一些，让坟墓恢复原状，并修一条公路通往虎歇坪，方便人们参观。主席沉思一阵后说：“不要搞了，还是按老样子好，把土还可以堆得更高一些。”这以后主席的祖坟一直没有修缮，直到1986年当地政府在修建由滴水洞通往虎歇坪的石级时，清出了毛翼臣的墓碑，才将主席的祖坟进行了些修整。

    这次四位老人在主席身边住了一个多月，他们惊奇地发现，三哥虽然当上了国家主席，但穿的是褪了色的粗布衣服，吃的是家常小菜，住房陈设也十分简朴。父亲曾问过主席，您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生活要过好一点，才能保障身体健康。主席笑了笑说：“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深思了一下又接着说：“我们国家的底子薄，人民生活还有困难，我们当干部的要时刻为人民着想，不能贪图安逸啊!”主席爱在饭后梳头，一次，他一边梳头，一边喊着父亲的小名说：“胜五，梳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你不妨试一试”。并告诉父亲：“要保护眼睛，工作要劳逸结合。”父亲离开北京前，毛主席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并赠送生活费300万元(折合新币 300元)，一件青呢子大衣，一套被褥蚊帐，一口皮箱。

二上北京

    毛主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解放后，总是利用前往北京看望他的乡亲们了解农村情况，并对一些农村政策作出及时的调整。1954年秋，父亲应邀第二次赴京与主席见面。在京住了十多天后，主席约父亲在中南海吃晚饭，同桌的还有江青及毛泽民之子毛远新，饭后一同合影留念。这次父亲向主席反映农村粮食统购有些过头，不少农民秋后完成征购任务后，来年春夏因缺少口粮，又得购买统销粮，不但浪费时间，经济上也受到损失，因此意见很大。毛主席对父亲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第二天上午要父亲随他去中南海参加一个会议。当父亲走进会议室时，一眼就认出了已经到会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中央领导人，还有两人不认识，经主席介绍，才知道是陈云和彭真。主席说：“我的一位亲属从韶山来，反映了粮食统购统销中存在的问题，请大家听后研究一下。”接着父亲将头天吃饭时向主席反映的情况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后询问我父亲，每天八九两粮食够吃吗?父亲如实回答：“城里人吃的油多，再吃些饼干零食，当然差不多，但农民只有饭吃，加上劳动强度大，每天八九两确实不够。”陈云同志当即表示：今后一定要明令禁止购过头粮。会后主席和我父亲在中南海共进午餐，饭后主席又一次与父亲合影留念。在吃饭时，父亲谈到近一段时间，自己眼睛疼得很利害，想在北京找名医治疗。过了几天，父亲就住进了协和医院，在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由苏联专家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直到眼睛有了明显好转时才出院。在以后的几年里，一直由主席的秘书叶子龙负责给父亲邮寄药品，治疗眼疾。这次父亲在京住了两个多月，是留住北京时间最长的一次。父亲离京前，曾经听过他汇报的五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派人送来了毛衣、大衣等礼物。遵照主席的叮嘱，父亲一一婉言谢绝，当父亲回到韶山时，获知党中央已经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作了适当调整，基本上杜绝了购过头粮的现象，非常高兴。

三上北京

    1955年6月，父亲获准与毛新梅烈士的胞弟毛仙梅及主席的亲表侄文炳章、外甥陈国生母女一道赴京与主席见面。在中南海接见时，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相互问好后，主席随即就问起了家乡情况。父亲汇报了农业社的定额管理及计工情况、分配办法等有关情况，陈国生汇报了干部职工的生活情况，毛仙梅向主席反映了韶山杨林乡蒋梯空烈士家被划为地主成份，亲属不满，并把蒋的胞弟蒋浩然的一封信交给了毛主席。这次在京住了一个多月，回家时，与毛主席一同乘坐飞机前往杭州。当飞机到达杭州上空时，根据主席的指示，飞机围绕西湖、钱塘江、六和塔等风景名胜区盘旋了两圈，主席笑着对大家说：“杭州自古称为人间天堂，你们仔细看看下面的景致呀!”在杭州逗留了两天，又乘专列到达江西南昌，再转湘赣铁路，到了长沙。主席说：“我在湖南会找省委负责人谈话的，蒋浩然的事你们就帮他多讲几句吧。”当天下午省委书记周小舟向主席汇报湖南的工作情况。谈着谈着，毛仙梅插话说：“主席，我先前跟您讲的那件事呢?”周小舟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以惊奇的表情望着主席。主席对周小舟说：“湘潭县杨林乡有个蒋浩然，是个烈属，土改时他家划为地主成份，他家有意见，这个问题请你们复查一下。”说后将蒋浩然的信交给了周小舟。1955年底蒋浩然家改为小土地出租，同时挂上了“烈属光荣”扁牌。父亲一行在蓉园招待所住了两天后，主席告诉大家：“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就不送你们了，你们回家的车票我叫警卫员给买好了，由他们送你们上车。”父亲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了主席，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四上北京

    1964年春，我有幸与父亲一道进京看望毛主席。在北京下车后，我们父子俩直奔中南海。经电话联系，主席的秘书沈栋年骑着单车来到了传达室，与我们一道步行去了附近一个小招待所。沈秘书将我们的食宿作了安排后就走了。第二天给我们送来了100元钱，说是主席给我们的零花钱，以后每隔一两天沈秘书都来看我们一次，并征求对生活上的意见和要求。过了十多天，沈秘书驱车前来，接我们去了丰泽园，与主席共进晚餐。下车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我当即将岳阳县的基本情况及当时的生产情况两份材料送给了主席，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入党了吗?”我如实回答：“还没有。”主席说：“那要争取呀，主要要在工作上表现自己。” 我说：“我一定听主席的话，把工作搞好。”接着，主席又与父亲拉起了家常。到开饭时，主席把手一指，说吃饭吧。桌上摆的全是家常小菜，有辣椒、茄子、空心菜，最好的一样是煎豆腐。主席说：“目前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全国人民仍在过苦日子，我这个主席当得不好，我有责任啊!今后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离开丰泽园时，主席叫沈秘书送给我300元钱，并说：“现在我很忙，没有时间陪你们，你们在北京住些时间就回去，好好劳动，好好工作。有兴趣的话，叫沈秘书陪你们到长城、故宫等风景名胜看一看，再休息一下就回去。”过了几天，沈秘书陪我们看了故宫博物院。这次前后住了十来天，由沈秘书给我们买好了车票，并把我们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五上北京

    1972年，父亲得知主席病重的消息，想起主席已是近80岁高龄，自己也有70多岁，兄弟俩风烛残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永远不能相见了，在获得主席同意后，父亲于1972年第五次进京，这次是兄弟俩最后的一次见面。地址仍然是在北京中南海，只是毛主席的住处换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旁。父亲紧紧握住主席的手，他发现三哥苍老多了，走路也显得非常吃力，父亲的心情不由得一阵紧似一阵，着实为主席的健康担忧。但主席还是以顽强的毅力料理国家大事，他与父亲讲国内形势，讲不久要召开四届人大，讲国际形势，讲三个世界的划分和美苏争霸。最后说：“要发展生产力，要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听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林彪折机沉沙后，长期病魔缠身的毛主席精神受到重大刺激，曾一度躺在病榻上，昏迷不醒。当他清醒时，便对守护在身边的女儿李敏说：“我快不行了，有件事得请你们去做了，家乡还有两个叔叔(即我的父亲与九叔毛泽连)他们身体很不好，你们要代我去看看。”1976年9月9日，主席不幸逝世。1977年9月，即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父亲随省委瞻仰毛主席遗容代表团前往北京，在纪念馆见到了安卧在水晶棺中的主席，但他老人家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与兄弟们谈笑风生了，目睹此情此景，父亲不禁流下了深情的热泪。

    1978年秋，李敏和丈夫孔令华带着主席的生前嘱托，在韶山管理局负责人毛泽仁的陪同下，来到韶山张家坪看望了父亲，并在家门前合影留念。

    要看到高山的巍峨，就必须站在平地；要看到平地的广阔，就必须身居高山。要看到主席的伟大，就必须全面了解历史，“三座大山”的推翻谈何容易，二万五千里长征何等艰难。解放后当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仍过着常人的粗茶淡饭生活，处处为我们起着表率作用，毛主席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丰功伟绩、光辉典范将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