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张学良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一二九师六八三团，在山东省济宁县二十里坡招兵，团长是赵少忠。当时，我因与本村大地主黄庆林打了架，考虑斗他不过，想去当兵逃生，碰此机遇，便加入了张学良部队。从1933年9月到1935年5月左右，在北京练兵，最后我被编入平射炮连，任副排长。当时，我们称张学良为张少帅。

    1935年，张少帅被调到陕北进攻红军，总司令部设在西安。到陕北后，张少帅指示：凡年纪未超过20岁的班、排长和未当过逃兵的士兵，调到总司令部编为警卫团，团长孙铭久，是归国留学生，上述条件我都符合，我被编入警卫团，当上尉排长。警卫团以排为单位，轮流守卫司令部一个星期。约在1935年10月的一天，少帅向我们警卫团全体战士介绍一位客人说：“这位先生是从老家东北来的，是我的表哥，请你们听他讲讲日寇是怎样残害中国人民的。”后来听说这位客人姓周。他义愤填膺地讲述了日本侵略我国的情况。听后，绝大部分战士流下了眼泪，我几乎放声哭了。张少帅在场两眼直盯着我。当时，我歌喉较好，在士兵中很有名声。在总部三次文娱会上，我表演了唱京剧和自编词曲节目。有一次，少帅登台和我握手。张少帅问我：“你今年多大年纪?”我回答说：“20岁”，“我大你8 岁。”少帅自我介绍。其实张少帅大我十几岁，他为什么只说大八岁，我不知其中的原因何在。张少帅又问：“你叫王兆华吗?”我立即向他敬了一个军礼，回答说：“是，我叫王兆华。”就这样，我给张少帅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印象。在团部表演中，赵少忠团长和我见而的机会更多了，因此，我和赵少忠的关系日益密切。

    1935年11月的一天，我排战士跟着张少帅、周先生一道乘“大拨云”飞机到兰州，驾驶员是少帅本人。到后，马上乘汽车到甘川东门洞集合。张少帅对我们作了简短讲话：“王排长，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要注意，枪不能走火，谁的枪走了火，就杀谁的头。我们的友军到了，我们有国仇、父仇，只能枪口对外，共同抗日。”接着，我对全排战士说：“刚才少帅下了命令，谁的枪走了火，就杀谁的头，你们要注意。”集合时，由甘川驻军第六八五团韩团长指挥严密防守。约一个钟头后，东门洞有六个人骑着马过来。张少帅亲切地接待了他们，随后，他们开会去了。我按布置，组织全排战士城内外严密守卫。大约在晚上一点左右，少帅又在东门洞送走那六位骑马来的客人。走后不久，我们吃了晚便饭，立即乘汽车回到兰州，再乘“大拨云”飞机，驾驶员仍是张少帅，于天明前到达西安。

    从甘川回去不久，张少帅的随从参谋唐凯暗地里指示我：“王兆平，总司令部很相信你，我们要给友军送点礼物，不能暴露秘密，谁暴露了，你们就不要回部队，就要杀头。”接指示后，我曾三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带一个最可靠的班，押送物资去甘川山窝里几个地方。第一次8辆汽车运送面粉：第二次4辆汽车运送枪支；第三次5辆汽车运送弹药。

    1936年“西安事变”前，我任临时副营长。接到指示，要坚决消灭蒋委员长的自卫军，不能开炮。在激战中，我们三营战士配合西北军消灭了少将蒋少贤的自卫军，并打死蒋介石的亲侄儿蒋少贤。随后，西北军负责解除蒋介石的警卫团，控制飞机场、火车站、邮电局等部门，截断蒋介石与外界的联络。我们三营战士负责活捉蒋介石，好不容易于12月12日凌晨，在临潼华清池附近抓住他。几个战士将蒋抬起，脚在前，头在后，从山上下来。我离蒋只有20多米，只见他两手举起，吓得发抖。三营颜营长连忙走上前去，向蒋敬礼，说：“委员长受惊了。”我也紧跟着走上前去，行了军礼，说：“委员长受惊了。”接着，我随同颜营长将蒋介石押送到总司令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东北军五十三军改属二十六兵团领导，一二九师改为一一六师，师长周福成：另编一个旅，旅长赵少忠，后升师长；六八三团改为六九六团，团长王立黄，统属第一战区管辖。改编后，我被调到六九六团一营一连重机枪连任连长。随后，开往石家庄、北京南苑等地抗击日军约3个月，其间我的左脚负伤。由于二十六兵团伤亡大，我们在河北休整两个月，于1937年年底进入山西黄鹤镇、雁门关、平型关打击日寇。1938年2月，二十六兵团过黄河，在郑州等地和日军作战，我由重机枪连调到师部搞侦察工作，任便衣队长(即营长)，管一个营的部队，边作战边侦察。二十六兵团改属第六战区领导后，我们进入湖北麻城、武昌等地抗战。为阻击日军九师团的进犯，五十三军开进了湖南平江、岳阳一带。从这年秋天起，在东洞庭湖边缘地区与日军对抗，部队曾一度驻扎在岳阳广兴洲、华容墨山铺和南县等地。

    1939年2月24日，我奉命带两个排的战士在岳阳县广兴洲壕子口阻击日本九师团三艘汽艇的登岸部队，消灭了日寇三个排的兵力，活捉了日本上校参谋长两人，击毁一艘汽艇。此后，我受到六战区大会8000元嘉奖，并提升为上校正团长，工资由每月120元增加到140元。同时，赵少忠师长提升为中将。

(王兆华同志系山东籍老军人，本文由沈梅初整理)