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中旬的一天，秋高气爽，毛田简易公路上开进了两辆银灰色伏尔加轿车和几辆吉普车。当小车开到毛田区委所在地八斗丘时，人们奔走相告，一时把办公楼前挤得水泄不通。胡耀邦、华国锋、王治国、赵处琪等同志从小车里下来，热情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向大家问好。张月桂同志拉着我的手，带到他们跟前一一作了介绍。耀邦同志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我叫许志龙。”“你是本地人吗?”“我是本地人。”“在这里工作几年了?”“已有12年了。”耀邦同志又问：“这栋楼是什么时候修建起来的?”我说：“是1959年干部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做砖烧窑建起来的。”这时，华国锋同志插话说：“这大概是毛田区第一栋洋房吧。”大家都笑了起来，气氛变得非常轻松。当天下午，我向耀邦等领导同志汇报了毛田区的工作。耀邦同志听了汇报十分高兴，连称“干得好!干得好!”汇报结束时，已是夕阳两下，这时毛田水库电站发电了，电灯把整个八斗丘山沟照得一片通明，耀邦同志连声赞叹：“干劲可贵，风景这边独好。”

    第二天下午，我陪同耀邦等儿位领导看了毛田水库发电站、八斗大队养猪场、养鱼塘、机械厂和果园。他们边看边说，称赞不已，  一致认为，规划得好，落实得好，经营得好，事在人为，只要有一股子革命干劲，又有科学态度，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毛田能办到的，相信在湘潭地区其他地方同样能办到。参观了八斗大队，我们义来到水圳大队新造林业基地和果园，几位领导站在水圳大队的高山上，远眺重重叠叠的新造杉林，近看井井有条的果园，十分高兴。耀邦同志指着大云山问我：“那是什么地方?”我说：“那是大云山。”他又把视线转到毛田水库下游的潺潺水溪，即兴赋诗：“云山苍苍，溪水泱泱，毛田之风，山高水长。”就在这里，记者为我们二人(胡耀邦、华国锋和我)摄影留念。随后又走利串户，访问了一些农户。回到区委办公室，几位领导商定，一定要把毛田的经验很好地总结，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出去，用毛田的典型来推动全地区的工作。并随即向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派一名有名望的记者来毛田采访。没过几天，新华社派袁木同志来了。袁木同志来后，在全社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到林海林场等新造林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回到北京后，以《毛田纪事》为题，在《人民日报》长篇报道了毛田。随后，华国锋同志再度来毛田考察，并以个人名义在《湖南日报》发表了《贵在鼓劲》的文章，全国很多报刊相继转载，大大提高了毛田在全国的知名度。1963年9月下旬，湘潭地区在毛田召开各县、市、区、社书记会议，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耀邦同志作重要讲话。会议打破常规的开会方法，以县编组，县委书记为组长，带区、社书记到毛田各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同吃、同住，了解毛田的情况，学习毛田的经验。经过考察了解，与会人员都认为毛田工作扎实，成绩巨大，事迹感人。为了更好地总结毛田经验，湘潭地委办公室组成专门写作班子，写出了《可贵的革命干劲》一文，于1963年 10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1964年毛主席来湖南考察工作，在接见县委书记时问：“岳阳县委书记来了没有?”县委书记张月桂站起来说：“张月桂在。” 毛主席说：“你们岳阳工作搞得不错，出了个毛田。”张月桂同志答：“主要是主席的英明领导。”毛田，就这样在全国传开来。

 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耀邦同志受到不公正待遇，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经过很长时间才收到，看信后他非常高兴，随即向我写了一封长达数页的回信。信中详细询问了毛田的情况，勉励我们要认真学习大寨，期盼学大寨捷报频传。他在信中念念不忘的是毛田人民的生活状况：衣着是否有所改善?那些熏得漆黑的蚊帐是否更换了?山上种的树培育如何? 水果年产量多少?并再三叮嘱，一定要坚持治山，在山沟里展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1980年11月，耀邦同志任党中央主席，我是岳阳县委书记，他在百忙中仍十分关心毛田。12月，我向耀邦同志写信汇报了工作情况，他在百忙中回信指示：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轻工业、服务行业、商业一定要赶上去，要在抓好农业的同时抓好工业，是否可考虑在岳阳县办个电子元件厂，把毛田带动起来，毛田劳力多，可以搞组装，一汽车可以拉几十万或几百万元的货。他还给电子工业部写了信，要他们大力支持岳阳县发展电子工业。后来，由于资金等原因，厂子没有办成，我至今仍深感遗憾。

1986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垦工作会议，我是市农委主任，领导要我带领全市农场负责人去参加会议。到北京后的第三天，耀邦同志又一次把我请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详细询问岳阳市的经济发展情况及其他一些问题。当他昕到岳阳市发展很快，形势大好，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城市大变样时，非常高兴。他说：“岳阳条件很好，水陆交通方便，城陵矶可以开发万吨级远洋货轮，漂洋过海。”我说：“只能搞5000吨级，因为武汉长江大桥卡壳。”他说：“5000吨级也是好的。岳阳有山区、丘陵、平原，要大力发展水果、茶叶，形成气候，要充分利用水面，大力发展养殖业。总之，岳阳是块好地方，要利用好，开发好，让人民尽快富起来。”

三

    耀邦同志不仅关心着毛田，关心着岳阳的经济发展，对我个人也是谆谆教诲，政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1976年9月，我去北京办事，住在北京饭店。耀邦同志得知消息，即派秘书到北京饭店找我，要我去他家里吃饭。当时，北京闹地震，耀邦同志住在灯市口胡同，木质结构的四合院，虽是旧居，却很安全。当我一走进四合院，耀邦同志就出来迎接，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志龙，我怕见不到你了，我只差50米就要进牢房了，党中央已安排我在社科院工作。”他义说，“文化大革命”中，我向中央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四人帮”诬之为“反党纲领”，想把我打成“反革命”。他们不把报纸和文件给我看，不许带收音机，不许和外界接触，说我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坏事变好事，在牛棚里，《中华字典》、《辞海》我都看完了。有一天，王震来我家串门，说，耀邦你读了那么多马列的书，为什么不同他们辩论?我说：王夫子，我要留下脑袋，看这些王八蛋倒行逆施的下场，“四人帮”多行不义必自毙!谈到这里，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志龙，今后要多看书，多看报，开卷有益，任何时候都起作用。中午，他用一位河南战友送给他的“枣仁”酒招待我，我不会喝酒，在他的真情感动下，喝了几杯。他见我有些醉意，便说，不是你来了，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呢!

四

1980 年5月上旬，耀邦同志的老兄、浏阳市政协委员、早期参加革命战争的老干部胡耀福同志来岳阳找我，要求为他儿子胡德之解决招工问题。当时我未作肯定答复，要他先回去，待我们研究后再告诉他。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耀邦同志的耳里，他严厉批评老兄说：“我参加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友谋私利。你们不要认为我在中央工作，手中有权力，就可以借势捞好处，有这种想法和作法都是错误的。要赶快跟许志龙讲清楚，收回你的申请，我不同意他安排德之的工怍。”胡耀福同挨了一顿批评后，当时思想不通，经过仔细思考，觉得老弟讲得有理，不是小题大作，是立党为公的问题，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但耀邦同志还是不放心，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正在北京开会的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纪照青同志，托他转告我：千万不能开这个门，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然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并反复叮嘱纪照青同志一定要落实。这件事教育了耀福，也教育了我，使我感受到了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崇高品德，

1988 年12月，耀邦同志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再度来岳阳考察，我陪同他游了岳阳楼、君山公园。第四天，他返回长沙，我送到火车站，他站在车门口挥手告别，并说：“后会有期。”没有想到，1989年4月15日，他老人家与世长辞。在江西共青城他的陵墓前，我万分悲痛，默默向他老人家三鞠躬：耀邦同志安息吧，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