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们的乡情
来源：史志办 日期：2015-03-31 12:00
平江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摇篮里诞生了一大批将军。平江人习惯把秋收起义叫作平浏起义，因为这是以平江工农义勇军为主要队伍的起义。1928年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巩固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当时70多万平江民众跟随毛泽东、彭德怀起义的多达30万余人，二月扑城，平江就动用了20万人参战。平江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先后牺牲了22万多人。上世纪20年代的平江70多万人口，到1949年解放，还不足50万人口，其烈士占湖南省的五分之一。老革命包括在战争中牺牲的副军级以上干部多达140余人。共产党的将军54人，共产党与国民党红白相争，国民党的将军亦有57人。所以说，平江是老区县，是个将军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我在平江土生土长，又在平江工作多年。因工作关系，经常到北京看望在京的平江老同志。跑的次数一多，人就熟悉了。该吃饭的时候就上桌，喊喝酒就毫不含糊 “干杯”。喊调哪位将军的车，他们也不敢“怠慢”，随叫随到，所以到北京，次次都潇洒走一回。老同志对家乡人上京，总是提供方便，写信打电话，找熟人为家乡人民办事，不厌其烦，不遗余力。戎马一生的将军们，退下来后还为家乡的经济建设操碎了心……
将军们的风采写进了共和国的历史，将军们的乡情，只有家乡人更能品味，我应该与人分享，于是才试着动了笔。
乡音·乡情
钟期光上将离开平江60多年了，始终讲一口原汁原味的平江话。
1988年岁末，我代表家乡人民看望将军，他正住在301医院。“文化大革命”中将军被折磨得很苦，以致下肢瘫痪，长年住院。
走进病室，我说：“钟老，我代表平江的乡亲来看您，向您拜个早年。”
将军望着我，慈祥地朝我微笑着：“路远迢迢，跑来看什么呢?”
我说：“要过年了，给您带了点东西，表个心意。”
将军的脸一下子便沉下来了：“平江一个贫困县，还跑来送什么东西，你带回去。”他严厉地将大手一挥。
我笑了笑：“老人家，没给您带别的什么，就给您带来了点家乡的腊肉，还有一包火焙鱼。”
将军的脸色这才慢慢好看起来：“腊肉呀，是一只肘子吗?”
“正是一只肘子。”
“拿出来看看。”
我提出来，将军一手提过去，鼻子贴在上边：“嗯，好香，是用油茶壳子熏的，这是真正的家乡气息啊!”老人陶醉在这腊肉的气息里，笑得像孩子般天真。“现在过年，老百姓解年牲的人有多少?”平江人岁末年初讲话忌讳一个“杀”字，就把杀年猪叫做“解年牲”，是平江老年人典型用语，现在的年轻人就不懂了。
我说：“有条件解年牲的，约占三分之二。”
立刻，将军不无忧虑地问：“还有三分之一没有肉过年怎么办?”
我又说，现在物资丰富，新鲜肉随去随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也讲究“鱼吃跳，猪吃叫”，有些群众不须杀得年猪，将军这才放心。
接着将军问我：“你是几金昆?”即几兄弟。
我说：“兄弟五个，姊妹九个呀!”
“有几个吃国家粮的?”
“就我一个。”
“好，看来你是一个清知县。你又是怎么吃上国家粮
“我是教民办，转公办，再转干部。”
将军一笑：“我们是同行，我也是教书出身，那时叫秀才造反……聊了半天，我忘了问你尊居何处?”
我说：“大坪源。”
“大坪源，那我把个谜你猜，‘远看蜘蛛布网，近看鲶鱼上水’，你猜这是什么东西?”
“老人家，那是我们大坪源那架筒车。”这时，我真的佩服将军的那份敏捷，我说到大坪源，他便立即联想到了那架有名的筒车。
“对对对!”将军很兴奋：“我在天岳书院读书时，离你们屋里不远，我最喜欢去你们那里玩，看筒车转水。”
筒车转水，我小时也喜欢看。钟将军也认为那是很有乡村韵味的一道风景：河床裸露的汨罗江，河水并不深，老远就听见河湾上那架巨大的筒车哼着“咿咿呀呀”的小调，一面作缓缓的转动，把提到空中的河水泼泼洒洒倾入架起的木槽内，河水从乱石滩上流过，发出“哗哗”的声音：卵石争先恐后地从水里伸出头来东张西望，好像也喜欢看那架湿漉漉的筒车……
“你爬到筒车上去过没?我爬过哩!我有回脚没有踩稳，差点子栽到河里。”将军说着，眼睛里闪出童稚的光辉，一面拿手比划。他仿佛在记忆中看到了筒车，看到了自己少年的影子。
“你们那里那架筒车还在不在?”将军又问。
“拆掉了。1967年拆的。”
忽然，将军的脸色有些凝重，说：“莫非它也碍了谁的事。拆它做什么?吃多了!”
“是修水轮泵拆的。”
“那不是拦河筑坝吗?”将军说。又问竹排、木排怎么放得到外省外县去；平江县是山区，出产木材和楠竹。
我说：“现在都是汽车运的。”
“汽车运的成本太高了。”将军摇着头，又说：“平江河里没得了筒车，也没得了竹排、木排，那还有什么风景?还像什么平江呢?”
是啊，假如平江河里还有筒车转水，还有竹排和木排流着该多好!可惜，钟老将军离开我们又十多年了，将军那口原汁原味的平江话和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在我心里已成了一道古朴典雅的风景。
坐李聚奎的车，闯两次祸
原军委顾问李聚奎上将是平江起义时的班长。到纪念平江起义60周年，幸存的仅他一人了，但因身体不好，也在301医院住院。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高兴得不得了。医生规定我们只准聊半个小时，李老便生怕我跑了似的，拉住我的手问个没完：平江起义旧址天岳书院还存在没有啦?城郊那座浮桥还在不在啦?老百姓吃不吃得饱肚子啦?等等。几乎次次是医生把我们赶出来的。每次临走，李老都要把他的专车派给我们用：“你们在北京办事，坐我的车出门进门方便些。”
于是，我们也不推辞。
平江山里人，不知道北京的深浅。坐了李老的车，中南海里面也去走走，南院北院都可以随进随出，站岗的警卫见车就敬礼。回平江后亲戚朋友问及，我们总说是托了老首长的福，在北京坐车还算风光。然而也闯了两次小祸。
一次，我和平江县老干局副局长罗岳林，去向军委办公厅程建宁副主任汇报彭德怀铜像揭幕的事，也是坐李老将军的车，一路通关进去的。下车后直往军委办公厅走，走到二楼，突然后面一人冲上来喊我们“站住，不许动!”我们认为他是逗我们山里人耍，便不睬他，又往三楼上去。当兵的冲上来把我们拦住，全副武装，拿枪逼住我们，问：“你们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干什么来了?”等等，我当时还想：平江人去军委办公厅等于走亲家，没有一次不是客客气气，只有这次，吓出我们一身冷汗。我说：“我是平江县政府的，坐军委顾问李聚奎上将的车进来的，是军委办公厅主任请我们来的。”后来军委警卫处孙处长知道这情况马上送我们到程主任那里，我们才知道，小平同志和军委其他领导在三楼开会，多加了岗哨。见我们不是军人，引起了误会。
另一次是去林业部，想争取世行林业贷款。那次也是坐李老的车去的。李老的司机小田是东北人，因路线不太熟，把车开到坪里有武警站岗的院子门口，想向武警问路。没料那是外国使馆。武警非但不指路，还冲出来把车子一拍，说我们侵犯了别国主权。小田把车看得命一样，跳下车就冲那武警骂：“你瞎了眼，不看看谁的车，是你拍打的!”两个人恶言相向，动起手来。小田是典型的帅哥，长得威武高大，很有力气；那武警来一个班的人增援，捉了小田进去。我们的车堵住在院子门口，内面的车出不来，外面的车进不去；那院子是四个国家的大使馆，武警要小田交出车钥匙。小田杀头都不交，我怕事态扩大，找他们穿干部服的武警说明原因，要他们放人。他们不肯，怪小田太张狂，想故意整他。那时还没有手机，我便又对他说：
“借你们的电话用一下，我找你们的武警总队领导发话放人。”
那穿干部服的武警上下打量我，好像不相信刘姥姥使得动贾政。我要通了武警总队政委吕展。吕政委也是平江老将军，听到我说平江人问路被抓，要他们当官的接电话。那穿干部服的武警半信半疑的从我手里接过话筒，他问过一句“你是谁?”之后，就唯唯诺诺对着话筒“是的”、“好的”、“马上放”。应口倒是干脆利落。他放下电话便对我换了笑脸，说不知道我们是吕政委的父母官，叫手下把小田放了。
临走，那武警告诉我们，“林业部往那边去……”
平江人在北京从不用坐出租车，都是用老首长的专车。军委张震副主席的奥迪、总政刘志坚主任的皇冠、海军方强司令的奔驰，我们都坐过。还有炮兵司令吴信泉、总后李元部长、总参叶楚平主任等等，这些首长的车都派给我们用过。总之，海陆空各军兵种都有平江籍的老首长。要用个车，那是随调随到。所以说，我们平江山里人进京办事，坐个车什么的，每次都是潇洒地走一回。虽然闯过点小祸，但也还算风光。
平江人在军博馆开会，要贫困县
听说有贫困县的帽子，戴了这个帽子可以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可以减免农业税，可以减少征购粮。戴了这帽子尽管不好听、不好看，但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于是我们就下决心到北京去争。
到北京，平江的老革命在京的有20多位，家家户户去跑，还真的要跑四五天。于是我们联系了军事博物馆五楼的小会议室作为会场。因为通知各家各户在军博馆开会，好找地方，大家都熟悉这地方。时间定在上午九点半。会场的场租费半天收我们2000元。小会议室，桌椅都很典雅，茶叶茶具都很讲究，水果是我们自己带去的。当时我想，花2000元坐一下，贵是贵了一点，但请老同志开会，得注意 一下环境，也值。老同志听到家乡父母官在军博馆开会，都很积极，九点半的会议，八点半大都到齐了。军博馆前面坪里车子摆了一坪。军博馆副馆长上班，在前面看到了这么多军车，马上问办公室：“军委今天在军博馆开什么会?”办公室的同志说没有，没有接到命令呀。“前面那一坪的军车是怎么回事，三总部、各军兵种都有，且都是首长坐的车号，你们注意了没有。”办公室的同志讲，只是湖南平江县租了五楼一个小会议室开个座谈会，什么人参加我们不知道。那副馆长，慌忙火急上了五楼， 一出电梯，恰好碰到了原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军事博物馆是总政管的。
副馆长一见刘老站在小会议室门口马上立正行了一个军礼“报告首长，不知道您今天在这里开会，请指示。”“快快快，把你们的大会议室打开，我们平江籍的老同志在这里开个会，家乡来父母官开会，这是我们请都请不来的客人，听说你还收钱?”刘老边说边用拐杖指着大会议室的门。副馆长才知道是平江县的会，开的级别不低，最低级别的也是个少将，赶忙吩咐开大会议室，上茶、上水果、开空调、前门加岗、后门加卫，会议室门口都把岗哨站上了。我找馆长说，我们自家人开会，用不着站岗放哨的，馆长说：“这是我们的规矩，什么人在这里开会，按什么级别警卫，会场2000元就不收了。我连忙说，“谢谢，谢谢。”2000元，比我当时一年的工资还多，就这样让刘老免单了。
刘老风趣地说：“平江人请客，有个说法‘请客莫请女客，请五十来一百。’今天请的是男客，只怕是请五十，来两百。司机、秘书、警卫、老婆、孩子，所以我看这小会议室坐不下，才开了这个大会议室。”这大会议室古香古色，中间的条桌板粟色放光，照得人见，坐的椅子都是雕龙刻凤的，比小会议室更显高雅。我连忙说：“谢谢刘老”。九点半的会，提前到九点就开始了。当时我和老干局局长傅依明同志和副县长陈尧风同志先后汇报了平江的情况，提出了要求，要个贫困县帽子。并以老同志名义，向国务院的领导和国家扶贫办写一封信，并将信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老同志听了介绍，讨论发言都很风趣：“你们真不错，开后门开到北京来了，还要我们这些老家伙为你们去开后门，搞顶贫困县的破帽子戴在头上，看也不好看，听也不好听。”还有的老同志讲：“管他好不好听、好不好看，只要老百姓能得到实惠，我们就画押吧。平江人民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太多，我们欠下的债永远都还不清，只要能为老百姓办点实事，我们应该办啊……”就这样，盖的盖章，签的签名，把这联名信通过了。一个小时的会议在谈笑风生中结束了。那时候老同志开会一不吃饭，二不要纪念品，照张集体照，屁股一拍就散会了。
二十几位老同志的联名信以总政的快函递上去，还真管用，这贫困县的帽子一个星期就戴上了。一直戴到现在，听说平江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还想戴下去，戴出甜头了。这帽子戴了16年，老是老了点，但带着还管用，每年还有几千万元的扶贫资金。比人家贫困县的帽子多了“老区”两个字，而且还是国家级的。
但愿平江能尽快富裕起来，早日甩掉这顶老帽子，了却健在老同志的夙愿，以慰已经千古的老同志在天之灵。
平江人没有一个孬种
总后副部长李元将军，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有回他刚从东北回来，我们去了。我说：“李部长，听说你有三件事，饮誉全军。…什么三件事，别瞎说。”李部长口里叫我莫瞎说，其实心里也想听听哪三件。我说我是这次到北京，和几位老将军聊天，聊到了您，知道了您
讲起喝酒，李部长的话题就多了。人一高兴，就问第二件事是什么。我说：“第二件事就是说你会钓鱼。”“你这小子，怎么把这些事情也打听得这样清楚。快到我鱼缸里去看，全是钓来的，吃鱼不要钱。你看我这皮肤，晒得黑不溜秋的，就是钓鱼晒的，钓一天鱼，能大碗吃饭，大块吃肉，大杯喝酒，睡得个好觉。这钓鱼很刺激，像在战场打仗一样，枪口一低，就撩倒个。钓竿一抬，就钓上一条。只要池塘里有鱼．我就有法子把他们钓上来。你看看我这钓鱼工具，刷齐的；你看看这钓鱼的引子，各式各样都是齐备的。这钓鱼是“七十岁学吹鼓手”才学了。退下来了，冒事了，这是健身养性的好运动；上次钓鱼比赛，也还真的拿了个头名……”
我接着说：“第三件事，听说您是一个福将，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李老的手在茶几上响亮一拍，“我这个人就是有一条，不怕死，敢打硬仗，敢打恶仗，战场打火线，死的就是那些怕死鬼。刚才我不是说了背着酒壶上战场嘛，这是违反纪律的昵，但在新四军时，这是傅秋涛同志为我特批的。平江人出来了，在外面干事就是吃得苦，不怕死，有一股倔劲，所以解放前，平江人没有一个孬种，个个都是好样的。”
李部长不认平江的“贫困县”
李锐，原中组部副部长，是管官的官，又是知识分子。30年代武汉大学机电系的毕业生．50年代水电部的副部长，还是我们国家的水电专家。李部长当官的资历老，为官的时间短，庐山会议后，基本上就是挨批、坐牢、下放，将近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出仍在水电部官复原职。后中组部为官，一生清廉坎坷，刚正不阿，
为争取国家批准平江为贫困县，我们还专题向李锐老同志作了汇报。李部长听说我们要争取一个贫困县的帽子，太惑不解，打断我们的话，很直爽地批评我们：“我们要换脑子，过去越穷越革命，穷光荣；现在搞改革开放，富才有人支持，现在不是叫穷的时候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你们还跑到北京要贫困帽子，是不是思想认识上有问题。”李部长的话是要我们从思想上清除左的影响，其实我心里明白，平江当时与湘西一些贫困县相比，与武夷山的贫困县比，还是好一些，我们要的不是贫困县，说白了我们要的是国家的政策。平江有这个优势，是老区，又有老同志讲话，一般情况下，人家争不到，我们可以争。李部长接着又责问我们：“平江怎么会是贫困县呢?国民党手里，湖南平、浏、澧是三个富县，平江特产丰富，茶、麻、油、纸四大特产，有的还直销国外。平江县商会在武汉还有会馆，我读书时还在这会馆住过，平江在武汉还有专用码头，平江人的小农经济是很殷实的，老百姓在平江过日子只缺一包盐，其它都可以自产自给。在平江当县长，当时是个肥缺，没有背景是当不成的。怎么解放了三十八九年，在你们的领导下，搞来搞去，成了一个贫困县，你们对上对下怎么交待啊?还跑到北京开后门，搞贫困县指标，这个忙我不帮，这个字我不能签。”李部长的批评一针见血。从过去讲到现在，说得在情在理。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批评。我们介绍平江历史与现状，由于战争的创伤，国民党对平江的“三光政策”，使平江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加上交通能源“瓶颈”的制约因素，使平江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争取贫困县，国家可以给我们许多优惠政策，老百姓可以得到好处。听我们这么一说，李老问道：“这贫困县的确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我们说：“可以减免老百姓的农业税和征购粮。”李老的脸色才变得和悦起来“既然是这样，这个字我还是签。”
李部长是平江在北京最年轻的老首长(今年也有85岁)，文章写得好，字也相当漂亮。特别是思维敏捷，和我们交谈很具思想性和逻辑性。按现在流行的话说其思想很前卫。头上稀疏的白发开了顶，加上宽阔的前额，像天空那么辽远。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看问题入木三分，其观点和看法从不掩饰。有一次我们听到李部长接电话，海南一出版社要发他的文章，建议他还修改一下，李部长接电话，脸上的表现马上晴转阴，并说：“我的文章你敢发就一字不改，要改你就不要发了。”这就是李部长的性格。
签了字，李部长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你们知道伪县政府衙门吃皇粮的是多少人吗?”我想了想还真不知道，便老实回答“不知道。”那你们现在县政府机关包括组阁局在内吃皇粮的人数是多少?”我说：“县政府系统包括组阁局(不包括政法系统)在内1800多人。”“告诉你，伪县政府正式吃皇粮的只有 99个人，你们现在的人数是过去的20倍。你们现在的教育局有多少人?”我说教育局40多人。旧社会教育科只有3个人。那些督学都是人头经费吃掉了。我这里给你们一份材料，内蒙古卓孜县的机构改革的经验，你们可以按照他们的作法进行机构改革，减少行政人员。如果不这样，县财政永远是个吃饭财政、贫团财政。我和李部长比较熟悉，说话也比较随便。我说：“李部长，这机构改革的事，要是您还在位，我们可以吃您的，现在您退下来了，我们在下面不敢搞，县里哪一个庙都不能拆，哪一个和尚都动不了，都是有条条管的，我们也得罪不起。机构改革只有从上改到下，才能奏效。”李部长摇了摇头，很担忧地说：“怎么能行呢?你们不敢从机构上、制度上改革，而一味要扶贫优惠政策，去吃国家的照顾饭与救济，这不是长远之策呀。”
方司令的“红机子”电话好打
方强，我们都叫他方司令。这司令也当得久，从苏联留学回来，1952年组建海军时的副司令，到80年代退下来时还是海军副司令。只是中途还当了六机部的部长，也还是与海军有关，主要是造船舶的。所以我们都说方司令是海军的元老创始人之一。方老是一位战将，戎马一生。退下来后，也还很活跃。挥毫泼墨，字写得很潇洒；游泳也是高手，90多岁了还经常下水；跳舞相当在行，交谊舞、迪斯高和国标都在行。1989年方老回老家平江视察，亲自教我跳舞，还逼着我下池陪他跳舞，方老讲，跳舞是“在音乐中散步，在运动中休息。”方老乐观豁达，现在是92岁了，身体还相当健康。
方老家乡观念很强，很看重家乡。对家乡的经济建设很关心，只要对家乡有好处的事他都热心、关心，在北京和方老一见面，方老总要说，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吗? 平江扶贫开发的资金与项目，黄金洞水库建设，平江的平伍公路，平江天一科技的上市等等倾注了方强老同志不少心血。在我心目中印象最深的是方老的“红机子” 电话好打。我也不知道北京有多少部红机子。只要把话筒提起来，接线小组就会很热情很周到地问你要哪里，要找谁，她都会一一帮你找到，而且不厌其烦。所以到北京办事，首先就到方老那里用红机子打电话找
这事过去十多年了，但“红机子”在我脑子里印象深刻。“红机子”只不过是通讯工具，更重要的是方老的威望和对家乡人民的一片真诚之心……
新兵怕火线，老兵怕冷枪
炮兵司令员吴信泉是位战将。讲起话来轻声细语，说出来的话，全是为了家人着想的，听得别人心里很舒服、踏实。吴司令员心地善良，消瘦的脸上一脸的慈祥，真看不出这吒咤风云的将军当年是怎样指挥千军万马在战场上杀敌的。我真难猜测出吴司令员在战场上那充满杀机的表情来，因为我们接触多年，从来大话都不讲一句，更没有看见过吴司令员生气的样子。向吴司令员汇报，他的上眼皮下垂得很低，开始我们以为吴司令员睡觉了，其实，他是在聚精会神听你的汇报。也许是战争的烟云陶冶了他的性格，使他变得温和起来了，但也不对，1958年吴司令员提意见，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也像战场上的大炮一样，最后轰了自己，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到1980年才彻底平反。
有一次和吴司令员聊天，我向吴司令员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吴老，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日本士官学校编的，古今中外著名战役《作战理论入门》中说，中共军队在朝鲜云山战役，是现代作战史上圆满成功的典范。听说，这次战役是您当三十九军军长时组织打的，不知有这回事没有?”吴司令员听了我提的问题，脸上垂的眼皮往上收了，额头上的皱纹也收缩得更深了。脸上的阳光更加灿烂了，笑而不语。好久好久才说：“你怎么知道是我打的呢?”我说“是我瞎蒙的。”“你这小子，这倒真的是被蒙对了。”吴司令员边说边笑，其实我不是蒙的，书中提到了三十九军，而三十九军军长正是吴信泉，和将军们接触多了，平江将军的辉煌也曾多少风闻一点，所以故意卖了个关子想听听吴司令员讲讲战争故事给我们听。吴老坐着也是腰杆笔直，一副军人相。提到这个话题，吴老把话匣子打开了。云山战役，是我们抗美援朝第一仗，是我三十九军组织打的。对手是美国所谓的常胜骑兵师和南朝鲜第一师。开战第一仗，彭老总说只准胜不能败，这是一场恶仗、硬仗，美国佬和南朝鲜靠装备气焰嚣张，我就不信你这一套，我们打的是士气，靠的是勇敢，靠的是灵活机动。运用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这一仗我部歼敌4000余人，缴获大炮119门、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飞机4架。所谓美国的王牌师就是由我军彻底将他收拾的，大大鼓舞了当时抗美援朝的士气。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吴老讲到收拾了美国王牌师时，右手捏着拳头，重重地击在桌子上。我们深知，吴司令员是位战将，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开始，无役不从，历经数百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抗美援朝，彭总点将又上了战场，可以说是全世界
吴司令员已经千古10年了，写这篇小文章，算是对吴司令员逝世10周年的纪念吧。
吴司令员讲的冷枪在我脑子里印象深刻，战场上的冷枪没有见过，和平时期人生经历中的冷枪我也受过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